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郭 湛

80年前，1937年，毛澤東的《實踐論》《矛盾論》在延安發表。

“兩論”作為馬克思主義哲學著作，是中國革命道路的理論總結，堪稱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和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重要裏程碑。100年前，1917年，俄國發生十月革命，開創了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新時代。在俄國革命影響下，中國共產黨人曆經千辛萬苦，選擇並領導中國人民走上了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道路。沒有1937年之前 20年的曆史，就不會有《實踐論》《矛盾論》。

一個世紀以來，世界和中國翻天覆地的變化和發展，雄辯地證明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選擇並堅持的道路、理論、製度的正確性，證明了作為這種道路、理論、製度選擇的基礎即前提的中華文化的生命力。

中華文化本性的通變和包容，使我們能夠立足中國、麵向世界，作出符合時代要求的道路、理論和製度的選擇。已有的曆史成就，給了我們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理論、製度和文化的充分自信；未來的發展前景，將進一步增強我們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理論、製度和文化的自信。

毛澤東的《實踐論》《矛盾論》是哲學著作。作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代表性著作，“兩論”包含著豐富的哲學理論和方法論內涵。其中最具有核心意義的內容，是知行統一理論和對立統一法則。劉敬東和張玲玲編著的《〈實踐論〉〈矛盾論〉導讀》，把毛澤東的哲學智慧概括為堅持理論與實踐、普遍性與特殊性的統一，並稱之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哲學秘密”，這是十分精到的見解。

認識與實踐的關係，也就是理論與實踐的關係，這是人類社會發展、中國社會發展的基本問題。因為人是有意識的社會性的存在，人在社會實踐中形成認識，在認識引導下從事社會實踐。認識可以解釋世界，但人認識世界，為的是改變世界。而要改變世界，首先就要改變自己，通過自我改變來改變環境。馬克思說：“環境的改變和人的活動或自我改變的一致，隻能被看作是並合理地理解為革命的實踐。”自我的改變和環境的改變，不是重複、延續已有的狀態，如果導致新的更好的狀態，就具有創造性。人類實踐和認識的創造性，使人類社會發展突飛猛進。

認識總是有對有錯的。一種認識是否正確，如何來判斷？這就是檢驗認識真理性的標準與途徑問題。毛澤東指出：“馬克思主義者認為，隻有人們的社會實踐，才是人們對於外界認識的真理性的標準。”隻有在社會實踐中，“人們達到了思想中所預想的結果時，人們的認識才被證實了”。在當時的中國革命中，僵化的教條主義者把書本知識或外國模式當作普遍真理，狹隘的經驗主義者把個人經驗或特定模式當作普遍真理，處理不好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革命實踐的關係，不懂得在實踐中探索和檢驗認識的真理性，盲目行動，屢屢失誤，使革命遭受挫折甚至失敗。

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馬克思主義者，科學地總結了中國革命實踐的經驗和教訓，糾正了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的錯誤，正確處理了革命理論與革命實踐的關係，並且從馬克思主義哲學認識論的高度，從認識和實踐的關係，即中國傳統哲學所說的知行關係上，深刻加以闡發。從中國革命實踐出發，我們不照搬俄國十月革命的模式，不拘守通過武裝起義首先奪取中心城市的道路，而采取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城市的正確道路。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體現的就是普遍性與特殊性的統一。中國革命中的矛盾各有其特殊性，普遍性存在於特殊性之中，共性存在於個性之中。共性個性、絕對相對的道理，是關於事物矛盾的問題的精髓。中國革命的實踐，證明了中國革命道路和中國革命理論的正確性。

毛澤東“兩論”發表40年後，1978年，中國進入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這一新的曆史時期的開啟，伴隨著一場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再一次證明認識與實踐的關係是中國發展中的基本問題。這時的核心問題是中國現代化的理論與實踐的關係，是現代化的普遍性與特殊性的關係。我們不再“以俄為師”，是否“以西為師”？從一定意義上說是，但又不完全是。西方現代化走在前麵，我們應該認真向西方學習。但學習是為了趕上甚至超過西方，走出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

中國發展得以成功的基礎，在於融入全球性市場經濟，成為市場經濟的“弄潮兒”。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國家和社會治理中，無論整體的設計還是協調，從根本上說就是要解決好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矛盾，也就是要處理好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的矛盾。隻有在所有這些方麵協調的發展，才是全麵的、可持續的發展。

習近平指出 ：“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必須落到研究我國發展和我們黨執政麵臨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上來，落到提出解決問題的正確思路和有效辦法上來。要堅持用聯係的發展的眼光看問題，增強戰略性、係統性思維，分清本質和現象、主流和支流，既看存在問題又看其發展趨勢，既看局部又看全局，提出的觀點、作出的結論要客觀準確、經得起檢驗，在全麵客觀分析的基礎上，努力揭示我國社會發展、人類社會發展的大邏輯大趨勢。”（《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2016.5.17）從這些論述中，我們感受到像毛澤東“兩論”

那樣的哲學思維的高度。貫穿在《實踐論》《矛盾論》中的那種實踐的、理論的和曆史的思維方式，是我們在當今曆史條件下依然需要加以學習和貫徹的。

學哲學用哲學是我們黨的優良傳統。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曆史實踐一再取得成功，在理論認識上的一條寶貴經驗，就是學哲學用哲學，特別是學習和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認識論和辯證法的重要性。學哲學用哲學可以有許多教材，曆史證明，毛澤東的《實踐論》《矛盾論》，對於我們的幹部和群眾來說是最好的哲學教材。而提高哲學思維能力，是領導幹部能力建設最重要的內容。

劉敬東和張玲玲編著的《〈實踐論〉〈矛盾論〉導讀》，為我們的幹部學哲學用哲學提供了一個適宜的輔導材料。多年來的學習經驗表明，“導讀”對於有一定哲學理論基礎和廣大領導幹部進入毛澤東哲學思想的殿堂，理解其理論實質，掌握方法論要領，體會在實際工作中的運用，特別有幫助。“導讀”在語言表達上，生動活潑，情理交融，深入淺出，也是一大特色。增訂版在發揚已有長處的同時，又有所改進和提高，會更受幹部讀者的歡迎。中華民族是富有哲學智慧的。在新時期我們的幹部能力建設中，哲學思維能力將成為越來越明顯的亮點。一個智慧的中國和世界，當然需要更多智慧的人來引領。

2017 年9月23日

於中國人民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