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美國打壓華為這事很複雜
一、美國為什麽打壓華為
2019年，持續一年的中美貿易戰不斷升溫，中國的華為公司成為輿論的熱點，幾乎天天上新聞頭條。
美國使出一係列手段打擊中國的科技公司華為。甚至動用國家力量公開打壓他國的商業公司，全然不顧此舉對顏麵和聲望造成怎樣的負麵影響。
美國這麽做，到底出於什麽動機？
擺在表麵上的理由是，美國認為，現代通信設備超級複雜，需要廠家實時維護，而華為作為受中國政府控製的一家通信設備供應商，也許會在未來的某個時候，在通信設備中設置後門，對其他國家的安全造成影響。因此美國不僅自己不遺餘力地打壓華為，還盡可能施壓它的各個盟友，要求大家共同拒絕華為的設備。
這可真是現實版的“莫須有”指控！
按照同樣的邏輯，現代金融市場超級複雜，而華爾街又具有強大的金融市場控製力，也許在某個時候，華爾街會利用金融市場的力量打擊他國，對他國金融安全造成影響。因此其他國家可以切斷與華爾街的一切聯係，不要讓它興風作浪。
比起對華為的指控，華爾街卻危害了其他國家和地區的金融安全。比如20世紀80年代的拉美債務危機、日本失去二十年的金融危機、20世紀90年代的亞洲金融危機、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機，與華爾街都有脫不開的關係。
受到金融危機影響的國家大都損失慘重，但是每次美國都能從金融危機中大大獲益。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整個世界都成為華爾街的“漁場”。
其他國家一旦進行金融管製，或者實行不跟隨美國的獨立貨幣政策，立馬就會被美國攻擊，進行各種製裁……
也許有人會奇怪，華為明明是一家通信設備公司，為什麽我要談金融的話題，是不是跑題了？
這件事情表麵上看，是因為華為作為下一代通信技術（即5G）綜合實力最強的公司，卻不是美國公司而是一家中國公司，激起了美國的戒備。但是，美國的反應遠遠超出了商業和技術的範疇。僅僅局限於商業或技術競爭的角度，是說不通的。
要說清楚這件事，至少要追溯到一百年前。這裏麵水深不見底，涉及美國“二戰”後的全球戰略和布局，其中牽涉到包括金融在內的方方麵麵。
二、過去一百年世界發生了什麽
一百年前，20世紀20年代，第一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世界經濟在美國的帶動下，進入快速恢複期。這段時間在美國被稱為“咆哮的二十年代”（Roaring Twenties）。
有人稱這是“曆史上最為多彩的年代”。第二次工業革命的幾項重大技術突破，到此時進入了全麵收獲期。
在當時的人們看來，現代科學似乎能夠化一切為可能，經濟與技術的發展潛力似乎無限巨大，所有人都感到一個全新時代即將到來。諸如火車、汽車等先進交通工具的普及，電話以及無線電等麵向受眾的通信手段蓬勃發展，使得現代主義思潮在民眾間擴散，許多新式消費品湧入市場，造就經濟的爆發性繁榮。
基礎設施建設日新月異，大眾消費市場空前繁榮，人們相信明天一切會更好。伴隨著工業高速發展，公路、鐵路運輸係統不斷得以擴建以及摩天大樓開始出現，大量人口從農村湧向城市，美國的城市人口比例首次突破50%。與此同時，貧富差距迅速拉大、金融市場的過度投機、消費主義過度泛濫以及崇尚奢靡浮華的風氣，也在瓦解美國清教傳統的勤儉節約、艱苦奮鬥等優良作風。
然而，這一切樂觀與**，浮華與喧囂，在1929年10月29日開始的紐約股市暴跌中化為烏有。以紐約為起點，這場金融危機迅速蔓延至全球，隨之引發嚴重的經濟危機。
這就是1929年到1933年那場席卷全球的“大蕭條”。
到底是什麽原因引發了“大蕭條”？
各種經濟流派各自拿出了各種各樣的解釋，眾說紛紜，莫衷一是。
其實原因可以歸結為簡簡單單九個字：有效購買力相對不足。
所謂“有效購買力”，是指人的真實需求要結合手中的貨幣才能成為市場上的實際購買力。人的需求是個區間函數，存在上限和下限。手中的貨幣低於需求下限，人無法生存；高於上限，對於促進消費的作用就極為有限了。在兩者之間，通常會花掉大部分，留下少量以應對不時之需。
比如月收入2000到2萬的群體，差別無非是手機用紅米還是蘋果，平時在家做飯、吃大排檔還是海底撈，出行靠公交、打的還是自駕。但是月收入5萬以上，他的消費就不會隨著收入線性增長了，億萬富豪的消費與收入相比就更加有限，大部分財富就要通過實業投資或金融投資來獲取。
所謂“相對不足”，是指需求相對於供給的不足，也就是勞動生產率大大超出了需求增長的需要。
從1920年到1929年，工人每小時的工資隻上升了2%，而工人的勞動生產率卻猛增了55%。技術的快速進步不僅沒有緩解問題，反而進一步加劇了矛盾。機器大量應用，對於工人文化水平的要求越來越高，能夠拿到較高工資的隻有汽車、裝備製造等少數當時的高科技部門，大量低技能工人被淘汰出局，隻能從事收入更低的服務業。
與此同時，農民的實際收入也由於農產品價格的不斷下跌、租稅和生活費用的日益上升而減少。1910年，農場工人的收入約為非農場工人收入的40%，而到1930年時，這一比例已低於30%。
需要指出的是，現在我們熟悉的白領階層，是在“二戰”後通信技術大發展後才大量湧現的，當時作為一個階層它還不存在，藍領工人和農場工人就是人口的絕對主體，占到總人口的90%。
在市場經濟中，所有的供給隻有被消費才有意義，也就是供給在經濟循環中要被消滅掉，不要產生囤積，才能推動經濟和貨幣的良性循環。
可以用如下簡化公式表示：商品總售價=工資+利潤。
為了維持經濟運轉，所需的總購買力（等於商品總售價）等於工資和利潤之和。但是，隻有工資才能基本轉化為有效購買力，利潤部分通常會作為投資，不僅不會對消滅供給做出貢獻，還會轉化為更高的供給能力，進一步抬升有效供給，也就提升了對總購買力的要求。
在資本主義製度下，需求相對於供給的缺口與生俱來，是無法克服的固有矛盾。
為了解決這個矛盾，就要放大購買力，其中最便捷的手段就是消費信貸。人們所熟悉的消費分期貸款，正是在20世紀20年代風行開來的。買台收音機可以分期，買輛自行車可以分期，買汽車買房當然更可以分期。微薄的收入加上信貸杠杆，可以勉強提供對於經濟發展至關重要的有效購買力。
很顯然，這是寅吃卯糧、透支未來的權宜之計，以給未來埋雷為代價，維持當下的經濟運行。
這個世界總是有一些規則無法違背，“出來混總是要還的”。
金融工具通過對購買力注水來維持表麵的供需平衡，會隨著實際的供需差距拉大變得越來越脆弱，表現為負債的不斷攀升，終究會通過某種方式重新回歸合理區間，拖得越久後果越嚴重。拖到最後不得不還的債務出清過程，就是金融危機。金融危機中，信用大幅緊縮，導致原先就存在的供給需求矛盾更加突出，從而引爆經濟危機。
各種設計精巧的金融創新確實可以把“要還”的期限推後，有時確實能起到逆轉乾坤的效果。因為隻要能擊敗競爭對手，可以獲得巨大紅利，債務窟窿就不再是問題。
比如17世紀至18世紀英國與法國之間的百年爭霸，英國通過加杠杆的方式(1)與隻能依靠稅收現金流的法國對抗，終於把人口規模是自己三倍的法國打敗。戰爭的巨大紅利不但彌補了越滾越大的國債窟窿，還使得英國一躍成為世界霸主。
當經濟係統因有效購買力不足導致無法運轉時，還有一個選項，那就是戰爭。於是，大蕭條(2)之後緊接著爆發了第二次世界大戰。通過這場規模空前的戰爭，以傷亡近1億人、消滅約5萬億美元的物質財富為代價，終於彌合了購買力不足的矛盾，還推動“二戰”後二十年的快速發展。這段時間被稱為資本主義的“黃金時代”。
但是，這場戰爭的代價實在是太大了，其規模超出了所有人的估計。更重要的是，原子彈這一終極殺器被製造出來，導致任何大國也無法承受一場全麵戰爭的代價。
戰爭不再是一個解決經濟危機的可選項。經濟危機還會周期性爆發，推動共產主義革命運動風起雲湧。“二戰”後初期，共產主義的影響力席卷全球，各資本主義政府都在恐懼本國爆發革命。
正是在這種恐慌的背景下，美國爆發了“麥卡錫主義”的政治迫害運動。
然而，無論是恐慌還是迫害，都不能解決實際問題，反而會把事情變得更糟，終究還是要回到經濟係統的框架內，麵對經濟危機這個可怕的幽靈。
三、如何應對經濟危機幽靈
在資本主義框架內，當時有三種不同的理論來應對經濟危機。
傳統的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認為，商業活動必然是周期性運行的，每個周期經曆四個階段：繁榮、衰退、蕭條和複蘇。繁榮之後必然會有衰退，而衰退之後又必然會有複蘇期。當經濟無可避免地進入衰退期時，政府應當什麽也不做等待其自然恢複，或者采取減少開支等緊縮政策加速周期運行，使得人們更快恢複商業信心，從而迎來下一次複蘇。
結合這一理論，美林銀行在2004年提出了各個階段的投資指導原則，也就是美林投資時鍾模型（如圖1所示）。
美林投資時鍾模型提出四年後，就因為美國的房地產次貸問題引發全球性金融危機，各國政府完全不按自由主義的套路出牌，大肆QE(3)放水救市，有人戲稱“美林時鍾”已經變成了“美林電風扇”。但是在20世紀30年代，各國政府都是嚴格遵守自由主義的教條的，他們不敢越雷池一步，怕導致危機越發嚴重。
各國政府救市的理論基礎，來自英國經濟學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也就是第二種應對經濟危機的方案。
圖1 美林投資時鍾模型
凱恩斯對經濟危機提出了不同於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的看法。針對有效購買力不足的問題，他提出政府應當積極介入，通過增加貨幣供應、安排市政工程、稅收等措施來刺激經濟發展。他認為，政府的幹預旨在幫助失業者重返工作崗位並將更多的錢分配給低收入者，從而帶來整體需求增加，拉動經濟走出困境，重新建立良性循環。
第三種應對經濟危機的理論，來自奧地利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特。
這一理論也被稱作“創造性破壞理論”。與前述兩種理論將經濟危機完全看作消極影響不同，熊彼特把經濟危機看作創造性與毀滅性並存的階段。熊彼特將“創新”看作經濟發展的第一推動力，經濟衰退是舊的經濟結構走向沒落，一些企業家為了求存，利用新技術創造新的經濟結構，然而新的經濟結構正在孕育過程中，尚未取代舊經濟結構，而且在轉換過程中，新結構也會對舊結構造成破壞，因此表現為經濟整體下滑。
形象地說就是“舊的不去，新的不來”。
舉個最近的例子。智能手機取代功能手機就是一種創造性破壞，這種轉換絕不是平緩的，其中伴隨著老企業倒閉破產，新企業在廢墟中崛起。
如何理解上述三種應對經濟危機的方案呢？我們用人生病看醫生進行類比。
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相當於建議病人多喝水多休息，等待其自然痊愈。這種方法說白了，就是純靠身體底子來硬抗。在經濟規模不大的時候，效果還可以，但是隨著經濟規模越來越大，症狀越來越明顯，衰退期再采取緊縮政策，簡直就是“雪上加霜”，不僅無法治好病，反而會使得症狀更加嚴重，危機時間更長。
如果世界上隻有一個國家還好說，反正怎麽折騰，肉也會爛在鍋裏。但問題是世界上有那麽多國家，如果經濟危機遲遲得不到緩解，就會逼得本國人才技術大量外流。
古典經濟學的方法不能用了，另外兩種呢？
熊彼特的方案相當於老中醫，不管治標，隻調理身體，通過增強組織的新陳代謝和自我修複能力來度過危機。
熊彼特的方案就是以創新為驅動，不斷開辟新的產業，相當於不斷開辟“產業新大陸”。該方案根本不管供給和需求平衡的問題，通過創新紅利做大蛋糕，拉動經濟增長。在動態發展的過程中，將上述問題變得無關緊要。
根據熊彼特的觀點，所謂創新就是“原有要素的新組合”，或者簡稱為“組合創新”。如果用複雜性科學的觀點看，創新可以看作各種要素組成的複雜係統在相互作用下新秩序的湧現，除了要素的種類和數量，相互作用的頻率和強度就很關鍵。
相互作用的頻率和強度的實現，依賴於通信技術和數據處理技術，也就是ICT(4)技術。20世紀中葉，這兩項技術還比較初級，遠沒有達到創新大規模湧現的地步。
因此，熊彼特的方案隻是看上去很美，但是生效太慢，遠水解不了近渴。
另一個重要原因是，在20世紀中期麥卡錫主義盛行，在那個看誰都像赤色分子的年代，熊彼特這種對社會主義曖昧不清的態度，怎麽看也是個赤色分子。赤色分子提出的方案，怎麽可能被采用？
在熊彼特看來，資本主義的創造性與毀滅性是同源的。與馬克思一樣，熊彼特認為資本主義終將滅亡，但不是因為資本主義的失敗，而恰恰是因為其成功的根源——“創造性破壞”，會驅動經濟規模無限製膨脹，最終將因為無法承受其快速膨脹帶來的能量而崩潰。與馬克思認為隻有通過革命才能從資本主義變革為社會主義乃至共產主義不同，熊彼特認為資本主義充分發展導致自我毀滅後，就會自動過渡到社會主義。
熊彼特在1942年出版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一書中，指出了資本主義必然崩潰，社會主義必然到來。在1949年，熊彼特在哈佛做了題為《**社會主義》的公開演講，作為該書第三版的序言。這一標題對於美國精英來說相當驚悚，相當於號召美國精英們滌**思想中保守的渣滓，做好準備迎接社會主義的到來。
在資本主義的大本營美國，這要不是異端，那就沒什麽異端了。所以熊彼特的思想在一段時間被打入冷宮，絲毫不令人感到意外。
凱恩斯也看到了症結所在，不過他提出的治療方法相當於比較拙劣的西醫，吃止疼藥打興奮劑，通過強行刺激身體機能來對抗病症。這種方法見效最快，但是治標不治本。
但是，其他方法根本都用不了，隻有這一條路看起來稍微可行。因此“二戰”後二十年，歐美各資本主義國家清一色地皈依凱恩斯主義，國家支持的財政擴張大行其道。
說白了，就是普遍高工資、高福利，使得普通民眾也有相當的購買力，拉動經濟循環正常運行。這種體製也被稱為福特製。
這就是“二戰”後資本主義黃金時代的由來。
然而這一方法終究是治標不治本，到20世紀60年代末走到了盡頭。凱恩斯牌“興奮劑”藥力失效，經濟危機夢魘卷土重來。
更要命的是，“二戰”後的青年生下來就處於福利製度下，在父輩看來優越的物質條件，在青年一代看來都是理所當然的。當經濟發生問題時，他們首先想到的是走上街頭抗議。
在經濟動**的背景下，20世紀60年代的美國，種族、性別、世代、戰爭，所有難纏的問題集中爆發，演化為越來越激烈的街頭暴力衝突。
1968年是個動**之年。3月，已經獲得黨內初選的林登·約翰遜宣布放棄總統候選人身份；4月，民權運動領袖馬丁·路德·金在公開演講時遭到暗殺；6月，剛提名為民主黨總統侯選人的羅伯特·肯尼迪在洛杉磯的競選活動中遭到暗殺；8月，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所在地芝加哥發生了當年最暴力、血腥的抗議活動。
與此同時，這股革命熱潮蔓延到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從巴黎到東京，青年學生們走上街頭，抗議各種各樣的不滿，並不同程度地演化為暴力事件。
對於資本主義世界來說，連唯一的救命稻草都失效了，接下來該怎麽辦？
四、美國霸權下的全球分工體係
前麵討論經濟和金融問題，都是局限於一個國家的經濟係統內，還沒有涉及不同經濟係統之間的相互作用，也就是國際間商品、服務以及資本流動，或者我們常說的國際貿易和國際金融。如果把國際貿易和國際金融考慮進來，通過一定的安排，前麵所說的“有效購買力相對不足”這個矛盾，在某些國家是可以被克服的。代價是讓矛盾由另一些地區或國家承受。
有效購買力相對不足，反過來就是供給相對過剩。根據熊彼特的觀點，資本主義引以為傲的兩個優勢——技術進步和競爭，恰恰是導致供給相對過剩的根源。
市場競爭歸根到底是價格戰，能夠提供更低的價格，意味著更低的成本，也就意味著盡可能地引入新技術提升生產效率。低價又要獲得跟以前一樣甚至更高的利潤，那麽就要提升產量。如此循環下去，最終一定會超出市場的需要，導致供給過剩。
演化到最後，就是一家或少數幾家用低價把其他競爭者都打敗，然後限製產量，獲取壟斷利潤，形成卡特爾、辛迪加、托拉斯、康采恩等形式的壟斷組織。
這事要是發生在一個國家內部，社會公眾就不幹了。壟斷是最容易引起仇恨的方式。而且在一國內部的壟斷也無助於解決有效購買力不足的矛盾，反而會更加惡化。大蕭條後，美國爆發了此起彼伏的反托拉斯運動就是明證。因此，國家也會製定反壟斷法加以限製。
但是，如果壟斷產品輸出國外，由其他國家的人民來承受壟斷利潤的盤剝，本國的人分享壟斷利潤的好處，而無明顯的受害者，那麽該國的人一定會對這事視而不見，甚至雙手讚成。
這就是傳說中的“帝國主義”。
帝國主義的本質不是戰爭，也不是擺在明處的奴役和侵略，而是汲取他國財富的機製。如果能通過合法的隱形手段汲取財富，何必采用遭人恨的手段呢？
如果世界上有好幾個這樣的帝國主義國家，那麽他們之間也是競爭者，為了爭奪原料和銷售市場一定會相互掐架，兩次世界大戰就是這麽打起來的。戰爭的結果是，產生了美國這樣的超級帝國主義國家，在全球範圍建立一個以美國為首的金字塔食物鏈。美國占據食物鏈頂端，歐洲及日本等一些中等發達國家在某些行業占據優勢，處於比較有利的生態位(5)，形成美國“吃肉”，其他發達國家“喝湯”，廣大第三世界國家“吃土”的國際分工體係，或者稱之為國際生態係統。
形成這樣的生態係統，也經曆了漫長的演化過程。“二戰”之後，傳統歐洲強國和日本都被打得稀爛，美國一家獨大，美國逼迫各國和地區建立了兩大體係，即以世界銀行、世界貨幣基金組織為代表的國際貨幣體係，以關貿總協定（WTO的前身）為代表的國際貿易體係。表麵上說是建立公平自由的貿易和金融秩序，實際的目的就是建立上述金字塔型的國際分工體係。
美國依仗的優勢是什麽呢？不是煤炭、鋼鐵甚至石油等自然資源，而是科學、技術、先進的生產工藝以及通過專利製度形成的無形的知識產權。
現代工業最重要的不是原材料，而是相關知識體係。比如說，ICT行業最重要的產品是集成電路，而集成電路的主要原材料是矽，其原材料沙子，幾乎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但是生產這東西需要極多的技術積累。擁有這些技術，就可以在幾乎免費的矽上形成巨大的附加值，交換落後國家勞動人民用血汗獲得的工農業產品。
很多人不能理解，為什麽19世紀崛起了一些發達國家後，後發國家再想崛起那麽困難？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其實是美國建立的這套生態係統造成的生態位壓製，後發國家很難再獲得崛起的空間。就好比恐龍繁盛的時候，哺乳動物的祖先隻能在犄角旮旯裏貓著，長期得不到發展，隻有等恐龍滅絕之後才能獲得發展機會。
然而這一體係存在一個巨大的內生悖論，後來被稱作特裏芬難題（Triffin Dilemma）。從國際上看，美元作為世界各國的結算與儲備貨幣，隨著貿易規模的增長，必然要求各國持有越來越多的美元，那麽美國必須通過貿易逆差輸出美元，而這又會導致美元貶值，美元被各國拋售，無法作為儲備貨幣。
從美國自身來看，作為頭號工業強國，生產力雄踞各國之首，它必然是個貿易順差國，那必然會導致美元回流美國，美元幣值倒是穩定了，但作為國際結算與儲備貨幣的功能就無法履行。
這一內生悖論導致布雷頓森林體係難以為繼，1971年新上任的尼克鬆總統宣布美元與黃金脫鉤，被看作布雷頓森林體係瓦解的標誌。
但實際上，該體係並未瓦解，而是進行了暗中調整，變得更為強大。
特裏芬難題之所以存在，有如下隱含假設：
1. 貨幣發行需要黃金作為信心錨點，一個國家的黃金儲備與該國的對外貿易相關。
2. 美國的工業產品來自美國境內，必然會導致貿易順差。
美元與黃金脫鉤，其實就是打破第一條假設。基辛格給美元重新找了一個信心錨點——石油，而且美國並不需要擁有這些石油，隻要石油貿易結算必須使用美元就行了，就會造成持續不斷的美元需求。
美國必須通過逆差輸出美元，那麽就必須打破第二條假設，因此美國把產業搬出本土，進行全球化產業布局，導致了持續至今的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
如今我們看到的世界五百強大多是跨國公司，因此把跨國公司看作稀鬆平常的事物，但實際上並不是這樣。
雖然早在大航海時代，就出現了東印度公司這樣的跨國公司，但那時的跨國公司都是進行跨國貿易，生產基地還是要集中在本國。像如今這樣的產業鏈全球布局，采購、設計、組裝、銷售各個環節拆分出來進行跨地區跨國布局，隻是在20世紀60年代後才漸成潮流。
這依賴於如下兩個前提條件：
1. 以航空、海運集裝箱為代表的交通技術的成熟，使得人員可以快速流動，大宗商品可以高效跨國運輸。
2. 有線和無線通信技術的成熟，使得人們可以遠程交互信息。
其中第二條尤為重要。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個人電腦以及互聯網技術逐漸發展起來，各種通信以及信息處理技術相互融合，到如今的大數據、5G、雲計算和邊緣計算，通信技術和信息處理技術已經融為一體，被稱為ICT。
根據前麵的敘述可以發現，美國幾十年苦心經營的國際生態係統，如今幾乎一切的優勢，都是建立在ICT基礎之上。
美國的全球霸權有三個主要支柱：金融、軍事以及輿論操控能力。
金融能力其實主要還是信息采集、傳輸和處理的能力，自然高度依賴ICT係統。美國的軍事實力強，尤其體現在全球調度快速反應和精確打擊能力上，離開ICT係統，就是睜眼瞎。美國引導操縱輿論，輸出價值觀的能力強，還是離不開ICT係統。
美國的如意算盤打得非常之好：本國擁有知識產權的優勢，占據ICT產業高端，在此基礎上引領全球產業布局。美國作為淨消費國，因此不再有供給過剩的煩惱；把生產外包給他國，供給過剩帶來的尖銳矛盾也留給他國。他國想要追趕，則用知識產權大棒來打壓限製。
在這樣的指導思想下，美國放棄了以凱恩斯主義為基礎的福特製，重新回歸資本最喜歡的自由主義路線（為了與之前的古典自由主義相區別，被稱為新古典自由主義），內核則采用熊彼特的路線，以創新驅動經濟發展。
1995年1月1日，《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Agreement on 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縮寫為TRIPs）正式生效，作為參加方最多、內容最全麵、保護水平最高、保護程度最嚴密的一項國際協定，給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的知識產權優勢進一步上了保險。再加上美國經常使用的針對知識產權的“特別301條款”，其他國家想挑戰美國的知識產權優勢，簡直就是癡心妄想。
挑戰不了美國的知識產權優勢，就無法打破美國主導的這套國際分工體係，第三世界國家就要眼睜睜地看著美國“吃肉”，美國的盟友“喝湯”，自己“吃土”。
美國的優勢就建立在這樣一套體係之上，被許多人看作牢不可破，千秋萬載一統江湖。因此有個叫福山的寫了本書，宣稱“曆史的終結”。
五、5G成為美國的阿喀琉斯之踵
華為公司不僅打破了美國知識產權優勢的神話，而且在美國霸權之所係的ICT行業獲得了引人矚目的成就。
ICT行業的大發展，源於1957年在美國矽穀創立的仙童半導體，美國正是得益於ICT行業帶來的巨大紅利，贏得了冷戰，鞏固了世界霸權。時至今日，美國的互聯網大公司雖然強大，底層的集成電路產業依然保有優勢，但是處在中間，提供ICT基礎設施的那些公司卻很不樂觀。
人類即將進入5G時代，又將迎來新一輪通信大發展。每個人和組織甚至每個物件都將通過5G網絡連接在一起，許多科幻般的場景將會成為現實，許多相關產業將迎來爆發，人類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乃至創造方式都會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由此帶來產業實力的進一步此消彼長，全球經濟格局將發生顯著變化。
此時，美國卻猛然發現，在這邁向新時代的關口，不僅自己的ICT優勢不複存在，世界上綜合實力最強的ICT公司居然變成一家中國公司，如果任由其發展，它的logo有可能出現在美國的每一個角落。
當引以為傲的利器變成了致命的阿喀琉斯之踵，這是一種怎樣的體驗？
本文交代了華為公司崛起的宏觀背景以及意義，本書將逐漸揭開這家公司是如何建立並發展到今天的艱辛曆程，並對未來的走勢進行一定程度的展望。
創始人任正非到底擁有怎樣的獨門秘籍？為什麽說他是將毛澤東思想和哈佛商業理論相結合的第一人？
他如何帶領華為突破圍追堵截，克服重重困難，從一家毫不起眼的貿易公司，變成令美國心生恐懼的超級技術公司？
華為獨特的持股製度，又是怎樣的一種存在？
華為的未來將會如何？
(1)英國通過國債募集資金。
(2)大蕭條，是指1929年至1933年之間發源於美國，後來波及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危機。
(3)QE（QuantitativeEasing），即量化寬鬆政策，簡單理解就是“印錢”。
(4)ICT（InformationCommunicationTechnology）：即信息、通信、技術三個英文單詞的詞頭組合，它是信息技術與通信技術相融合而形成的一個新的概念和新的技術領域。
(5)生態位是指每個個體或種群在種群或群落中的時空位置及功能關係。這裏是把生態位的意義延伸到了行業與企業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