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熱浪籠罩的吳淞，和十三年前的瑜州沒什麽區別。

這是我在認識尚不趣之後，第六次回憶。

那時候我一身整潔的，蹲坐在熱氣蒙蒙的馬路牙子上，嘴裏還叼著一根嗤嗤叫喚的煙。麵前奔流不止的車流，從家鄉的這頭流到家鄉的那頭，跟隨著年久失修的紅綠燈而潮起潮落。來來往往的車輛卷起層層沙塵，唰唰地落在我鋥亮的皮鞋上。沒有人看著我，叔本華病毒把他們變成冷漠的候鳥，依仗智力追逐適當的工作，日複一日，年複一年。

我像個旁觀者，看著二十二歲的我，想象著曾經。

那時候視網膜上閃過幾條警告，提醒我控製緊張情緒。我隨意地劃掉它們，吐掉那根要燒到嘴唇的煙。心髒咚咚作響，眼睛前藍色字樣變成紅色，像街頭微微閃爍的紅燈。腎上腺素在血管裏橫衝直撞，無視著麵具調控中心的警告。

在太陽西沉那刻，我走向車水馬龍，大腦命令著身體釋放出主導勇氣的激素。二十二歲的我是十字路口的安全島，將所有鳴笛拋向腦後。我望向街對麵血盆大口的鐵門，情緒的監控數值已經抵近閾值。那附在脊柱上的情緒微調裝置刺激神經元，釋放降低腎上腺素的命令。我很清楚在此時放棄，意味著功虧一簣。

“輕爵？站在路中間幹嘛？”母親從車窗裏探出頭來，“媽媽有個好消息告訴你，走，回家說。”

牙齒研磨得咯咯作響，“不了，我不去證券公司了。”說這話的時候，我死死地拽緊拳頭，大腦和阿爾貝·沃茨麵具兵戎相見。大腦的殊死抵抗讓我有了機會，我吸了口氣一字一頓地說著，“我考上了警察學院，我要當警察。”

我記得她要說什麽，說我那因公殉職的外公，說我那腿部殘疾的父親。心髒變得像是架子鼓一樣，咚咚聲經由骨頭傳到全身。耳朵裏母親的聲音扭曲變形，成為怪物的尖嘯。我看見亂成一團的世界，每樣東西被一團施渦給吞噬著。

“你就不是當警察的料！”

那年的我，眼前重疊著真實和幻覺，恐懼在我眼前成形。我知道這種感覺，上一次是在我六歲的時候，那次我看見無數長滿蛆蟲的人臉。

這次我看見無數和我一模一樣的人臉，還有從天而降的大雨。

我明白二十二歲的我，但我已經很難理解他了。

我耳邊響起喊聲，“老陳！”車內音響裏的《viva la vida》驟然停歇，我醒來的時候麵頰滾燙。

我們停在一盞昏暗的路燈下，雨似乎隻落在這淡黃色光錐裏，落在我們這輛孤零零的警車上。我迷迷糊糊地望向身後，路燈從燈紅酒綠開始，蔓延到燈光依稀的老區。

眼角的疤痕沒怎麽疼，它證明我回到了現實。

“別亂想了，這次加入補充幹部行列還行，你還是後補大隊長人選之一呢！慢慢來嘛。”老搭檔的羅一鳴摸索著中控台，和指揮中心那邊連接著。“老區451區域出事了，上頭讓我們馬上去。”他甩給我根煙，自己也啪嗒一下抽起來，“有兩個新人也去，有四個人的情緒監控數據在那裏斷掉了。”

我翻身調整了一下坐姿，“檢查？還是病患犯罪？”用病患這詞來稱呼罪犯是三十多年來的慣例，正如我是疾病警察。

這些東西能追溯到遙遠的信息革命。計算機在繼數據處理能力之後，再一次在邏輯分析能力碾壓脆弱的人類，人工智能不厭其煩地向我們解釋新發現、新理論，可大腦實在是愚笨。對不理解事物的固有恐懼，讓全球各地的抗議民眾衝擊了研究所和政府，硬生生的讓科學的支柱崩塌，從布魯諾開始就是這副模樣。

長達半個世紀的科學黑暗，直到篳路藍縷的腦神經學家提出在基因層麵修改人類大腦，讓感官係統從外界獲得更多信息，讓大腦更好更快地分析事件。這項科技剛冒出腦袋，深陷於科技停頓的人類呼啦啦的衝向了它。直到他們發現即便如此，人類也理解不了那些諱莫如深的科學。愚蒙落後的心理狀態綁架了異常發達的智慧，整個時代被巨大的信息量給逼瘋了，我們叫它叔本華病毒。

一直到阿爾貝·沃茨發明麵具係統。

“檢查，不然怎麽會有什麽新人。”老羅發動警車，“再說了，要真出事，我們這種又是一線又有八年工齡老家夥，可以直接擊斃病患，能出什麽幺蛾子？”他搖下兩邊的車窗，車裏積攢起來的煙一湧而出，窗外細微雨滴打到我被回憶烘熱的臉龐，像驕陽下放置的冰塊似的。

整整八年了，我的精神和情緒都不像年輕人那樣平穩，以至於今年我破天荒地回到二十二歲六次。在學校的三年，當巡警的兩年，一線做刑偵的八年，這十三年或許在外公的年代算不上什麽。但對我和羅一鳴這種警察而言，我們麵臨的精神壓力和情緒壓力總有一天會決堤，而決堤帶來就是叔本華病毒第三階段，成為我們的對立麵——一個精神崩潰、情緒汙染、潛意識犯罪的病患。

我必須找機會調離一線崗位，熱血沸騰早就離我而去。我已經三十五歲，有過些功勞，得過些榮譽，但是還達不到功成身退。我能像很多前輩那樣申請病退，可我忘不了母親的那句話。

即便我這十三年都沒見過她，但我還記得那句話。

“你就不是當警察的料！”

我往車前窗上吐著煙圈，它在冰涼的車窗上暈成轉瞬即逝的霧氣，“你覺得咱倆還能撐幾年？今年十二隊病了三個，指不定明年就輪到咱倆。”

“瞎扯，瘋不了。”他猛吸得煙頭通紅，“真不知道說你深思熟慮好，還是猶豫不決好，老是想一堆沒由頭的事情。咱們是一條繩上的螞蚱，好嗎？”

其實我和他都在刻意回避這事，和理性世界裏的人刻意去回避情緒一樣。我們這種一線刑警在局裏自成一派，那些做辦公室的、做專業技術分析的、做交通管製的都不太願意和我們這種人交往太多。一線刑警雖然工資高得嚇人，福利多得兩隻手都數不過來，但是沒有休假、限製外出、甚至於想在健康調離前戀愛結婚都困難重重。

誰也不願意和一個整天與重度病患罪犯打交道的人相處吧！

我吸掉最後一口煙，“那我說點中聽的，今天來兩個小年輕，隻要帶他們搞定個大案子，妥妥地調去當個小領導，就像當初陸隊帶我們兩那樣。”

“中聽個屁！陸隊出院了嗎！”羅一鳴切換手動駕駛，狠狠踩了一腳油門，“別像陸隊那樣，臨調離中了一招。”

老羅晃動著手，手掌中心傷痕累累，那是八年前留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