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文水滸 安能不讀
毛澤東說，《三國演義》《水滸傳》《紅樓夢》，誰不看完這三部小說，不算中國人。①那麽，《水滸》（《水滸》同《水滸傳》，為方便行文，二者均有用）到底是一部什麽樣的書呢？“水滸”二字，到底又是什麽意思呢？
《水滸傳》——落草傳
要解開這個謎團，可能還要到中國的另一部偉大作品中去尋找，這部作品就是《詩經》。“水滸”這個詞，最早就出現在《詩經》中。
非常有趣的是，《水滸》一百零八將中第一個出場的人物是史進。關於史進這個名字，包括金聖歎在內的諸多評論家都試圖揭示其含義。我想，“史進”
就是“詩經”的諧音，暗示讀者該到《詩經》中去尋找“水滸”的真正含義。
那麽，“水滸”這個詞出現在《詩經》的什麽地方，又有著什麽含義呢？《詩經·大雅·綿》：“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於岐下。爰及薑女，聿來胥宇。”意思是，古公亶父大清早騎著馬，沿著西方的水濱，一直來到岐山下。
他帶著妻子薑氏，來尋找安居的地方。這幾句詩不僅清晰地出現了“水滸”這個詞，而且還暗含著另一個重要的詞——梁山。
孟子對此曆史有比較明確的說明。《孟子·梁惠王下》：“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逾梁山，邑於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
這段文字的意思是，過去太王住在邠地，狄人常來侵犯。太王用獸皮和絲綢來侍奉他們，但是不能免受侵犯；太王隻好又用好狗、名馬來侍奉他們，但也不能免受侵犯；於是，太王又用珠寶、玉石來侍奉他們，但還是不能免受侵犯。於是，太王召集邠地的長老，告訴他們： “狄人所要的，是我們的土地。
我聽說，君子不會讓那些原本養活人的東西成為禍害人的東西。你們何必擔①陳晉著：《毛澤東與文藝傳統》，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 年版，第107—108 頁。
憂沒有君主呢？我不能連累你們，我將要離開這兒。”他離開了邠地，越過梁山，在岐山腳下建築城邑定居下來。邠地的人說： “這是一位仁人呀，不可以失去他。”於是，追隨他的人成群結隊像趕集一樣。
我國古代研究《詩經》的著作《毛詩故訓傳》所記，與《孟子》一書的記載相差無幾。我們注意到，這裏提到了“梁山”。在中國，叫“梁山”的山，至少有六座，其中就有孟子提到的陝西乾縣的梁山和《水滸》中提到的山東梁山。雖然這兩個地方的梁山之間沒有什麽關係，但是，這並不妨礙作者借周太王被逼遷徙來提醒讀者，“水滸”這個名稱隱含的意思，就是被逼無奈、走投無路的人的安身之所。可以說，水滸，就是野草水窪之地，就是落草者的淵藪。
史進在大鬧史家村後，避難少華山山寨，朱武勸他在山寨中落草，他說：“我是個清白好漢，如何肯把父母遺體來點汙了？你勸我落草，再也休提。”什麽叫“落草”呢？為什麽梁山好漢中，很多人一開始都不願意“落草”
呢？清代程穆衡《水滸傳注略·第二卷》： “落草，取棄擲之意。”落草就是落到野草上去了，有明珠暗投的意思。人們常說，落草為寇；又說，成者為王，敗者為寇，所以，落草是失敗者的下場，是失敗者的去處。難怪《水滸》好漢中，一開始不願意落草的，都是一些有地位有財力的人，像史進這樣的地方財主，又涉世未深，對這個世界、世道還抱著淳樸的信任的年輕人，都不願意落草。
而李逵、時遷等出身低賤者，卻絕無此擔憂，因為他們本來就已經落在野草上了。
《詩經·小雅·北山》又說“：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就是說，天下的土地，都是王的土地；天下的人，也是王的人。但是，這個天下的範圍，也就到“率土之濱”，就是到土地消失、大水蒼茫之處為止；水的那一邊，就是被王拋棄的了，是不受王的恩惠保護的地方。所以，金聖歎認為：水滸，就是水的那一邊。他解釋說“：若夫耐庵所雲水滸也者，王土之濱則有水，又在水外則曰滸，遠之也。遠之也者，天下之凶物，天下之所共擊也，天下之惡物，天下之所共棄也。”
金聖歎此話的意思是，宋江之流，罪大惡極，為天下人共棄，所以，不能讓他們住在王土，不能讓他們住在我們身邊，隻能把他們拋棄到水滸邊荒之處。
如果我們拋開金聖歎的主觀傾向，單就這段文字來說，他的說法確有合理之處：天下之大，往往還真沒有英雄們的安身立命之處。《水滸》英雄中，從史進到魯達，到林衝，到楊誌，到武鬆，人人都在尋找安身立命之所。但他們每個人最終都是一敗塗地，不得不落草為寇。這難道不是王土之內，無立足之地嗎？所以，他們都到這個邊遠荒蕪之地來，尋求安身立命之所，在這裏，他們找到了尊嚴與體麵。這裏固然不受王的恩惠與保護，但也不受王的約束和迫害。
這又要提到《詩經》中的一首詩。《魏風·碩鼠》“：碩鼠碩鼠，無食我黍！
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梁山，水滸，豈不就是落草人的樂土？漢語有一個詞，叫“王道樂土”，其實，樂土往往不在王道所在的地方，恰恰在那王道不及的遙遠的水滸。
因此，《水滸傳》可以說是“落草傳”。
《水滸傳》——俠義傳
林衝被逼上梁山的過程，一直被看作“官逼民反”的典型。它告訴我們，天下最凶險之地，乃是官場。體製之內，幾乎是死門；而生門所在，恰是體製之外的江湖。水滸者，水濱也，王化之外也。即人之生門也。
我們看到，在梁山泊的水滸之內，隻有親熱相稱的“兄弟”，隻有泛泛而稱的“頭領”，而沒有什麽高低貴賤、級別不同的官職。這不僅有別於大宋官場製度，也和模仿大宋政治製度的真正的造反者田虎、王慶、方臘不同。田虎自稱“晉王”，王慶自稱“楚王”，方臘自為“國王”，他們是要再建一個體製，再建一個王國，而梁山好漢們，要的是這個王化之外的“水滸”。
當然，這個世界的凶險，又豈止官場？《水滸》作者在剛剛寫完林衝的可憐後，馬上接著寫楊誌的故事。這第十一回（金聖歎本）的題目《梁山泊林衝落草 汴京城楊誌賣刀》就很有意思：這邊剛落草，那邊又賣刀，一樣寫英雄可憐！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在楊誌的故事裏，壓迫者不僅有高俅這樣的政治流氓及其所代表的體製，甚至潑皮牛二也不給他活路。看楊誌在東京鬧市裏被一個潑皮糾纏，最後不得不性起殺了他，從而身陷囹圄，被發配充軍，給人莫名悲哀的感覺，哀歎這世界已無道到如此地步了。
被李贄稱讚為文字“斷有鬼神之助”的第二十回《虔婆醉打唐牛兒 宋江怒殺閻婆惜》中，作者寫虔婆、閻婆惜“不惟能畫眼前，且畫心上；不惟能畫心上，且並畫意外”，這是對生活中人物真正深入了解之後才能寫出的文字。中國古代的士大夫，從小就讀聖賢書，皆是高頭講章，然後科舉為官，更是官腔官調，其賦詩言誌，亦是士大夫情懷，其作文載道，更是代聖賢之言。
事實上，要了解元明時代的中國，讀士大夫的詩詞、散文，遠不如讀小說。隻有在小說裏，才可以看到當時社會的真情況、風俗的真狀態、道德人倫的真情形。像這一回寫虔婆、寫閻婆惜，不僅如金聖歎所說“寫**婦便寫盡**婦，寫虔婆便寫盡虔婆”，而且，還寫盡市井人情世故，寫盡口舌中的陷阱、言辭間的刀鋒。金聖歎評此回閻婆惜的形象是“刁時便刁殺人，**時便**殺人，狠時便狠殺人”，有“猙猙食人之狀”。原來，我們身邊的人，我們依賴的人，也都是磨刀霍霍的謀殺者。
堂堂大宋，皇皇華夏，簡直是殺人放火的所在！
落根在大宋，就是誤落死地：
皇帝欺壓人。
貪官汙吏欺壓人。
流氓地痞欺壓人。
甚至，身邊的人、枕邊人，都欺人太甚！
如此，不逃往水滸，又能去哪裏？
如果《水滸》照此寫下去，會成為一部傑出的批判現實主義作品，但顯然，後來成書的《水滸》比這更好。
《水滸》的字裏行間布滿了作者的情思：在苦難中，有浪漫；在淚光中，有笑容；在現實中，有理想。《水滸》不僅寫了英雄的可憐，更寫了英雄的可敬；不僅寫出了人世的寒涼，也寫出了這寒涼中的一絲暖意。
一百零八人，其社會身份，不過是強盜。其可貴者，其為人所首肯、心儀者，正是他們灑向人間的那一絲溫暖。
金翠蓮父女流落渭州街頭，惡霸屠夫鎮關西強占民女金翠蓮，玩夠了，又趕出門去，還詐稱金翠蓮欠他三千貫錢，逼金翠蓮每日上街賣唱，為他掙錢。魯達了解到這個情況後，怒火衝天，打死了鎮關西，為百姓除了一害，並且出手相救，救金翠蓮父女逃出了茫茫苦海。
這樣的故事，是《水滸》中最動人的情節。《水滸》中有邪惡，亦有正義，且正義之遇邪惡，雖有冤抑或曲折，而終於獲勝，所以報大仇，雪大恥，申大冤，令讀者讀之血脈僨張、攘臂欲鬥。《水滸》中有鎮關西，即有魯提轄；有鎮關西的欺男霸女，即有魯提轄的三拳出手；有西門慶與潘金蓮之殺武大郎，即有武二郎之屠潘金蓮與西門慶；有高俅父子的斬盡殺絕，即有柴大官人的接濟救助；有殷天錫，即有李逵；有牛二，即有楊誌；有毛太公父子，即有顧大嫂夫妻。說白了，有朝廷，即有水滸；有官場，即有江湖；有鳳城春色，即有山東煙水寨。
《水滸》告訴我們，這世界雖然被封建統治者霸占著，但仍有出路，供無路可走之人奔逸，這就是水泊梁山。而梁山，就是這樣一個平等理想的世界。
所以，《水滸傳》，更是一部《理想國》、“俠義傳”。
《水滸傳》——兄弟傳
林衝被陷害，刺配滄州，高俅隨即安排董超、薛霸在路上結果林衝。在野豬林，林衝被綁了個結結實實，無法動彈，薛霸的水火棍往林衝腦袋劈將下來，林衝求饒不獲允，自知必死，淚如雨下。就在這時，一條鐵禪杖飛將來，把水火棍一隔，丟去九霄雲外，接著跳出一胖大和尚，誰呢？魯智深。麵對受盡折磨的林衝，魯智深開口倆字，便是“兄弟……”這時，誰的眼淚在飛？
除了林衝，還有魯達；除了魯達，還有幾百年來的讀者。當我們被人遺忘，被人蹂踐時，有誰能出手相救，並滿含溫情，叫我們一聲“兄弟”？
是的，“兄弟”是《水滸》中最動情的兩個字。武大對武鬆一口一聲這麽叫，直叫得人心惶惶，淒淒慘慘。武大被害，武鬆殺掉大嫂潘金蓮、西門慶祭奠時，灑淚道： “哥哥靈魂不遠，早生天界！兄弟與你報仇，殺了奸夫和**婦，今日就行燒化。”又是哥哥，又是兄弟，且一場兄弟情就此了結，讀得人閣淚汪汪。
最讓人熱血與熱淚一起飛迸的是顧大嫂的一聲“兄弟”。登州城外，山中出了傷人的老虎，官府拘集當地獵戶，限期三天捕捉。過期不獲，獵戶將會受到嚴厲責罰。父母雙亡、相依為命的解珍與解寶兄弟，在山上埋伏了三天三夜，終於用窩弓藥箭射中了一隻老虎，可是老虎卻在藥性發作之時，滾下山坡，滾到同鄉裏正毛太公的後園去了。毛太公讓兒子毛仲義連夜將老虎抬到官府領賞，又與兒子毛仲義、女婿王正勾結節級包吉陷害二解兄弟，押在死牢，要取他兩人性命。在讀者絕望、哀歎之際，卻絕地逢生牽扯出一個顧大嫂來。
作為二解的表姐，這顧大嫂一得樂和的報信，得知二位表弟羈押大牢，早晚要被結果了性命，她“一片聲叫起苦來”，可憐兄弟二人，可曾得到過什麽人的憐惜與牽掛？什麽人會因為他們的遭際而叫苦？
顧大嫂的一片叫苦聲，是這死亡世界的一線生機！讀者也就在心中叫一聲“有救了”。
顧大嫂當即要連夜和丈夫孫新去劫牢。孫新卻為了保險，提出要拉他的哥哥——登州兵馬提轄孫立——下水。為了詐來大伯孫立一同劫獄救人，顧大嫂假說病重，騙得孫立來探視。孫立來到家裏，見弟媳婦顧大嫂好好的，便問顧大嫂害的什麽病，顧大嫂道“：害些救兄弟的病。”
試問天下有幾人還能生這樣高尚的病？生這樣感人的病？見孫立糊塗，顧大嫂道： “伯伯，你不要推聾妝啞，你在城中豈不知道他兩個是我兄弟，偏不是你的兄弟！”
“他兩個”，何等親熱。他兩個是我們的兄弟，他兩個被人陷害，他兩個身陷絕境，我們心中如何不痛？
大家商議已定，顧大嫂假作送飯，走到獄中。節級包吉嗬斥她，她慢慢地向包吉靠近，待到近前，猛然掣出兩把明晃晃的尖刀來，大叫一聲： “我的兄弟在那裏？”
讀《水滸》，讀到這一句，誰能不熱淚橫飛？這是千古兄弟！千古顧大嫂！
是的，王法沒了，清官沒了，但是，隻要兄弟還在，就還有活路。
解珍、解寶兄弟越獄了，獲救了，而劣紳毛太公父子，貪官王正、包吉，受到了應有的懲罰。
“兄弟”一詞，在《水滸傳》裏熠熠生輝！這個詞的分量，從沒有像在《水滸》中那麽重，那麽引人唏噓。賽珍珠的英文版《水滸傳》，題目就叫“All Men Are Brothers”（四海之內皆兄弟）。
是的，“兄弟”是《水滸》中最動情的兩個字。
可以說，《水滸傳》，還是“兄弟傳”。
《水滸傳》——英雄傳
這些講義氣、愛兄弟、憐弱小、護善良的人們，他們原先生活在這個社會的各個不同的角落，有不同的身份、地位、教養、社會關係，但或遭際變故，或因緣際會，最終都聚集在梁山泊。
他們各有各的不幸，各有各的痛苦，各有各的仇恨，各有各的無奈。他們是什麽人？他們是落草人。
這個社會正常、合法的生活，他們已經無法分享；這個社會的正常體製，他們已無法進入；這個社會的體麵的餐桌邊，已經沒有了他們的位子和餐具，他們都是被拋棄的人、被迫害的人，但是最終他們沒有自暴自棄，自甘墮落，他們沒有被逼成侏儒，沒有被逼成奴才，沒有被逼成廢物。恰恰相反，他們被逼成了英雄。
明代以來，《水滸傳》就與《三國演義》《西遊記》《金瓶梅》並稱“四大奇書”，它們代表了中國古代小說的最高成就。到清代乾隆年間，《紅樓夢》盛行，超過以上四本，尤其被文人稱道。但是“惟細民所嗜，則仍在《三國》《水滸》”。（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第二十七篇）為什麽普通百姓最喜歡《三國》《水滸》呢？很簡單，這兩部書體現了老百姓的心情，表達了老百姓的願望。《三國》寫的是老百姓心目中的明君賢臣；《水滸》寫的是老百姓心目中的俠客義士。
中國古代的老百姓，命運不在自己手裏。掌握他們命運的，是皇帝以及各級衙門官吏。所以，他們特別向往明君賢臣、清官廉吏。
但是，這個願望往往不能實現，出現在他們麵前的，常常是昏君奸臣和貪官汙吏。《水滸》所寫的時代，就正是這樣的時代。一個昏君，宋徽宗；四個賊臣：高俅、蔡京、童貫、楊戩，他們“變亂天下，壞國，壞家，壞民”。
在他們下麵，各級官府衙門裏，滿目皆是貪官汙吏。
於是，老百姓就隻能寄希望於俠客義士。
官府不能保障的，隻好靠民間；公權不能維護的，隻好靠私力。
他們希望能有俠客橫空出世，從天而降，解救他們。
甚至，他們也希望自己擁有一份抗暴的力量，既能保護自己，還能保護自己的親人，保護一切他們看到的受到欺壓的人。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是很多善良的中國普通百姓的善良願望。
所以，我們看到，《水滸》中的俠客義士，不是從天而降的，他們原來就是細民，就是芸芸眾生，就是被人欺壓而無處訴說的苦人。他們在黑暗勢力的壓迫欺淩下，一忍再忍，一退再退，最後無處可退，無路可走，於是上演絕地反擊——“撞破天羅歸水滸，掀開地網上梁山”，由任人宰割的細民，變成橫行江湖的英雄。他們不但掌握了自己的命運，還能在相當程度上影響他人的命運，甚至國家的命運。
根據馬斯洛的五個需求理論，人有五個層次的需求：生理需求、安全需求、歸屬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實現需求。
而梁山，全部滿足了這些草莽英雄、江湖盲流的人生需求，不僅最低的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得到了保障，他們“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官司，論秤分金銀，一樣穿綢錦，成甕吃酒，大塊吃肉，如何不快活！”（阮小五語）而且，這些英雄還實現了歸屬需求和尊重需求，有了自己的群體、自己的組織，並在這個自己的群體中得到了尊重。在梁山泊內，大家互稱兄弟。試想一想，當李逵、時遷、白勝、王定六、鬱保四等原先社會閑雜人員、無業流民，能夠和關勝、秦明這樣的較高級軍官，盧俊義、李應這樣的大財主，柴進這樣的金枝玉葉，宋江、吳用、公孫勝這樣的人中豪傑互稱兄弟，平等相處，他們獲得的是多麽大的心理滿足！
當梁山好漢們最後接受朝廷招安時，甚至最高的成就感——自我實現——也得到了滿足。所以，那個本來最有反抗性的李逵，在騙自己老娘時，也說：“ 鐵牛如今做了官。”招安後從征田虎，夢見老娘，對老娘哭著說： “鐵牛今日受了招安，真個做了官。”阮小二在征方臘時戰死，小五、小七反過來安慰宋江： “為國家大事，折了性命，也強似死在梁山泊，埋沒了名目。”這更是一種精神的升華，與他們當初隻求改變自身處境，博個豐衣足食相比，境界已經大不相同。
所以，《水滸傳》，從根本上說，就是“英雄傳”。
《水滸》中那些真英雄，體現了我們民族的陽剛氣質，體現了我們民族的英雄精神。他們的行為和性格，展現了我們民族的血性與生氣。
說英雄，歎英雄，我們就來說說《水滸》中那些頂天立地的好漢。
說說他們的性格，他們的命運，他們的心理，他們的人性。
說他們，也就是說時代，說文化，說社會，說人生。
從他們那裏，我們看到的，不僅是他們，也是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