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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晚上沒有睡著。
他在**輾轉反側，尋找著一個解釋。但腦海中浮現的那些解釋都無法給他任何安慰。
漢娜·霍爾知道發生在埃爾科萊港別墅裏的那個關於幽靈的故事，但她假裝相信了他的說法——這是發生在一個八歲的病人身上的事。她怎麽會知道這件事？她調查過他嗎？但在他們兩個從未見過麵的人相見之前，她怎麽能在這麽短的時間裏調查他呢？即便漢娜知道他的堂哥是誰，可“伊西奧”又是一個隻在家人間使用的名字，她怎麽會了解到這麽私密的細節呢？在初步會談時，他們談論了童年時期的怪異事件，可格伯甚至沒有向西爾維婭提起埃爾科萊港那個幽靈的故事，漢娜又怎麽會知道格伯要講的一定是這件事呢？
在這個無眠之夜裏，格伯做出了決定：明天他就給沃克醫生打電話，告訴她他很抱歉，但他無論如何都要拒絕這項委托。是的，這是他該做的最明智的事。但是，當外麵天光初亮時，他的思緒仍然一片混亂。顯然，如果他不能解決這個謎團，就無法徹底放下，尤其是如果他不知道自己有沒有弄錯，就無法擺脫那個故事。
他很早就出了門，用一個匆忙的吻告別了西爾維婭。他感覺到妻子的目光追隨著他來到門口，好在她沒有提出疑問。
他回到事務所裏。
那兒隻有一個負責清潔的男員工。格伯把自己關在辦公室裏，以便在頭腦清醒的情況下重新觀看與漢娜·霍爾初步會談的錄像。如果用早晨的眼睛觀察，那麽很多東西都會起變化，B先生過去總這麽說，為的是讓格伯願意早起複習在學校裏會被提問的那些科目。他說得在理，事實上，格伯已經學會了把人生中每一個重大決定都推遲到一天的清晨來做。
格伯確定，重新觀看錄像後，他會對幾小時前所見的內容改變看法。
但是，當他看到錄像的關鍵點時，問題不但沒有顯得更明晰，反而變得更加複雜起來。前一晚，盡管需要把視線貼近屏幕，他還是成功放大並看清了畫麵。現在，無論他怎麽嚐試調整錄像，都無法像之前那樣幸運地切中那個畫麵了。
結果是，他不再確定那女人用大寫字母寫下的是“伊西奧”。
徹底放棄後，他沮喪地呼出一口氣。在這之後的一小時內，漢娜·霍爾應該會打電話給他，而他還沒有想好要怎麽應對她。此外，無論是工作上還是個人情感上，他都已經卷入了這件事。盡管這種情況並不算逾越了心理師與病人之間應保持的治療必需距離，但彼得羅·格伯不再確信自己能否做到足夠客觀。
留給他做決定的時間不多了。
在領主廣場上，裏瓦爾咖啡館門外的招牌上寫著“蒸汽巧克力工廠”這幾個金色的大字。這家古老的咖啡館位於拉維森大樓底層，可以追溯到1872年。
這裏不但可以抵禦憂傷的寒冬，還是嗅覺的庇護所。
彼得羅·格伯站在那兒享受著剛出爐的甜點的香氣，手裏端著一小杯咖啡。
他看見她出現在櫥窗外，正在瓦凱雷恰大街的廣場上拐彎，如同一個黑點，跟在一隊湧向烏菲齊美術館的遊客後麵。漢娜·霍爾還是和上周六一樣的裝束：套頭毛衣、牛仔褲、短靴和手提包，頭發紮在腦後。這一次，她的服裝還是與季節不相稱。
從他所在的地方，格伯能夠不被注意地看著她。他想象她的鞋跟在被雨水衝刷得發亮的鋪石路麵上發出的聲響，那兒曾經有段時間全鋪著佛羅倫薩陶磚，為的是讓女士們的步子更輕些。
他看見她走進一家煙草店，認真地排起隊。輪到她的時候，她指了指展示在櫃台後的一包煙，然後在包裏翻找，掏出幾張卷起來的鈔票和一些硬幣，傾倒在售貨員麵前，讓他幫忙計算那種她不認識的貨幣麵值。
這些笨拙的小動作表現出她拿不定主意，也表現出她沒有能力參與困難的生活遊戲。這些小動作說服了彼得羅·格伯再給她一次機會。
她與其他玩家不同，格伯對自己說。她出發時就已經處於劣勢。
也許那個女人並不像他看過錄像後所認為的那麽邪門。也許她的確需要有人傾聽她。否則，她就不會辛苦地來到世界另一端，隻為弄清像謀殺一個名叫阿多的小男孩這樣的悲劇事件是否真正發生過，尤其是，她是否對這個事件負有任何責任。
片刻後，當漢娜坐在她之前坐過的那把小扶手椅上點燃第一支煙時，他問道：“您吸的是什麽煙？”
女人從打火機的火焰上抬起目光。“溫妮。”她說道，接著從手提包中取出一包香煙，展示給他看，“是澳大利亞產的，我們那兒都這麽叫它。”
格伯借機向她手提包裏那張從筆記本上撕下來的紙瞥了一眼，漢娜之前在那張紙上寫下了“伊西奧”的名字。
“您喜歡吸煙嗎？”在她發覺他在偷看前，他問道。
“是的，但我得控製自己。不是因為健康原因。”她覺得有必要解釋清楚，“在澳大利亞，香煙可不便宜：一包煙差不多要二十澳元。在未來幾年內，政府還想讓價格翻倍，為的是讓所有人都戒煙。”
“所以到了這兒，在意大利，您一定很欣喜了。”他評論道。但女人迷惑地看著他。格伯忘記了漢娜不具備幽默感。這進一步證實了精神分裂症的診斷結果。
此前，心理師交給她一隻小碟子，這是一個五歲的小病人用手工黏土做來送給他的。這件手工製品有著不規則的形狀，裝飾著豐富的琺琅色彩。按照製作者的意圖，它應該看起來像個煙灰缸。
與前一次相比，漢娜沒那麽緊張，氛圍也顯得更輕鬆。心理師想要重新營造出他們第一次會麵時的環境：點燃的壁爐，兩杯茶，沒人打擾他們。
“我原以為您不想再跟我見麵。”漢娜冷不丁說道。
“您為什麽會這麽想？”
“我不知道……或許是上周六聊天結束時您的反應。”
“我很抱歉讓您得出了這個結論。”他說道，為她看出了這一點感到歉疚。
漢娜輕輕眨了眨那雙清澈的藍眼睛：“那麽您會幫助我，對嗎？”
“我會盡我所能。”格伯向她保證道。
他思考了很久要怎麽對待漢娜。正如和他的澳大利亞同行商議的那樣，他應該忘記那個成年女人，和那個小女孩交談。對他的小病人們，有一個方法總能有效地幫助他們更容易地重現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
孩子們喜歡被人傾聽。
如果一個成年人表明他準確地記住了他們之前說過的話，孩子們就會感到自己得到了重視，會在自身中找到接著把故事講下去的自信。
“上一次，我們的會麵結束時，您講了一件事……”格伯試著不犯錯，重複著她的原話，“當阿多晚上來找我的時候，在聲音之家裏，他總是藏在我的床底下……但那次叫我名字的人不是他……是陌生人。”
格伯當時在他的筆記本上記下了讓他印象深刻的三個詞。
“請您滿足一下我的好奇心……如果阿多已經死了，他怎麽能叫出您的名字呢？”
“阿多話說得不多。”漢娜明確說道，“我隻知道他什麽時候和我在一起，什麽時候不在。”
“您怎麽知道的呢？您看見他了嗎？”
“我就是知道。”病人重複道，沒有補充別的解釋。
格伯沒有抓住這個話題不放，轉而問道：“您記得童年時期的許多事，但在這些過去的回憶中，沒有關於阿多如何被殺的記憶，對嗎？”他想要再次講明情況。
“是的。”
他們兩人都沒有提到漢娜自稱是殺死小男孩的凶手。
“事實上，您可能消除了一連串記憶，而不僅僅是那一段。”
“您怎麽能斷言這樣的事呢？”
“因為那些事件構成了一條心理路徑，而這條路徑通向那個特定片段的記憶。”
就像童話故事《大拇指湯姆》中的麵包屑[6]一樣：森林裏的小鳥吃掉了麵包屑，使得可憐的主人公無法找到回家的路。格伯喜歡向他的小病人們這樣解釋。
“我們應該重構這條路徑，通過催眠來重構。”
“那麽，您準備好開始了嗎？”他問道。
他讓她坐到搖椅上，然後讓她閉上眼睛，隨著櫻桃木茶幾上節拍器的節奏搖擺。
一分鍾四十下。
“假如我無法醒來，會發生什麽？”
他已經聽小病人們將這個問題重複了上千遍。甚至在成年人中，這也是一種常見的恐懼。
“沒人會一直處於被催眠的狀態，除非他們自己不想醒來。”他像往常一樣回答道。與電影中呈現的不同，催眠師沒有能力把被催眠者囚禁在他們的頭腦中。“那麽，您覺得怎麽樣，我們要開始嗎？”
“我準備好了。”
隱藏在房間裏的微型攝像機已經在記錄第一次催眠治療。彼得羅·格伯重讀了一遍本子上的筆記，以便確定從哪裏開始。
“我跟您解釋一下這是怎麽運作的。”他補充道，“催眠就像一台時間機器，但不需要根據時間順序講述事件。我們會在您人生的頭十年中來回遊走。我們會一直從出現在您腦海中的第一個畫麵開始，或者從一種感覺開始。通常，我們從最親近的家人開始……”
漢娜·霍爾仍舊抓著她一直抱在懷裏的手提包，但格伯注意到她顫抖的手指開始平靜下來。這意味著她正在放鬆。
“直到十歲，我都不知道我父母的真名，連我自己的真名也不知道。”漢娜肯定道，在她頭腦中不知哪個陰暗的角落裏搜尋到這個奇怪的細節。
“這怎麽可能呢？”
“我很了解我的父母。”女人詳細說明道，“但我不知道他們真正叫什麽名字。”
“您想要從這裏開始講述這個故事嗎？”催眠師問道。
漢娜·霍爾的回答是：“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