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藝術

我與藝術相交忘情，藝術與我忘情相交，凡八十又六年矣。然而說起欣賞之經驗，卻甚寥寥。

在我看來，美學就是一種欣賞。美學，一方麵講創造，一方麵講欣賞。創造和欣賞是相通的。創造是為了給別人欣賞，起碼是為了自己欣賞。欣賞也是一種創造，沒有創造，就無法欣賞。六十年前，我在《看了羅丹雕刻以後》裏說過，創造者應當是真理的搜尋者，美鄉的醉夢者，精神和肉體的勞動者。欣賞者又何嚐不當如此？

中國有句古話，叫做“萬物靜觀皆自得”。靜故了群動，空故納萬境。藝術欣賞也需澡雪精神，進入境界。莊子最早提倡虛靜，頗懂個中三昧，他是中國有代表性的哲學家中的藝術家。老子、孔子、墨子他們就做不到。莊子的影響大極了。中國古代藝術繁榮的時代，莊子思想就突出，就活躍，魏晉時期就是一例。

晉人王戎雲：“情之所鍾，正在我輩。”創造需熾愛，欣賞亦需鍾情。記得三十年代初，我在南京偶然購得隋唐佛頭一尊，重數十斤，把玩終日，因有“佛頭宗”之戲。是時悲鴻等好友亦交口稱讚，愛撫不已。不久，南京淪陷，我所有書畫、古玩**然無存，唯此佛頭深埋地底，得以幸存。今仍置於案頭，滿室生輝。這些年，年事漸高，興致卻未有稍減。一俟城內有精彩之藝展，必拄杖擠車，一睹為快。今雖老態龍鍾，步履維艱，猶不忍釋卷，冀臥以遊之！

藝術趣味的培養，有賴於傳統文化藝術的滋養。隻有到了徽州，登臨黃山，方可領悟中國之詩、山水、藝術的韻味和意境。我對藝術一往情深，當歸功於孩童時所受的熏陶。我在《我和詩》一文中追溯過，我幼時對山水風景古刹有著發乎自然的酷愛。天空的遊雲和複成橋畔的垂柳，是我孩心最親密的伴侶。風煙清寂的郊外，清涼山、掃葉樓、雨花台、莫愁湖是我同幾個小伴每星期日步行遊玩的目標。十七歲一場大病之後，我扶著弱體到青島去求學，那象征著世界和生命的大海，哺育了我生命裏最富於詩境的一段時光……

藝術的天地是廣漠闊大的，欣賞的目光不可拘於一隅。但作為中國的欣賞者，不能沒有民族文化的根基。外頭的東西再好，對我們來說，總有點隔膜。我在歐洲求學時，曾把達·芬奇和羅丹等的藝術當作最崇拜的詩。可後來還是更喜歡把玩我們民族藝術的珍品。中國藝術無疑是一個寶庫！

多年以來，對欣賞一事，論者不多。《指要》一書，可謂難得。書中所論，亦多灼見。受編者深囑，成此文字，是為序。

一九八三年九月十日於北京大學未名湖畔

藝術與中國社會[3]

依於仁，遊於藝

——孔子

孔子說“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這三句話挺簡括地說出孔子的文化理想、社會政策和教育程序。王弼解釋得好：“言為政之次序也：夫喜懼哀樂，民之自然，感應而動，而發乎詩歌。所以陳詩采謠，以知民誌風。既見其風，則損益基焉。故因俗立誌，以達其禮也。矯俗檢刑，民心未化，故感以樂聲，以和其神也。”中國古代的社會文化與教育是拿詩書禮樂做根基。《禮記·王製》：“樂正崇四術，立四教……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教育的主要工具，門徑和方法是藝術文學。藝術的作用是能以感情動人，潛移默化培養社會民眾的性格品德於不知不覺之中，深刻而普遍。尤以詩和樂能直接打動人心，陶冶人的性靈人格。而“禮”卻在群體生活的和諧與節律中，養成文質彬彬的動作、整齊的步調、集中的意誌。中國人在天地的動靜、四時的節律、晝夜的來複、生長老死的綿延，感到宇宙是生生而具條理的。這“生生而條理”就是天地運行的大道，就是一切現象的體和用。孔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最能表出中國人這種“觀吾生，觀其生”（易觀卜辭）的風度和境界。這種最高度的把握生命，和最深度的體驗生命的精神境界，具體地貫注到社會實際生活裏，使生活端莊流麗，成就了詩書禮樂的文化。但這境界，這“形而上的道”，也同時要能貫徹到形而下的器。器是人類生活的日用工具。人類能仰觀俯察，構成宇宙觀，會通形象物理，才能創作器皿，以為人生之用。器是離不開人生的，而人也成了離不開器皿工具的生物。而人類社會生活的高峰，禮和樂的生活，乃寄托和表現於禮器樂器。

禮和樂是中國社會的兩大柱石。“禮”構成社會生活裏的秩序條理。禮好像畫上的線文鉤出事物的形象輪廓，使萬象昭然有序。孔子曰：“繪事後素。”“樂”滋潤著群體內心的和諧與團結力。然而禮樂的最後根據，在於形而上的天地境界。《禮記》上說：

禮者，天地之序也；樂者，天地之和也。

人生裏麵的禮樂負荷著形而上的光輝，使現實的人生啟示著深一層的意義和美。禮樂使生活上最實用的、最物質的衣食住行及日用品，升華進端莊流麗的藝術領域。三代的各種玉器，是從石器時代的石斧石磬等，升華到圭璧等的禮器樂器。三代的銅器，也是從銅器時代的烹調器及飲器等，升華到國家的至寶。而它們藝術上的形體之美、式樣之美、花紋之美、色澤之美、銘文之美，集合了畫家書家雕塑家的設計與模型，由冶鑄家的技巧，而終於在圓滿的器形上，表出民族的宇宙意識（天地境界）、生命情調，以至政治的權威，社會的親和力。在中國文化裏，從最低層的物質器皿，穿過禮樂生活，直達天地境界，是一片渾然無間、靈肉不二的大和諧，大節奏。

因為中國人由農業進於文化，對於大自然是“不隔”的，是父子親和的關係，沒有奴役自然的態度。中國人對他的用具（石器銅器），不隻是用來控製自然，以圖生存，他更希望能在每件用品裏麵，表出對自然的敬愛，把大自然裏啟示著的和諧、秩序，它內部的音樂、詩，表現在具體而微的器皿中。一個鼎要能表象天地人。《詩繹》裏說：

詩者，天地之心。

《樂記》裏說：

大樂與天地同和……。[4]

《孟子》曰：

君子……上下與天地同流。[5]

中國人的個人人格、社會組織以及日用器皿，都希望能在美的形式中，作為形而上的宇宙秩序，與宇宙生命的表征。這是中國人的文化意識，也是中國藝術境界的最後根據。

孔子是替中國社會奠定了“禮”的生活的。禮器裏的三代彝鼎，是中國古典文學與藝術的觀摩對象。銅器的端莊流麗，是中國建築風格，漢賦唐律，四六文體，以至於八股文的理想典範。它們都傾向於對稱、比例、整齊、諧和之美。然而，玉質的堅貞而溫潤，它們的色澤的空靈幻美，卻領導著中國的玄思，趨向精神人格之美的表現。它的影響，顯示於中國偉大的文人畫裏。文人畫的最高境界，是玉的境界。倪雲林畫可以代表。不但古之君子比德於玉，中國的畫、瓷器、書法、詩、七弦琴，都以精光內斂，溫潤如玉的美為意象。

然而，孔子更進一步求“禮之本”。禮之本在仁，在於音樂的精神。理想的人格，應該是一個“音樂的靈魂”。劉向《說苑》裏有這麽一段記載：

孔子至齊郭門外，遇嬰兒，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曰：“趣驅之，趣驅之，韶樂將作！”

他在一個嬰兒的靈魂裏，聽到他素所傾慕的韶樂將作。（“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說苑》上這段記載，雖未必可靠，卻極有意義。可以想見孔子酷愛音樂的事跡已經謠傳成為神話了。

社會生活的真精神在於親愛精誠的團結，最能發揚和激勵團結精神的是音樂！音樂使我們步調整齊，意誌集中，團結的行動有力而美。中國人感到宇宙全體是大生命的流行，其本身就是節奏與和諧。人類社會生活裏的禮和樂，反射著天地的節奏與和諧。一切藝術境界都根基於此。

但西洋文藝自希臘以來所富有的“悲劇精神”，在中國藝術裏，卻得不到充分的發揮，且往往被拒絕和閃躲。人性由劇烈的內心矛盾才能掘發出的深度，往往被濃摯的和諧願望所淹沒。固然，中國人心靈裏並不缺乏他雍穆和平大海似的幽深，然而，由心靈的冒險，不怕悲劇，以窺探宇宙人生的危岩雪嶺，發而為莎士比亞的悲劇、貝多芬的樂曲，這卻是西洋人生波瀾壯闊的造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