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由“使館區”到“租界地”

在那個時代，“使館區”和“租界地”正是“好客”的地方。我進了日本公使館才知道，我並不是唯一的客人，當時，還住著一個叫王毓蘭，字蘭亭的人，他是賄選大總統曹錕的心腹謀士。曹錕沒有來得及逃往使館區，就被國民軍軟禁了起來，王毓蘭的腿快，做了這裏的客人。我也記得，七年前我第二次做皇帝的時候，被張勳趕走的黎元洪在這裏住過，我第二次退位以後，被段祺瑞趕走的張勳又做過荷蘭使館的客人。每逢使館裏認為必須接待來客的時候，使館區裏的飯店和醫院總免不了跟著熱鬧一番，因為每次總有一批神經脆弱而又身價夠不上進使館的人們往這裏跑，把這裏塞得滿滿的，甚至連樓梯都有人願意付租金。辛亥、丁巳和我這次被趕出紫禁城，不少的滿族的貴族都爭先恐後地到這裏做過客。有一次，飯店老板貼出了一張很不禮貌的告示：“查本店寄居者過多，樓梯上亦已住滿，衛生狀況殊為不佳，且有隨地吐痰，極不文明者……茲規定，如再有人吐痰於地，當罰款十元，決不寬貸！”盡管如此，這裏還是令人趨之若鶩，流連忘返。

我在這裏遇到的熱情是空前的，也許還是絕後的。有一件小事我在前麵沒有說到，是我從“北府”出來的時候，在我的汽車上還有“北府”的兩名警察，他們按照當時“要人”們乘車的習慣，站在車外踏腳板上，一邊一個，一直陪我到了德國醫院。他們後來知道我不回去了，他們不能回去交差，就要求也留在日本使館。他們得到了準許，作為我的隨侍被收留了。後來我派人再去“北府”接婉容和文繡的時候，那邊的警察再不肯放走她們。使館裏派了一名書記官特意去交涉，也不成功，於是芳澤公使毫不猶疑地就去親自找段執政，結果是婉容和文繡帶著她們的太監、宮女很快地也到了我身邊。

使館主人看我周圍有那麽一大群人，三間屋子顯然是擺不開，特意騰出了一所樓房，專供我使用。於是，我那一班人馬——南書房行走和內務府大臣以及幾十名隨侍、太監、宮女、婦差、廚役等等又各得其所，日本公使館裏出現了大清皇帝的奏事處和值班房。

更重要的是，芳澤公使給我取得了執政府的諒解。執政府除了向芳澤公使作了表示之外，並且派了名叫曲同豐的一位陸軍中將，親自到日本兵營的竹本大佐那裏，又一次表明“執政府極願尊重遜帝的自由意誌，並於可能範圍內，保護其生命財產及其關係者之安全”。

以我父親為首的王公們曾來勸我回去，說“北府”已經安全，有段祺瑞和張作霖在，國民軍決不敢任意行事，段和張都向他們作了保證。但我相信羅振玉他們的話，段和張的保證都是因為我進了使館才說的，我如果還在“北府”，而國民軍還在北京，是什麽保證都靠不住的。我拒絕了他們。事實上，王公們也正在向使館區裏找住處，後來有的進了德國兵營，有的進了六國飯店。我父親一麵勸我，一麵又在西什庫教堂租庫房，存放他的珍貴財物，後來“北府”的弟妹們也都跑到德國兵營住去了。

看見日本使館對我的殷勤照料，連許多不知名的遺老也活躍了起來，他們從各地給段執政打電報，要求恢複優待，他們給我寄錢（這叫做“進奉”），供我使用。有的人從外地跑到北京，給我請安，密陳大計。蒙古王公好像也吃了興奮劑似的，發出通電並上呈交給執政府，質問對他們的優待怎麽辦，執政府連忙答複說照舊不變。我的王公大臣們的腰板更硬了，拒絕出席組成的“清室善後委員會”的會議。這個剛成立的委員會由代表民國的李石曾（委員長）、易培基（代表汪精衛）、俞同奎、沈兼士、範靜生、鹿鍾麟、張璧和代表清室的紹英、載潤、耆齡、寶熙等組成，並請了羅振玉列席。委員會要清點財物，劃分公產私產以決定處理，紹英等四人不去參加，再次向當局聲明不承認這個組織。寶熙後來通過他的門生弄出了十幾箱東西運到日本使館，羅振玉立刻反對說：“這豈不是從強盜手裏討施舍？如果要就全要，否則就全不要！”原來他另有打算，想把宮裏東西弄到他可以支配的地方去。那時我不知道這個底細，隻覺得他說得有理，有骨氣。對，不要！至於後來又弄了沒弄，弄出了什麽來，我就全不知道了。

這些表示骨氣的，請安的，送“進奉”的，密陳各種“中興大計”的，敢於氣勢洶洶質問執政府的遺老遺少們，出進日本使館的一天比一天多。到了舊曆的元旦，我的小客廳裏陡然間滿眼都是辮子。我坐在坐北朝南、以西式椅子代替的寶座上，又接受朝賀了。

許多遺老的心裏是對使館主人懷著感激之情的。他們從使館的招待上看出了希望，至少也得到了某種心理上的滿足。王國維在奏折裏說：“日使……非徒以皇上往日之餘尊，亦且視為中國將來之共主，凡在臣僚，誰不慶幸？”

舊曆元旦那天，小客廳裏是一片慶幸的臉色。值得一提的是，從那天起我對金梁才有了新的了解。正當第三班臣僚三跪九叩行禮如儀之際，突然在行列裏發出一聲幹號，把人們都嚇了一跳，接著，有一個用袖掩麵的人推開左右，邊號邊走，奪門而出。當時我還以為是誰碰瞎了眼睛，眾人也愕然不知所措，隻知道這個人是前內務府大臣金梁。他幹號個什麽，沒有一個人知道。到第二天，《順天時報》上刊出了他寫的詩來，這才恍然大悟，原來昨天這一幕怪劇是為了寫這首詩而作的苦心準備。詩曰：

元旦朝故主，不覺哭失聲；慮眾或駭怪，急歸掩麵行。閉門恣痛哭，血淚自縱橫。自晨至日午，伏地不能興；家人驚欲死，環泣如送生。忽夢至天上，雙忠（文忠、忠武）下相迎；攜手且東指，仿佛見蓬瀛；波濤何洶湧，風日倏已平。悠悠如夢境，夕陽昏複明。餘生唯一息，叩枕徒哀鳴。[12]

過了舊曆元旦，眼看又到了正月十三日，是我的二十（虛歲）整壽。我本來不打算在別人家做這個壽，不料主人更加湊趣，這次要把使館裏的禮堂讓出來，作為接受朝賀之用。禮堂布置起來了，地板鋪上豪華的地毯，作為寶座的太師椅上鋪了黃緞子坐墊，椅後一個玻璃屏風也貼上了黃紙，仆役們一律是清朝的紅頂大帽……到了生日這天，從天津、上海、廣東、福建等各地來的遺老竟達一百以上，東交民巷各使館的人員也有人參加，加上王公大臣、當地遺老，共有五六百人之多。因為人多，隻得仍照例寫出秩序單，分班朝賀。這是當時的禮單：

一班　近支王公世爵，載濤領銜；

二班　蒙古王公、活佛喇嘛，那彥圖領銜；

三班　內廷司員、師傅及南書房翰林，陳寶琛領銜；

四班　前清官吏在民國有職務者，誌琦領銜；

五班　前清遺臣，郭曾炘領銜；

六班　外賓，莊士敦領銜。

那天我穿的是藍華絲葛長袍，黑緞馬褂，王公大臣和各地遺老們也是這種裝束，除了這點以外，儀節上就和在宮裏的區別不大了。明黃色、辮子、三跪九叩交織成的氣氛，使我不禁傷感萬分，愁腸百結。儀式完畢之後，在某種衝動之下，我在院子裏對這五六百人發表了一個即席演說。這個演說在當時的上海報紙上刊載過，並不全對，但這一段是大致不差的：

餘今年二十歲，年紀甚輕，不足言壽，況現在被難之時，寄人籬下，更有何心做壽，但你們遠道而來，餘深願乘此機會，與爾等一見，更願乘此機會，與爾等一談。照世界大勢，皇帝之不能存在，餘亦深知，決不願冒此危險。平日深居大內，無異囚犯，諸多不能自由，尤非餘所樂為。餘早有出洋求學之心，所以平日專心研究英文，原為出洋之預備，隻以其中牽製太多，是以急切不能實行。至優待條件存在與否，在餘視之，無關輕重，不過此事在餘自動取消則可，在他人強迫則不可。優待條件係雙方所締結，無異國際之條約，斷不能一方麵下令可以更改。此次馮玉祥派兵入宮，過於強迫，未免不近人情，此事如好好商量，並不難辦到。餘之不願擁此虛名，出於至誠，蓄之久矣，若脅之兵威，餘心必實感不快。即為民國計，此等野蠻舉動，亦大失國家之體麵，失國家之信用，況逐餘出宮，另有作用，餘雖不必明言，大約爾等亦必知之。餘此時係一極無勢力之人，馮玉祥以如此手段施之於餘，勝之不武，況出宮時所受威脅情形，無異淩辱，一言難盡。逐餘出宮，猶可說也，何以曆代祖宗所遺之衣物器具文字，一概扣留，甚至日用所需飯碗茶盅及廚房器具，亦不許拿出，此亦為保存古物乎？此亦可值金錢乎？此等舉動，恐施之盜賊罪囚，未必如此苛刻？在彼一方麵，言丁巳複辟為破壞優待條件，須知丁巳年餘方十二歲，有無自動複辟之能力，姑不具論，但自優待條件成立以來，所謂歲費，曾依時付過一次否，王公世爵俸銀，曾照條件支給否？八旗生計，曾照條件辦理否？破壞之責，首先民國，今舍此不言，專借口於丁巳之複辟，未免太不公允？餘今日並非發牢騷，不過心中抑鬱，不能不借此機會宣泄，好在將有國民會議發現，如人心尚有一線光明，想必有公平之處置，餘唯有靜以俟之。餘尚有一言鄭重聲明，有人建議勸餘運動外交，出為幹涉，餘至死不從，餘決不能假借外人勢力幹涉中國內政……

在我做生日的前後，許多報紙上出現了抨擊我這夥人的輿論，反映了社會上多數階層的義憤。這種義憤無疑是因我投靠日本人，被小朝廷在當局的姑息和外人的包庇下的囂張舉動刺激出來的。這時“清室善後委員會”在清查宮內財物時發現了一些材料，如袁世凱做皇帝時寫在優待條件上的親筆跋語，內務府抵押、變賣、外運古物的文據，等等，公布了出來，於是輿論大嘩。當然最引人憤慨的，還是小朝廷和日本人的關係和遺老們發起的要求恢複優待條件的運動（在我過生日的時候，報上刊登的已有十五省三百餘人十三起聯名呈請）。為了對付小朝廷，北京出現了一個叫“反對優待清室大同盟”的團體，展開了針鋒相對的活動。這些社會義憤在報紙上表現出的有“別館珍聞”的諷刺小品，也有嚴肅激昂的正麵指責，有對我的善意忠告，也有對日本使館和民國當局的警告式的文字。今天看來，哪怕我從這些文章中接受一條意見，也不會把我前半生弄成那樣。記得有幾篇報導是揭發日本人的陰謀的，現在我又把它找出來了。這是一份登在《京報》上的“新聞編譯社”的消息，其中一段說到日本人對我的打算，它和後來發生的事情竟是那麽符合，簡直令我十分驚訝：

其極大黑幕，為專養之以俟某省之有何變故，某國即以強力護送之到彼處，恢複其祖宗最往昔之地位名號，與民國脫離，受某國之保護，第二步再實施與某被合並同樣之辦法。

這個文章後麵又說：“此次溥儀之恐慌與出亡，皆有人故意恫嚇，入其圈套，即早定有甚遠之計劃。”“其目前之優待供應一切，情願破鈔，侍從人員，某國個個皆買其歡心，不知皆已受其牢籠，為將來之機械也。”這些實在話，在當時我的眼裏，都一律成了誣蔑、陷害，是為了把我騙回去加以迫害的陰謀。當時有的文章顯然既不是共產黨也不是國民黨人寫的，例如，下麵《京報》的一篇短評，或者還是一位講究封建忠義之士的手筆，對我的利益表現了關心，說得又是實在事：

遺老與愛新覺羅氏有何仇恨

胡為必使傾家敗產而後快？

點查清宮之結果，而知大宗古物多數業已抵賣，即曆代之金寶金冊皆在抵押中，雖以細人非至極窮，尚或不至賣其祠廟墳墓之碑額，奈何以煌煌曆代皇後金冊，亦落於大腹長袖者之手……吾敬為一班忠臣設計，應多激發忠義，為故主之遺嗣圖安年，勿徒硜硜自詡，以供市井覓利者流大得其便宜貨，使來路不明之陳設品遍置堂室也。

看了這樣的文章，反而不能像在宮裏時那樣，能引起我對內務府人的疑心，我對於這份《京報》和短評作者，隻看成是我的敵人。至於那些指責文章，更不用說，引起我的反應唯有仇恨。

我在日本使館住著，有幾次由於好奇，在深夜裏帶上一兩名隨侍，騎自行車去外遊（後來使館鎖了大門，不讓出去了）。有一次，我騎到紫禁城外的筒子河邊上，望著角樓和城堞的輪廓，想起了我剛離開不久的養心殿和乾清宮，想起我的寶座和明黃色的一切，複仇和複辟的欲望一齊湧到我的心頭，不由得心如火燒。我的眼睛噙著淚水，心裏發了誓願，將來必以一個勝利的君王的姿態，就像我的進關的第一祖先似的，重新回到這裏來。“再見！”我低低地說了這兩個雙關含義的字，然後跳上車子疾駛而去……

在使館的三個月裏，我日日接觸的，隻有日本主人的殷勤照拂，遺老們的忠誠信誓和來自社會的抗議。我的野心和仇恨，在這三種不同的影響力量下，日夜滋長著。我想到長久地這樣待下去是不行的，我應該為我的未來進行準備了，原先的打算又回到我的心中——我必須出洋到日本去。

使館對我的想法表示了支持。公使正麵不作什麽表示，而池部書記官公開表現了極大的熱情。羅振玉在他的自傳《集蓼編》中提過這個池部，他說：“予自隨侍入使館後，見池部君為人有風力，能斷言，乃推誠結納，池部君亦推誠相接，因密與商上行止，池部君謂：異日中國之亂，非上不能定，宜早他去，以就宏圖，於是兩人契益深……”

關於鄭孝胥、羅振玉這兩位“寵臣”的事，這裏要補述一下。以我為中心的爭奪戰在日使館中又進入了新的階段，這次是以鄭孝胥的失敗和羅振玉的勝利而收場。

鄭孝胥曾經拍過胸脯，說以他和段的關係，一定可以把優待條件恢複過來，段的親信幕僚曾毓雋、梁鴻誌都是他的同鄉，王揖唐和章士釗和他半師半友（隨他學過詩），這些人從旁出力，更不在話下。後來，段祺瑞許下的空口願不能兌現，使鄭孝胥大為狼狽。對鄭孝胥的微詞就在我耳邊出現了。從天津來的舊臣升允表示了對鄭的不滿，他向我說了不少鄭孝胥“清談誤國”“妄談誑上”“心懷叵測”“一手遮天”之類的話。當時，我並不知道，在前一個回合中失敗的羅振玉，和這些反鄭的議論，有什麽關係。但是，我確實對鄭孝胥有了冷淡，另一方麵，經過升允這位先朝老臣的宣傳，我對羅振玉增加了好感。

羅振玉在我麵前並沒有十分激烈地攻擊鄭孝胥，他多數時間是講他自己，但這樣做竟是比攻擊別人的效果還大。我從他的自我表白中得到的印象，不僅他是這場風險救駕的大功臣，而且相形之下，鄭孝胥成了個冒功取巧的小人。按羅振玉自己的話說，段祺瑞從天津發出反對馮玉祥趕我出宮的電報，乃是他的活動結果之一。他回到北京，找到了他的好朋友竹本大佐，因此才有了準備迎我入日本兵營的事情。後來“北府”門前的國民軍撤走，據他說也是他找執政府交涉的結果。甚至我到東交民巷前決定的“先隨便出入，示人以無他”的計策，也是他事先授給陳寶琛的……

羅振玉後來在《集蓼編》中記載了他說的這段經曆，關於我出“北府”進日本使館的這一段，對鄭孝胥是一字不提，隻是在敘述我進日使館後的情形，說了一句：“自謂能令段祺瑞恢複優待者，以不能實其言，亦不告而南歸矣！”事實上，另外的一件事對鄭、羅這場爭鬥的勝負，更有決定意義。那時我一心想出洋，鄭孝胥並沒有支持我，在莊士敦已經不宣傳去倫敦做客的情形下，主張“東幸”的羅振玉自然更受到我的重視，而我對鄭孝胥就不能再感到興趣。於是，鄭孝胥終於有一天鬱鬱地向我請假，說要回上海料理私事去，我當時還不明白他的意思，也沒挽留，他就一氣跑了。我叫人寫信召他，他也拒絕了。後來我到了天津，他才又應召回來。

過了生日的不多天，羅振玉來告訴我說，他和池部已商量妥當，出洋的事應該到天津去作準備，在這裏住著是很不方便的；到天津，最好還是在日本租界裏找一所房子，早買好了的那房子地點在英租界，是不合適的。我聽他說得有理，也很想看看天津這個大都市，他的主意正中下懷，我立即同意了。我派“南書房行走”朱汝珍去天津日租界找房子，結果看中了張園。不多天，羅振玉又說，張園那裏已經準備好，現在國民軍在換防，鐵路線上隻有少數的一些奉軍，正是個好機會，可以立即動身。我和芳澤公使把這主意說了，他表示同意我去天津。為了我這次轉移，他派人找了段祺瑞，段不但同意，還要派軍隊護送。不過羅振玉說，段沒有兵，要派還是馮玉祥的人，我一聽，又找芳澤商量，芳澤說除了池部之外，他還可以派天津日本總領事館的警察署長和警察便裝來京，由他們先護送我去，然後婉容她們再去。事情就這樣談妥了。

民國十四年二月二十三日下午七時，我到芳澤公使住的地方向他們夫婦辭行。我們照了相，我向他們表示了謝意，他們祝我一路平安，然後由池部和便衣日警們陪著，出了日本公使館的後門，步行到了北京前門車站。我在火車上找到了羅振玉父子。火車在行進的一路上，每逢站停車，就上來幾個穿黑便衣的人（都是日本警察和特務），車到了天津，車廂裏大半都被這樣的人占據了。日本駐天津總領事吉田茂和駐屯軍的軍官士兵們，大約有幾十名，把我接下了車……

第三天，日本公使館在《順天時報》上發表了一個聲明：

本公使館滯在中之前清宣統皇帝，於二十三日夜，突然向天津出發，本館即於翌二十四日午後，將此旨通知段執政及外交總長，備作參考。原宣統皇帝懷有離京之意，早為執政之政府所熟知，而無何等幹涉之意，又為本館所了解，但豫想迄實行之日，當尚有多少時日，不意竟遽離開北京，想因昨今一二新聞，頻載不穩之記事，致促其行雲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