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在“北府”裏

我內心充滿恐懼，走進了國民軍把守著的“北府”大門，進了我父親帶我進去的屋子。我環顧了一下這個由皇宮降到王府的地方，心中又充滿了悲憤和仇恨。這種恐懼和仇恨，從看見國民軍代表送來的“大總統令”起，就在我心裏燃燒著，進了“北府”，更加熾烈起來。我一刻不停地尋思著，如何能逃出國民軍的監視，盡早遠走高飛，準備複仇。

我臨出宮以前，曾叫人送信給宮外的那些“股肱之臣”，讓他們從速設法營救我脫離國民軍的掌握。這時，我的“股肱”們都不在我的身邊，他們奔走的結果如何還不知道，外邊的消息全聽不見，而我卻是急於想知道當前處境的危險程度，想找人商量商量當前應采取的對策。在這種情勢下，我的父親讓我感到了極大的失望。

他比我還要驚慌。記得那天他就沒有沉著地站過一回，更不要說安安靜靜地坐一坐了。他不是喃喃自言地走來走去，就是慌慌張張地跑出跑進，弄得空氣格外緊張。後來，我實在忍不下去了，請求地說：

“王爺，坐下商量商量吧！得想想辦法，先打聽一下外麵的消息呀！”

“想想辦法？好，好。”他坐了下來，不到兩分鍾，忽然又站起，“載洵也不露麵了！”說了這句牛頭不對馬嘴的話，又來來去去地轉了起來。

“得打聽打聽消息啊！”

“打，打聽消息？好，好！”他走出去了，轉眼又走進來，“外邊不，不讓出去了！大門有兵！”

“打電話呀！”

“打，打電話，好，好！”走了幾步，又回來問：“給誰打電話？”

我看實在沒辦法，就叫太監傳內務府大臣們進來。內務府大臣這時我身邊隻有紹英一個人。榮源住進了外國醫院，治他的神經病去了（兩個月後才出來），耆齡大概是忙著搬移我的衣物，處理太監、宮女的問題，寶熙是在照顧未出宮的兩位太妃（她們還不肯出來），剩下來的紹英，他的情形比“王爺”好不了多少，一個電話也沒打出去。幸虧後來其他的王公大臣和師傅們陸續地來了，否則“北府”裏的慌亂還不知發展到什麽地步。莊士敦在傍晚時分帶來了令我安心一些的消息：經過他的奔走，首席公使荷蘭的歐登科、英國公使麻克類、日本公使芳澤等三人已經找到攝政內閣外交總長王正廷，提出了“抗議”，王正廷向他們作了保證，我的生命財產一定安全。這個消息對“北府”裏的人們起了鎮定作用，但是對於我父親，好像“劑量”還不足。莊士敦在他的著作裏曾描寫過那天晚上的情形：

皇帝在一間大客廳裏接見了我，那間屋子擠滿了滿洲貴族和內務府的官員……我的第一個任務，是說明三位公使拜訪外交部的結果。他們已經從載濤那裏知道了那天早晨我們在荷蘭使館進行了磋商，所以，他們自然急於要知道和王博士（正廷）會見時的情形。他們全神貫注地聽我說話，隻有醇親王一人，在我說話的時候不安地在屋裏轉來轉去，顯然是漫無目的。有好幾次忽然加快腳步，跑到我跟前，說了幾句前言不搭後語的話。他的口吃似乎比平時更加厲害了。他每次說的話都是那幾句，意思是“請皇上不要害怕”——這句話從他嘴裏說出，完全是多餘的，因為他顯然要比皇帝驚慌。當他過來和把這種話說到四五次的時候，我有點不耐煩了，我說，“皇帝陛下在這裏，站在我旁邊，你為什麽不直接和他說呢？”可是，他太心慌意亂了，以致沒有注意到我說話的粗魯。接著，他又漫無目的地轉起圈子來……

那天晚上，我父親的另一件舉動，尤其令我不能滿意。

莊士敦到了不久，經過一番奔走的鄭孝胥來了。他奔走的地方也是東交民巷。至少是從“東京震災”捐款時起，東交民巷的日本公使館就和我的“股肱”們有了交際，羅振玉和鄭孝胥來到紫禁城之後，又和日本兵營有了往來。據羅振玉說，日本的竹本大佐是他先交的朋友。我出宮的頭一天，由於情勢緊張，羅振玉到天津找日本駐屯軍司令官想辦法去了，鄭孝胥受我囑托，也約會好東交民巷的竹本多吉大佐在次日見麵。他們見麵後，剛談了不多的話，就聽到了馮軍入京的消息，於是雙方商定了一條計策，由竹本派出他的副官中平常鬆大尉，穿上便衣，帶著一名醫生，假裝送我進醫院，把我運出“北府”，接進日本兵營。按照這條計劃，鄭孝胥帶著中平大尉和日本醫生村田到了“北府”。我當時的想法，是立刻就跟他們走的。但是，王公大臣和師傅們都表示了反對。他們認為這個辦法很難混過大門的士兵，即使混過了他們，街上還有國民軍的步哨，萬一被發現，那就更糟糕。反對最激烈的是我父親，他的理由是這樣：“就算跑進了東交民巷，可是馮玉祥來找我要人，我怎麽辦？”後來，我也因為太冒險，沒敢跟日本人走，可是我心裏對父親是更不高興了。

我的心情從總的來說，這天晚上還算好。莊士敦的消息說明三國公使在“關心”我，鄭孝胥帶來的日本人，又告訴了我日本人的“熱心”，我不像剛才來時那麽緊張了。

可是到了次日，“北府”的門禁突然加嚴，隻準進，不準出，連廚役買菜也得托大兵們代勞。後來稍放鬆一點，隻許有限幾個人，即陳、朱師傅和內大臣出進，外國人是根本不許進來。這一下子，我又慌了。“國民軍還能不怕洋人？”這個疑問橫在我心裏，成了一個大疙瘩。我身邊的人也有這樣擔心的，也有不相信的。後來不相信的占了多數，他們都說從民國以來還沒有不看洋人臉色的當局，這次國民軍支持的黃郛內閣，不是也直向三國公使做保證嗎？話是不錯，不過誰知道大門口的大兵是怎麽想的呢？那年頭有句話：“秀才遇見兵，有理講不清！”黃郛和王正廷盡管如何保證，離我最近而手持凶器的還是門口的大兵。萬一他們發作起來，不但秀才應付不了，連“皇上”恐怕也不行。我越想越怕，後悔沒有跟鄭孝胥帶來的日本人出去。我對鄭孝胥和日本兵營，簡直增加了更大的感情！

正在這時候，羅振玉出現了。

羅振玉是頭一天就為了我而去天津的。據他說，他在竹木大佐的幫助下，坐上京津國際列車到了天津[8]，次日找到日本駐屯軍司令部，請他們出麵保護我。這時司令部的金子參謀告訴他，鹿鍾麟已進了宮。日本司令官介紹他去找段祺瑞，因此他知道了段祺瑞馬上就會出山。這時段祺瑞也接到了北京竹本大佐轉來的鄭孝胥的求援電報。段祺瑞即發出了一封反對馮玉祥“逼宮”的通電，羅振玉預先也看到了那個電稿。根據日本駐屯軍司令部的指示，他又返回北京就近和他的朋友竹本大佐聯係，竹本大佐叫他告訴我，日本騎兵將在“北府”附近巡邏，如發現國民軍對“北府”有什麽異樣舉動，立即回營報告，日兵營會采取“斷然措施”。聽了他的報告，又從陳寶琛那裏知道了日本兵營曾想把日本軍用信鴿送進“北府”，以備報警之用（他因為怕國民軍，沒敢拿來），我對日本人的“感情”又發展了一步。自然，羅振玉在我心裏得到了與鄭孝胥並行的地位，而“王爺”就擠得更遠了。

我也從報上看到了段祺瑞指責馮玉祥的電報，也聽到了剛剛聯合起來的奉軍和馮軍將要火並的消息，這個消息給“北府”帶來的希望，簡直和三國公使提抗議時是差不多的。同時，陳寶璨給我帶來了日本兵營收到的段祺瑞的電報，上麵說：“皇室事餘全力維持，並保全財產，但宣統帝入東交民巷之意宜中止。已命馮玉祥代表進京，適宜處置。”接著（即我入“北府”的第五天），門禁有了進一步的鬆動，允許更多的王公大臣以至宗室人等進來，甚至連沒有“頂戴”“功名”的胡適也不受到阻攔，隻有莊士敦還是不讓進來。

不久，令“北府”最關心的張、馮關係，有了新發展，傳來了馮玉祥在天津被奉軍扣押的消息。後來雖然證明是謠傳，但是接踵而至的消息更鼓舞了“北府”裏的人：國民軍所支持的黃郛攝政內閣，在北京邀請東交民巷的公使，遭到了拒絕。“北府”裏樂觀地估計，這個和我過不去的攝政內閣的壽命快完了，代替他的自然是東交民巷（至少是日本人）所屬意的段祺瑞了。果然，第二天的消息證實了羅振玉的情報，馮玉祥不得不同意張作霖的決定，讓段祺瑞出山。過了不多天，張、段都到北京來了。那幾天的情形，鄭孝胥日記裏這樣記著：

乙巳二十六日（十一月二十二日）。小雪。作字。日本兵營中平電話雲：段祺瑞九點自天津開車，十二點半可到京。偕大七（鄭的兒子垂）往迎段祺瑞於車站……三點半車始到，投刺而已……

丙午二十七日（二十二日）。……曹衡（段的幕僚）電話雲：段欲公為閣員，今日請過其居商之。答之曰：不能就，請代辭，若晤麵恐致齟齬。至北府入對。澤公、伒貝子、耆壽民（齡）詢餘：就段否？餘曰：擬就其顧問，猶慮損名，苟不能複辟，何以自解於天下？伒貝子曰：若有利於皇室，雖為總統何害……

丁未二十八日（二十三日）。……北府電話召，入對。上（溥儀）賜膳，裁兩器、兩盤、數小碟而已。段派蔭昌來守，衛兵得其長官令：不禁洋員（指莊士敦）入見。濤貝勒雲：頃已看段，求撤衛兵，但留警察。使垂訪池部（日公使館書記官）。上雲：今日已派柯劭忞、羅振玉商購裱褙胡同盛昱之屋，將為行在……

戊申二十九日（二十五日）……至吉兆胡同段宅晤段芝泉（祺瑞），談久之。至北府，入對……

巳酉三十日（二十六日）……召見，草賜張作霖詔，羅振玉書之。詔雲：“奉軍入京，人心大定，威望以及，群邪斂跡。昨聞莊士敦述及厚意，備悉一切。予數年以來，困於宮中，囿於見聞，乘此時會，擬為出洋之行，惟籌備尚須時日，日內欲擇暫駐之所，即行移出醇邸。俟料理粗定，先往盛京，恭謁陵寢。事竣之日，再謀遊學海外，以補不足。所有詳情，已屬莊士敦麵述。”……北府馮軍撤回。馮玉祥求免職，段批假一月。聞馮已赴西山……

從段、張入京之前，即黃郛內閣要倒台，馮、張衝突謠傳出現時，“北府”的氣氛就變了。王公們首先給張作霖秘密地寫了一封信，請求他的庇護。張、段入京後，王公們派了代表和鄭孝胥一齊表示了歡迎，然後分頭進行了活動。鄭孝胥去找段祺瑞，“北府”的管家張文治去找他的盟兄張作霖。讓“北府”最高興的是張作霖托張文治特別邀請莊士敦去一趟。結果是莊士敦去了兩趟。張作霖找莊士敦的意思是想通過莊士敦探一探東交民巷對他的態度，而“北府”裏則希望通過莊士敦探一探張作霖對我的態度。我讓莊士敦帶去了我的一張簽名照片，一個大鑽石戒指，張作霖留下照片，退了戒指，表示了同情，用我父親日記裏的話說，是“口氣尚好”。與此同時，段祺瑞也向鄭孝胥表示了“可以考慮恢複優待條件”。既有了東交民巷的“同情”，又有了這兩位當權人物的支持，雖然馮玉祥的國民軍還在北京城裏，而“北府”的人們已經敢於“反攻”了。

11月28日，即大門上的國民軍撤走，馮玉祥通電辭職的第二天，“北府”裏用內務府的名義發出了致民國內務部的一封公函：

……查法理原則關於刑律之規定，凡以強暴脅迫人者，應負加害之責任，其民法原理凡出於強暴脅迫，欺罔恐嚇之行為，法律上一律不能發生效力。茲特專函聲明：所有攝閣任意修正之五條件，清室依照法理不能認為有效……”

同時，對攝閣成立時組成的“清室善後委員會”，雖清室代表已參加開了幾次會，現在也否認了。

這天，日本人辦的《順天時報》記者來訪問我，我向他發表了與出宮那天說過的完全不同的談話：

此次國民軍之行動，以假冒國民之巡警團體，武力強迫餘之簽字，餘決不如外間所傳之欣然快諾……[9]

《順天時報》是日本公使館支配下的日商報紙。說到當時日本人對我的“熱心”，決不能忽略了這份報紙。它不像竹本大佐那樣地一切在暗中進行，它是倚仗特權合法地大嚷大叫，極盡聳動聽聞之能事。從我進了“北府”的第二天起，《順天時報》連續發出了對“皇室”無限“同情”，對攝政內閣和國民軍無限“激憤”的消息和評論。裏麵大量地使用了“逼宮”“蒙難”之類的字眼以及“泰山壓卵”“欺淩寡婦孤兒”“綁票”等等的比喻，大力渲染出“旗人紛紛自殺”“蒙藏發生懷疑”等等的故事，甚至還編造了“某太妃流血殉清朝”“淑妃斷指血書，願以身守宮門”和“淑妃散發攀輪，阻止登車”的驚人奇聞。有些其他外文報紙也有類似的文字，不過和《順天時報》比起來，則大為遜色。順便說一句，那時有些中國報紙也有抨擊國民革命軍的，尤其是張作霖、段祺瑞到北京之後，鋒芒尤甚。有些“名流”，也在報上發過議論，如與我有一麵之識的胡適博士，曾發表過一封致王正廷的公開信，表示了他對“以武力脅迫”清室修改條件的“義憤”。胡適那些天經常和鄭孝胥等人廝混，似乎頗能獲得一部分“遺老”的諒解。他曾到“北府”來求見我，但被我拒絕了。因為我這時需要的不是洋博士，而是真正的洋人。當我用黑眼珠瞅著洋人的時候，其餘的人——包括曾引起過我好奇心的胡適在內，就隻好受白眼珠的待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