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五大臣出洋被炸 袁世凱談判維權
時值盛夏，慈禧和皇上在頤和園聽政，召見袁世凱的地方是仁壽殿。
袁世凱跪下，將涼帽端下來放在地上，坐在左側的光緒先開口了，問：“袁世凱，這次日本人平岡進京遊說大臣，又去天津見你，你以為他此行的目的是什麽？”
袁世凱回奏：“平岡此行，雖然自稱是以民間身份訪問，但依臣看來，應當是替日本政府打探我朝廷對東北的態度。平岡一再說明日本民間頗以為日本應當代守東北，大約日本政府也有此想。”
光緒鼻孔裏哼了一聲道：“日本人當初承諾沒有占領大清領土之意，大清之地，何勞他代守？”
“日本人雖然獲勝，但犧牲也不小，尤其陸軍傷亡十幾萬，所以國內會有代守滿洲的說法，無非是想多要些利益。”
光緒恨恨道：“如果任由日本人代守，豈不是前門驅狼，後門進虎？”
“臣估計日本人的想法未必能夠得逞。現在日俄兩國請美國人調停，美國人持的是門戶開放政策，反對一國獨大，當年反對俄國人獨占滿洲，當然也不會任由日本人賴著不走。聽美國駐津領事之意，美國將力勸俄國，將從前獲得的東清鐵路及旅大租借權讓與日本，其他地方則完全交還大清。如果日本兵不撤，俄國人大約也會有意見。以臣對日本人的了解，他們肯定還要提出其他要求。”
聞言，慈禧此時才說話：“要把日俄幹幹淨淨從東北趕出去，看來是不太可能。朝廷已經向美、日、俄三國聲明，日俄議和條款內，倘有牽涉大清事件，未經與大清商定者，一概不能承認。如今日本接手俄國人在東北的特權，怎麽著也得獲得朝廷的認可不是？剛才你也說了，恐怕日本人還會額外提要求，到底該怎麽與日本人談，朝廷叫你來，就是要聽聽你的想法。”
太後也知道“要把日俄幹幹淨淨從東北趕出去”不可能，可見奕劻平日的勸諫起了作用。太後不存妄想，能從實際出發，將來就不致太坐蠟，於是便回奏：“日本人貪心不足，如今又是新勝，恐怕在南滿鐵路、旅大租地之外，會提出商務等方麵新的要求，將來談判時自然應當竭力阻止。”
“和日本人談判最難纏，當初李鴻章與日本人談，受盡了屈辱，結果賠了兩億多兩銀子，割了台灣。都知道談判難，和日本人談更難。當年李鴻章是會談判的人，就是外國人也都服氣。如今舉國上下，能談判的恐怕還要依靠北洋，尤其是唐紹儀，當初收回天津，今年與英國人談西藏問題，都是他主導，是不錯的外交人才。”
“臣實在無法與李鴻章相比，尤其與洋人談判更是難望其項背。若將來談判，還請慶王或軍機大臣中有資曆和威望者參與，以免臣有疏漏造成損失。”袁世凱當然不願自己和唐紹儀獨當大任，因為這樣難免獨戴其罪。如果當年馬關談判李鴻章把翁同龢一起逼了去，何止被清流罵個狗血噴頭！
京中已有袁世凱親日的說法，軍機大臣瞿鴻禨尤持此說，已經表示願意參與談判，以免國權淪喪，所以慈禧痛快答應了：“讓瞿鴻禨出任全權大臣好了，到時候你們商量著來。”
袁世凱磕頭“嗻”了一聲。
說完此事，慈禧話鋒一轉又問：“日俄如果如期撤兵，我們接收東北後，該如何經營，朝廷下詔求言，結果大多數人都說朝廷應該行憲政，好像憲政是一服靈丹妙藥。袁世凱，你也認為朝廷應當實行憲政嗎？”
“對憲政臣所知了了，隻知道是憲政發端於歐洲，日本效法歐美，實行憲政，不數十年而國力大增。但憲政是否適於大清，不是紙上談兵就能確定的，臣建議朝廷派出大臣去歐美各國考察一番，再下結論不遲。”
“你這個建議很好，行與不行先考察一下再說。我年紀大了，可是腦子並不糊塗，有富國強兵的好辦法我當然要支持。可更改國體這樣的大事不能不慎而慎又慎，倉促行事，鬧得怨聲載道，不但於事無補，反而惹來亂子。這樣的教訓我們不是沒有。”這樣的教訓當然是說戊戌變法，光緒麵無表情，低頭無語，慈禧接著道，“東北接收過來該怎麽經營，你有什麽好想法，說說看。”
“臣建議在東北實行行省製，設督撫以加強治理。當然，該不該設，怎麽設，臣還是建議到時候朝廷派重臣去考察一番，再做結論。”
“八旗從龍入關後，滿洲人煙稀少，而且又是龍興之地，所以朝廷實行軍府製。這些年來闖關東的人屢禁不止，如今又被俄、日這麽一鬧，看來要想和當年一樣實行封禁已經不可能了，實行行省製看來是勢在必行。等與日本人談出結果了，就派人去做一番考察。”說完這些，慈禧又問，“你還有要回奏的事情嗎？”
這是要袁世凱跪安的意思，若在平常，此時磕頭退出就是，但袁世凱並未跪安，接話道：“臣的確有事要奏，臣建議廢除科舉。”
光緒身體很差，臉色灰暗，精神頭不好，今天坐了這許久已經很疲倦，聽袁世凱如此說，精神稍又振作道：“廢除科舉，這與你們前年的奏請不符。”
袁世凱對科舉製度很不以為然，三年前與張之洞一起奏請朝廷廢除了八股，兩年前兩人又聯銜上奏請遞減科舉中額，以期逐漸廢除科舉。平岡這次到天津也談到科舉與人才培養的話題，讓袁世凱改變了主意，策動朝廷立即廢止科舉。
“直隸學校司督辦嚴修，曾經兩次赴日本考察教育，感觸極深。他曾對臣說，日本明治維新三十餘年，最大的成功在教育，教育不但開通了民智，使萬民皆可興實業，更增強了萬民的國家意識，舉國同欲，故能三十年國勢大變。他對臣說，一言以蔽之，教育可救國。日俄之戰，無論兵力還是國土遠遠倍於日本的俄國慘敗，更讓臣夜不能寐。臣以為，培養新式人才，非大興新式學校不可。而科舉一日不停，士人皆有僥幸得第之心，學堂決無大興之理。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就目前而論，縱使科舉立停，學堂遍設，亦必須十數年後，人才始盛。如再遲十餘年，學堂有遷延之勢，人才非急切可成，又必須二十餘年後，始得人才之用。強鄰環伺，時不我待。轉瞬日俄和議一定，大清大局益危。科舉夙為外人詬病，學堂最為新政大端，一旦毅然決然，舍其舊而謀其新，則風聲所樹，士子絕意科舉，一心向學，留學外洋者，亦知晉身之路歸重學堂一途，益將勵誌潛修，我大清何愁人才不興？且設立學堂者，並非專為儲才，乃以開通民智為主，使人人獲有普及之教育，具有普通之智能，上知效忠於國，下知自謀其生。其才高者足以佐治理，次者亦不失為合格之國民，兵農工商，各完其義務而分任其事業。”袁世凱這番話幾乎是一口氣說下來，殿中又密不透風，背上大汗淋漓。
光緒重複著他的話道：“教育足可以救國，這話極有道理。”
“這次平岡到天津與臣也談到了科舉問題，他認為要培養新式人才，非廢止科舉不可。”
於是袁世凱將平岡浩太郎談及科舉的話題簡要奏陳。他的奏對直白淺顯，慈禧也聽得十分明白，問道：“當年廢八股，鬧得沸沸揚揚，如今要立即廢止科舉，你不怕惹出大亂子，招天下士子痛罵？”
“今昔形勢已有不同，近年來到日本留學人員每年都有數千人，日本新式教育的成就通過他們而令國人廣為所知，尤其此次戰爭，日本全勝，培養新式人才更為國人關心。臣以為隻要妥善安置，當不至於引起大波瀾。”然後袁世凱談善後辦法。
“你回去後寫個折子來看。新式學校既然這樣重要，朝廷也應該有專門衙門辦理才好。你直隸有學校司，專管新式學堂是吧？”慈禧這樣問，不但表明她對袁世凱的意見完全讚同，而且已經在考慮如何大辦新式教育。
袁世凱回道：“回太後話，直隸設學校司，專司新式學堂的舉辦和新式教育的推廣。”
“回鑾後，朝廷設了學務處，又設管學大臣管理京師大學堂。將來真要廢了科舉，朝廷也應該設個衙門，專門推廣新式教育。”
袁世凱回天津不幾天，派大臣出洋考察的上諭就明發下來：
諭內閣：方今時局艱難，百端待理，朝廷屢下明詔，力圖變法，銳意振興。數年以來，規模雖具，而實效未彰，總由承辦人員，向無講求，未能洞達原委。似此因循敷衍，何由起衰弱而救顛危？茲特派載澤、戴鴻慈、徐世昌、端方、紹英等，隨帶人員，分赴東西洋各國，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擇善而從。嗣後再行選派，分班前往。其各隨事諏詢，悉心體察，用備甄采，毋負委任。所有各員經費，如何撥給。著外務部戶部議奏。
出洋大臣的人選，奕劻與袁世凱通過德律風密議過。宗室人選，開始是想派載振，但奕劻怕言路上攻擊他們父子攬權，因此作罷，改派康熙的六世孫、鎮國公載澤。軍機大臣中想派的是瞿鴻禨，他兼外務部大臣，出洋考察理所當然。出國考察總要半年以上，奕劻的如意算盤是借機把他排擠出軍機，但瞿鴻禨以年老請辭，因此改派軍機大臣中最年輕的徐世昌，他是二十幾天前王文韶年老罷軍機後入軍機上學習行走。戶部右侍郎戴鴻慈則是代替戶部尚書張百熙；湖南巡撫端方是極力提倡憲政的地方督撫的代表，商部右丞紹英也是京官中力倡憲政者。
出洋的經費，戶部最初議籌五十萬兩，但此數招致“甚嗇”的指責，袁世凱建議八十萬兩。袁世凱既然這麽積極，外務部、戶部幹脆致電“望先迅籌巨款，以資提倡”。袁世凱當仁不讓，發電給湖廣總督張之洞、兩江總督周馥，倡議各籌十萬兩。在三人倡率下，大部分省份也都伸出援手，十幾天後八十萬兩便有了著落。
同時，袁世凱幕府起草的與張之洞、周馥、盛京將軍趙爾巽、署兩廣總督岑春煊、湖南巡撫端方聯銜的《請立停科舉推廣學校並妥籌辦法折》，很順利得到朝廷旨準，“著即自丙午（公元1906年）科之始，所有鄉會試一律停止，各省歲科考試，亦即停止”。朝廷擔心的激烈反對並未出現，讓慈禧、光緒都很欣慰。這得益於袁世凱為埋頭舉業的士子們妥籌了出路。年壯者一律入新式學校，而將來通過學校考試畢業後，可授予舉人、進士的出身；年老者則入速成師範學堂，畢業後執教，一方麵保證了新式學堂的傳統經義教育並未缺失，另一方麵也為老士子們謀一飯碗。一個延續了上千年、牽涉到千百萬讀書人的古老製度就此終結，沒有衝突、沒有對抗，出人意料地順利完成了科舉到學校的轉型，各報章都紛紛盛讚，《申報》甚至認為，如果戊戌年由張之洞、袁世凱這樣有行政經驗的人來推行變法，或許就會成功了。
朝廷隨後成立學部，管學大臣、戶部尚書張百熙任尚書，而追隨袁世凱不到一年的直隸學校司督辦嚴修出任侍郎，成了紅頂子大員。
直隸、湖廣、兩江認籌的三十萬兩銀子先期解到，出洋五大臣及隨員如期起程。
1905年9月24日上午，北京前門車站崗哨密布、戒備森嚴。今天是五大臣出洋的日子，他們及隨員十二人將乘火車到天津，然後由天津乘船南下上海，再由上海出洋赴歐美。鐵路局預備的專列一共五節，前麵兩節供十二名隨員乘坐，第三節是五大臣的包廂，第四節是仆人護衛，第五節是行李車。
上午十點左右，五大臣及其隨從登上了火車。此時，一個穿戴禿頂紅纓官服的年輕仆從也擠出人群上了火車，懷裏還抱著個藍包袱。上車後他應當與眾仆從一樣乘坐第四節車廂，但他卻急匆匆往第三節即五大臣包廂裏擠。在兩節車廂之間的過道上，衛兵攔住了他，並詢問道：“你是跟哪位大人的？”
“澤爺！”他操著南方口音回答。
衛兵再問：“澤爺的長隨我都熟悉，怎麽從來沒見過你。”
“我是新進府的。”說罷他就要硬闖。
衛兵則伸手攔阻。這個仆從往包袱裏伸手，像要摸什麽東西。正在這時，機車與車廂掛節，咣當一聲，車身猛地一退，年輕仆從抱著包袱碰在門框上，隻聽轟的一聲巨響，三、四節車廂相接處被掀去了車頂。擋在過道的衛兵和抱包袱的仆從當即被炸彈炸死。五大臣有人受傷，車廂內一片混亂。最年輕的出洋大臣載澤一摸脖子，摸出一手血，他慌亂地問身邊的徐世昌道：“菊人，我腦袋還在不在？”
徐世昌鎮定地回道：“國公放心，腦袋還在。您手上的不是您的血。”
五大臣中紹英受傷最重，右股被一塊彈皮炸傷，端方、戴鴻慈受了輕傷，徐世昌僅官帽和袍帶被彈片刺破。載澤並未被炸彈炸著，卻在慌亂躲藏中擦破了頭皮。刺客本人當場斃命，五大臣的仆從及護衛有四人被炸死。
五大臣倉皇逃回各自府中，京城戒嚴，慈禧令步兵統領、順天府尹限期破案。京城工巡總局管理事務大臣肅親王善耆在京城也組建了巡警，此時也參與到案件的調查中，但調查了三天卻茫無頭緒。慈禧十分不滿，令袁世凱從天津巡警中抽調人馬進京幫忙破案。此事自然交給趙秉鈞，袁世凱對他說：“這可是真正欽點的大案，是個好機會，也是個關口，你要是破了案，我保你換頂戴；你要破不了，你這幾年辦巡警就是浪得虛名，以後再保你，太後說一句，這個趙某人連個案子也破不了，袁世凱還有臉保他升官？你懂不懂？”
趙秉鈞回道：“按理說，天下沒有破不了的案子，隻有功夫到不到。凶手已經被當場炸死，隻有撒出人手去撈線索。我得請宮保允準，把‘楊梆子’的偵探大隊全帶去。”
楊梆子原名楊以儉，山東人，十幾歲時跑到天津在鹽商王錫瑛家裏打更，得外號“楊梆子”。後來老龍頭火車站通車，王錫瑛把他推薦到站上賣票。他為人機警，有見人一麵過目不忘的本事。火車站的小偷，他打眼一看就能從人群中認出來，以致有人在車站丟了東西，就請他幫忙與小偷溝通討回。趙秉鈞聽說車站有這樣一個奇人，就把他招到了偵探隊。當時天津正被一個叫張立三的飛賊鬧得雞犬不寧，此人會飛簷走壁，來去無影，從無人識其真麵目。趙秉鈞對他說：“你要是抓住了張立三，我立馬升你為偵探隊長。”
楊以儉調閱卷宗，發現張立三也算得上俠盜，除了偷盜金銀首飾，從不為非作歹。他分析認為，張立三偷了金銀首飾，必定要到當鋪去兌現銀，因此必與當鋪有勾結。所以他從當鋪下手，軟磨硬泡，威脅加利誘，終於迫使幾家當鋪答應與他合作。結果有一天張立三前來銷贓時被抓個正著。
楊以儉欣賞張立三的一身功夫，便道：“你有此本領，何不到巡警隊裏來幫我辦點正事，總比做賊強。”
張立三身上沒有命案，趙秉鈞同意招撫，成了楊以儉的得力助手。
趙秉鈞帶著楊以儉及他的偵探隊到了京城，先到步軍統領衙門停屍房去看凶犯屍體，胸口已經炸爛，幸好臉麵還完整。問問近幾天來的破案辦法，在趙秉鈞看來簡直是無頭蒼蠅，唯一靠點譜的是請客棧老板來辨認，是否是自己的住客。但老板怕擔責任，就是在自己店裏住過，恐怕也會拒不承認。他和楊以儉商量辦法，決定把凶犯拍了麵部照片，到客棧、妓院等處請人幫著認。既然凶犯是南方口音，必定在京城住過，這種不要命的差使肯定不會住在親友家裏惹禍，住處必定是客棧或妓院。
楊以儉把他偵探隊的人放出去，這些人最大的特點就是善於與街麵上的混混打交道，請他們幫忙，結果第四天就有了結果。有一位姓馬的偵探在前門外西順城街口請一個小女孩辨認，小女孩說：“這是吳叔叔。”
馬偵探大喜過望，連忙給小女孩買了一把糖葫蘆，帶他去了見過“吳叔叔”的客棧。小女孩把他們引到不遠處的桐城會館，找到一個中年男人道：“爹爹，這些人找吳叔叔。”
中年男人是桐城會館執事吳士祿。
趙秉鈞立即親自審訊吳士祿，吳士祿知道瞞也無用，將他所知道的和盤端出。照片上的人的確在會館住過，叫吳越，是安徽桐城人，著名學者吳汝倫的侄子。事發前他到會館來，說是有事公幹。等出事後吳士祿到步軍統領衙門停屍房認屍，一眼就認出了他。但怕受到牽連，因此沒有承認。回來後立即搜檢吳越的住處，發現了他留下的《意見書》。吳士祿以為人已經炸死，僥幸期望官府會不了了之，沒想到會因自己小女兒一句話而泄露。同時他又供出，吳越應該還有個同夥，事發前一天晚上，兩人談至深夜。第二天一早，兩人告別時說過事後天津見。
趙秉鈞問同夥姓什麽，哪裏人，吳士祿隻聽吳越介紹說叫張榕，具體哪裏人不知道，聽口音應該是遼寧一帶。
趙秉鈞和楊以德立即帶偵探回到天津，密查遼寧口音、二十歲左右的男子，結果第二天半夜就在侯家後的妓院中將隱蔽在那裏的張榕抓獲。張榕是遼寧撫順人，家資巨富，曾在北京俄文館學習，認識了吳越。據他說，吳越參加了革命黨組織的“北方暗殺團”，到北京本來是打算刺殺鐵良，正遇到朝廷要派五大臣出洋，因此改為暗殺五大臣。張榕配合吳越於當天潛入前門外火車站，但因為人潮湧動，兩人被擠散了。事發後按照約定他逃到天津躲藏，等著吳越前來會合。他也聽到過刺殺五大臣“凶犯”被炸死的消息，但不能確信，又怕回家連累家人，因此一直躲藏在天津妓院中。
趙秉鈞將案情向袁世凱匯報，同時將吳越所遺《意見書》呈上。吳越為什麽要暗殺五大臣，《意見書》給出了答案。《意見書》中說，“予西觀歐洲，東觀日本，見其革命之先，未有不由於暗殺而布其種子者。”“暗殺雖個人而可為，革命非群力即不效。今日之時代，非革命之時代，實暗殺之時代也。暗殺為因，革命為果。”“我同誌諸君，苟持此暗殺主義以實行之，滿族雖眾，而殺那拉、鐵良、載灃、奕劻諸人，亦足以儆其餘。滿奴雖多，而殺張之洞、岑春煊諸人，亦足以懼其後。殺一儆百，殺十儆千……”
在袁世凱看來，五大臣考察政治，是為了大清能夠借鑒歐美日本的先進政體，舉國都是抱以很大希望，吳越刺殺他們實在沒有理由。《意見書》中也給出了答案。原來，吳越開始也深信康梁的君主立憲為救中國之途，但後來受到革命黨的影響，“於是思想又一變，而主義隨之，乃知前此康梁之說幾誤我矣。此輩皆為半睡半醒之滿洲走狗”。“立憲主義徒墮落我皇漢民族之人格，侮辱我皇漢民族之思想。吾輩今日非極力排斥此等謬說，則吾族無良、死心塌地歸附彼族者必日加多。敢以區區之心，貢獻於我漢四萬萬同胞，必能協心並力，抱持唯一排滿主義之團，建立漢族新國，則某雖死猶生。”
吳越的暗殺名單，竟然包括慈禧、載灃等人，此事非同小可，袁世凱立即進京麵見奕劻，奕劻聽了之後歎道：“怪不得自去年以來連發暗殺事件，原來是革命黨的預謀。”
去年廣西巡撫王之春在上海遭遇暗殺，躲過一劫，凶手萬福華被捕；今年春，鐵良回京前在河南彰德遇刺，長隨替他擋了槍子。
袁世凱分析道：“王爺，吳越這一案有兩件事情值得我們留意。一是康梁和革命黨不是一回事。從前我們認為，康梁就是革命黨，革命黨也就是康梁餘孽。如今看來，兩者不是一回事。康梁支持君主立憲，還是希望維護大清的帝製。而革命黨的目標就是推翻朝廷。他們手段分兩步，第一步就是自去年開始的暗殺活動，通過暗殺讓人人自危。第二步則是推行革命，也就是組織叛軍，直接與朝廷對陣。”
“對對，如此看來，康梁還不算喪心病狂。”
“第二件值得留意的是，推行憲政是與革命黨爭奪民心的辦法。革命黨就是怕朝廷推行憲政，他們失去了蠱惑民心的借口，所以才暗殺五大臣。所以，大臣出國考察政治不但不能退縮，反而應當盡快成行。”
“是，此事我可以鼓動太後。”
“王爺，您不是外人，我說幾句不能對外人道的話。如今外有強敵環伺，內有革命黨人興風作浪，大清形勢岌岌可危。推行憲政可能是大清國祚得以延續的最後機會，如果憲政成功，各項新政推行有效，國力增強，百姓維護，外敵不敢覬覦，革命黨人斂手，大清或者可能像病重的人得以康複，幸得人生第二春。如果憲政不能推行，百姓對朝廷失望，革命黨人爭取到了民心，那時候乘勢作亂，星星之火，可能燎原，大清難免再次陷入內亂之中，就是曾滌生再生也無濟於事。更怕的是列國以保護僑民、教民、維護商業利益為名派大軍前來，大清被瓜分豆剖，便有滅國滅族的危機！我們這些人有無葬身之地不去說，綿延數千年的中華文明斷送在我輩手中，這是多大的罪孽！”
奕劻想想自己在外國銀行的巨額存款，想想眼前的錦衣玉食，再回想當年義和團大鬧京津、八國聯軍進北京的情形，禁不住倒吸一口涼氣道：“慰廷，你我可要好好維護，這種情形千萬不能出現。”
袁世凱是急得焦頭爛額：“我是心急如焚，之所以在直隸推行各種新政，就是期望能讓人看到大清的希望，能夠得以維護延續。可是，又難免讓人說我攬權。我如今是體會到李文忠公當年坐鎮直隸的況味了。”
“我又何嚐不是！這些不去說它，慰廷，革命黨如此喪心病狂，把太後及親貴大臣以及地方督撫都列入暗殺名單，你像我天天要上朝，防得了今日防不了明日，躲得了初一如何躲過十五？慰廷你得拿個主意。”
袁世凱正在等著這句話：“王爺，除了加強防衛，實在沒有更好的法子。但還以老辦法靠步軍統領等來維護，恐怕難以勝任。天津自推行巡警製度以後，治安大為好轉，搶盜案件大為減少，紳商洋人無不交口稱讚。不但京城應該實行巡警製度，就是各省也應當實力推行，嚴查戶口，分別良莠，既維護治安，又預防革命黨人潛伏，這既是治標之策，也是治本之策。”
“我也正有此意。善耆管理的工巡局也設有巡警，但效果了了，這次如果不是趙秉鈞前來幫忙，恐怕破案無期。我有個想法，朝廷成立巡警部，調趙秉鈞任侍郎，兼管京師治安。”
“直隸巡警還要靠趙秉鈞，可我拎得清輕重，王爺要調人，我當然要放手。再說，到王爺手下也是他的造化，我回去就把王爺的提攜之意告訴他。”
袁世凱這句話奕劻是這樣理解的：趙秉鈞得信，必有一份“心意”表達。
巡警部宣布成立相當迅速，袁世凱回到天津當天，旨意已下，此時五大臣被刺剛過去半月。巡警部尚書是徐世昌，侍郎兩位，左侍郎是鎮國將軍毓朗，右侍郎就是趙秉鈞。按慈禧的要求，趙秉鈞交代完直隸巡警事務後立即上任。上任前他帶楊以儉來見袁世凱，袁世凱知道楊以儉在這次破案中立了大功，問他有沒有功名，結果什麽也沒有。袁世凱說：“你沒有功名底子，我怎麽保你做官？”
楊以儉仔細想了想道：“家兄捐過同知銜，但一直做生意，沒什麽用場。”
“那好辦，你們兄弟倆換換名，你家兄的同知銜就有用了。”
楊以儉的哥哥叫楊以德，兄弟二人就將名字換了過來，楊以儉就成了楊以德，很快被袁世凱保為知府任用。
大臣出洋的事並未因為吳越刺殺而放棄，革命黨反對立憲，在慈禧看來說明立憲對朝廷的確有好處。而上海等地的報章連續發文，支持繼續派大臣出洋考察，推行憲政。《申報》刊登《論五大臣遇險之關係》一文，認為炸彈案的發生無異於警示清政府憲政改革萬不能緩：“今日爆裂彈之一擲，實不啻以反對黨之宗旨大聲疾呼於政府，俾知立憲之有大利於皇室，而不可不竭力以達成之……懾於彼黨之一擊而躊躇，不定其政策，日後危險之爆發將有百倍於此者。”
身曆其險的考政大臣一反此前對憲政改革緘默之態，以端方為首聯銜奏請兩宮明降諭旨，宣布立憲改革。端方，字午橋，號陶齋，滿洲正白旗人，以思想開明著稱。戊戌變法時出任農工商部尚書，曾經一天連上三折，深受光緒的賞識。變法失敗，農工商部被撤銷，他的尚書一職也被革去。等兩宮西狩後痛定思痛，推行新政，端方得以複出，代理過湖廣總督、兩江總督，去年出任湖南巡撫。署理兩江總督時創建暨南大學，大批派留洋學生，任湖南巡撫半年內又創建小學堂八十多所。他本來是內召出任閩浙總督的人選，正趕上朝廷要派大臣出洋，就被選為五大臣之一。如今他提出了以十五年為期實行憲政的方案，並征詢督撫意見。兩江總督周馥、盛京將軍趙爾巽複電支持，兩廣總督岑春煊不但極力支持推行立憲，而且認為十五年太長；久經宦海而老成持重的張之洞卻複電認為降旨立憲未免過早；袁世凱譏諷“香帥此時又耍起模棱兩可的慣技”，但他自己也隻是回電“表示同情”。同情不是同意，可以理解為並不支持，也可以理解為並不反對。他比張之洞，其實更模棱。
端方對袁世凱在直隸的新政十分讚賞，在兩江、湖南巡撫任上都曾經派員前往學習。他已經從慈禧口中得到將繼續派員出洋的確信，隻是何時起程尚未確定。他要在走之前了結一樁心事：與袁世凱結為親家。
此事端方托袁世凱的親家、兩江總督周馥牽線，想把他的小女兒嫁給袁世凱的第五子袁克權。袁克權是二姨太——朝鮮李氏所生，極為聰明，而又敦厚，深得袁世凱喜愛。袁世凱接到周馥的電報有些猶豫，他對滿人懷著一份輕視，而且端方不知藏鋒斂銳，難免將來倒黴。不過，恰好來探望袁世凱的楊士琦卻不以為然：“宮保到了目前地位，無論是固位還是求百尺竿頭再進一步，都必須廣結奧援，尤其滿人親戚很值得結兩個。至於午橋的性情，會不會招禍暫且不論，就是招禍，隻要不是大逆不道，也不至於敗到哪裏。宮保可以先答應下來，先做個約定，至於正式定親，不妨以孩子尚小為由拖一拖。”
袁世凱還在猶豫，楊士琦又勸道：“宮保要與瞿子玖之輩爭短長，有一項無法與之相比：他是正途出身，又做過多次鄉試、會試主考，真稱得上門生遍天下。官場上特別重視師生關係，說是尊師重道，其中真正緣故，無非是師生結奧援，互相提攜。當年李文忠公坐鎮北洋，卻鬥不過紙上談兵的翁同龢，原因就在於此。”
這話一下打動了袁世凱。的確，瞿鴻禨有一批得力的門生，平時好像沒什麽，但一到關鍵時刻，瞿鴻禨便有一呼百應之勢，門道就在這裏。
楊士琦見袁世凱已經入耳，繼續勸道：“宮保沒有門生，但子女枝繁葉茂，好好經營，兒女親家也不失為得力奧援，未必就比瞿子玖勢孤。”
“受教，受教。”袁世凱當即擬定電報回複周馥，很願高攀這門親事。
出洋考察依然是五大臣，不過人事稍有變更。徐世昌因為出任巡警部尚書，百端待理，不能出洋；商部右承紹英受傷未愈，兩人均不能成行。補進來兩人，一個是曾經出使日本、如今任太常寺卿的李盛鐸，一個是山東布政使尚其亨，兩人都較早主張推行憲政。
五大臣起程前，奕劻在府上宴請各國公使兼為五人送行，這次宴會酒饌並用中西，席間還以軍樂伴奏，相當洋化，這要在從前，非被清流交章彈劾不可。但如今京師的輿論和風氣已經相當開化，不但無人攻擊，且報章是以讚賞的口氣來報道。
袁世凱也受邀赴宴，他倒不是專程從天津趕來，因為他人就在北京，正在與日本人談判。
日俄對馬海戰後，雙方都迫切希望盡快和談。俄國因為慘敗，國內局勢相當不穩，繼續戰爭十分困難；而日本雖然取得勝利，但損失也相當大，而且欠下巨額戰爭借款，實在無力繼續打下去，也願意見好就收。日本秘密向美國總統羅斯福提出調停的要求，羅斯福樂於接受，條件是日本承認維持滿洲的門戶開放，並且把滿洲的領土交給中國。當然，美國並非是為中國著想，而是滿洲在中國人手中，美國的門戶開放政策較易實現，美國資本也能夠不受限製地進入。而滿洲如果完全落入日本人手中，對美國未必是好事。
日俄雙方於8月10日開始在美國新罕布什爾的樸次茅斯正式談判。日本的胃口相當大，不僅要沙俄在朝鮮和滿洲讓步，還要求割讓庫頁島，賠款十二億日元，把在中立港口避難的俄國軍艦移交給日本以及限製俄國在遠東的武裝力量等等。這激起了俄國主戰派的反對，堅持“不賠款，不割讓俄國領土”，否則將與日本再決勝負。俄國雖然戰敗了，但並未損失一寸土地，在滿洲的軍隊人數上仍然占據優勢，如果彼此死磕下去，後果對雙方都是災難。談判陷入僵局後，美國從中調停，促使雙方都做了讓步。二十多天後，日俄正式簽訂了《樸次茅斯和約》。和約規定，俄國承認朝鮮為日本的勢力範圍，把旅順、大連租借權和東清鐵路南端支線（長春到旅順）的權益讓給日本；把庫頁島的一半（北緯50度以南）割讓給日本，日本享有在俄國水域捕魚的權利。為了兌現戰前尊重中國主權的承諾，條約中規定，兩締約國互約，涉及中國的內容，須商請中國政府允諾。
日本國內輿論對戰爭的勝利已經作了鋪天蓋地的宣揚，吊起了國人的胃口。十年前的中日甲午戰爭，日本獲大清賠銀兩億三千萬兩，折日洋三億四千多元，同時還有朝鮮獨立和割讓台灣、澎湖。而此次日俄之戰，日軍損失及戰爭經費都十幾倍於甲午之戰，卻未得任何賠款，就是俄國人在滿洲的鐵路權益也未全部讓與日本。《樸次茅斯和約》中規定：“俄羅斯政府允將由寬城子（長春）至旅順口之鐵路及一切支路，並在該地方鐵道內所附屬之一切權利財產，以及在該處鐵道內附屬之一切煤礦，或為鐵道利益起見所經營之一切煤礦，不受補償，且以中國政府允許者均移讓與日本政府。”而由長春向北到哈爾濱，由哈爾濱往西到滿洲裏，往東到綏芬河段的東清鐵路權益，仍然歸俄國人。
日本談判代表團最初提出的是整個東清鐵路權益，但俄國人不答應，認為割讓鐵路的範圍應以雙方交戰範圍劃定。在奉天會戰時，日軍派出了一支不到兩百人的騎兵部隊和兩百人的所謂馬隊（即招撫的紅胡子騎兵）長途奔襲，打算到哈爾濱去炸掉鬆花江上的大橋，以截斷俄軍的後方供應。但哈爾濱實在太遠，路上又遇到俄軍大兵團的增援部隊，於是臨時決定炸掉了寬城子（長春）南的新開河大鐵橋，以阻滯俄軍增援兵團的行軍。因此雙方的交戰區最北就劃定在寬城子，俄國轉讓給日本的東清鐵路權益，也就以寬城子（長春）作為起點。
對這個談判結果，日本人相當失望、憤怒，談判代表團回國時，車站發生騷亂，代表團團長小村壽太郎險些被憤怒的浪人毆打。但和約已經簽訂，違約再戰並不現實，日本朝野所希望的，就是在接下來的中日談判中，能夠獲得新的權益。
中日之間的談判，是從1905年11月7日開始的，地點在北洋公所。中方的談判代表為：全權代表軍機大臣兼總理外務大臣慶親王奕劻，軍機大臣兼署外務部尚書瞿鴻禨，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凱。隨員為署理外務部右侍郎唐紹儀、商部右參議楊士琦、外務部右丞鄒嘉來、翰林院檢討金邦平、商部主事曹汝霖。日本全權代表為外務大臣小村壽太郎、駐中國公使內田康哉，隨員為外務省亞洲局長山座元次郎三人。
小村首先簡單致辭：“此次日俄不幸開戰，且在中國領土之內，日本政府深致歉意。日俄已簽訂和約，俄國讓給日本的旅順、大連租借權，及東清鐵路由寬城子至奉天一段，又在中國領土之內，為尊重中國主權，故特來請求中國政府加以承認。此次會議事項，均為既成事實，商議起來應當會很順利。”
袁世凱代表中國代表團致歡迎詞：“日本政府信守戰前承諾，尊重大清東北主權之完整，特派代表團到大清來會議，我受慶親王之托向日本代表團表示歡迎。中日同為亞洲近鄰，一衣帶水，應當世代友好，共同麵對世界之挑戰。我祝願中日雙方本著互相尊重、睦鄰友好之原則，談判取得圓滿結果。”
這時慶親王說道：“小村閣下，內田公使，很抱歉，我年紀大了，精力不濟，事情又多，今天不能奉陪，以後也不能常川出席，還請兩位原諒。一切都由瞿、袁兩全權代表具體來談。”
慶親王退席，眾人都站起來相送，他雙手虛壓：“諸位請坐，都不要動。”
會議這才正式開始，小村壽太郎道：“為了便於談判，本國政府已經準備了一個大綱，希望雙方能在這個大綱的基礎上盡快達成一致。”
瞿鴻禨排名袁世凱前，將大綱接到手中，一看日本人竟然提了十一條要求。除第一條日、俄軍隊撤出後由中國在該地方布置行政機關以維持地方秩序，第十一條“滿韓”交界陸路通商彼此應按照最優國之例辦理，第六條中國承認俄國轉讓給日本的“南滿”利益外，其餘八條要麽是對中國主權的幹涉，要麽是對中國權益的掠奪。比如“中國政府在東三省各地方保護在日俄戰爭中陣亡的日軍將士的墳塋以及立有忠魂碑之地”，再如“中國政府無論如何措辭，非經日本國應允，不得將東三省地土讓給別國或允其占領”，又如“中國政府應允戰爭期間日本修築的由安東至奉天省城、奉天省城至新民屯的鐵路仍由日本政府繼續經營”，還有“中國政府將與朝鮮交界的中國鴨綠江沿岸的森林砍伐權讓與日本”“中國政府允許各國船隻在遼河、鴨綠江、鬆花江以及各該支流任便駛行”“中國政府允將奉天省沿海漁業權讓日本臣民”。
日本人一直就是如此。袁世凱早有預料，看了一眼提綱便道：“俄國轉讓的隻有南滿鐵路及旅大租借權，其他要求，均不應談判。”
“雖是十一條要求，但其實都是與南滿鐵路及旅大租權密切相關，不應視為新增權益。而且，日本為了幫助中國趕走俄國人，付出了巨大犧牲，中國有所報償也是理所應當。”小村壽太郎道。
“要論損失，大清的損失也極慘重，東北百姓何辜，隻因日俄在我國土開戰，多少人流離失所，多少人家園被毀，又多少人失去了親人？自旅順逸北，直至邊牆內外，凡屬俄日大軍經過處，大都因糧於民，縱橫千裏，幾同赤地。”袁世凱據理力爭。
小村一口回絕：“戰爭造成的損失，例由戰敗國賠償，中國應當向俄國索賠，而不是日本。”
“大清向俄國索賠，不在本次談判範圍，所以隻談應與貴國相談的內容。在戰爭中，大清對日本多有幫助，日本更不該提出額外的要求。”袁世凱針鋒相對。
小村又道：“對貴國的幫助，本國十分感謝。本國軍隊付出巨大犧牲，趕走俄國人，隻從俄國人手中取得旅大租地和南滿鐵路相關權益，戰前被俄國人占據的其他土地，日本一寸未取，盡還於中國，正是日本敦睦友誼的體現。試問宮保，俄國出兵十幾萬，幾乎占據了整個滿洲，如果不是日本出兵，中國可有力量驅逐之？”
“大清有無力量驅逐之，亦不在本次談判範圍。尊重大清東北主權完整，是日、俄兩國都在戰前聲明的，無論日俄哪一方取勝，都將東北主權歸還，這是列國所共同見證的。所以日本不占據大清領土，是信守當初的承諾。”
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兩人一番唇槍舌劍，彼此都知道對方是難纏的對手。而瞿鴻禨也暗自佩服袁世凱的機智和口才，此人連個秀才功名也沒有，但的確不是平凡之輩。而對袁世凱自顧逞口舌之利，不與他商量一句，就與小村劍來槍往，又把他這個軍機大臣置於何地？心中不快，一副冷眼旁觀的神情。此時見兩人都住了嘴，便插話道：“不如先談俄國讓與日本的權利。”
小村立馬拒絕：“俄國讓與日本的權利，隻需在條約中說明，經過中國政府承認，無須談判。”
袁世凱道：“俄國租借旅順大連及建設東清鐵路，均定有年限，貴國係繼承俄國之權利，應將俄國已享之年限扣除，為日本繼承之年限。”
小村略有辯論，但袁世凱的意見無可辯駁，也就表示同意。
小村表示同意，同時要求：“約條中也相應表述，俄國遵照日俄協議讓與日本之權利，中國政府概行承允，並無異議。”
雙方均表同意。此時已到五點，雙方確定以後每日開會自下午二時至五時，於是散會。
當天晚上，袁世凱宴請日本代表團。宴會結束，他把唐紹儀、楊士琦留下道：“日本人在俄國轉讓的權利外，又提出七八條要求，將來當然要一條條辯駁。日本可以提要求，我們也應當提要求。你們今天晚上就議一下，也提出幾條要求來，明天也提交到會議上，作為雙方談判的基礎條件。不然隻允日本人獅子大張口，我們也太被動了，說得難聽點，我們也太好欺，太蠢了。”
第二天上午，慶親王傳出話來，他出宮後就回府，約袁世凱府上見。
袁世凱提前到奕劻府上等，十點多奕劻才回來，一進門就道：“這天真是要命，熱死人了要。”等他換下公服，穿上一身短打後又道，“慰廷，你也不是外人，我就不以待客之道了。”
“王爺請便，何必講虛套。”
袁世凱把今天將提交到會上的幾條遞給奕劻，奕劻看罷道：“很好，不能任由日本人提這提那，既然是談判，我們也要提條件。慰廷，這幾條讓雙目看了嗎？”雙目就是瞿鴻禨。
“還沒有。”
“還是讓他先看了再提出來。今天叫起，對你自作主張頗有意見。”
袁世凱對此也十分不滿：“王爺，他一句話不說，總不能任由日本人信口開河。那還成其為談判嗎？行與不行都要爭一爭，這才是談判不是？”
“醜人多怪。他去談判，無非是個擺設，不過這個擺設是太後派去的，你還不能不把他當尊神。這樣也有好處，避免將來他罵咱們喪權辱國。他全程參與了，賣國也有他的份，這就比李文忠當年少吃一份啞巴虧。”
“王爺放心，往後開談，我每說一句話，都問他一句：是不是這樣瞿軍機？這樣行不行瞿軍機？”奕劻看袁世凱表演的神情，被逗樂了。
下午繼續談判，袁世凱就日本從俄國手中接手的旅大租借及南滿鐵路的相關權益提出了幾條限製性條款，目的是限製日本將來在東北的擴張。提出的這些新條件，他征求瞿鴻禨的意見，瞿鴻禨表示他亦有此議。但小村壽太郎表示反對，認為昨天已經就此事達成一致，為何又新提條件？袁世凱認為，這些條件與昨天原則同意俄國轉授的權益並不矛盾，而是為了更明晰這些權益的界限。
“中國所擬一切內容在中俄條約內已有明文，沒有重新製定的必要；另一些內容則屬於新立之限製，更無道理。日本以艱苦之戰爭獲得之權益，中國應行照準，其他枝節問題概不可爭論。”小村壽太郎的態度相當霸道蠻橫。
袁世凱反問：“若中國不能造與南滿路平行線，日本亦應不再造平行鐵路。而且，平等線也應該有一定限界，是一二百裏內，還是三四百裏內？”
小村回道：“滿洲地方遼闊，人煙稀少，即使遠隔，亦同樣有妨害，中國、日本都不應造平行線。但若與南滿連接之鐵路，應當視地方發達情形，可以添造。”
“日本繼承的權利，僅限於長春以南的鐵路，並不包括將來添造之路，若越此範圍，這是另一問題，不能並為一談。當年許與俄國的隻是東清鐵路，沒有包括其他支路，日本無此項權利。”袁世凱又轉頭問瞿鴻禨，是不是應當如此。瞿鴻禨點頭表示同意。
這時，日本駐華公使內田康哉道：“添造鐵路，為開發地方，便利交通，增進繁榮，這是於中國有利的事情。”
袁世凱則回道：“若為開發地方交通，彼此均應同意，但不能與南滿並為一談。”
小村抓住時機追問：“那麽，貴全權是同意可以添造支線了？”
袁世凱針鋒相對：“添造鐵路，彼此同等，若為開發地方，大清亦可隨時斟酌情形添造，日本不能提異議。”
小村依然拒絕：“不然，在南滿範圍添增修鐵路，總是妨害南滿路利益，有與南滿路競爭之嫌，中國自不應隨時添造。”
袁世凱追問：“若彼此同意，總應該可以添造吧？”
小村與內田附耳討論後道：“若日本同意無問題，但不能與南滿平行。”
折中之中，袁世凱打破了日本欲壟斷南滿鐵路修築權的企圖，爭取到了中國在南滿可以添造鐵路的權益。
這時，唐紹儀插話道：“造鐵路有關中國主權，日本方麵如不得中國同意，不能隨時添造。”
小村回道：“自然要同貴國商量，日本決不至於像當年俄國對貴國的情形，貴國不必顧慮。”
這一來，日本在修築鐵路上又占據了主動，唐紹儀自覺言有語病，卻一時想不明白問題出在哪裏，又重新聲明：“造路而不得中國許可，總是礙及主權。”
“我隻重在南滿利益有關之一點，故與南滿鐵路利害有衝突之線，中國不應添造。”這一下，小村又把袁世凱剛剛議定的經日本同意中國可添造鐵路的意見推翻了。但唐紹儀並不駁辯，遂成定議，列入會議記錄。接下來又議安奉鐵路的問題，一直議到下午五點，難成定議。
今天晚上他正在剝鴨皮的時候，聽到商部的曹汝霖問唐紹儀：“唐先生，小村本已同意得日本同意大清亦可添造鐵路，後以先生提出主權問題，小村即改變口調，單說大清不能在南滿添造鐵路作為定議，那時何以不駁問？”
袁世凱聽到這個年輕人初生牛犢不怕虎的問題，就佯裝專心吃鴨皮，卻豎起耳朵仔細聽。唐紹儀聽了後輩的責問，顧不得外交官的忍耐，有些氣急敗壞道：“外交上說話不在乎多，我提出主權問題，這是扼要的話，既認我主權，他們自然不能單獨行動了。”
唐紹儀是答非所問，曹汝霖看他盛氣淩人，不便再言，埋頭吃飯。
第二天上午，袁世凱就派人持他的名帖到商部約曹汝霖下午早點到北洋公所，有話請教。
下午談判時間是兩點開始，曹汝霖一點就到了，到袁世凱的簽押房去談。曹汝霖略有些緊張，袁世凱卻是相當熱情，請他在對麵的沙發上就座。
話題是由袁世凱請教曹汝霖的家世開始。曹汝霖祖籍浙江，生於上海，幼年入私塾，後去漢陽鐵路學堂讀書。八國聯軍進北京那年，他去日本政法大學留學。去年才回國，參加學務處針對留學生的考試，獲得第二名，受到慈禧、光緒召見，授職主事，歸商部候補。
袁世凱轉入正題道：“昨晚聽你與唐少川對話，很有見地，受教得很。”
曹汝霖回道：“是我太孟浪，眾人麵前不該直揭長官的短處。”
“你問得很有道理。我抓住機會與小村辯論，爭取到與日本在南滿有同等的築造鐵路之權，那就會對日本在南滿權益的擴張形成牽製。將來如果大清接造鐵路日本人不同意，那麽日本人想造，我們也可以反對。經少川一插嘴，小村立即表示日本接造鐵路一定征求大清的同意，反而成了日本的專有權利。我當時不能不給少川留些臉麵，因此也不能與小村爭。”
“現在還有一個挽回的辦法，那就是在條約中不提接造鐵路的問題，隻說按照當初與俄國所訂借地及造路原約遵行。反正中俄條約中也沒涉及接造鐵路的事，日本人要接造，就是約外行事，主動權還是操在我們手中。”
“真是高見，以後談判時若有好的建議，不便明言的話不妨傳遞紙條。”
袁世凱又就中方極為關注的日本撤兵時限、鐵路留守日軍人數等問題進行了討論。
當天下午，討論安奉鐵路（安東縣至奉天）問題。這條鐵路是日俄戰爭期間，日本為了迅捷地從朝鮮調運物資、部隊而搶修的軍用窄軌鐵路，自中朝交界的安東縣經由鳳城、下馬塘、本溪橋頭至奉天蘇家屯，全長兩百餘公裏。該線東西向橫穿遼東南部，其價值和重要性僅次於長春至旅順口間鐵路。日本建造這條鐵路時並未得到中國的允許，戰後自應拆除，但日本卻提出進行改造。
小村則表示五年太短，提出經營年限設定為二十五年。雙方討價還價，當天沒有結果。次日繼續討論，小村動輒以日本付出了巨大犧牲，將滿洲幾乎全部領土還給中國，中國卻不肯在一條鐵路經營權上讓步，實在讓人無法接受。倘若遷延下去，日俄都不能撤兵，那時候中方損失將不可估量。這顯然是威脅，但實力不如人，麵對**裸的威脅卻沒有良策，因此中方隻好繼續讓步。最終雙方確定：經營年限為十五年，另加改良竣工時間二年；鐵路改良應由兩國承辦人員協商確定。
袁世凱最為關注的是日本在鐵路沿線駐軍問題，以他在朝鮮與日本人的交往經驗，日本人詭詐多端，獲得駐兵權必留禍患：“依照《中俄合辦東省鐵路公司合同》和《交收東三省條約》，保護鐵路之事應由中方負責。俄國設立護路警察乃自行其是，並未得到中方允許，更何談護路軍隊。外國軍隊在當地駐紮是十分危險的，所以還是應該由中方派兵保護鐵路，日本應撤去護路軍隊。”
“日本政府始終無永久駐留此項兵隊之意，現在之所以這麽做，完全是為了日本不致陷於不利境地。俄方尚在鐵路沿線駐有軍隊，日本怎能撤走軍隊？”小村果然要求駐兵。
“現在中日談判，當然談中日之間問題。鐵路保護職責由大清負責，何必日本軍隊？因此日本應先將軍隊撤走。”
內田康哉又插話道：“日本舍國家命運為孤注與俄用兵，冒此極大危險、付出極大犧牲才得此勝利，中國卻要日本先撤兵，道理何在？”
袁世凱則表示，日本撤走護路兵後，大清則會要求俄國也撤兵。雙方相持不下，談判數次，最後日本表示，如果俄國答應撤走護路兵，日本也將與俄國同時撤走。袁世凱知道，日俄都如此推諉則永無撤兵之日。
這樣艱難的談判，一直進行了一個多月。最後雙方於1905年12月22日簽訂《中日會議東三省事宜條約》。日本最初提交的十一款，其中三款於中國有利未修改，其他的八條或者刪除或者修改，就連瞿鴻禨也不得不承認，代表團已經盡了全力。然而，日本通過這一條約還是從中國獲得了新權益，中國允許鳳凰城（今遼寧鳳城）、遼陽、新民屯（今遼寧新民）、鐵嶺、通江子等十六個地方開埠通商；中國允許日本政府繼續經營安奉鐵路；在營口、安東、奉天劃定日本租界；中日合營公司采伐鴨綠江右岸地方森林。尤其是以護路為名，日本獲得在東北駐兵權，以此條約為借口，逐漸形成規模龐大的關東軍，埋下了巨大的禍患。
曹汝霖回道：“近來微聞樞廷對袁宮保似有疑忌之意，在會議席上閣下亦可窺見一斑，此時進言，宮保豈敢作此主張。閣下對兩國遠見，深為感佩，容俟機會，再當奉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