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最後一個男生名叫約書亞·佩魯佐。在調查他時，我們遇到了一點困難：據他的一位任課老師說，他在小學六年級時隨父母去了西雅圖，而當時全國聯網數據庫並沒有對我們警局開放，這意味著我們要穿過大半個美國去找他。我有種強烈的直覺，我們要找的人就是他——或者與其說是直覺，倒不如說是願望。這個男孩是我們所能抓住的最後一根線頭，如果他不是我們要找的人，那就意味著我們的思路徹底錯了。

在飛往西雅圖的途中，我反複查看虛擬視覺裏這個男孩留給我們的唯一影像：在班級的合照中，他靜靜立在一隅，矮小、瘦弱。他的臉有些虛焦，無論如何放大，細節總是一片模糊。唯一清楚的，或許就是他黑色的頭發和心不在焉的神態。

他讓我想到了一個人。

我打了個寒噤，隨即製止了自己的胡思亂想。嚴重的睡眠不足使我耳鳴如雷，甚至蓋過了飛機的引擎聲。我的眼皮發沉，很快就漂浮在光怪陸離的夢境之中。

下飛機之後，我徑直前往約書亞的登記住址。然而就在他的家門口，我吃了一記閉門羹。

“約書亞——他已經死了。”打開一半的門後，一個臉上溝壑縱橫的男人說。我猜他應該是約書亞的父親。

“死了？”我的心空跳一拍，“什麽時候死的？……怎麽死的？”

那個男人盯著我，凝重的目光裏有疑懼，有厭惡，有——深深的寒意。“恐怕——你得問他本人了。”

門被猛地摔上了。男人的殘影留在我的視網膜上：一個散發著血腥味的笑容。

（貝利亞皺了皺鼻子）

隨後我前往西雅圖警局。在那裏，我發現事實和老頭子的“胡言亂語”竟然差不離。約書亞·佩魯佐在十六歲時因故意傷害致人死亡——死者是他的繼母、老頭子的第二任妻子——被判刑，在服刑的第二年，所有的官方檔案中都不再有他的名字。沒有人再見過他，他仿佛在監獄中憑空消失了……

（“在這個時代，沒有人會憑空消失，更何況是在一座監獄裏。”李靖波的眉頭蹙著，“除非……”）

除非他也參與到了那項實驗裏。以下是我從語焉不詳的官方記錄裏得到的答案：作為一個具有明顯行為偏差的少年犯，約書亞·佩魯佐參與了西雅圖市的腦區再造試點項目。和安東尼奧那個時代的半吊子做法不同，約書亞被打造成了一個完完全全的新人——新的記憶、新的身份、新的名字、經過輕微整容的新麵孔。他的鰥夫父親被告知，為了他的孩子能擺脫暴力的過去，他必須接受他已“死”的事實——其實我想在約書亞父親的心中，他早就被草草埋葬了……

（“關於腦區再造的文件裏沒有提過這些。”李靖波說。）

我所說的一切，在理論上來說是絕密。為了保證約書亞“愈後”的生存質量，為了保證他不會遭遇任何就業或者生活上的歧視，應該沒有人知道他之前的身份——除非你恰巧認識某個人，而這個人又正好可以進入腦區再造項目的核心數據庫，就像他之前在調查安東尼奧時做的那樣……

（“通過你的老同學，你查到了約書亞的新身份。”李靖波說。“這需要時間。”貝利亞搖了搖頭，“而在這場分秒必爭的比賽中，時間就是一切。”）

我剛到西雅圖時，娜奧米曾打來電話。她問我什麽時候回家，說她很擔心我。

“別胡思亂想。”我的口氣很不耐煩。

“向我保證，你不會胡來。”

“你什麽意思？”

我被娜奧米的言外之意——或者更準確地說，我被自以為從她的話中聽出的言外之意激怒了。是啊，我曾經在辦案過程中情緒失控，也曾經偷了那麽幾次腥，我們兩個有必須要解決的問題，但，現在真的不是談論這個的時候。於是那段時期中所有的歉疚、不滿和猜忌如沉滓般泛起。我口氣很衝地回敬了她幾句，暗暗希望能把這次談話升級成一次爭吵——然而我失敗了。娜奧米在電話那頭沉默著，長時間地沉默著。最後，是我不堪忍受沉默的重負，掛斷了電話。

（李靖波的手指在桌麵的信息窗口上滑動，“8個小時後，你接到了古德森的電話。”）

他建議我搭最近的一趟航班回來，卻沒有告訴我為什麽。那時我正在西雅圖警察局，自以為抓住了真相的藤蔓。我對他說，我討厭別人說話含含糊糊，有什麽事，我希望他能直截了當地告訴我。他在電話那頭沉默了半天，然後說了一句讓我費解的話：“貝利亞，你是對的。”

“你說什麽？”我問道。

但那邊已經掛了電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