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去國途中
我心裏不知道是什麽滋味，酸、甜、苦、辣，攪和在一起，但是絕沒有像調和雞尾酒那樣美妙。我充滿了渴望，而又忐忑不安，有時候想得很美，有時候又憂心忡忡，在各種思想矛盾中，迎接我生平的第一次大抉擇、大冒險。
天賜良機
正當我心急似火而又一籌莫展的時候，真像是天賜良機，我的母校清華大學同德國學術交換處（DAAD）簽訂了一個合同：雙方交換研究生，路費製裝費自己出，食宿費相互付給：中國每月30塊大洋，德國120馬克。條件並不理想，120馬克隻能勉強支付食宿費用。相比之下，官費一個月800馬克，有天淵之別了。
然而，對我來說，這卻像是一根救命的稻草，非抓住不行了。我在清華名義上主修德文，成績四年全優（這其實是名不副實的），我一報名，立即通過。但是，我的困難也是明擺著的：家庭經濟瀕於破產，而且親老子幼。我一走，全家生活靠什麽來維持呢？我麵對的都是切切實實的現實困難，在狂喜之餘，不由得又心憂如焚了。
我走到了一個岔路口上：一條路是桃花，一條是雪。開滿了桃花的路上，雲蒸霞蔚，前程似錦，不由得你不想往前走。堆滿了雪的路上，則是暗淡無光，擺在我眼前是終生青衾，老死學宮，天天為飯碗而搏鬥，時時引“安靜”為鑒戒。究竟何去何從？我逢到了生平第一次重大抉擇。
出我意料之外，我得到了我叔父和全家的支持。他們對我說：我們咬咬牙，過上兩年緊日子；隻要餓不死，就能迎來勝利的曙光，為祖宗門楣增輝。這種思想根源，我是清清楚楚的。當時封建科舉的思想，仍然在社會上流行。人們把小學畢業看作秀才，高中畢業看作舉人，大學畢業看作進士，而留洋鍍金則是翰林一流。在人們眼中，我已經中了進士。古人說：沒有場外的舉人；現在則是場外的進士。我眼看就要入場，焉能懸崖勒馬呢？
認為我很“安靜”的那一位宋還吾校長，也對我完全刮目相看，表現出異常的殷勤，親自帶我去找教育廳長，希望能得到點兒資助。但是，我不成材，我的“安靜”又害了我，結果空手而歸，再一次讓校長失望。但是，他熱情不減，又是勉勵，又是設宴歡送，相期學成歸國之日再共同工作，令我十分感動。
我高中的同事們，有的原來就是我的老師，有的是我的同輩，但年齡都比我大很多。他們對我也是刮目相看。年輕一點兒的教員，無不患上了留學熱。也都是望穿秋水，欲進無門，誰也沒有辦法。現在我忽然撈到了鍍金的機會，洋翰林指日可得，宛如蟄龍升天，他年回國，絕不會再待在濟南高中了。他們羨慕的心情溢於言表。我忽然感覺到，我簡直成了《儒林外史》中的範進，雖然還缺一個老泰山胡屠戶和一個張鄉紳，然而在眾人心目中，我忽然成了特殊人物，覺得非常可笑。我雖然還沒有春風得意之感，但是內心深處是頗為高興的。
但是，我的困難是顯而易見的。除了前麵說到的家庭經濟困難之外，還有製裝費和旅費。因為我知道，到了德國以後，不可能有餘錢買衣服，在國內製裝必須周到齊全。這都需要很多錢。在過去一年內，我從工資中節餘了一點兒錢，數量不大，向朋友借了點兒錢，七拚八湊，勉強做了幾身衣服，裝了兩大皮箱。長途萬裏的旅行準備算是完成了。此時，我心裏不知道是什麽滋味，酸、甜、苦、辣，攪和在一起，但是絕沒有像調和雞尾酒那樣美妙。我充滿了渴望，而又忐忑不安，有時候想得很美，有時候又憂心忡忡，在各種思想矛盾中，迎接我生平的第一次大抉擇、大冒險。
我終於在1935年8月1日離開了家。我留下的是一個破敗的家，老親、少妻、年幼的子女。這樣一個家和我這一群親人，他們的命運誰也不知道，正如我自己的命運一樣。生離死別，古今同悲。江文通說：“黯然銷魂者，唯別而已矣。”他又說：“割慈忍愛，離邦去裏，瀝泣共訣，擠血相視。”我從前讀《別賦》時，隻是欣賞它的文采。然而今天自己竟成了賦中人。此情此景實不足為外人道也。
臨離家時，我思緒萬端。叔父、嬸母、德華（妻子），女兒婉如牽著德華的手，才出生幾個月的延宗酣睡在母親懷中，都送我到大門口。嬌女、幼子，還不知道什麽叫離別，也許還覺得好玩兒。雙親和德華是完全理解的。我眼裏含著淚，硬把大量的眼淚壓在肚子裏，沒有敢再看他們一眼——我相信，他們眼裏也一定噙著淚珠——扭頭上了洋車，隻有大門樓上殘磚敗瓦的影子在我眼前一閃。
我先乘火車到北平。辦理出國手續，隻有北平有可能，濟南是不行的。到北平以後，我先到沙灘找了一家公寓，賃了一間房子，存放那兩隻大皮箱。立即趕赴清華園，在工字廳招待所找到了一個床位，同屋的是一位比我高幾級的清華老畢業生，他是什麽地方保險公司的總經理。夜半聯床，娓娓對談。他再三勸我，到德國後學保險。將來回國，飯碗絕不成問題，也許還是一隻金飯碗。這當然很有**力，但卻同我的願望完全相違。我雖向無大誌，可是對做官、經商，卻決無興趣，對發財也無追求。對這位老學長的盛意，我隻有心領了。
此時正值暑假，學生幾乎都離校回家了。偌大一個清華園，靜悄悄的。但是風光卻更加旖旎，高樹蔽天，濃蔭匝地，花開綠叢，蟬鳴高枝；荷塘裏的荷花正迎風怒放，西山的紫氣依舊幻奇。風光雖美，但是我心中卻感到無邊的寂寞。僅僅在一年前，當我還是學生的時候，我那眾多的小夥伴都還聚在一起，或臨風朗讀，或月下抒懷。黃昏時漫步荒郊，回校後餘興尚濃，有時候沿荷塘步月，領略荷塘月色的情趣，其樂融融，樂不可支。然而曾幾何時，今天卻隻剩下我一個人又回到水木清華，睹物思人，對月興歎，人去樓空，宇宙似乎也變得空****的，令人無法忍受了。
我住的工字廳是清華的中心。我的老師吳宓先生的“藤影荷聲之館”就在這裏。他已離校，我隻能透過玻璃窗子看室中的陳設，不由憶起當年在這裏高談闊論時的情景，心中黯然。離開這裏不遠就是那一間臨湖大廳，“水木清華”四個大字的匾就掛在後麵。這個廳很大，裏麵擺滿了紅木家具，氣象高雅華貴。平常很少有人來，因此幽靜得很。幾年前，我有時候同吳組緗、林庚、李長之等幾個好友，到這裏來閑談。我們都還年輕，有點兒不知道天高地厚，說話海闊天空，旁若無人。我們不是糞土當年萬戶侯，而是揮斥當代文學家。記得茅盾的《子夜》出版時，我們幾個人在這裏碰頭，議論此書。當時意見截然分成兩派：一派完全肯定，一派基本否定。大家爭吵了個不亦樂乎。我們這種侃大山，一向沒有結論，也不需要有結論。各自把自己的話盡量誇大其詞地說完，然後再談別的問題，覺得其樂無窮。今天我一個人來到這間大廳裏，睹物思人，又不禁有點兒傷感了。
在這期間，我有的是空閑。我曾拜見了幾位老師。首先是馮友蘭先生，據說同德國方麵簽訂合同，就是由於他的斡旋。其次是蔣廷黻先生，據說他在簽訂合同中也出了力。他懇切勸我說，德國是法西斯國家，在那裏一定要謹言慎行，免得惹起麻煩。我感謝師長的叮囑。我也拜見了聞一多先生。這是我同他第一次見麵；不幸的是，也是最後一次見麵。等到十一年後我回國時，他早已被國民黨反動派暗殺了。他是一位我異常景仰的詩人和學者。當時談話的內容我已經完全忘記，但是他的形象卻永遠留在我心中。
有一個晚上，吃過晚飯，孤身無聊，信步走出工字廳，到朱自清先生的《荷塘月色》中所描寫的荷塘邊上去散步。於時新月當空，萬籟無聲。明月倒影荷塘中，比天上那一個似乎更加圓明皎潔。在月光下，荷葉和荷花都失去了色彩，變成了灰蒙蒙的一個顏色。但是縷縷荷香直逼鼻管，使我仿佛能看到翠綠的荷葉和紅豔的荷花。荷葉叢中閃熠著點點的火花，是早出的螢火蟲。小小的火點動**不定，忽隱忽現，仿佛要同天上和水中的那個大火點兒，爭光比輝。此時，宇宙間仿佛隻剩下了我一個人。前麵的鵬程萬裏，異鄉漂泊；後麵的親老子幼的家庭，都離開我遠遠的，遠遠的，陷入一層薄霧中，望之如蓬萊仙山了。
但是，我到北平來是想辦事兒的，不是來做夢的。當時的北平沒有外國領事館，辦理出國護照的簽證，必須到天津去。於是我同喬冠華就聯袂乘火車赴天津，到俄、德兩個領館去請求簽證。手續絕沒有現在這樣複雜，領事館的俄、德籍的工作人員，隻簡簡單單地問了幾句話，含笑握手，並祝我們一路順風，我們的出國手續就全部辦完，隻等出發了。
回到北平以後，幾個朋友在北海公園為我餞行，記得有林庚、李長之、王錦弟、張露薇等。我們租了兩隻小船，**舟於荷花叢中。接天蓮葉，映日荷花，在太陽的照射下，紅是紅，綠是綠，各極其妙，同那天清華園的荷塘月色，完全不同了。我們每個人都興高采烈，臧否人物，指點時政，意氣風發，所向無前，“語不驚人死不休”。我們真仿佛成了主宰沉浮的英雄。玩了整整一天，盡歡而散。
千裏涼棚，沒有不散的筵席。終於到了應該啟程的日子。8月31日，朋友們把我們送到火車站，就是現在的前門老車站。當然又有一番祝福，一番叮囑。在登上火車的一刹那，我腦海裏忽然浮現出一句舊詩：“萬裏投荒第二人。”
在“滿洲”車上
當年想從中國到歐洲去，飛機沒有，海路太遙遠又麻煩，最簡便的路程就是蘇聯西伯利亞大鐵路。其中一段通過中國東三省。這幾乎是唯一的可行的路；但是有麻煩，有困難，有疑問，有危險。日本軍國主義分子在東三省建立了所謂“滿洲國”，這裏有危險。過了“滿洲國”，就是蘇聯，這裏有疑問。我們一心想出國，必須麵對這些危險和疑問，義無反顧。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我們仿佛成了那樣的英雄了。
車到了山海關，要進入“滿洲國”了。車停了下來，我們都下車辦理入“國”的手續。無非是填幾張表格，這對我們並無困難。但是每人必須交手續費三塊大洋。這三塊大洋是一個人半月的飯費，我們真有點舍不得。既要“入境”，就必須繳納，這個“買路錢”是省不得的。我們萬般無奈，掏出三塊大洋，遞了上去，臉上盡量不流露出任何不滿的表情，說話更是特別小心謹慎，前去是一個布滿了荊棘的火坑，這一點我們比誰都清楚。
幸而沒有出麻煩，我們順利過了“關”，又登上車。我們意識到自己所在的是一個什麽地方，個個謹慎小心，說話細聲細氣。到了夜裏，我們沒有注意，有一個年輕人進入我們每四個人一間的車廂，穿著長筒馬靴，英俊精神，給人一個頗為善良的印象，年紀約莫二十五六歲，比我們略大一點。他向我們點頭微笑，我們也報以微笑，以示友好。逢巧他就睡在我的上鋪上。我們並沒有對他有特別的警惕，覺得他不過是一個平平常常的旅客而已。
我們睡下以後，車廂裏寂靜下來，隻聽到火車奔馳的聲音。車外是滿洲大平原，我們什麽也看不到，什麽也不想去看，一任“火車擒住軌，在黑夜裏直奔，過山，過水……”我正蒙矓欲睡，忽然上鋪發出了聲音：
“你是幹什麽的？”
“學生。”
“你從什麽地方來的？”
“北平。”
“現在到哪裏去？”
“德國。”
“去幹嗎？”
“留學。”
一陣沉默。我以為天下大定了。頭頂上忽然又響起了聲音，而且一個滿頭黑發的年輕的頭從上鋪垂了下來。
“你覺得滿洲國怎麽樣？”
“我初來乍到，說不出什麽意見。”
又一陣沉默。
“你看我是哪一國人？”
“看不出來。”
“你聽我說話像哪一國人？”
“你中國話說得蠻好，隻能是中國人。”
“你沒聽出我說話中有什麽口音嗎？”
“聽不出來。”
“是否有點兒朝鮮味？”
“不知道。”
“我的國籍在今天這個地方無法告訴。”
“那沒有關係。”
“你大概已經知道我的國籍了，同時也就知道了我同日本人和‘滿洲國’的關係了。”
我立刻警惕起來：
“我不知道。”
“你談談對‘滿洲國’的印象，好嗎？”
“我初來乍到，實在說不出來。”
又是一陣沉默。隻聽到車下輪聲震耳。我聽到頭頂上一陣聲響，年輕的頭縮回去了，微微地歎息了一聲，然後真正天下太平，我也真正進入了睡鄉。
第二天（9月2日）早晨到了哈爾濱，我們都下了車。那個年輕人也下了車，臨行時還對我點頭微笑。但是，等我們辦完了手續，要離開車站時，我抬頭瞥見他穿著筆挺的警服，從警察局裏走了出來，仍然是那一雙長筒馬靴。我不由得一下子出了一身冷汗。回憶夜裏車廂裏的那一幕，我真不寒而栗，心頭充滿了後怕。如果我不夠警惕順嘴發表了什麽意見，其結果將會是怎樣？我不敢想下去了。
啊，“滿洲國”！這就是“滿洲國”！
在哈爾濱
我們必須在哈爾濱住上幾天，置辦長途旅行在火車上吃的東西。這在當時幾乎是人人都必須照辦的。
這是我第一次到哈爾濱來。第一個印象是，這座城市很有趣。樓房高聳，街道寬敞，到處都能看到俄國人，所謂白俄，都是十月革命後從蘇聯逃出來的。其中有貴族，也有平民；生活有的好，有的壞，差別相當大。我久聞白俄大名，現在才在哈爾濱見到。心裏覺得非常有趣。
我們先找了一家小客店住下，讓自己緊張的精神鬆弛一下。在車站時，除了那位穿長筒馬靴的“朝鮮人”給我的刺激以外，還有我們同行的一位敦福堂先生。此公是學心理學的，但是他的心理卻實在難以理解。就要領取行李離車站，他忽然發現，他托運行李的收據丟了，行李無法領出。我們全體同學六人都心急如焚，於是找管理員，找站長，最後用六個人所有的證件，證明此公確實不想冒領行李，問題才得到解決。到了旅店，我們的餘悸未退，精神依然亢奮。然而敦公向口袋裏一伸手，行李托運票赫然俱在。我們真是啼笑皆非，敦公卻怡然自得。今後在半個多月的長途旅行中，這種局麵重複了幾次。我因此得出了一個結論：此公凡是能丟的東西一定要丟一次，最後總是化險為夷，逢凶化吉。關於這樣的事情，下麵就不再談了。
在客店辦理手續時，櫃台旁邊坐著一個趕馬車的白俄小男孩，年紀不超過十五六歲。我對他一下子發生了興趣，問了他幾句話，他翻了翻眼，指著櫃台上那位戴著老花眼鏡、滿嘴膠東話的老人說：
“我跟他明白，跟你不明白。”
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一笑置之。
在哈爾濱山東人很多，大到百貨公司的老板，小到街上的小販，幾乎無一不是山東人。他們大都能講一點洋涇浜俄語。他們跟白俄能“明白”。這裏因為白俄極多，俄語相當流行，因而產生了一些俄語譯音字，比如把麵包叫作“裂巴”等等。中國人嘴裏的俄語，一般都不講究語法完全正確，音調十分地道，隻要對方“明白”，目的就算達到了。我忽然想到，人與人之間的交際離不開語言；同外國人之間的交際離不開外國語言。然而語言這玩意兒也真奇怪。一個人要想精通本國語和外國語，必須付出極大的勞動；窮一生之精力，也未必真通。可是要想達到一般交際的目的，又似乎非常簡單。洋涇浜姑無論矣。有時隻會一兩個外國詞兒，也能行動自如。一位國民黨政府駐意大利的大使，隻會意大利文“這個”一個單詞兒，也能指揮意大利仆人。比如窗子開著，他口念“這個”，用手一指窗子，仆人立即把窗子關上。反之，如果窗子是關著的，這位大使閣下一聲“這個”，仆人立即把窗子打開。窗子無非是開與關，決無第三種可能。一聲“這個”，圓通無礙，超過佛法百倍矣。
話扯得太遠了，還是回來談哈爾濱。
我們在旅店裏休息了以後，走到大街上去置辦火車上的食品。這件事辦起來一點兒也不費事。大街上有許多白俄開的鋪子，你隻要走進去，說明來意，立刻就能買到一大籃子裝好的食品。主體是幾個重約七八斤的大“裂巴”，輔之以一兩個幾乎同樣粗大的香腸，再加上幾斤幹奶酪和黃油，另外再配上幾個罐頭，共約四五十斤重，足供西伯利亞火車上約莫八九天之用。原來火車上本來是有餐車的。可是據過去的經驗，餐車上的食品異常貴，而且隻收美元。其指導思想是清楚的。蘇聯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要“念念不忘階級鬥爭”。外國人一般被視為資產階級，是無產階級的對立麵；隻要有機會，就必須與之“鬥爭”。餐費昂貴無非是鬥爭的方式。可惜我們這些“資產階級”阮囊羞澀，實在付不出那樣多的美元，於是，隻好在哈爾濱的白俄食品店買食品了。
除了食品店以外，大街兩旁高樓大廈的地下室裏，有許許多多的俄式餐館，主人都是白俄。女主人往往又胖又高大，穿著白大褂，宛如一個白色巨人。然而服務卻是熱情而又周到，飯菜是精美而又便宜。我在北平久仰俄式大菜的大名，隻是無緣品嚐。不意今天到了哈爾濱，到處都有俄式大菜，就在簡陋的地下室裏，以無意中得之，真是不亦樂乎。我們吃過羅宋湯、牛尾、牛舌、豬排、牛排，這些菜不一定很“大”，然而主人是俄國人，廚師也是俄國人，有足夠的保證，因為這是俄式大菜。好像我們在哈爾濱，天天就吃這些東西，不記得在哪個小旅店裏吃過什麽飯。
黃昏時分，我們出來逛馬路。馬路很多是用小碎石子壓成的，很寬，很長，電燈不是很亮，到處人影離亂。白俄小男孩——就是我在上麵提到的在旅店裏見到的那樣的——駕著西式的馬車，送客人，載貨物，馳騁於長街之上。車極高大，馬也極高大，小男孩短小的身軀，高踞馬車之上，仿佛坐在樓上一般，大小極不協調。然而小車夫卻巍然高坐，神氣十足，馬鞭響處，駿馬飛馳，馬蹄子敲在碎石子上，迸出火花一列，如群螢亂舞，漸遠漸稀，再配上馬嘶聲和車輪聲，匯成聲光大合奏，我們外來人實在是聞所未聞，見所未見，不禁顧而樂之了。
哈爾濱就是這樣一個地方。
誰來到哈爾濱，大概都不會不到鬆花江上去遊覽一番。我們當然也不會自甘落後，也去了。當時正值夏秋交替之際，氣溫並不高。我們幾個人租了一條船，放舟中流，在混混茫茫的江麵上，真是一葉扁舟。遠望鐵橋一線，跨越江上，宛如一段沒有顏色的彩虹。此時，江麵平靜，浪濤不興，遊人如鯽，喧聲四起。我們都異常地興奮，談笑風生。回頭看劃船的兩個小白俄男孩子，手持雙槳主劃的竟是一個瞎子，另一個明眼孩子掌舵，決定小船的航向。我們都非常吃驚。鬆花江一下子好像是不存在了，眼前隻有這個白俄盲童。我們很想了解一下真情，但是我們跟他們“不明白”，隻好自己猜度。事情是非常清楚的：這個盲童家裏窮，沒有辦法，萬般無奈，父母——如果有父母的話——才讓自己心愛的兒子冒著性命的危險，幹這種劃船的營生。江闊水深，危機四伏，明眼人尚需隨時警惕，戰戰兢兢，何況一個盲人！但是，這個盲童，由於什麽都看不見的緣故，心中隻有手中的雙槳，怡然自得，麵含笑容。這時候，我心裏不知道是什麽味道。環顧四周，風光如舊，但我心裏卻隻有這一個盲童，什麽遊人，什麽水波，什麽鐵橋，什麽景物，統統都消失了。我自己思忖：盲童家裏的父、母、兄、妹等等，可能都在望眼欲穿地等他回家，拿他掙來的幾個錢，買上個大“裂巴”，一家人好不挨餓。他家是什麽時候逃到哈爾濱來的？我不清楚。他說不定還是沙皇時代的貴族，什麽侯爵、伯爵。當日的榮華富貴，從年齡上來看，他大概享受不到。他說不定就出生於哈爾濱，他決不會有什麽“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的感慨……我浮想聯翩，越想越多，越想越亂，我自己的念頭，理不出一個頭緒，索性橫一橫心，此時隻可賞風光。我又抬起頭來，看到鬆花江上，依舊遊人如鯽，鐵橋橫空，好一派夏日的風光。
此時，太陽已經西斜，是我們應該回去的時候了。我們下了船，盡我們所能，多給兩個劃船的白俄小孩一些酒錢。看到他們滿意的笑容，我們也滿意了，覺得是做了一件好事。
回到旅店，我一直想著那個白俄小孩。就是在以後一直到今天，我仍然會不時想起那個小孩來。他以後的命運怎樣了？經過了幾十年的滄海桑田，他活在世上的可能幾乎沒有了。我還是祝願白俄們的東正教的上帝會加福給他！
過西伯利亞
我們在哈爾濱住了幾天，登上了蘇聯經營的西伯利亞火車，時間是9月4日。
車上的臥鋪，每間四個鋪位。我們六個中國學生，住在兩間屋內，其中一間有兩個鋪位，是別人睡的，經常變換旅客，都是蘇聯人。車上有餐車，聽說價錢極貴，而且隻收美元。因此，我們一上車，就要完全靠在哈爾濱帶上來的那隻籃子過日子了。
火車奔馳在鬆嫩大平原上。車外草原百裏，一望無際。黃昏時分，一輪紅日即將下落，這裏不能講太陽落山，因為根本沒有山，隻有草原；這時，在我眼中，草原驀地變成了大海，火車成了輪船。隻是這大海風平浪靜，毫無波濤洶湧之狀，然而氣勢卻依然宏偉非凡，不亞於真正的大海。
第二天，車到了滿洲裏，是蘇聯與“滿洲國”接壤的地方。火車停了下來，據說要停很長的時間。我們都下了車，接受蘇聯海關的檢查。我絕沒有想到，蘇聯官員竟檢查得這樣細致，又這樣慢條斯理，這樣萬分認真。我們所有的行李，不管是大是小，是箱是筐，統統一律打開，一一檢查，巨細不遺。我們躬身侍立，隨時準備回答垂詢。我們準備在火車上提開水用的一把極其平常又極其粗糙的鐵壺，也未能幸免，而且受到加倍的垂青。這件東西，一目了然，然而蘇聯官員卻像發現了奇跡，把水壺翻來覆去，推敲研討，又碰又摸，又敲又打，還要看一看壺裏麵是否有“夾壁牆”。連那一個薄鐵片似的壺蓋，也難逃法網，敲了好幾遍。這裏隻缺少一架顯微鏡，如果真有一架的話，不管是什麽高度的，他們也絕不會棄置不用。我怒火填膺，真想發作。旁邊一位同車的外國中年朋友，看到我這個情況，拍了拍我的肩膀，用英文說了句：Patience is the great virtue.（“忍耐是大美德。”）我理解他的心意，相對會心一笑，把怒氣硬是壓了下去，恭候檢查如故。大概當時蘇聯人把外國人都當成“可疑分子”，都有存心顛覆他們政權的嫌疑，所以不得不爾。
檢查完畢，我的怒氣已消，心裏恢複了平靜。我們幾個人走出車站，到市內去閑逛。滿洲裏隻是一個邊城小鎮，連個小城都算不上，隻有幾條街，很難說哪一條是大街。房子基本上都是用木板蓋成的，同蘇聯的西伯利亞差不多，沒有磚瓦，而多木材，就形成了這樣的建築特點。我們到一家木板房商店裏去，買了幾個甜醬菜罐頭，是日本生產的，帶上車去，可以佐餐。
再回到車上，天下大定，再不會有什麽幹擾了。車下麵是橫亙歐亞的萬裏西伯利亞大鐵路。從此我們就要在這車上住上七八天。“人是地裏仙，一天不見走一千”，我們現在一天絕不止走一千，我們要在風馳電掣中過日子了。
車上的生活，單調而又豐富多彩。每天吃喝拉撒睡，有條不紊，有簡便之處，也有複雜之處。簡便是，吃東西不用再去操持，每人兩個大籃子，餓了伸手拿出來就吃。複雜是，喝開水極成問題，車上沒有開水供應，涼水也不供應。每到一個大一點兒的車站，我們就輪流手持鐵壺，飛奔下車，到車站上的開水供應處，擰開開水龍頭，把鐵壺灌滿，再回到車上，分而喝之。有一位同行的歐洲老太太，白發盈顛，行路龍鍾。她顯然沒有自備鐵壺；即使自備了，她也無法使用。我們的開水壺一提上車，她就顫巍巍地走了過來，手裏拿著一個杯子，說著中國話：“開開水！開開水！”我們心領神會，把她的杯子倒滿開水，一笑而別。從此一天三頓飯，頓頓如此。看來她這個“老外”，這個外國“資產階級”，並不比我們更有錢。她也不到餐車裏去吃牛排、羅宋湯，沒有大把地揮霍著美金。
說到牛排，我們雖然沒有吃到，卻是看到了。有一天，吃中飯的時候，忽然從餐車裏走出來了一個俄國女餐車服務員，身材高大魁梧，肥胖有加，身穿白色大褂，頭戴白布高帽子，至少有一尺高，帽頂幾乎觸到車廂的天花板，卻足蹬高跟鞋，滿麵春風，而又威風凜凜，嘚嘚地走了過來，宛如一個大將軍，八麵威風。右手托著一個大盤子，裏麵擺滿新出鍋的炸牛排，肉香四溢，透人鼻官，確實有極大的**力，讓人饞涎欲滴。但是，一問價錢，卻嚇人一跳：每塊三美元。我們這個車廂裏，沒有一個人肯出三美元一快朵頤的。這位女“大將軍”，托著盤子，走了一趟，又原盤托回。她是不是鄙視我們這些外國資產階級呢？她是不是會在心裏想：你們這些人個個賽過莎士比亞《威尼斯商人》中的吝嗇鬼夏洛克呢？我不知道。這一陣香風過後，我們的肚子確已餓了，趕快拿出籃子，大啃其“裂巴”。
我們吃的問題大體上就是這個樣子。你想了解俄國人怎樣吃飯嗎？他們同我們完全不一樣，這是可想而知的。他們絕不會從中國的哈爾濱帶一籃子食品來，而是就地取材。我在上麵提到過，我們中國學生的兩間車廂裏，有兩個鋪位不屬於我們，而是經常換人。有一天進來一個紅軍軍官，我們不懂蘇聯軍官的肩章，不知道他是什麽爵位。可是他頗為和藹可親，一走進車廂，用藍色的眼睛環視了一下，笑著點了點頭。我們也報之以微笑，但是跟他“不明白”，隻能打手勢來說話。他從懷裏拿出來一個身份證之類的小本子，裏麵有他的相片，他打著手勢告訴我們，如果把這個證丟了，他用右手在自己脖子上作殺頭狀，那就是要殺頭的。這個小本子神通廣大。每到一個大站，他就拿著它走下車去，到什麽地方領到一份“裂巴”，還有奶油、奶酪、香腸之類的東西，走回車廂，大嚼一頓。紅軍的供給製度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車上的吃喝問題就是這樣解決的。談到拉撒，卻成了天大的問題。一節列車住著四五十口子人，卻隻有兩間廁所。經常是人滿為患。我每天往往是很早就起來排隊。有時候自己覺得已經夠早了，但是推門一看，卻已有人排成了長龍。趕緊加入隊伍中，望眼欲穿地看著前麵。你想，一個人刷牙洗臉，再加上大小便，會用多少時間呀。如果再碰上一個患便秘的人，情況就會更加嚴重。自己肚子裏的那些東西蠢蠢欲動，前麵的隊伍卻不見縮短，這是什麽滋味，一想就可以知道了。
但是，車上的生活也不全是困難，也有愉快的一麵。我們六個中國學生一般都是擠坐在一間車廂裏。雖然在清華大學時都是同學，但因行當不同，接觸並不多。此時卻被迫聚在一起，幾乎都成推心置腹的朋友。我們閑坐無聊，便上天下地，胡侃一通。我們都是二十三四歲的大孩子，閱世未深，每個人眼前都是一個未知的世界，堆滿了玫瑰花，閃耀著彩虹。我們的眼睛是亮的，心是透明的，說起話來，一無顧忌，二無隔閡，從來沒有談不來的時候，小小的車廂裏，其樂融融。也有一時無話可談的時候，我們就下象棋。物理學家王竹溪是此道高手。我們五個人，單個兒跟他下，一盤輸，二盤輸，三盤四盤，甚至更多的盤，反正總是輸。後來我們聯合起來跟他下，依然是輸，輸，輸。哲學家喬冠華的哲學也幫不了他。在車上的八九天中，我們就沒有勝過一局。
侃大山和下象棋覺得乏味了，我就憑窗向外看。萬裏長途，車外風光變化不算太大。一般都隻有大森林，鬱鬱蔥蔥，好像是無邊無際。林中的產品大概是非常豐富的。有一次，我在一個森林深處的車站下了車，到站台上去走走。看到一個蘇聯農民提著一籃子大鬆果來兜售，鬆果實在大得令人吃驚，非常可愛。平生從來沒有見到過的，我抵抗不住**，拿出了五角美元，買了一個。這是我在西伯利亞唯一的一次買東西，是無法忘記的。除了原始森林以外，還有大草原，不過似乎不多。留給我印象最深的是貝加爾湖。我們的火車繞行了這個湖的一多半，用了將近半天的時間。山洞一個接一個，不知道究竟鑽過幾個山洞。山上叢林密布，一翠到頂。鐵路就修在岸邊上，從火車上俯視湖水，了若指掌。湖水碧綠，靠岸處清可見底，漸到湖心，則轉成深綠色，或者近乎黑色，下麵深不可測。真是天下奇景，直到今天，我一閉眼睛，就能見到。
就這樣，我們在車上，既有困難，又有樂趣，一轉眼，就過去了八天，於9月14日晚間，到了莫斯科。
在莫斯科
莫斯科是當時全世界唯一的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首都，頗具神秘色彩，是世界上許多人所向往的地方。我也頗感興趣。
任何行車時間表上，也都沒有在這裏停車兩天的規定。然而根據以前的旅行者說，列車到了莫斯科，總用種種借口，停上一天。我想，原因是十分明顯的。蘇聯當局想讓我們這些資本主義國家的人，領略一下社會主義的風采，沾一點兒社會主義的甘露，給我們洗一洗腦筋，讓我們在大吃一驚之餘，轉變一下自己的世界觀，在灰色上塗上一點兒紅。
對我們青年來說，赤都不是沒有吸引力的。我個人心裏卻有一點兒矛盾。我對外蒙古“獨立”問題，很不理解。現在我自己到了蘇聯的首都，由於沿途的經曆並沒能給我留下什麽好印象，如今要我們在赤都留上一天看一看，那就看一看吧。
火車一停，路局就宣布停車一天，修理車輛。接著來了一位女導遊員，年輕貌美，白臉長身，穿著非常華貴、時髦，塗著口紅，染著指甲，一身珠光寶氣。我確實大吃一驚。當時還沒有“極左”這個詞兒，我的思想卻是極“左”的。我想象中的“普羅”小姐完全不是這個樣子。我眼前這一位“普羅”，同資產階級貴小姐究竟有什麽區別呢？她的靈魂也可能是紅色的，但那我看不見。我看見的卻讓我大惑不解，惘惘然看著這位搔首弄姿的俄國女郎。
我們這一群外國旅客被送上一輛大轎車，到莫斯科市內去觀光。導遊小姐用英文講解。車子走到一個什麽地方，眼前一片破舊的大樓，導遊說：在第幾個五年計劃，這座樓將被拆掉，蓋上新樓。這很好，難道說不好嗎？車子到了另一個地方，導遊又冷漠地說：在第幾個五年計劃，這片房子將被拆掉，蓋成新樓。這仍然很好，難道說不好嗎？但是，接著到了第三個地方、第四個地方，導遊說的仍然是那一套，隻是神色更加冷漠，臉含冰霜，毫無表情。我們一座新樓也沒有看到，隻是學了一下蘇聯的五年計劃。我疑團滿腹：哪怕是給我們看一座新樓呢，這樣不是會更好嗎？難道這就叫社會主義嗎？
這一位導遊女郎最後把我們帶到一幢非常富麗堂皇的大樓裏麵。據說這是十月革命前一位沙皇大臣的官邸，現在是國家旅遊總局的招待所。大理石鋪地，大理石砌牆，大理石柱子，五光十色，金碧輝煌，天花板上懸掛的玻璃大吊燈，至少有十米長。我仿佛置身於一個神話世界。這裏的工作人員，年輕貌美的女郎居多數，個個唇紅齒白，十指纖纖，指尖上閃著紅光；個個珠光寶氣，氣度非凡。我剛從荒寒的西伯利亞來到這裏，莽莽蒼蒼的原始森林的影子，還留在腦海中，一旦置身此地，不但像神話世界，簡直像太虛幻境了。
其他旅客，有的留在這裏吃午飯，花費美元，毫無可疑。我們幾個中國學生，應中國駐莫斯科大使館一位清華同學的邀請，到一家餐館裏去吃飯。這家飯店也十分豪華，我生平第一次口嚐到俄國名貴的魚子醬。其他菜肴也都精美無比。特別是我們這一群在火車啃了八天幹“裂巴”的年輕人，見到這樣的好飯，簡直像餓鬼撲食一般，開懷暢吃。我們究竟吃了多少，誰也沒去注意。反正這是我一生最精美、最難忘的一餐，足可以載入史冊了。飯後算賬，共付300盧布，約200美元。我們都非常感激我們這位老同學謝子敦先生。可惜以後，由於風雲屢變，我竟沒有同他再聯係。他還活在人間嗎？時間已經逝去半個多世紀，我現在虔心為他祝福！
一宿無話，夜裏不知是在什麽時候，火車又開動了。第二天下午，到了蘇聯與波蘭接界的地方，叫斯托爾撲塞（Stolpce），在這裏換乘波蘭車。晚上過波蘭華沙。14日晨4時進入德國境內。
在波蘭境內行駛時，上下車的當然都是波蘭人。這些人同俄國人有很大的不同，他們衣著比較華麗，態度比較活潑，而且有相當高的外語水平，很多人除了本國話以外，能講俄語和德語，少數人能講一點英語。這樣一來，我們跟誰都能“明白”了，用不著再像在蘇聯一樣，用手勢來說話了。霎時間，車廂裏就熱鬧了起來。波蘭人顯然對中國人也感興趣。我們就亂七八糟地用德語和英語交談起來。不知道是在什麽時候，一個年紀很輕的波蘭女孩子悄沒聲地走進了車廂；圓圓的臉龐，兩隻圓圓的眼睛，晶瑩澄澈，天真無邪，環顧了一下四周，找了一個座位，坦然地坐了下來。我們幾個中國學生都覺得很有趣，便搭訕著用英語同她交談。沒想到，她竟然也會說英語，而且大大方方地回答我們的提問，一點扭捏的態度也沒有。我們問她的名字。她說，叫Wala。這有點像中文裏麵的“哇啦”。同行的謝家澤立刻大笑起來，嘴裏“哇啦！哇啦”不止。小女孩子顯然有點摸不著頭腦，圓睜雙目，瞪著小謝，臉上驚疑不定。後來我們越談越熱鬧，小小的車廂裏，充滿了笑語聲。坐在我身旁的一位中年男子，看了看小女孩子，對我撇了撇嘴，露出一副鄙夷的神情。我大惑不解，我也沒有看出，這個小女孩子身上究竟有什麽值得鄙夷的地方。這一下子輪到我“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了。小女孩子和其他中國學生都根本沒有注意到這位中年人的撇嘴，依然談笑不輟。這時車廂裏更加熱鬧了。頗有點中國古書上所說的“履舄交錯”的樣子。我不記得，小女孩子什麽時候離開了車廂。萍水相逢，轉瞬永別。這是在人生中時刻都能遇到的情況，不值得大驚小怪。但是同這個波蘭小女孩子的萍水相逢，我卻怎麽也不能忘懷，十年以後，我終於寫成了一篇散文《Wal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