第28章
在牡蠣灣消防站的站長辦公室，傑森·摩爾關緊房門，先給太太打電話報了平安，隨即便聯絡他的好朋友丹·科茨。
科茨是聯邦調查局（FBI）“國家安全處”的助理局長，級別僅次於正、副局長。科茨和傑森·摩爾是紐約市警察學院的同學，他們私下交情非常好，從警察學院畢業後便各奔前程，在各自的領域發揮作用。
當然，在他們這批警察學院的同學中，科茨通往華盛頓的仕途走得最為順暢，簡直是官運亨通步步高升。
聯邦調查局下屬5個執行係統單位：包括刑事數碼響應及服務處、人力資源處、資訊及科技處、國家安全處和科學及科技處，主管由一位助理局長來擔任。他們的首要任務是捍衛美國的利益，保護美國免受恐怖襲擊，避免受到外國情報部門和間諜活動的侵害，在響應公眾需要和忠實美國憲法的前提下履行職責，為聯邦、州、市和國際機構及合作夥伴，提供領導和刑事司法服務，嚴厲打擊各級公共腐敗行為、跨國犯罪組織、外國反間諜活動和白領階層的犯罪，以及重大的暴力犯罪和毒品，在每一次調查獲得情報資料之後，遞交美國司法部官員和檢察官，由他們決定是否批準起訴采取行動。
話說聯邦調查局在全美境內受到普遍的關注，同時還保持著重要的國際影響力，在全球各地的美國大使館和領事館，運營了60個法律事務處（LEGAT）和辦事處，以及15個辦事分處。這些駐外辦事處主要是為了與外國安全部門協調，通常不在東道國進行單方麵行動。但有時候出於特殊原因，他們也可以在海外進行秘密活動。
為此，聯邦調查局的專業特工每年都在增長，目前全球有超過11,000名成員，去年的財政年度總預算約為87億美元，大多數專業特工作為大使的法律專員——他們自謔為“LEGATS”（Legal Attachés），全都派駐海外在美國駐外使館工作。
然而聯邦調查局維護法律的使命，既有值得驕傲的曆史，也有破壞法律的不光彩之處。科茨通往華盛頓升遷的道路，就是因為破獲一起重大的間諜案，而走上了光明的仕途。
科茨從警察學院畢業後，在紐約警界僅工作1年，第2年便跳槽去了聯邦調查局。1980年經過特殊培訓，他作為特工人員投入複雜的反情報工作——針對蘇聯進行間諜活動。
10年後的聖誕夜，科茨晉升為“國家安全處”情報組組長。那晚，他邀請警院的同學去夜總會，傑森·摩爾也應邀前往。他們平時忙於工作，見麵的機會有限，但兩人相見甚歡毫無疏遠感，吃喝玩樂好不熱鬧。
老同學舉杯慶賀科茨的升遷之喜，陪酒女郎們在一旁吆喝助興，大家喝酒敘舊好不快樂。他們正玩得興頭上呢，此時兩名身穿黑西服的男人，徑直走向科茨，湊近他的耳邊說道：“頭兒，不好意思，打擾了。老板聯絡不到你。你必須馬上回局裏。”
科茨聽了之後，眉頭緊蹙，下意識地問道：“給我喂點材料，出什麽大事了？”他清楚，除非發生緊急狀況，否則聖誕夜放假，上頭不會派人找來的。
“情報泄密，‘老鷹’被害身亡。”來人壓低聲音，簡單明了地向科茨匯報。
“老鷹”是科茨的老搭檔馬克·尼克爾森的代號，潛伏莫斯科已經5年了。尼克爾森做事向來考慮周全小心謹慎，他倆密切配合殺入敵人內部，獲得過具有殺傷力的情報。尼克爾森突然被害，他馬上判斷是內部出了奸細——叛國者。
“走，我們回去！”
眼見聚會在**中被打斷，科茨感到頗為抱歉，好在大家都是幹這行的，突發案情走人不用多解釋。不過他向老同學承諾道：“我知道大家沒有盡興，等我忙完案子，我們再來玩個痛快。”
等他們再次來到夜總會，已經是半年之後了，叛國案宣布告破，叛國者依法接受法律審判。這起叛國案轟動全美，那陣子電視新聞連篇累牘討論此案，他們老同學見麵聚會，免不了向科茨打探詳情。
“啊呀，這個案件不比007遜色，有些細節我現在可以透露了，那小子太狡猾。但我是誰呀？他能騙得過我嗎？”科茨的口吻洋洋得意。
科茨倒是有資格這麽誇耀自己。他確實聰明能幹，活該叛國者倒黴遇上勁敵。
就在馬克·尼克爾森遇害的當晚，聯邦調查局和中央情報局成立了一個聯合破案小組，代號“眼鏡蛇”，以尋找泄漏情報的可疑人。他們列出一份清單，一一排除潛在的嫌疑人，通過莫斯科的一個“線人”，根據支離破碎的線報，拚湊出泄密者的一些基本輪廓，代號“眼鏡蛇”的調查正式啟動。
當調查範圍縮小至兩名嫌疑人的時候，他們仍然無法確認誰是泄密者。與此同時，大量的機密情報依舊不斷地泄露出去，5個隱藏在蘇聯的“Asset”——情報人員，接二連三地遇害。
科茨日夜顛倒兩眼熬得通紅，猶如一頭猛獸驟然伸出利爪，蓄勢待發。他胡子拉碴的，一副咄咄逼人的模樣，逼迫“眼鏡蛇”的每一位成員不敢怠慢，加班加點撲在案子上。
眼看同僚的生命危在旦夕，科茨采取了極端的行動，承諾向一名克格勃代理人支付800萬美元，以獲取一名匿名“黃鼠狼”的檔案。“眼鏡蛇”成員經過指紋和語音分析，一個名字從重重迷霧中顯現出來——艾姆斯·費曼，聯邦調查局的特工。
初戰告捷，“眼鏡蛇”的成員異常興奮。但是想要抓住費曼，需要確鑿的犯罪證據，美國外國情報監視法庭授權聯邦調查局，對費曼實施電子監聽，從他的信件和個人生活垃圾中循跡拚圖，並在其車輛上安裝追蹤器。
他們在監聽電話的記錄中，發現費曼喜歡女人，頻繁往來於各種族裔的女人之間。他言語猥褻，對她們談不上有任何感情，看上去純粹是肉體交易。這大概是他唯一花錢的地方。不過他很狡猾，把自己偽裝成普通工薪階層，不開豪車，不買奢侈品，總是以快餐果腹，生活毫不招搖。
科茨請來一位行為學家，對費曼做了一個全麵的人格分析，得出的結論發現：費曼似乎不能、也不願與人發展親密關係，這是一個優秀間諜所具備的素質。他不受意識形態的約束，所做的一切完全為了錢，完全稱得上是一個完美的間諜。
一天，科茨聽手下的組員匯報說，費曼訂了一張去墨西哥的機票，很可能是去和克格勃的人聯絡，這是獲取鐵證，一招製勝的絕好機會。
科茨急忙去法院申請了一張搜查令，帶領他的部下奔赴機場，瞄準費曼的行李，進行了秘密的搜查。為了避免打草驚蛇，他們小心翼翼地打開行李箱，每一層的物品都拍照留底，隨後再根據照片，把物品原樣放回去。
他們很失望，行李箱內沒有發現機密文件。費曼去墨西哥是會見女人！
但是科茨不甘心。這似乎不合乎邏輯。一個對女人隻有肉欲、談不上任何感情的人，大老遠地跑去墨西哥找女人？紐約充斥著各色出賣肉體的女人，費曼為什麽舍近求遠，非要去墨西哥會女人呢？
科茨立刻命令“眼鏡蛇”的成員：“給我盯緊墨西哥女人，別讓她跑了。她身上有情報。”
他絕不是憑空想象，而是根據邏輯推理得出的結論。費曼喜歡女人不假。他很有可能利用會見女人作掩護，實際上是遞送和交割機密文件。
後來對費曼的審訊和他自己的交代證明，科茨的判斷是正確的。
費曼在加入聯邦調查局的第3年，便接近蘇聯“格魯烏”——蘇聯總參謀部情報部，啟動了他的第一次間諜活動，在蘇聯解體期間擔心會被曝光，選擇暫停與“格魯烏”的聯絡，到了1989年重新啟動他的間諜活動，直到被捕。
費曼始終以匿名的身份，21年的時間，向蘇聯情報部的克格勃出售數千份機密文件，泄密美國在核戰爭中的戰略、軍事武器技術的發展，以及美國反情報的計劃。費曼在進行間諜活動的時候，泄露了為美國秘密工作的克格勃特工的名字，其中很多人因叛國罪被蘇聯情報部處決。
當費曼置於“眼鏡蛇”的監視之下，1990年，很快被發現再次與俄羅斯人接觸。聯邦調查局采取明升暗降的手段，調動費曼回總部，使他遠離敏感的機密信息，並且便於密切監控。
費曼知道他早晚會暴露，其實在調回聯邦調查局總部的時候，便明白自己被懷疑了。即便已經成為懷疑的目標，也沒能阻止他把情報送出去。
1991年3月11日，費曼最後一次坐飛機前往墨西哥，與選中的女人在賓館會麵，兩人你情我願地做完交易。他大方地請她共進晚餐，條件是要這個女人去一趟車站，幫他把一個包裹放進儲物箱。當然，遞送情報的過程全在費曼的監控下完成。
那天晚餐過後，費曼按照慣例，把機密文件用垃圾袋密封包裝，交到墨西哥女人的手中。他則不緊不慢地跟在她的身後，兩人走進汽車站，女人打開儲物箱，把包裹放進去鎖上門，然後在門上貼了一個十字架貼紙。
“十字架貼紙”，是費曼與克格勃設定的暗號，蘇聯情報部獲得包裹便會把報酬——美元，存進費曼在瑞士銀行的賬戶裏。費曼從來不告訴克格勃自己的身份，並且拒絕與他們見麵，隻通過網絡完成整個交易，每一次都約見不同的女人，利用她們在不同的地方，幫他投放機密文件。
眼看費曼轉身即將離開，科茨帶領“眼鏡蛇”成員衝進車站，團團圍住費曼和墨西哥女人。科茨出其不意地掏出手銬，“哢嚓”一聲銬住費曼，向他宣告米蘭達規則，以叛國罪逮捕他。
不料，費曼竟然昂起頭，笑著問道：“你們怎麽才來呀？”
科茨聽了費曼的傲慢質問，真想上去賞他一巴掌，此人在20年間出賣美國，司法部描述他的間諜活動，為美國曆史上最嚴重的情報災難。這個叛國賊，何來如此的底氣？
其實費曼倒不是傲慢。20年來，他一直生活在恐懼中，擔心暴露賣國的行徑，日複一日地僥幸過日子，似乎天天等著自己被捕。所以，看見聯邦調查局的同僚來抓捕他，心裏反倒踏實了。
但是費曼知道自己罪孽深重，20年向蘇聯出售數千份機密文件，收受超過160萬美金，對美國造成了重大的損失，很擔心會被判處死刑。於是費曼通過律師，與檢方談判達成一項辯訴交易，使他能夠逃脫死刑，以換取與當局的合作。
1991年6月6日，費曼在紐約法院承認14項間諜罪，外加一項串謀間諜罪。第2年，他被判處終身監禁不能假釋。在紐約附近的聯邦監獄服刑，每天單獨監禁23小時。
經過6個月的日夜奮戰，費曼的叛國案終於塵埃落定，科茨作為主管此案的特工，挽回了聯邦調查局的尊嚴，這就奠定了他在局裏的地位。紐約警察學院的師生無不為科茨感到自豪，老校長邀請他回學院，為在校的學生演講，鼓舞士氣增加學生的榮譽感。
這一晃18年過去了，科茨已晉升為聯邦調查局的第三把交椅，下一任總統換屆，他很有可能被提升為局長。傑森·摩爾相信科茨的能力，當然也最信任這個老朋友。
“丹，我是傑森。我需要你幫忙。”傑森·摩爾開門見山，毫不遲疑地發出請求。
“傑森，很遺憾，漢瑞的不幸我知道了。你節哀順變！我已經在去你家的路上，我明早有一個會議，今晚就睡在你家。”
科茨沒有多餘的安慰話，可是傑森·摩爾聽了，一時哽咽難言。科茨每次從華盛頓來紐約，總是在他家裏落腳，可以說是看著漢瑞長大的。科茨第一時間前來探望，盡管言語不多，卻觸碰了他心中的軟肋。
“老兄，我馬上就到。今晚，我們好好聊聊。我帶了一瓶‘布羅拉35年’威士忌，你記得嗎？我們上次一起買的。”
傑森·摩爾當然記得了。那是2012年10月的一個周末，他們相約去參加紐約威士忌節（Whisky Fest New York 2012），地點在時代廣場的萬豪（Marriott）酒店。他倆平時喜歡小酌幾杯，紐約威士忌節已經舉辦15年了，他們因為工作的關係，一直沒有機會去。今年可能是經濟不景氣，威士忌節第一次安排在周末，一張門票325美元。
他們本來覺得票價挺昂貴的，不過舉辦方安排的第一項活動，是“威士忌收藏和拍賣”，可以讓大家品嚐極品威士忌，像是“布羅拉30年”威士忌（Brora 30 Year Old），還有1963年的格蘭傑（Glenmorangie 1963），以及金·波摩爾（Gold Bowmore）。
波摩爾是具有收藏價值的威士忌傑作，也是非常奢華的威士忌，在拍賣會上拍出了7000美元一瓶，隻要喝一口（其實不止一口），立刻值回票價。況且拍賣會後的4個小時，來自世界不同國家超過250種威士忌，都可以慢慢去品嚐，瓶裝相當精致漂亮，簡直眼花繚亂！
他和科茨在拍賣會上兩人拚湊了645美元，一起拍下一瓶2012年專場發行的“布羅拉35年”（Brora 35 Year Old Special Release 2012），在1976年和1977年期間蒸餾完畢，“陳年”於美國橡木桶內，充滿香草、蜂窩和檸檬的香味。他們相約由科茨收藏，等待一個特殊的日子一起品味。
傑森·摩爾沒想到這個特殊的日子，居然是兒子因公殉職，他們不得不借酒來解愁，思念過早故去的親人。
“傑森，我說的話你聽見嗎？我馬上到了，你等我。”科茨在電話那頭，感覺傑森·摩爾悲傷至極，可能他們見了麵，老朋友的情緒興許會好一些。
“好吧。我等你。這裏還有一個人要見你。”
“他是誰？”
“我們見麵再談，我等你。”
傑森·摩爾掛斷電話，走出辦公室對史蒂夫說：“走，我帶你去見一個人。”然後，掉頭對消防站值班組長說：“我正在辦案子，我的車子不能用，你能派車送我回家嗎？”
“可以，沒問題。我開消防車送你回去。”
“謝謝你！”
在佛羅倫薩大道靠近牡蠣灣海灣，弗蘭西斯坐在奔馳汽車上，兩眼盯著不遠處的一棟獨立洋房，收起手機，命令手下的打手說：“走吧。上頭命令我們撤。”
“頭兒，我們一個不留，全撤嗎？”
“廢什麽話，全都給我撤。難道你想被FBI抓走？”
“好嘞。我通知他們。”
小嘍囉打開手機上的手電筒，向後車窗閃了3下，這是“撤退”的暗號。後麵3輛車子一一啟動，沿著佛羅倫薩大道向著墨爾本大街開去。
“傑森，據我的線報提供的情報，法拉利已經死了，明天在聖約翰公墓舉行葬禮。”
科茨坐進傑森·摩爾家的客廳，發現史蒂夫坐在他的對麵，夜已深，又是這麽特殊的時候，摩爾的家裏出現陌生人，情況非同尋常。他馬上判斷傑森把來人介紹給他，一定和漢瑞的死亡事件有關。
果不其然。科茨聽完傑森和史蒂夫的敘述，明白了漢瑞的死因確實蹊蹺，而他麵前的年輕人看著相當精明，對整起事件的推理很合乎邏輯，於是連夜打電話，通過線人了解安德烈·法拉利的情況。
傑森·摩爾急忙問道：“法拉利是怎麽死的？他一定被滅口了，我們的線索就此中斷。”他看著史蒂夫，心下暗想：“這小子分析得挺有道理的，這一連串的謀殺確實有隱情。”這樣一想，便連忙建議道：“還有一個人可以追查。”
科茨問：“誰？”
史蒂夫搶先回答道：“埃裏克·克拉克。”
傑森略微一想，看著科茨說：“嗯。現在間接證據找到了，我們可以立案調查。我覺得可以兵分兩路，一暗一明，順藤摸瓜一查到底。”
史蒂夫連忙說：“我有一個大膽的想法——引蛇出洞。由我和太太做誘餌，你們負責調查和抓凶手。”
“不行，這樣做太危險。”傑森·摩爾表示反對。
科茨站了起來，低頭尋思片刻，果斷地說道：“我看這方案可行。不過需要周密的計劃和安排，首先要保證你和你太太的生命安全。”職業敏感告訴他，這起案子隱藏的真相，絕非普通謀殺這麽簡單，很有可能又是一起重大案件。
史蒂夫立刻提議說：“明天我們社區有一個派對，在教會的中學禮堂舉行，你們可以利用這個機會，抓捕罪犯。我想知道是誰想要殺我們。”
“好，你給我具體地址，我馬上來做一個計劃。”
科茨說著，打開手機“穀歌”地圖，與史蒂夫和傑森·摩爾一起，連夜商量和研究“誘捕”計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