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浪漫底克的憂鬱
現在，像世界史上許多別的時代一樣，有一種極流行的習尚，認為我們之中的智慧之士都看破了前代的一切熱誠，覺得世界上再沒什麽東西值得為之而生活。抱著這等見解的人真是抑鬱不歡的，但他們還以此自豪，把它歸咎於宇宙的本質，並認為唯有不歡才是一個明達之士的合理的態度。他們對於“不歡”的驕傲，使一般單純的人懷疑他們“不歡”的真誠性，甚至認為以苦惱為樂的人實在並不苦惱。這看法未免太簡單了；無疑地，那些苦惱的人在苦惱當中有些“高人一等”和“明察過人”的快感，可以稍稍補償他們的損失，但我們不能說他們就是為了這快感而放棄較為單純的享受的。我個人也不以為在抑鬱不歡中間真有什麽較高的道理。智慧之士可能在環境容許的範圍內盡量快樂，倘他發覺對宇宙的冥想使他有超過某程度的痛苦時，他會把冥想移轉到別處去。這便是我在本章內所欲證明的一點。我願讀者相信，不論你用何種論據，理性絕不會阻遏快樂；不但如此，我且深信凡是真誠地把自己的哀傷歸咎於自己的宇宙觀的人，都犯了倒果為因的毛病：實際是他們為了自己尚未明白的某些緣故而不快樂， 而這不快樂誘使他們把世間某些令人不快的特點認作罪魁禍首。
表示這些觀點的，在現代的美國有著作《近代心情》的胡特·克勒區( J. Wood Krutch)(1)；在我們祖父的一代裏有拜侖；各時代都可適用的，有《舊約》裏《傳道書》的作者。克勒區的說法是：“我們的案子是一件敗訴的案子，自然界裏沒有我們的地位，雖然如此，我們並不以生而為人為憾。與其像野獸一般活著，毋寧做了人而死。”拜侖說：
當早年的思想因感覺的衰微而逐漸凋零時，世界所能給的歡樂絕不能和它所攫走的相比。
《傳道書》的作者說：
因此我讚歎那早已死去的死人，遠過那還活著的活人，
並且我以為比這兩等人更強的，是那從未存在，從未見過日光之下的惡事的。
這三位悲觀主義者，都把人生的快樂檢閱過後，獲得這些灰色的結論。克勒區氏處於紐約最高的智識階級群裏；拜侖一生有過無數的情史；《傳道書》的作者在快樂的追求中還要花樣繁多：他曾嚐試美酒，嚐試音樂，以及“諸如此類”的東西，他挖造水池，蓄有男女仆役，和生長在他家裏的婢仆。即在這種環境內，智慧也不會和他分離。並且他發覺一切都是虛空，連智慧在內。
我又專心考察智慧、狂妄和愚昧， 乃知道也令人沮喪。因為多有智慧就多有煩惱，加增知識就加增憂傷。
照上麵這段看來，他的智慧似乎使他受累；他用種種方法想擺脫而不能。
我心裏說，來罷，我用喜樂試試你，你好享福，誰知道也是虛空。
由此可見他的智慧依舊跟著他。
我就心裏說，愚昧人所遇見的，我也必遇見；那麽我比人更有智慧又為何來？我心裏說：這也是虛空。
我所以憎恨生命，因為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事我都以為煩惱；因為一切皆空，一切令人沮喪。
現在的人不再讀古代的作品，算是文人的運氣，否則再寫新書一定要被讀者認為空虛之至了。因為《傳道書》派的主義是一個智慧之士所能歸趨的唯一的結論，所以我們不憚煩地來討論一心境（即抑鬱不快）的各時代的說法。在這種論辯內，我們必須把“心境”跟心境的“純智的表現”分清。一種心境是無從爭辯的；它可能因某些幸運的事故或肉體的狀況而變更，可不能因論辯而變更。我自己常有“萬事皆空”的心境；但我擺脫這心境時，並非靠了什麽哲學，而是靠了對於行動感到強烈的需要。倘使你的兒女病了，你會不快樂，但絕不感到一切皆空；你將覺得不問人生有無終極的價值，恢複孩子的健康總是一件當前的急務。一位富翁，可能而且常常覺得一切皆空，但若遇到破產時，他便覺得下一餐的飯絕不是虛空的了。空虛之感是因為天然的需要太容易滿足而產生的。人這個動物，正和別的動物一樣，宜於作相當的生存鬥爭，萬一人類憑了大宗的財富，毫不費力地滿足了他所有的欲望時，幸福的要素會跟著努力一塊兒向他告別的。一個人對於某些東西，欲望並不如何強烈，卻很輕易地弄到了手：這種事實能使他覺得欲望之實現並不帶來快樂。如果這是一個賦有哲學氣分的人，他就將斷言人生在本質上是苦惱的，既然一切欲望都能實現的人仍然是抑鬱不歡。他卻忘記了缺少你一部分想望的東西才是幸福的必不可少的條件。
以心境而論是如此。但《傳道書》派的人仍然有純智的論據。
江河都往海裏流，海卻不曾滿，
太陽之下並無新事，
已經過去的事情無人紀念。
我恨我在日光之下所作的一切勞碌， 因為我將把得來的留給後人。
假若我們把這些論據用現代哲學的文體來複述一遍的話，大概是，人永遠勞作，物永遠動**，可沒有一件東西常在，雖然後來的新東西跟過去的並無分別。一個人死了，他的後裔來收獲他勞作的果實；江河流入大海，但江河的水並不能長留大海。在無窮盡而無目標的循環裏，人與物生生死死，日複一日，年複一年，並無進步，並無永久常存的成就。江河倘有智慧，必將停在它們的所在。蘇羅門(2)倘有智慧，一定不種果樹來讓他的兒子享用果實。
但在另一心境內，這些說話將顯得完全兩樣了。太陽之下無新事？那麽，摩天樓，飛機，政治家的廣播演說，將怎麽講？關於這些，蘇羅門曾經知道些什麽？倘他能從無線電裏聽到示巴(3)女王在遊曆他的領地回去以後對臣民的訓話，他不能在虛枉的果樹和水塘中間感到安慰麽？倘有一個剪報社，把新聞紙上關於他的殿堂的壯麗，宮廷的舒適，和他敵對的哲人的詞窮理屈等等的記載剪下來寄給他，他還會說太陽之下無新事麽？也許這不能完全醫好他的悲觀主義，但他將因之而用新的說法來表現他的悲觀。的確，克勒區氏的怨歎中，就有一項是說太陽之下新的事情太多了。沒有新的事情令人煩悶，有了新的事情同樣令人煩悶：可知失望的真原因並不在此。再拿《傳道書》所舉的事實來說：“江河都往海裏流，海卻不滿；江河從來處來，仍向來處去。”這等見解當作悲觀主義的論據說來，是認為旅行不是一樁愉快的事。人們暑天到療養地去，臨了仍向來處回去。這卻並不證明到療養地去是枉空的。假如流水能有感覺，對於那種探險式的循環往複也許會覺得好玩，有如雪萊詩中的雲彩(4)一般。至於把遺物留給後裔的痛苦，那是可以從兩個觀點來看的：拿後裔的觀點來說，這種遞嬗顯然不是如何不吉的事。世間萬物都得消逝這事實，本身也不足為悲觀主義的根據。假令現有的事物將被較劣的事物來承繼，那倒可能做悲觀主義的憑藉，但若將來的事情是較優的話，豈不反使我們變得樂天？倘真如蘇羅門所說，現在的事物將由同樣的事物替代，那我們又該怎麽想？難道這就使整個的遞嬗成為虛空了麽？當然不！除非循環裏麵各個不同的過程是給人痛苦的。(那麽所謂變化非但換湯不換藥，且還增加苦難：要變化做甚？）瞻望未來而把“現在”的整個意義放在它所能帶來的“未來”上麵：這種習慣是有害的。倘部分沒有價值，整個也不能有價值。在戲劇裏，男女主角遭著種種難於置信的危難， 然後吉慶終場：人生可不能用這種觀念去設想的。我過我的日子，我有我的日子，我的兒子承繼下去，他有他的日子，將來再有他的兒子來承繼他。在此種種裏麵，有什麽可以造成悲劇呢？相反，倘我得永遠活下去，人生的歡樂臨了倒勢必要變得乏味。唯其因為人生有限，人生的樂趣才永遠顯得新鮮。
我在生命之火前麵烘我的雙手；等到火熄時，我就準備離去。
這種態度實在和對死亡表示憤慨同樣合理。因此，如果心境可由理智決定，那麽使我們歡悅的理由，當和使我們絕望的理由一樣多。
《傳道書》派是悲痛的；克勒區氏的《近代心情》是淒愴的。他的悲哀，骨子裏是因為中古時代的確切無疑的事情，以及較為近代的確切無疑之事一齊崩潰了的緣故。他說：“至於現在這個不快樂的時代，一方麵充滿著從死的世界上來的幽靈，一方麵連自己的世界還未熟悉；它的困境正和青年人的困境相仿：他除了把童年所曾經曆的神話作為參考之外，尚未知道在世界上如何自處。”把這種論見來應用在某一部分的智識階級身上是對的。換言之，有些受過文學教育的人，對近代世界茫無所知，並因青年時慣於把信仰建築在感情上，所以如今無法擺脫那為科學的世界不能滿足的“安全”與“保障”的幼稚欲望。克勒區氏，如大半的文人一樣，心中老是有一個念頭，認為科學不曾履行它的諾言。當然他不曾告訴我們所謂諾言究竟是什麽，但他似乎認定，六十年前像達爾文、赫胥黎輩的人，對於科學固曾期望一些事情而今日並未實現。我想這完全是一種幻象，上了一般作家和教士的當，他們因為不願人家把他們的專長當作無足重輕，所以張大其辭地助成這幻象。眼前世間有許多的悲觀主義者，固是事實。隻要在多數人的收入減少的時候，總會有大批悲觀主義者出現。不錯，克勒區是一個美國人，而美國人的收入是因上次大戰而增加的，這似乎與我上麵的說話衝突；然而在整個歐羅巴的大陸上，智識階級的確大大地受了災難，再加大戰使每個人有不安定的感覺。這等社會原因之於時代的心境，其作用之大，遠過於以世界的本質作根據的悲觀理論。雖然克勒區惋惜不置的信仰，在十三世紀的確被大多數人（除了帝王和意大利少數的貴族）維護著，可是曆史上究竟很少時代像十三世紀那樣令人絕望的了。羅傑·培根(5)就說過：“我們這時代的罪惡橫流，遠過於以往的任何時代；而罪惡與智慧是不兩立的。讓我們來看看世界上的一切情形罷：我們將發見無法無天的墮落，尤其是在上者……**欲使整個的宮廷名譽掃地，貪得無厭主宰了一切……在上的是如此，在下的還用說麽？瞧那般主教之流，他們怎樣地孜孜逐利而忘記了救治靈魂啊！……再看那些教會的宗派：我簡直一個都不放在例外。它們離經叛道到何等田地。即是新成立的教派（托缽僧）也已大大地喪失了初期的尊嚴。所有的教士專心一意於驕傲、荒**、慳吝：隻要他們舉行什麽大會，不問在巴黎或牛津，他們之間的鬥爭、詬罵，以及其他的劣跡，使所有教外的人痛心疾首……沒有一個人顧慮自己的行為，也不問用的是什麽手段，隻消能滿足貪欲。”述及古代的(6)異教哲人時，他說：“他們的生活強似我們的程度，直不可以道裏計，不論在廉恥方麵，在輕視人世方麵，在喜樂、財富、榮譽等方麵；那是我們可在亞裏斯多德、柏拉圖、蘇格拉底各家的著作中讀到的，他們就是這樣地獲得了智慧的秘鑰，發見了一切的知識。”羅傑·培根的見解，也便是與他同時代的全體文人的見解，沒有一個人歡喜他所處的時代的。我從不相信這種悲觀主義有什麽形而上的原因。原因隻是戰爭、貧窮與暴行。
克勒區氏的最悲愴的篇章之一，是討論愛情問題的。仿佛十九世紀維多利亞時代的人把愛情看得很高，但我們用著現代的錯雜的目光把它看穿了。“對於維多利亞時代大半的懷疑主義者，愛情還代表神執行著一部分的工作。神，他們早已不信；但麵對著愛情，連心腸最硬的人也會立時染上神秘色彩。任何旁的東西都不能喚醒他們崇敬的感覺，愛情卻能；他們從心靈深處覺得，絕對的忠誠是應該獻給愛情的。他們以為愛情和上帝一樣，需要一切的犧牲；但也像上帝一樣，愛情酬賞信徒的辰光，會對人生的現象賦予一種無從分析的意義。我們對於一個無神的宇宙，比他們更覺習慣，但我們尚未習慣一個無愛的宇宙。而我們不到這一步，就不會明白無神論的真正意義。”奇怪的是：所謂維多利亞時代(7)，在我們此時的青年人心目中，和生在當時的人的心目中，麵目完全兩樣。我記得有兩位我年輕時很熟的老太太，都是那時代某些特征的代表人物。一個是清教徒，一個是服爾德派。前者歎息“多少的詩歌都以愛情為對象，不知愛情是一個毫無趣味的題材”。後者的意見卻是：“沒有人能議論我什麽長短，但我一向說破壞第七誡（戒**）不像破壞第六誡（戒殺）那樣罪孽深重，因為那至少要得到對方同意。”這兩種見解，和克勒區氏當作典型維多利亞風而描繪下來的都不盡同。克氏的觀念，顯然是從某些根本與環境不融和的作家身上推演出來的。最好的例子，我可以舉出勞白脫·勃魯寧(8)。然而我不免相信他所設想的愛情多少有些迂腐。
感謝上帝，他的造物之中最平庸的也以具有兩副臉相自豪，
一副用以對付社會，一副用以對付他所愛的女人！
意思之中，這無異說戰鬥是對付一般社會的唯一可能的態度。為什麽？因為社會是殘酷的，勃魯寧會說。因為社會不願照著你自己的估價而容納你，我們會說。一對夫婦可能形成兩個互相欽佩的伴侶，像勃魯寧夫婦(9)那樣。有一個人在你身旁，隨時準備來讚美你的工作，不管它配不配，那當然是挺愉快的。當勃魯寧聲色俱厲地指斥斐次奇婁特(10)膽敢不讚賞勃魯寧夫人的大作《奧洛拉·蘭格》時，他一定覺得自己是一個出色的、有丈夫氣的男子。這種夫婦雙方都把批評精神收藏起來的辦法，我總不覺得可以佩服。那是表現畏懼的心理，想躲避大公無私的冷酷的批評。許多老年的獨身者躲在火爐旁邊，其實也是為了同樣的理由。我在維多利亞時代過的日子太長了，絕不能照著克勒區的標準成為一個現代人。我毫未失去對愛情的信仰，但我所信仰的愛情絕非維多利亞時代的人所讚美的那種；說明白些，是含有冒險意味而又帶著明察的目光的愛情，它盡管使人認識善，可不連帶寬恕惡，它也不自命為神聖或純潔。從前，受人讚歎的愛情，所以被加上“神聖”“純潔”等等的德性，實在是性的禁忌的後果。維多利亞時代的人，深信大半的性行為是惡的，故不得不在他們所擁護的那種性行為上麵，裝點許多誇大的形容詞。性的饑渴，在當時遠比現在為強烈，這就促使一般人把性的重要性大大地誇張，正如禁欲主義者的老辦法一樣。如今我們正逢著一個渾沌的時代，許多人一方麵推翻了舊標準，一方麵還沒獲得新標準。這情形給他們招致了各式各種的煩惱， 且因他們的潛意識依舊相信著舊標準，所以一朝煩惱來時，就產生了絕望、內疚和玩世主義。我不以為這種人在數量上值得我們重視，但他們確是在今日最會叫嚷的一群裏麵。假令我們把現代的和維多利亞時代的小康的青年人通扯著來考察一下，可以發見從愛情方麵得到的幸福，今日遠比六十年前為多，對於愛情的價值，今日也比六十年前有更真切的信仰。某些人的所以玩世不恭，實在因為他們的潛意識始終受著舊觀念的霸主式的控製，因為缺少那種可以調整行為的合理的倫理觀。救治之道並不在於呻吟怨歎，思念以往，而是要勇敢地接受當前的局勢，下決心把名義上已經丟棄了的迷信，從曖昧的隱處連根拔去。
何以我們重視愛情這問題，要簡短地說明是不容易的；可是我仍想嚐試。愛情，首先應認作本身便是歡樂之源——這雖非愛情最大的價值，但和它的其餘的價值比較起來，確是最主要的。
喔愛情！他們大大地誣蔑了你，說你的甜蜜是悲苦，
殊不知你的豐滿的果實，
要比什麽都更甘美。
寫這幾句詩的無名作家並不有意為無神論尋求答案，或尋求什麽宇宙的秘鑰；他隻是娛樂自己罷了。愛情不但是歡樂之源，並且短少了它還是痛苦之根。第二，愛情之應受重視，因為它增進一切最美妙的享受，例如音樂，山巔的日出，海上的月夜等。一個從未和他所愛的女子一同鑒賞美妙景物的男人，就從未充分領受到神奇的景物所能給予的神奇的力量。再則，愛情能戳破“自我”這個堅厚的甲殼，因為它是生物合作的一種，在這合作中間，雙方都需要感情來完成對方本能的目標。世界上各個時代有各種提倡孤獨的哲學，有的很高尚，有的稍遜。禁欲派和早期的基督徒相信，一個人可不藉旁人幫助，單憑自己的意誌而達到人類所能達到的至善之域；另一般哲人則把權力看作生命的終極，又有一般卻看作純粹個人的享受。這些都是提倡孤獨的哲學，因為它們認定善不但在或大或小的人群中可以完成，即每個孤立的個人也能實現。在我看來，這是錯誤的，不但在倫理上說，就以我們本能中最優秀的一部的表現來說，也是錯誤的。人有賴於合作，而且自然賦予我們——固然很不完美——本能的器官，合作所不可或缺的“友誼”就從這本能裏肇始的。愛情是導向合作的最原始最普通的形式，凡是強烈地經驗過愛情的人，斷不願接受那宣稱人之至善和他所愛者的至善不相關涉的哲學。在這一點上，父母對子女的感情或許還要強烈，但父母愛子女的最高表現，乃是父母之間相愛的結果。我不說愛情在最高的形式上是有普遍性的，但我斷言，愛情在最高的形式上的確表顯出任何旁的東西無法表顯的價值，並且它本身就有一種不受懷疑主義影響的價值，雖然一般不能獲得愛情的懷疑主義者，會強把自己與愛情無緣的責任推在懷疑主義頭上。
真正的愛情是一堆長久的火，
永遠在心中燃燒，
從不病弱，從不死亡，從不冷卻，從不轉變它的方向。
在此我追隨著克勒區氏關於悲劇的論見了。他聲言（在這一點上我完全同意），易卜生的《群鬼》不及莎士比亞的《李爾王》。“沒有一種更強的表現力，沒有一種對於詞藻的更大的運用，能把易卜生變成莎士比亞。後者所用以創造他的作品的素材——他的對於人的尊嚴的觀念，對於人的熱情的重視，洞察人生廣大的目光——不曾也不能在易卜生心中存在，不曾也不能在易卜生同代的人心中存在。上帝，人，自然界，在莎士比亞與易卜生之間的幾百年中，全都縮小了；不但因為近代藝術的寫實信條促使我們去尋出平凡的人，且也因為世態的變化使我們注意到人生的‘平凡’——而藝術上寫實理論的發展便是這世態的變化促成的，我們對世界的觀點也唯有靠了這寫實理論才能證實。”為了這個緣故，把王子和王子的悲哀做中心的舊式悲劇，不複適合我們這個時代，而若我們用同樣的手法去描寫一個默默無聞的平常人時，其效果也勢必完全兩樣。然而這原因並不是我們把人生看低之故，相反，倒是我們不再把某些人看作世間的偉人，不再承認唯有他們才配具有悲壯的熱情，一切其餘的人隻配操勞茹苦地替這少數人締造光華。莎士比亞說：
乞丐死時不會有彗星出現，蒼穹隻替王子的凋亡發光。
在他的時代，這種情操即使不是人間絕對的信念，至少是普遍的，且是莎士比亞自己深信的觀點。因此，詩人西那(11)之死是喜劇的，凱撒、勃羅托、卡細司(12)等的死便是悲劇的了。一個“個人”的死，為我們早已失去宇宙性，因為我們不但在外表上，而且在內心裏已經變為民主主義者了。現代，崇高的悲劇所應關涉的是集團而非個人。我可舉出恩斯德·托勒的《集體人》為例。它可以媲美過去最優秀的時代裏的最優秀的作品：高尚，深刻，實在，處理著英雄式的行為，並像亞裏斯多德所說的“把讀者從憐憫和恐怖中間洗煉出來”。這一類的現代悲劇，例子還很少，因為舊的技術和傳統必須放棄而不能單用陳調濫套去替代。要寫悲劇，必須感覺悲劇。要感覺悲劇，必須意識到自己所生活的世界，不但在頭腦裏，而且在血管裏肌肉裏去意識到。克勒區氏在全書中不時提及絕望，他英勇地接受一個荒涼的世界，這種精神的確令人感動，但這荒涼是由於他和大半的文人尚未學會怎樣用適應新刺激的方式去體驗舊情緒。刺激是有的，可不在文學社團裏。文學社團和集體生活沒有活潑的接觸，而這接觸是必不可少的，倘若人類的感覺要求嚴肅與深刻：悲劇和真正的幸福即是淵源於嚴肅與深刻的。對於那些老覺得世界上無事可為而彷徨的優秀青年，我要說：“丟開寫作，竭力想法不要動筆。進入世界，做一個海盜也好，做一個婆羅洲上的王也好，做一個蘇俄的勞動者也好；去過一種生活，使低級的生理需求幾乎占去你全部的精力。”我並不把這種行動路線推薦給每個人，我隻介紹給那般因生活需求太易滿足而覺得苦惱的人。我相信，這樣的生活經過了幾年之後，一個人會發覺寫作的衝動再也抑捺不住，那時，他的寫作一定不致在他心目中顯得虛空了。
(1) 今譯為約瑟夫·伍德·克魯奇。
(2) 《 傳道書》當然不是蘇羅門王（所羅門王）所作，茲從俗用以指傳道書的作者。——原注
(3) 古國名。——譯者注
(4) 雪萊的詩作《雲》中，雲象征著變化不息的生命力。
(5) Roger Bacon，十三世紀時英國僧侶，中古時代實驗哲學的代表之一。——譯者注
(6) 指希臘古代。
(7) 指1837年起至1901年英國維多利亞女王統治的時代。
(8) Robert Browning（1812—1889），英國詩人。——譯者注
(9) 今譯為羅伯特·勃朗寧，英國詩人。其妻伊麗莎白·布雷特·勃朗寧（1806—1861）也是位詩人。
(10) 今譯為菲茨傑拉德（1809—1883），英國詩人。
(11) 法國17世紀悲劇家高乃依的名作《西拿》中主人公。
(12) 凱撒今譯為愷撒，勃羅托今譯為布魯圖，卡細司今譯為卡西烏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