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孔子有一句名言：“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論語·憲問》）以前的人是為自己而學習，或為追求至道，或為提升修養，或者僅僅為了興趣愛好；如今的人卻是為了迎合別人的需要而學習，迎合別人以謀求自己的發展。一言以蔽之，兩者的核心區別就在於是否抱有功利目的。

程頤有闡釋說：“古之學者為己而成物，今之學者為人而喪己。”（《河南程氏粹言·論學篇》）這是說“古之學者”雖然隻為自身向道而學，卻可以兼濟天下；“今之學者”一味逢迎，最終會在不斷逢迎他人與社會的過程中迷失自己。

以孔子與程子的標準來看，我們今天的大學教育基本都屬於“為人之學”，大家隻是為了學習一門技能以求將來能在就業市場上謀到一席之地，努力賺到豐厚的報酬，從此過上富足的生活；至於孔子所在意的“道”，隻能到九霄雲外去找。

作為現代人，我們並不覺得今天的教育方式有什麽原則性的錯誤，反而不能理解孔子的想法。當然，孔子身上的理想主義色彩確實太濃重了一些，“古之學者”是否真的“為己”，心理上的真相很可能與實際情況相去甚遠。

人作為群居動物，天生就要做“為人之學”，這是生物學意義上的事實，必須有強悍的理性和執拗的信念才有可能將心態從“為人”轉為“為己”，而這兩種素質當然是在任何社會都占絕大多數的凡夫俗子們所不具備的。

孔子一心“克己複禮”，為傳承天下大道而孜孜不倦，對得失榮辱全不放在心上，正所謂“君子憂道不憂貧”，學生當中也不乏顏淵那樣簞食壺漿而不改其樂的人物。但當儒家作為一個學派真正立穩腳跟之後，尤其在它變身為進入仕途最必要的階梯之後，無數滿懷著功利渴望的“今之學者”便蜂擁到儒家陣營裏，從內部努力敗壞著儒學的純潔性。

這倒不是儒學本身的責任，無論換作哪個學派，甚至任何一個教派或其他什麽團體，隻要人們從中嗅到了利益的血腥味，它們都會變成同一個樣子；並且，無論這些學派或教派在創始之初主張什麽，最後連教義都會變得相似。這就是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而造就這一規律的是這樣兩個基本事實：

1. 人與人是高度相似的。

2. 所有人都有趨利避害的頑固天性。

於是，當儒家成為官學，儒學經義成為科舉考試的標準答案之後，越來越多的“今之學者”加入了這個名義上仍屬於孔子的高尚陣營。為這一轉變推波助瀾的是，越是以改變命運、脫貧致富為目的的人，越是下得來懸梁刺股的功夫（正如“懸梁刺股”的始祖蘇秦的例子），也越是能夠以足夠的圓滑來應對考試標準的調整，迎合主考大人的風格與偏好。所以反對科舉取士的呼聲伴隨著科舉製度發展之始終，卻終歸“不廢江河萬古流”。原因異乎尋常地簡單：皇帝隻需要“今之學者”，很排斥“古之學者”。

這其實是一個管理學問題：賞罰雖然不是最好的管理手段，卻絕對是最便捷有效的。但賞罰手段隻見效於“今之學者”，卻無法見效於“古之學者”。我們不妨把帝國想象成一家公司，如果公司職員都是“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威武不能屈”的人，都是堅守道義而不問成敗利鈍的人，工作起來都是“正其誼（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的人，那麽一切獎懲措施與規章製度都會失效。所以，標準意義上的“古之學者”（我們不妨想象一下孔子本人），適於做顧問，卻不適於做員工。皇帝當然也會需要一兩個顧問，但更需要成千上萬個員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