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鐵路國有釀風潮 皇族內閣失民心
盛宣懷如願以償當上郵傳部尚書，是在袁世凱生日三個多月後——宣統二年十二月初六，1911年1月6日。他能當上郵傳部尚書，可以說是上海股災幫了他的忙。上海股災爆發，大清都算得上是傷筋動骨，朝廷財政勢將更加捉襟見肘。而向有財神之稱的盛宣懷向載澤拍胸脯，他有辦法幫助朝廷渡過難關。
上海股災還連帶暴露出了川漢鐵路的問題，川漢鐵路總公司的總收支施典章將巨額股本存在上海錢莊生息，結果股災爆發，虧折嚴重。告狀的信件雪片樣飛到京城，郵傳部得旨會同川漢鐵路總公司派出專案人員赴滬調查，發現施典章放在三家錢莊二百五十餘萬兩因錢莊倒閉虧折殆盡，另外他還貪汙近百萬兩。不僅施典章貪汙挪用，反映川路公司主持人也大肆挪用、揮霍股本。
盛宣懷策動內閣侍讀學士川籍京官甘大璋上書朝廷，痛心疾首：“川路公司取民盡錙銖，局用如泥沙，出入款項，均無報告，及至股東查賬，始悉弊端百出。刻間已倒之款不可追，現存之款不可靠。若不亟派稽查，漢口、上海各處速換妥人經管，或自設銀行，或提存大清、交通各銀行，恐貪私利而忘公本，將來虧倒，尤不止此數。款既可危，路於何有！”
川路問題揭露出來，十幾家鐵路公司都有揭發信飛到京城，民營鐵路成為朝廷最頭疼的難題。這個問題，說起來要費一番口舌。
二十世紀前後，世界範圍內興起了大修鐵路的熱潮，修鐵路儼然關係國家興衰存亡的大事。大清也修了幾千裏的鐵路，但因為沒有銀子，缺乏技術和人才，大都是借外債靠洋人公司來修。外債除了利息盤剝外，還附加了不少條件，要用債權國的原料，要聘債權國的技術人員，管理權也幾乎被洋人壟斷，而且如果不能如期還款，洋人就要把鐵路收去抵債。庚子之亂後，痛定思痛，朝廷把興修鐵路作為自強圖存的大計，鐵路至大，路權為尊，國之重柄，不輕與人，成為大清國許多官紳乃至沿海普通民眾的共識。不過，朝廷依然拿不出銀子來自己修築，不借外債，又有何謀？
這時，一些旅日留學生開始回鄉散播輿論，國人自造、民營鐵路可省費三成，而且自行勘探路線，主權在我，可以避免破壞風水和“先人廬墓”被驚擾。朝廷不用掏銀子而又能大辦鐵路，何樂而不為？1903年7月，四川總督錫良在留學生們的慫恿下向朝廷提出改官辦為“官設公司、召集華股、自保權利”的官商合辦，要求“自設川漢鐵路公司，以辟利源而保主權”。四川經濟並不發達，實力雄厚的商人也不多，商辦銀子哪裏來？這並沒難住錫良，他提出了“田畝加賦”的籌資辦法，在田租的基礎上將鐵路建設費用作為附加稅，攤派到每一畝田地，稅率為3%，幾乎每個四川人都成了川漢鐵路的股東。清廷很讚賞這個方案，當年12月初就頒布了《鐵路簡明章程》，規定各省官商隻要獲得批準，便可修築經營鐵路，捐資五十萬兩以上，還可以獲得官銜，各地官紳商辦鐵路的積極性大增。清廷的辦事效率也罕見的高效，次年1月就批準川漢鐵路公司在成都成立。隨後直隸、山東、浙江、江蘇、吉林等省紛紛發起贖回路權、改為民營的熱潮，民營商辦鐵路公司紛紛成立，五六年間，全國達到十七家之多。
不過，熱情和現實並不是一回事。築路權從洋人手裏收回來了，但民營商辦鐵路首先遇到的就是籌資難。以川漢路為例，五六年時間隻籌集到工程用款的六分之一，全國十七家公司，能夠如期籌足資金的隻有一家，能完成七成以上的，隻有兩家公司。有人推算一番後得出一個結論，以當時的民營商辦籌資能力，中國要完成計劃修築的鐵路需要九十年。更重要的問題是，所謂民營商辦公司的管理機構大都辦成了衙門。除了江浙的幾個公司是真正商人主持其事外，大部分主持者是地方上與督撫關係密切的士紳，下麵所用的人也都是達官貴人的親朋故舊，名曰公司，根本不按章程辦事。尤其川漢路這樣的公司，大股東本來就少，公司大大小小的主持者張口閉口說“代表四川七千萬百姓”，但他們不過是大肆鋪張、貪汙分肥，百姓的利益又何曾掛在心上？結果川漢路成立六年間，實收股本應該有兩千萬兩左右，而入賬的卻僅一千四五百萬。六年之久，隻修了十幾裏用於運料的線路；粵漢路計劃修築兩千餘裏，成立公司六年間，隻修了三百餘裏。鐵路沒見成效，但地方上卻形成了鐵路利益集團，他們層層盤剝，挪用浮支，視鐵路為自己的禁臠。
朝廷指望通過民營大辦鐵路增加稅收，沒想到種下龍種生出的是跳蚤，弄出了十幾個爛攤子，到底該怎麽收拾？盛宣懷對載澤、載洵和載濤等親貴拍胸脯，他有辦法解決這個問題，但是條件是能讓他當郵傳部尚書。盛宣懷督辦過京漢鐵路，又督辦輪電兩局，由他來接手郵傳部，的確順理成章。
不過，盛宣懷能不能出任郵傳部尚書，僅靠拍胸脯是不夠的。首先是銀子鋪路，軍機首輔奕劻隻要有銀子，就沒有不能辦的事，盛宣懷銀子一送上，他便不再反對。載洵、載濤如今炙手可熱，銀子當然不能少送。載澤極力支持盛宣懷出任郵傳部，除收了銀子外，還要借助盛宣懷收拾袁世凱的勢力，以擴大財權。
郵傳部成立後，管著鐵路、電報、電話、郵政、輪運等部門，富冠諸部，就是掌國家財政的度支部據說每年收入也不及郵傳部的五分之一。而其中財力最為雄厚的，當屬把持交通係的梁士詒。郵傳部成立後，尚書張百熙是袁世凱的姻親，左侍郎是袁世凱的親信唐紹儀，梁士詒被引入郵傳部，出任借款提調處提調，管理蘆漢、漢寧、正太、汴洛、道清等鐵路的借款及各路行政事務，後來改為鐵路局，他改任鐵路局局長，援引廣東老鄉葉恭綽、龍建章、鄭洪年等人進入鐵路局。後來梁士詒以鐵路借款存在外資銀行每次匯劃都收一筆巨額手續費為由，建議成立了交通銀行，他的手趁機伸向了銀行業，“交通係”由此成形。梁士詒從不向朝廷交代鐵路局的賬目及營業實情，派人清查，他自有應對辦法，交通係搞成了獨立王國。郵傳部曆任尚書張百熙、陳璧、徐世昌、唐紹儀都是袁世凱的親信，因此即便袁世凱倒台後，梁士詒仍然毫發未傷。
盛宣懷出任郵傳部尚書，奕劻及載字輩的親貴都支持，最後就是載灃這一關。自從載灃攝政後，醇王府太福晉——載灃的生母暗中納賄幹政，盛宣懷在載澤的幫助下捷足先登，行賄太福晉，已有八成把握，載澤笑道：“一成看天意，還有一成看你能不能說動攝政王，如果能夠打動他，便成功在望。”
“解決鐵路問題我有四字策略：收歸國有。”
盛宣懷從前也是主張鐵路商辦的，但五六年的結果，他改變了自己的看法，認為鐵路非收歸國有官辦不可。從公義論，隻有收歸國有，由國家出麵借洋債，才能盡快籌到資金，加快鐵路建設。從私心說，鐵路收歸國有，其實就是收歸郵傳部管，他作為郵傳部尚書何樂而不為？而且，他督辦漢陽鐵廠，鐵路收歸國有，他便可堂而皇之采購漢陽鐵廠的鋼軌，僅此一項，其利何厚！至於借洋債中的傭金、抽頭，發包工程、采購物料時的中飽，他是輕車熟路。
載澤擺擺手道：“我這裏沒問題，關鍵你要說服攝政王。”
如何能夠說動載灃？盛宣懷與親信連夜密商，拿定了主意：攝政王秉政後，想辦的事很多，無奈朝廷財政捉襟見肘，他最關注的就是來錢的路子；地方督撫權力太重，已成尾大不掉之勢，他千方百計要收回督撫的大權，解決內輕外重的問題。如果把鐵路收歸國有往這兩點上靠，不愁說不動他！
十一月底，盛宣懷先是上了一個折子，大談鐵路收歸國有。同時又運動奕劻爭取向攝政王麵陳，因為有些話在折子中沒法說清。
臘月初四，攝政王在養心殿召見盛宣懷，他磕巴的毛病並未因當上攝政王而減輕：“杏蓀，我不明白，鐵路收歸國有，先要花，花一筆銀子購回商股，你為什麽說有，有助於朝廷解決財政問題？”
盛宣懷分析道：“從長遠來說，收歸國有加快了鐵路建設進程，早一天通車，便早一天增加稅收。從眼前來說，鐵路收歸國有，便可以和洋人銀行談貸款，款到了，當然要修鐵路，可是萬一朝廷有緊急花銷，暫時挪用也無妨，反正稍一周轉，朝廷不愁還不上。”
載灃點了點頭又問：“這話有道理，有筆銀子放在眼，眼前，總比到急用時，庫空如洗要強。不過，當初采用民營商辦修鐵路，一是為了籌措資金，二是為了抵製國權流失。現在證明商辦難，難以籌措到資金，可是畢竟國權沒有被，被外人攘奪的顧慮。你如今收歸國有，向，向外國借款，豈不又麵臨國權不保的弊端？”
“向外國借債雖非萬全之策，但隻要政府在與外國談判簽約時，能嚴定限製，權操於我，使外人隻有投資得息之利，無幹預造路用人之權，則借外款以築路利大弊小，切實可行。”
“你有把握杜，杜絕外人覬覦？”
盛宣懷大包大攬道：“我多年與洋人周旋，一定能夠製住洋人的貪念，這請攝政王放心好了。”
“好，假定借款沒有國權流失問題，還是那句話，鐵路收歸國有，先要花一筆銀子購，購回商股，這筆銀子又該怎麽出？”
盛宣懷建議道：“既然是商股，也未必非要還銀子，國家印發鐵路股票，換他們手中的鐵路股權就是了。換句話說，就是把民營公司的股換成國有鐵路的股份。民營鐵路遙遙無期，已收股本虧折嚴重，而國有鐵路建成有絕大把握，他們有什麽理由不高興？”
載灃豁然開朗：“有道理，隻要把道理講，講明白了，商人們就該支持。”
“將鐵路收歸國有，還可避免地方督撫攬權，尾大不掉。”
聞言，載灃睜大眼睛問：“這話怎麽說？”
“地方鐵路，名為商辦，實際還是控製在督撫手中，安插私人，挪用股本，借鐵路之名，行與中央爭利之實。譬如川漢鐵路，聽說四川總督挪用的就有二百餘萬兩。銀子就是那麽多銀子，地方用多了，中央就少了，這是明擺著的賬。從長遠來說，將來鐵路就是建成，地方會以民營商辦為由，千方百計瞞報稅收，私留分肥。攝政王請想，這是不是更加尾大不掉？”
載灃連連點頭：“有有道理，有道理。鐵路非，非收歸國有不可。”
“其實在國外，像鐵路這樣的重大工程，許多國家是不許民營商辦的。尤其我大清國疆域遼闊，鐵路這一段歸甲省，下一段歸乙省，又一段歸丙省，異見紛歧，互相扯皮，會有無窮的麻煩。”
“鐵路非收歸國有不可，不過，你可要拿，拿一個妥當的辦法。”
“我詳細做番研究，拿個妥當的方案，屆時再向攝政王麵稟。”
“一定做番詳細的研究，每個公司的情況都，都要摸透，方案務必妥當，千萬不要惹出麻煩，如今地方動不動就，就請願，實在不勝其煩。”
年前國會請願，不但有各省的請願代表，京城的學生、商人也都參與進來，上萬人在大街上遊行，最後朝廷不得不答應提前三年也就是到1913年開立國會。但遊行請願仍然沒有解散，而且各省省城也都爆發遊行，要求迅速成立責任內閣。朝廷不得不答複年內成立內閣。直隸總督陳夔龍又調動了軍隊圍困學校，逮捕組織者，又將各省請願代表強行遣回，總算平息了下來。
“如今地方諮議局總是與朝廷搗亂，真是可，可恨至極。鐵路收歸國有，又牽涉地方利益，杏蓀你可要一慎再慎，惹出麻煩，到時我可保，保不了你。”
“攝政王放心，我一定拿個妥當的方案。另外，我以為對諮議局太過縱容，他們得寸進尺，終致不可收拾。朝廷不能太向地方示弱，不然將來請願的事還會一而再再而三。像大清這樣疆域人口眾多的國家，動不動就請願，那如何能夠安寧，又如何能夠辦成事？俗話說，家有千口，主事一人。七嘴八舌，一家不能齊，何況治國？”
這話正說到載灃的心坎上：“哼，將來我不會任由他們這，這樣胡鬧。”
第二天，授盛宣懷為郵傳部尚書的上諭就明發了。盛宣懷如願以償，心情特別愉快，因此向各位親貴大佬贈送的年敬特別豐厚。
載澤叮囑道：“杏蓀，收拾交通係的事你可不能食言，我知道梁某人行賄自保可很有一套。”
“澤公放心好了，我不貪那點銀子，我隻求讓他滾蛋。”
過了正月十五，各衙門放過鞭炮、唱過大戲，正式開印辦公。盛宣懷的第一件事就是收拾梁士詒，因為知道梁士詒已經做好假賬，因此他並不指責梁士詒貪墨，而是指責他攬權搞獨立王國，建議“暫設清查款項處，嚴其關防，寬其時日，遴派精於會計數人，調齊路局銀行各項賬目及曆來收支憑據，逐一核對。有無弊端，自當據實奏明，自不敢絲毫袒護，亦不能預存成見”。盛宣懷並不指望立即查清問題，他也不需要查清，而是策動七位禦史參梁士詒把持路政，任用私人，揮霍公款，“平日一支雪茄值美金若幹，在部飲食豪奢，日食萬錢猶嫌不足。鐵路局員皆鮮食俊仆，闊綽排場”。大家對郵傳部尤其是鐵路局的人豪富早就眼紅嫉恨，這些指責都不是大罪名，卻引動輿論，梁士詒處境十分不妙。他見機不對，主動辭職，於是朝廷有旨，梁士詒不孚物望，被革去鐵路局局長一職，隨他被趕出郵傳部的交通係人馬一百三十餘人。對於這場大參案，世人稱之為“七煞除五路”。反正，在大家眼裏，不論“七煞”還是“五路”，都不是好東西。
趕走梁士詒，盛宣懷感覺舒服多了，接下來集中精力與四國銀行談貸款的事情。張之洞在世的時候，就曾經與英、美、德、法四國銀行簽訂借款合同，總計借款550萬英鎊，利息五厘，以建造湖廣境內的粵漢與川漢鐵路。後來張之洞去世，此事就擱置起來。盛宣懷重啟談判，還是延續張之洞的舊章，利息五厘。當時國內借款的利率一般要超過一分，四國的借款利息並不算高。另外盛宣懷又在防止路權被攘奪上下了一番功夫，雖然還要聘請四國技術人員為總工程師，但在人數以及工程師的職責權限上都有限製條款。所以盛宣懷滿盤勝算，決定正式推出鐵路國有的計劃。
他行事愛耍聰明，自己的意圖不直接提出，而是授意給事中石長信上折《奏為鐵路亟宜明定幹路枝路辦法》。在奏疏中，先談鐵路的重要性，再談近年來鐵路民營的弊端，“乃曆覽各省已辦未辦等路，或因款絀而工程停輟，或因本虧而眾股觀望，固因民間生計困難，集股不能踴躍；亦由各省紳耆自私鄉土，枝枝節節，未能統籌全局。長此因循，實於國計民富，大有妨礙”。他建議將全國鐵路區分為幹路和枝路，分歸國有和民營。“其縱橫直貫一省或數省而遠達邊防者為幹路；自一府一縣接幹路者為枝路。枝幹互相為用，如百川之匯於江河。今為國家兼籌並顧，唯有明定幹路為國有，枝路為民有之辦法，明白曉諭，使天下人民鹹知國家鐵路政策之所在。此後上下有所遵循，不至於再如從前之群議龐雜，茫無主宰。”他以為采取幹線國有、枝線民有的辦法，國計民生都能兼顧，百姓肯定高興，“國有命下之日，薄海百姓必無阻撓之慮。況留此民力以造枝路，其工易成，其資易集，其利易收”。最後他建議，“如蒙皇上俯加采擇，應即責成度支部籌集款項，並令郵傳部，將全國關係重要之區定為幹線，悉歸國有；其餘枝路，準由各省紳商集股辦理，庶幾緩急輕重不為倒置，民政軍政財政從此皆可扼要以圖，關係似非淺顯！”
石長信的折子上去，很快有旨意：著郵傳部議奏。這是四月初八的事情。
盛宣懷奉旨議奏的第三天，宣統三年四月初十，即1911年5月8日，大清曆史上首個責任內閣正式成立。這是朝廷去年向請願團許諾的事情，根據去年修改的立憲日程，裁撤舊有內閣、軍機處及會議政務處，按照君主立憲原則籌組新的中央權力中樞即責任內閣。責任內閣設總理大臣一人，內閣協理大臣兩人。下設十個部，每個部不再像過去那樣設立滿大臣、漢大臣，而是各部隻設一個尚書，不分滿漢。本來這是為了消除了滿漢族群分歧，廢除被人詬病的“滿漢堂官體製”，減少官員數量，然而，這個名單一公布，就引起軒然大波。
這份名單是這樣的：總理大臣奕劻（宗室），協理大臣那桐（滿）和徐世昌（漢），外務大臣梁敦彥（漢），民政大臣肅親王善耆（宗室），度支大臣載澤（宗室），學務大臣唐景崇（漢），陸軍大臣蔭昌（滿），海軍大臣載洵（宗室），司法大臣紹昌（覺羅），農工商大臣溥倫（宗室），郵傳大臣盛宣懷（漢），理藩大臣壽耆（宗室）。內閣總共13人，滿族即占到9人，其中皇族7人，漢族竟然隻有4人。這份名單成為當天的最大的新聞，無論茶樓酒肆，還是官司衙門，不論尋常百姓，還是士紳官員，都有一個看法，“漢人更沒權了”。對新成立的責任內閣，則稱為“皇族內閣”。不但漢人不滿，就是滿人也有不同看法。“老太後在時，至少保證滿漢對等，這樣明目張膽的壓製漢人，不是自找麻煩嗎？”許多滿人這樣發牢騷。
奕劻當然也聽到這些議論，第二天一到內閣，也就是原來的軍機處，對徐世昌道：“菊人，我當這個總理大臣不妥，我要向攝政王請辭。”
協理大臣徐世昌和那桐也附和：“我們兩個和王爺一起請辭。”
載灃當然也聽到了外麵的反應，這大大出乎他的意料。他以為雖然皇族多了些，但這些閣員可都是響當當的憲政派，並非頑固保守、庸碌無能之輩：“慶叔，你當了這麽多年的首輔，誰的資曆能，能比你高，閱曆比，比你豐富？載澤、溥倫、善耆、紹昌也是最熱心憲政的人，也是咱滿人中最，最有學識的，我覺得這個內閣已十分精幹，外麵怎麽會這麽多意見。”
在奕劻和徐世昌聽來，載灃是揣著明白裝糊塗，大家反對的原因並非人選的愚賢，而是壓根就不該有這麽多皇族！因此沉默不語。
載灃見狀擺擺手道：“不去管他們，你們也不必請辭，回去好好辦事。”
當天下午山東巡撫孫寶琦就發來電報：“推行憲政，宗室不宜入閣，‘君主不擔負責任，皇族不組織內閣’為君主立憲唯一原則，請朝廷順應輿情，於皇族外選派大臣另行組閣為宜。”
當天，直隸、奉天、吉林、黑龍江、江蘇、安徽六省巡撫也都發來電報，意思與孫寶琦相似。
盛宣懷關於幹線鐵路收歸國有的意見已安排鄭孝胥擬定了上諭。按照從前辦事的規矩，是軍機商議後草擬上諭，請攝政王鈐印，然後軍機領班署名。現在實行內閣製，應當先在內閣商議，取得一致後再將上諭請攝政王鈐印。盛宣懷關於鐵路國有的設想在內閣成立前已向軍機大臣奕劻、徐世昌等人透露過，奕劻和徐世昌的意見很一致，借款修路可以，但貿然把商辦鐵路收歸國有不可。尤其是徐世昌主政郵傳部期間，才批準湖北鐵路民營商辦，不到一年複又收歸國有，朝令夕改，成何體統？所以他是堅決反對國有政策。
徐世昌為人處事屬於穩妥圓滑一路，但在盛宣懷看來，純粹是有意壞事。盛宣懷是絕頂聰明的人，性情和辦事幹淨利索，從不拖泥帶水，看準了誰也別想擋。他見徐世昌是這樣的態度，奕劻又很倚重他，知道要先在內閣商議，根本不可能獲得支持。於是幹脆不經內閣，直接將上諭呈遞給攝政王，攝政王立即鈐章，然後再轉到內閣，由總理和協理大臣附署。
奕劻十分不滿，憤憤道：“盛杏蓀怎麽如此行事？”
徐世昌接過一看，上諭前半部分說明修築鐵路的重要性，這並無問題，但接下來痛批商辦鐵路的弊端，在支持商辦的徐世昌看來，言過其實，毫不留情。
從前規畫未善，並無一定辦法，以致全國路政，錯亂紛歧，不分枝幹，不量民力，一紙呈請，輒行批準商辦。乃數年以來，粵則收股及半，造路無多。川則倒賬甚钜，參追無著。湘鄂則開局多年徒資坐耗，竭萬民之膏脂，或以虛糜，或以侵蝕，恐曠時愈久，民累愈深，上下交受其害，貽誤何堪設想！用特明白曉諭，昭示天下：幹路均歸國有，定為政策。所有宣統三年以前，各省分設公司集股商辦之幹路，延誤已久，應即由國家收回，趕緊興築。除枝路仍準商民量力酌行外，其從前批準幹路各案，一律取消。至應如何收回之詳細辦法，著度支部、郵傳部，懍遵此旨，悉心籌畫，迅速請旨辦理。該管大臣毋得依違瞻顧，一誤再誤。如有不顧大局，故意擾亂路政，煽惑抵抗，即照違製論。將此通諭知之。
徐世昌氣得頭嗡的一聲，半天沒有反應。不顧大局，擾亂路政，在他看來盛宣懷是指桑罵槐。
“王爺，這個名我不簽！”徐世昌一拍桌子氣衝衝走了。
賭氣歸賭氣，名還是要簽的，第二天到內閣，經不住奕劻勸說，徐世昌還是在上諭上附署。
幹路國有上諭通過電報發往各省，各省利益盤算不同，因此反應迥然不同，支持者有雲南、貴州、廣西等邊遠省份，因為他們自料邊遠省份，鐵路不會被收，因此表示支持。表示反對者主要在湖南、湖北、廣東。因為正在修建中的粵漢鐵路與京漢鐵路是貫通南北的幹線，必定要收歸國有。結果三省反應十分激烈，遍帖傳單，反對收歸國有。川漢路到底是否收回，尚不明確，如何收回也沒有細則，川漢路總公司立即打探消息。
川漢鐵路的修築計劃是從成都和宜昌兩端同時修築，因此在宜昌和成都分別都設有總辦，同時為了方便在京中募股，也為了便於與川籍京官聯絡，在北京也設立總理。駐北京總理也沒有更詳盡的消息，回複道：“此事關係重大，政府真意所在，甚不易知；唯以表麵看之，似甚堅決。”建議“川局應照常辦事”。
駐宜昌的總理李稷勳在郵傳部做過左丞，此時正主持宜昌的修築工程，與總工程師詹天佑合作甚洽，正打算為蜀道變通途盡一番力，而且身為總理，事權頗重，當然不願被收為國有。他致電成都總公司和四川諮議局，說如果鐵路收歸國有，則政府必須以現銀償還已用之款，“川路既欲收回，則川省人民辦路用款，應照數撥還現銀；若盡空言搪塞，苦我川人，當抵死爭之”。
四川諮議局開會，開始時議論紛爭。有人認為川省路款多出自租捐，純係強製攤派性質，貧中下戶共同負擔，現已集款一千五六百萬，而虧倒至數百萬，唯一的希望是路成後獲利，藉資彌補。若收為國有，則川人膏血消耗殆盡，何以聊生？然而副議長羅綸認為，川路需款甚巨，僅憑地方籌款根本是杯水車薪，通車遙遙無望，股本損蝕會更多。收歸國有，能夠盡快修成鐵路，也是挽回損失的辦法。應當體諒國家難處，支持國有。最後達成一致，如果朝廷能夠把股本照單全付，收歸國有未嚐不可。所以最後形成決議，提交川督王人文轉奏朝廷：
鐵路國有，既奉明諭，定為政策，吾儕小民，何敢與抗。既收為國有，是此路即與吾民絕無關係，吾民從前舉辦此路時，一切用款，自當由國家歸還，方與國有政策符合。倘國家不肯歸還，隻竟吾民未竟之功，是即強奪吾民之財產矣。故吾民今日公呈總督，請其代奏，索還吾民原有之資本及利息而已。
整個四川既未有反抗收歸國有的傳單揭帖，更未像湖廣一樣發生集會抗議的情形。這給盛宣懷一個錯覺，以為四川封閉，川人綿軟好欺。
幹線鐵路國有上諭發布十天後，盛宣懷拿出了第一期幹線鐵路國有計劃，即首先收回粵漢、川漢鐵路。鑒於湖南、湖北及廣東反對鐵路國有的聲音很響，盛宣懷認為他在京城鞭長莫及，必須有專人到地方上相機辦理。於是與載澤商議，朝廷最好任命專門督辦粵漢、川漢鐵路大臣。曾任過直隸總督不及半年就因在慈禧葬禮上私自安排人照相而被革職的端方，此時正在京中鑽營，謀求複出。端方曾任湖南巡撫，且曾在湖廣總督張之洞進京時代理其職，興辦新式教育、大辦實業，在湘、鄂聲譽良好，由他出任督辦大臣也可算是得所其人。所以端方的任職上諭很快發布：端方以侍郎候補，授為督辦粵漢川漢鐵路大臣，著即迅速前往會同湖廣、兩廣、四川各總督，妥籌辦理。
不過，端方所謀求的是總督之職，對正在風口浪尖上的督辦大臣一職極不情願，他打算具折辭謝。心腹幕僚提醒他說，大人現在是革職人員，此次朝廷算是棄瑕錄用，當勉為其難，無堅辭之理。端方一想也是，隻好勉為其難。不過能拖一天是一天，他以與郵傳部詳細商討為由，並未“迅速前往”。
這時湖南發生反對鐵路國有的風潮，傳單、揭帖竟然貼到了巡撫衙門上。諮議局連番開會，上書資政院，抗議鐵路國有。資政院質詢內閣，內閣於是開會討論，各位閣員都閉口無言，隻有奕劻及徐世昌、那桐三位與郵傳部尚書盛宣懷商討。
徐世昌首先開口道：“盛大人精詳鐵路情偽，必有精當辦法，不至於引起更大風潮。”
“反正不能讓幾個跳梁之輩螳臂擋車。”盛宣懷認為徐世昌是誠心看笑話，偏讓你看不成。
於是他又與親信鄭孝胥密商，起草了兩份上諭，一份是指示川鄂等省立即停止征收租股並立即查清收入支出情況。另一份是專門針對湖南抗拒鐵路國有風潮，語氣頗為嚴厲：“鐵路幹路，收歸國有，業經降旨宣布，定為政策，並經簡派大員督辦，萬無反訐之理。茲據奏稱，湘省群情洶懼，嘩噪異常，遍發傳單，意在煽動。該省民情浮動，易滋事端，著該撫嚴行禁止，剴切曉諭，不準刊單傳布，聚眾演說。倘有匪徒從中煽惑，擾害治安，意在作亂，準如所擬照亂黨辦法，格殺勿論。責成該撫認真防範，消患未萌，毋稍姑息，設有疏虞，釀成重案，定唯該撫是問。並諭郵傳部、端方、瑞澂知之。”
攝政王鈐章後，傳到內閣，奕劻卻請病假了，留下話說不必等他，協理大臣附署即可。徐世昌問那桐道：“那相，您是多年樞臣，格殺勿論這樣的詞，能是上諭中輕易可用的？”
那桐歎道：“杏蓀的文筆，是真正的刀筆。反正攝政王已鈐章，我們無非附署罷了。”
此時，四川總督王人文發電，上報川路股份大概情況，通過加收田賦征收租股九百五十萬兩，官、民購股二百六十餘萬兩，土藥商、鹽茶商股一百二十餘萬兩，燈捐、土厘十餘萬兩，生息及雜項收入三百三十餘萬兩，合計一千六百七十餘萬兩。川路公司紳董及川民皆希望一切用款，自當由國家全部歸還。也就是說，四川方麵希望國家出一千六百多萬現銀給四川，四川則將川漢鐵路股份全部轉給國家。
度支部肯定拿不出這麽多銀子。郵傳部與度支部商定後，由盛宣懷與端方聯銜答複川督王人文：該公司股票，不分民股、商股、官股，準其更換國家鐵路股票，六厘保息，但曆年虛糜的經費及上海股票倒款國家不予承認。
王人文收到這份電報，感到事態嚴重，連忙收起來，隻怕傳出去會惹出絕大風潮。道理明擺著，雖然民營商辦營利的期望渺茫，但畢竟還有點希望在那裏。而一旦按這個辦法國有，則上海虧折的三百萬兩及曆年虛糜的款項立即沒了著落。川漢鐵路租股占了近百分之八十，那可是一文一文從百姓嘴裏摳出來的，鐵路營利未見，而國有後立即損失近四百萬兩，百姓如何能夠答應？尤其是諮議局的人，大多是地方上有實力的紳商，他們附股較多，去年請開國會，已經形成了請願的習慣，其力量不可小視；更令人擔憂的是，四川哥老會盛行，他們也都有租股，如今蒙受如此大的損失，怎麽會吃這樣的啞巴虧？如果袍哥發動起來，那可真是一場災難。
王人文立即再發電給盛宣懷，希望體諒川民的困苦，能夠格外照顧，把上海倒款折為國家鐵路股，以免引起風潮。他在複電中強調“川紳路見，現為兩派，甲派堅決反對國有，乙派主張國有但要求還款。宜滿足川人還款要求，以此擴大溫和派，以便順利收路”。但盛宣懷有一個錯覺，自國有化以來，四川最為平靜，他以為川民最好對付，王人文是虛聲恫嚇，無非是想多為四川爭取點利益。他回電說，上海倒款，度支部無此閑款歸還，而且度支部的銀子是全國的稅款，絕無為川路公司歸還倒款的道理。
盛宣懷的話聽上去不無道理，也頗為義正詞嚴，但在四川總督王人文看來則是不顧實際，無理更無情。他不敢泄露電報內容，而是悄悄壓了下來。
幾天後，朝廷關於川漢、粵漢路所涉及四省的股票歸還辦法出台。廣東的股票，先發還六成現銀，餘下四成發給國家無利股票，將來鐵路有盈利後，分十年逐漸還清；湖南、湖北的股票，商股都是一律發還，其餘米捐、鹽捐、租股、房租發給國家保利股票，年息六厘，十五年攤還；而四川的股票一分現銀也不發還，而且現存的七百萬兩發給國家年息六厘的保利股票，由度支部提款用於川路建設，已經用於建設宜昌段鐵路的四百萬兩，發給國家保利股票，辦公耗掉的費用，則隻發國家無利股票，上海倒款，一概不問。通觀四省的辦法，湖北、湖南最優，廣東次之，而四川最吃虧，不但沒有一兩現銀返還，現在的現銀還將以國家股票換走，而四川人渴望趁此機會解決的上海倒款，則從此沒了著落。
由盛宣懷的親信鄭孝胥起草的上諭，對這個明顯不公的收路辦法卻說是“籌畫尚屬妥協”，並說朝廷對地方已經“仁至義盡”，“經此規定後，倘有不逞之徒，仍藉路事為名，希圖煽惑，滋生事端，應由該督撫嚴拿首要，盡法懲辦，毋稍寬徇，以保治安。”他就是要明白告訴地方，朝廷要堅決收回路權。
不僅如此，為了讓地方死心，他還將此前以川漢、粵漢路為抵押與四國銀行簽訂的借款合同正式公布出來。明明是兩路還沒有辦完收回手續，卻已經抵押出去向洋人借款，這就好比把還未屬於自己的東西賣給了別人。
這兩個消息幾乎同時傳到了四川，這完全出乎大家的意料，川漢鐵路的重要創議人、諮議局議長蒲殿俊，副議長羅綸召集眾人商議，認為要想通過鐵路國有挽回上海倒款已經不可能，那就必須奮起抗爭，拒絕國有。當初鐵路商辦，就是為了避免借洋債造成國權淪喪，如今盛宣懷拿川漢路借洋債，便是損失國權，便是賣國。如果川民能夠行動起來以爭國權，反對國有，則可給朝廷造成壓力，如果改弦更張，同意照單全付川路股本，則不妨退一步，同意國有；否則便保持現狀，繼續民營商辦。
宣統三年五月二十日，也就是1911年6月16日，蒲殿俊、羅綸等人連夜商討，決定緊急成立保路同誌會，蒲殿俊為會長，羅綸為副會長，並在鐵路公司門口掛出了“保路同誌會”的橫幅。
次日保路同誌會在鐵路公司門外召集保路集會，羅綸第一個登台長歎：“完了，完了，川路已經賣給洋人，四川完了；國有幹線已經全部賣給洋人，大清也完了。我四川紳民，人人以附股為愛國之義務，婦女拔簪珥，兒童節糕棗，相率投之若恐後，然終被盛宣懷奪我川路，賣與洋人，我川民膏血一文不名，我輩何忍空手而對嗷嗷待哺之幼兒，又有何顏麵對衣不蔽體的妻女。”羅綸極善演說，說到動情處仰首問天，已是淚流滿麵。台下眾人，無不飲泣。
當天夜裏，由羅綸、鄧孝可主編出版機關報《四川保路同誌會報告》，一、二版刊登的是《四川保路同誌會宣言書》，首先批評鐵路收歸國有之舉明顯違憲，最後說明保路同誌會的宗旨：
借用外債，吾人不爭，借債而不交資政院議決，則吾人誓死必爭。收路國有，吾人不爭，而收路借款不待諮議局、股東會議決，則吾人誓死必爭。保路者，保中國之路不為外人所有，非保四川商路不為國家所有。破約者，破借款賣路之約，並破不交院議違反法律之約。政府果幡然悔悟，交資政院決議以舉債，交諮議局、股東決議以收路，朝諭下，夕奉詔！非然者，鹿死無陰，急何能擇，吾同誌會眾唯先決死而已，不知其他。
天亮前這份報紙開始在成都散發，五千份很快售罄，於是連夜加印；三天後的第二號，則印到了一萬五千份，所登文章大多痛罵盛宣懷賣路賣國，一時間盛宣懷成為川人盡知的賣國賊。
隨後，四川保路同誌會發起了簽名保路活動，兩千四百餘人在破約保路的呈文上簽名。保路同誌會派出百人代表打著橫幅前往總督府，橫幅上寫著：“路亡國亡兮，毋為賣國賊所欺。廢約保路兮，吾頭可斷誌不移。”“欺君奪民賣路賣國的大罪人盛宣懷！”等走到總督府的時候，自動跟隨上來的人群已經達到一千多。王人文親自到大門口接見，見人群中除了諮議局的紳商外，還有學生、市民，而且更有袍哥也參與期間。人群情緒極為激動，他不敢有任何推辭，更不敢拒絕，隻好順應民意，表示願意為大家代奏簽名的請願書。他如實向朝廷反映川民的激烈情緒，建議朝廷暫時收回鐵路國有的政策，時機成熟後再擇機辦理。然而，盛宣懷卻認為王人文懦弱無能，鼓動攝政王下旨撤掉王人文的總督之職，令正在川藏邊界處理邊務的駐藏大臣趙爾豐火速到成都就任四川總督。
垂釣洹上的袁世凱對盛宣懷堅決收回幹線鐵路十分支持，在寫給端方的信中說：“兄曾有四願：一收管海關，總稅務司改用華員。一收管郵政，不可附在稅政。一收管幹路，以便國防交通。一大借歐美債，大興實業，隱以抵製強鄰，使我得延喘息，專意振作。此四事經營數稔，迄無一成。而杏老任事數月，已舉其三。才略高下，判然可見。惜從前誤聽人言，又為人所持，未得與此老早共謀之，成此大錯，悔不可追。”
一看發報地點是漢口電報局，這說明張謇人已經在漢口。他為什麽在漢口，是專程來相晤，還是路過？不得而知。但無論如何，袁世凱都十分高興。張謇是江蘇諮議局議長，而其影響卻是全國性的，整個大清國，誰不知道大名鼎鼎的狀元實業家張謇張季直！特別是去年各省諮議局三請召開國會，作為發起人的張謇更成為立憲派的領袖。這樣的人物專門拜訪，對袁世凱而言不啻與各省打開了一扇溝通大門。袁世凱多次說過，大清目前有兩股力量不可小視，一是革命黨，二是立憲派。革命黨尚無合適的渠道溝通，立憲派有張謇牽線，何愁得不到支持？
到了第二天下午，袁世凱早早派袁乃寬帶著轎子到洹上村車站等候。同時吩咐大開中門，以迎接封疆大吏之禮相迎。五點多，張謇乘坐的轎子由中門昂然而入，袁世凱親自去打轎簾：“張先生，學生來迎接您的大駕了。”
“慰廷，不敢當，實在不敢當。”張謇一邊下轎一邊說，當他看到袁世凱須發皆白又感慨道，“慰廷，你見老了，我們都老了。”
袁世凱問道：“先生能住多少天？二十餘年不見，我們要好好拉呱。”
“我今天晚上就得回車上，連夜進京。”
“這麽著急？”
張謇解釋道：“去年南京開博覽會時，美國有個商團來華參觀，他們邀請大清也組織一個商團去美國訪問。上海、廣東、漢口、天津四商會，公推我主持此事，我此次就是到京辦理有關事宜。時間已經定好，必須如約前往。”
袁世凱惋惜道：“這實在太可惜了，我本打算與先生暢談數日，有好多事情要向先生請教。”
“談不到請教，要說請教，我亦有不少問題要向慰廷請教。”
兩人說著話，已經到了養壽堂西側的紅葉館，袁世凱吩咐道：“把飯開到這裏吧，我要和先生邊吃邊談。”
紅葉館的餐廳很寬敞，又通透，前後門窗大開，涼風習習，可解燥熱。兩人邊吃邊敘舊，談起往事，袁世凱連說“慚愧”。那時他年輕氣盛，特別是後來立功升職，不免得意忘形，對張謇多有得罪。張謇則道：“慰廷有傲的本錢，倒是我有些不識金鑲玉了。”
兩人談到投機處，袁世凱又問：“先生，你對如今的局勢怎麽看？”
這話問得很大，但張謇所答卻正是袁世凱所問，可謂心有靈犀：“朝廷皇族內閣盡失天下人心！名為內閣，實則軍機，名為立憲，實則專製。以立憲之名，行專製之實。比之孝欽太後秉政，尤過之而無不及。”
張謇歎息道：“難！去年我發動國會請願，浙江諮議局以為請開國會，是與虎謀皮，無濟於事，認為國不亡，無天理。當時我很生氣，說：‘我輩不為設一策而坐視其亡，無天理。’不到一年，皇族內閣一公布，大家都覺得大清立憲已經無望，真正是國不亡，無天理。”
“當初孝欽太後秉政，常例是滿人領樞，其他軍機滿漢各半；中央六部，每部堂官六人，滿漢各半。如今倒好，內閣成立了，說是打破滿漢畛域，結果是漢人席次減少，不及三分之一。革命黨正在呼籲驅除韃虜，朝廷本就該以組織內閣機會示好漢人，以消弭危機，誰料竟然會反其道而行之。”
“誰說不是，海陸軍及各部要害均為親貴把持，非祖製也；複不更事，舉措乖張，舉國騷然，朝野上下不啻加離心力百倍，可懼也，全國有解體之危。”
袁世凱又問：“新內閣一成立，即將鐵路收歸國有，此舉頗中要害，於國計民生皆有長遠之利，先生何以說舉措乖張，有解體之危？”
“事是好，但時機不對，辦法不對，便大錯特錯。借國債，必經資政院議決，將各省商辦鐵路收歸國有，必經地方諮議局議決。而朝廷卻越過資政院和諮議局，內閣第一件大事就辦得如此糊塗，豈不是絕了天下立憲之望？實話說，東南各省諮議局對朝廷已經失望之極，立憲無望，都有與朝廷誓不兩立的意思。我此次北上，雖是交涉商團事宜，其實更是為摸清北方各省諮議局的意思，以便溝通。”
袁世凱驚道：“啊，照先生來說，幹線收歸國有反而成為釀亂之源。”
“正是。盛杏蓀強人所難的辦法，是想學李文忠、左文襄行英雄欺人之舉，為成大事，不擇小節。這在從前，沒有問題。可是如今已經實行憲政，卻不按憲政章程辦，就是諮議局這一關也不好過。諮議局的力量不可小覷，可以說地方各省的立憲派、實力派都集中於諮議局。朝廷失去立憲者的支持，那還有誰能支持他？”
“立憲派的力量發展如此迅速，實在出乎意料。其原因何在？”
“立憲派的力量迅速強大，始自各省設諮議局。諮議局之設，本是為了就本省應革之事進行商議，並無多大實權。但諮議局的議員卻都是各省、各府、各縣的實力紳商，他們都是出自本鄉本土，被推舉為議員，因此易得百姓認可。而諮議局成立後，為了地方利益，反對中央集權，這與地方督撫利益又是一致的，所以也得到地方大吏的支持。地方推行一項政事，必得諮議局支持方才容易推行，所以地方官員對諮議局必得好好敷衍。即如最近湖、廣發生的保路事件，聲勢極其浩大，與諮議局的議員關係不淺。”張謇詳細說明。
張謇一針見血道：“我剛才說過，諮議局的議員多是地方上的實力紳商，他們在地方鐵路中持股較多，又往往是各府各縣發動集股的具體負責人，換句話說，他們大都是民營商辦鐵路的獲利者，其本人或者親朋，有的出任公司的紳董，有的參與股本的管理，有的則可能在鐵路施工中或承包或供材料，從而有利潤可沾。所以，鐵路民營商辦，雖然虛耗、揮霍嚴重，但他們卻是受益者。慰廷請想，就算他們不為國家路權利益著想，為了自己的利益，也必然要一爭。”
“啊，我明白了。正因為他們來自各府各縣，所以保路活動就很容易在地方獲得響應。”
“正是，他們的號召力比官府的行文還要有效。官府行文百姓未必信，議員有所陳請，百姓都會深信不疑。”
“這樣說來，諮議局一設，立憲派的力量遍及全國城鄉。他們的影響，比革命黨影響還要大。”
“慰廷判斷極準。革命黨接二連三造反，對朝廷震動不小，但畢竟隻在東南數省，而且暴力革命對求穩怕亂的國人而言，不容易得到支持。所以屢次造反起義，屢次很快被平定，原因就在於此。立憲派與革命黨不同，革命黨要驅除韃虜，推翻朝廷，另起爐灶；立憲派是要盡可能的維護朝廷，維護穩定，通過憲政改良政治，實現國家的自強自立。此次保路風潮，各省諮議局所倡導的是‘文明保路’，而不希望采取激烈的手段。那樣，豈不與革命黨一樣？”
“文明保路的想法不錯，不過，先生想過沒有，這些年庚子賠款強加到百姓頭上，各地舉辦新政也是不斷加捐加厘，民間怨氣太深，一旦發動起來，立憲派的想法恐怕未必能夠維持得住。所謂幹柴烈火，保路引出的火星，可能會燃成衝天大火，想救也救不了。”
“這也正是我所憂慮。大亂將臨，我來見慰廷，便是想為將來謀一個穩定局麵。要實業興國，首先國家必須穩定。”
兩人越談越投機，轉眼間已是子正，也就是夜裏十一點鍾。張謇看了看西洋鍾道：“慰廷，我必須回車上了，還有個把鍾頭車必須出站。”
兩人都有意猶未盡的感覺，袁世凱親自把張謇送到洹上村大門外。
張謇登轎起行，袁世凱又追過去，扶著轎杆仰著臉誠懇地說道：“先生，有朝一日，蒙皇上天恩，命世凱出山，我一切當遵從民意而行。也就是說，必定遵從您的意旨而行。我懇請先生，必須在各方麵，把我的誠意告訴他們，並且希望您能與我合作。”
“慰廷放心，真有那一天，能夠挽救中國者，唯慰廷一人而已。”
管家袁乃寬代袁世凱把張謇一直送到車站，回來後袁世凱問：“先生路上可又說什麽？”
“說了些什麽？”
“張先生對同行的人說：慰廷畢竟不錯，不枉老夫此行也。道故論時，慰廷其意度智識較二十八年前大有長進，遠在碌碌諸公之上。有慰廷在，可算中國之一大幸事。”
“先生真是謬讚了。”袁世凱聽了非常欣慰。
與張謇差不多同時進京的，還有川漢路宜昌總辦李稷勳。因為成都方麵反對鐵路國有意見太大，到底該何去何從，他決定進京聽聽川籍京官的意見。但川籍京官的意見也不能統一。作為在京的官員，他們對朝廷的意圖了解較多，因此認為鐵路國有有道理；但家鄉父老節衣縮食入股，上海巨額倒賬朝廷又不予承認，心下實在同情；同時，參與川路管理者揮霍、挪用的各種傳聞又令他們羨慕中帶著嫉恨。有此複雜的情感在內，要想幫李稷勳拿個主意也的確不容易。
李稷勳彷徨無計之時，善施手腕的盛宣懷從中發現了機會，決定從他身上下手，對川路公司實行分化。他對李稷勳許諾，朝廷任命他為國有川漢路宜昌分公司總理，代表國家接收川漢鐵路宜昌至萬州段，並繼續主持這段鐵路的修築；作為回報，李稷勳要代表川路公司將紳商股款七百萬兩轉作國有鐵路股金，並代表鐵路公司同意郵傳部派員清查賬目。李稷勳答應合作，因為這個條件太誘人，繼續出任宜昌總理，其中好處自不必說，川漢路能夠盡快修築見效也是他所期盼。但經他手造成川漢路權及股本盡失，他自知消息泄露必引起軒然大波。所以，他答應了盛宣懷的條件，卻又要求暫不要公開。
盛宣懷卻不吃他這一套，等任命李稷勳為宜昌分公司總理上諭下達後，他立即給剛到任的川督趙爾豐發電，讓他公布李稷勳擔負的使命。他以為李稷勳作為原商辦川路公司的宜昌總理，做出的承諾川人隻能啞巴吃黃連，再苦也要吞下去。
保路同誌會的同誌一聽到李稷勳竟然吃裏爬外，十分憤怒，也十分擔心，如果任由郵傳部查賬，那麽川路公司管理者挪用、揮霍股本的行徑立即大白於川人麵前。於公於私，都不能讓盛宣懷、李稷勳得逞！於是組織了數千人到總督府請願，並發電給李稷勳，要求他十日內辭職，並將權力移交給成都總公司。
新任四川總督趙爾豐是前任總督趙爾巽的弟弟，他對四川百姓生活困苦的情形，地方官紳淩逼百姓繳租股的殘酷，以及四川遍地袍哥的實際十分了解。他認為不論多麽堂皇的理由，此時將川路收為國有，萬不可行。所以他上奏朝廷，要求推遲鐵路國有，並收回對李稷勳的任命。
盛宣懷對趙爾豐十分失望，本來以為他會比王人文強硬，誰料剛到任就站到川路公司一邊。他十分不滿，嚴令趙爾豐嚴拿懲辦倡首數人，如果膽敢衝擊衙門，則要大開殺戒，果斷震懾，否則以失職論，同時推薦岑春煊到成都查辦。而內閣總理奕劻和協理徐世昌都明確表示反對用兵，主張頒布和平諭旨，暫歸商辦，以撫平**，並推薦起用袁世凱到四川查辦事件。載澤、載灃都不願袁世凱複出，而岑春煊是奕劻的死對頭。盛宣懷和載澤一起勸說載灃，不顧奕劻的反對，任命岑春煊為欽差大臣，立即入川。
盛宣懷氣得把案上一隻唐代的筆筒摔碎了，最後不得不讓端方立即出京，親自到成都去相機辦理。作為川漢、粵漢鐵路督辦，端方以翻看檔案為由已經在京中滯留了快兩個月，再拖下去實在沒有理由。於是他打點行裝，萬不情願的出京南下。
盛宣懷又給趙爾豐嚴電，讓他必須懲辦倡首。趙爾豐萬分為難中，幕僚給他出主意，擒賊擒王，把川路公司和保路同誌會的骨幹扣到總督衙門，好吃好喝圈著，群龍無首，他們自會散去。趙爾豐覺得是一條妙計，於是以商討事件為名，把蒲殿俊、羅綸等十二人請到總督府，立即扣押了起來。
沒想到事情由此失控。外麵風傳十二人已經被殺，成都以及附近府縣出現大規模的商人罷市、學生罷課，數千人到總督府請願。軍警畫出警戒線，但請願者視如無物，越線而居。督標中軍下令開槍，打死打傷三十多人，並嚴禁收屍。趙爾豐下令成都實行全城戒嚴，城牆上派有重兵把守，封鎖交通和郵電，阻止消息擴散。
當晚，同盟會成員龍鳴劍趁夜幕縋城而出，奔至錦江河畔的農事試驗農場，與同誌商議如何以最快的辦法把“成都血案”的消息傳出去。最後，他們在船工的建議下，製作數百塊竹牌，在上麵寫著“趙爾豐先捕蒲、羅，後剿四川各地同誌，速起自保自救”等字樣，然後將竹牌塗上桐油，包上油紙，連夜秘密投入江中。四川江河縱橫，水網密集，四通八達，這種被稱之為“水電報”的木牌乘秋潮水漲，隨江水漂流而下。各地接到“水電報”的消息便一傳十，十傳百；許多人又照樣仿造，將更多的“水電報”投入江中，使“成都血案”的消息很快傳遍沿江各州縣。
龍劍鳴又趁機行動，勸說川西、川南的袍哥領袖在資州聚會，改“保路同誌會”為“保路同誌軍”。隨後數萬同誌軍直奔成都，前去營救保路會的同誌。同誌軍一路勢如破竹，很快兵臨城下，因為四川新軍中袍哥數量極大，又有同盟會策應，根本不奉趙爾豐號令，不肯跟同誌軍作戰。趙爾豐登上城牆，看到城外越聚越多的同誌軍，連連歎息：“完了，完了，誤聽盛杏蓀之言，大錯鑄成，悔之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