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局

放下武器以後，我們被集中起來參加學習，住在縣裏的解放小學，解放小學就是過去保安團的駐地。學習的目的就是改造思想，使我們這些土匪成為新社會能夠接受的，自食其力的新人。洪主任經常親自來給我們講課，他給我們講了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分析了我們上山當土匪的階級成因和社會原因，還給我們講紅軍長征過雪山草地的故事。因為跟我有那麽一層老關係，他也經常到我住的房間跟我閑聊，我聽說外麵到處都在打土豪分田地搞土改劃階級成分，便請教他如果給我劃成份，我應該是啥成份。

洪主任想了一陣說：“你不是農民，也不是工人，又不是商人，更不是財東，按照毛主席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我看你應該劃成流氓無產階級。”

無產階級是好階級，這我懂，可是前頭加上了“流氓”兩個字就讓人掃興。不過，想起我跟二娘還有李敏敏的那些事兒，想起跟李冬青到西安城裏逛窯子的荒唐經曆，說我流氓也不為過。我沒敢和洪主任爭辯，紅著臉接受了“流氓無產階級”這個身份。不過，不管流氓不流氓，反正我是無產階級，怎麽說也比李冬青那個“地主分子”、“曆史反革命”強得多。土改的時候李冬青被劃成地主分子，戴了高帽子遊街，渾身上下糊滿了佃戶們吐的痰擤的鼻涕，整個人變成了路邊扔著的大痰桶。他的家產也被分得一幹二淨。鎮反的時候他又被定性為曆史反革命，判了無期徒刑，在監獄裏待了二十多年一直到國慶二十周年的時候才獲得大赦，出獄後安排到縣文史館當編輯，成了我的下級，表現還挺好，我摸不透他是真的改造好了，還是裝的。

我們夥裏的夥計提前結束了整編，年輕力壯自己又願意的參加了解放軍，年紀大的回到狗娃山下種地，土改的時候跟所有貧下中農一樣分到了自己的土地，安安穩穩地過起了十來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的幸福生活。夥計們都說還是共產黨好，打土豪分田地，耕者有其田，農民有了地，誰還會當土匪呢？我在學習班待的時間比較長，主要是等上級對我們狗娃山夥裏的定性，看我們到底屬於什麽性質，然後才能根據上級的定性對我的未來做出決定。過了幾個月之後，洪主任通知我，上級根據我們的情況，確定我們為進步的農民武裝，由於我在革命困難時期支援過紅軍一百擔麥子，又打過日本人，還跟國民黨保安團、正規軍打過仗，所以給我的定性是對革命有貢獻的民主進步人士。洪主任跟我商量：“你有文化，領導上想安排你到縣文史資料室工作，征求你的意見，如果你不願意去，組織上還可以再考慮。”

我說：“沒啥考慮的，隻要領導覺得我成我就幹。”

我於是到了縣文史資料室上班，放下槍杆子，拿起了筆杆子。洪主任說，這就是新中國跟舊中國的根本不同，舊中國把人變成匪，新中國把匪變成人。過了半年我還當了文史資料室的副主任，負責主持編寫本地土匪和地方武裝史。又過了一年，縣政協改選，我又被選上了縣政協副主席。花花識字，在那個時代識字的女人就像天上掉下來的白屎殼螂一樣珍稀，她的家庭成份又定了貧農，洪主任動員她參加工作，她就當了縣婦聯的副主任，後來竟然還入了黨，當了副縣長，比我紅。

狗娃山的堡子荒了，再沒有人到那裏占山為王了。奶奶跟我們一家住在縣城，我跟花花都要上班，她就成了我們家的總管。她徹底變了性子，成了一個安分守己安詳和善的老太太。如果你在縣城的街道上看到她領著孫子孫女們溜彎，跟小商販們為買一把炒蠶豆、一捆菠菜一分錢兩分錢的討價還價，你絕對不會想到她就是當年橫槍立馬飛簷走壁叱吒風雲的女飛賊。看著她夏日坐在院子裏的小凳上享受傍晚的涼風，冬天正午坐在院門口享受溫暖的陽光，連我有時候都覺得過去那烽火鐵血的日子隻是一場夢。我問她過這種日子習慣不習慣，會不會感到悶氣。奶奶說現在天下太平，不能再胡作非為了，胡作非為就是逆天行事，絕沒有好下場。又說，現在財東都打倒了，窮漢有吃有穿有營生幹，太平盛世，她要好好享受晚年的安寧和幸福。每年清明節奶奶都要回狗娃山一趟，大掌櫃跟二娘葬在那裏，她要給他們燒紙。她去世以後，我們就把她跟大掌櫃葬到了一起，每逢清明節，我都跟花花帶著孩子們去給他們上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