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光中
所謂鄉愁，
如果是地理上的，
隻要一張機票或車票，
帶你到熟悉的門口，
就可以解決了。
如果是時間上的呢，
那所有的路都是單行，
所有的門都閉上了，
沒有一扇能讓你回去。
——《沒有鄰居的都市》
沒有鄰居的都市
一
六年前從香港回來，就一直定居在高雄，無論是醒著夢著，耳中隱隱，都是海峽的濤聲。老朋友不免見怪：為什麽我背棄了台北？我的回答是：並非我背棄了台北，而是台北背棄了我。
在南部這些年來，若無必要，我絕不輕易北上。有時情急，甚至斷然說道：“拒絕台北，是幸福的開端！”因為事無大小，台北總是坐莊，諸如開會、演講、聚餐、展覽等等，要是台北一招手就倉皇北上，我在高雄的日子就過不下去了。
這麽說來，我真像一個無情的人了，簡直是忘恩負義。其實不然。我不去台北，少去台北，怕去台北，絕非因為我忘了台北，恰恰相反，是因為我忘不了台北——我的台北，從前的台北。那一坳繁華的盆地，那一盆少年的夢，壯年的回憶，盛著我初做丈夫、初做父親、初做作家和講師的情景，甚至更早，盛著我還是學生還有母親的歲月——當時燦爛，而今已成黑白片了的五十年代，我的台北；無論我是坐國光號從西北，或是坐自強號從西南，或是坐華航從東北進城，那個台北是永遠回不去了。
至於從八十年代忽已跨進九十年代的台北，無論從報上讀到，從電視上看到，或是親身在街頭遇到的，大半都不能令人高興；無論先知或騙子用什麽“過渡”“多元”“開放”來詮釋，也不能令人感到親切。你走在忠孝東路上，整個亮麗而囂張的世界就在你肘邊推擠，但一切又似乎離你那麽遙遠，什麽也抓不著、留不住。像傳說中一覺醒來的獵人，下得山來，闖進了一個陌生的世界，你走在台北的街上。
所謂鄉愁，如果是地理上的，隻要一張機票或車票，帶你到熟悉的門口，就可以解決了。如果是時間上的呢，那所有的路都是單行，所有的門都閉上了，沒有一扇能讓你回去。經過香港的十年，我成了一個時間的浪子，背著記憶沉重的行囊，回到台北的門口，卻發現金鑰匙丟了，我早已把自己反鎖在門外。
驚疑和悵惘之中，即使我叫開了門，裏麵對立著的，也不過是一張陌生的臉，冷漠而不耐。
“那你為什麽去高雄呢？”朋友問道，“高雄就認識你嗎？”
“高雄原不識年輕的我，”我答道，“我也不認識從前的高雄。所以沒有失落什麽，一切可以從頭來起。台北不同，背景太深了，自然有滄桑。台北盆地是我的回聲穀，無窮的回聲繞著我，祟著我，轉成一個記憶的旋渦。”
二
那條廈門街的巷子當然還在那裏。台北之變，大半是朝東北的方向，挖土機對城南的**，規模小得多了。如果台北盆地是一個大回聲穀，則廈門街的巷子是一條曲折的小回聲穀，響著我從前的步聲。我的那條“家巷”，一一三巷，巷頭連接廈門街，巷尾通到同安街，當然仍在那裏。這條窄長的巷子，頗有文學的曆史。五十年代，《新生報》的宿舍就在巷腰，常見彭歌的蹤影。有一度，潘壘也在巷尾卜居。《文學雜誌》的時代，發行人劉守宜的寓所，亦即雜誌的社址，就在巷尾斜對麵的同安街另一小巷內。所以那一帶的斜巷窄弄，也常聞夏濟安、吳魯芹的咳唾風生，夏濟安因興奮而赧赧的臉色，對照著吳魯芹泰然的眸光。王文興家的日式古屋掩映在老樹蔭裏，就在同安街尾接水源路的堤下，因此腳程所及，也常在附近出沒。那當然還是《家變》以前的淹遠歲月。後來黃用家也遷去一一三巷，門牌隻差我家幾號，一陣風過，兩家院子裏的樹葉都會前後吹動的。
赫拉克利特說過：“後浪之來，滾滾不斷。拔足更涉，已非前流。”時光流過那條長巷的回聲峽穀，前述的幾人也都散了。隻留下我這廈門人氏，長守在廈門街的僻巷，直到八十年代的中期，才把它，我的無根之根、非產之產，交給了晚來的洪範書店和爾雅出版社去看顧。
隻要是我的“忠實讀者”，沒有不知道廈門街的。近乎半輩子在其中消磨，母親在其中謝世，四個女兒和十七本書在其中誕生，那一帶若非我的鄉土，至少也算我的市井、街坊、閭裏和故居。若是我患了夢遊症，警察當能在那一帶將我尋獲。
盡管如此，在我清醒的時刻，是不會去重遊舊地的。盡管每個月必去台北，卻沒有勇氣再踏進那條巷子，更不敢去憑吊那棟房子，因為巷子雖已拓寬、拉直，兩旁卻立刻停滿了汽車，反而更形狹隘。曾經是扶桑花、九重葛掩映的矮牆頭，連帶扶疏的樹影全不見了，代之矗起的是層層疊疊的公寓，和另一種枝柯的天線之網。清脆的木屐敲叩著滿巷的寧謐，由遠而近，由近而低沉。清脆的腳踏車鈴在門外叮叮曳過，那是早晨的報販，黃昏放學的學生，還有三輪車夾雜在其間。夜深時自有另外的聲音來接班，淒清而幽怨的是按摩女或盲者的笛聲，悠緩地路過，低抑中透出沉洪的，是呼喚晚睡人的“燒肉粽”。那燒肉粽，一掀開籠蓋白氣就騰入夜色，我雖然從未開門去買過，但是聽在耳裏，知道巷子裏還有人在和我分擔深夜，卻減了我的寂寞。
但這些都消失了，拓寬而變窄的巷子，激**著汽車、爆發著機車的噪音。巷裏住進了更多的人，卻失去了鄰居，因為回家後人人都把自己關進了公寓，出門，又把自己關進了汽車。走在今日的巷子裏，很難聯想起我寫的《月光曲》：
廈門街的小巷纖細而長
用這樣幹淨的麥管吸月光
涼涼的月光，有點薄荷味的月光
而機器狼群的厲嗥，也掩蓋了我的《木屐懷古組曲》：
踢踢踏
踏踏踢
給我一雙小木屐
讓我把童年敲敲醒
像用笨笨的小樂器
從巷頭
到巷底
踢力踏拉
踏拉踢力
三
五十年代的青年作者要投稿，“《中央副刊》”是兵家必爭之地。我從香港來台，插班台大外文係三年級，立刻認真向“《中央副刊》”投稿，每投必中。隻有一次詩稿被退，我不服氣，把原詩再投一次，竟獲刊出。這在投稿史上，不知有無前例。最早的時候，每首詩的稿酬是五元，已經夠我帶女友去看一場電影，吃一次館子了。
詩稿每次投去，大約一周之後刊登。算算日子到了，一大清早隻要聽到前院啪嗒一聲，那便是報紙從竹籬笆外飛了進來。我就推門而出，拾起大王椰樹下的報紙，就著玫紅的晨曦，輕輕、慢慢地抽出裏麵的副刊。最先瞥見的總是最後一行詩，隻一行就夠了，是自己的。那一刹那，世界多奇妙啊，朝霞是新的，報紙是新的，自己的新作也是簇簇新嶄嶄新。編者又一次肯定了我，世界又一次向我矚目，真夠人飄飄然的了。
不久稿費通知單就來了，靜靜抵達門口的信箱。當然還有信件、雜誌、贈書。世界來敲門，總是騎著腳踏車來的，刹車聲後，更撳動**的電鈴。我要去找世界呢，也是先牽出輕俊而靈敏的赫拉克勒斯（Hercules），左腳點蹬，右腳翻騰而上，曳一串爽脆的鈴聲，便上街而去。腳程帶勁而又順風的話，下麵的雙輪踩得出哪吒的氣勢，中山北路女友的家，十八分鍾就到了。
台大畢業的那個夏夜，我和蕭堉勝並馳腳踏車直上圓山，躺在草地上怔怔地對著星空。學生時代終於告別了，而未來充滿了變數，不知如何是好。那時候還沒有流行什麽“失落的一代”，我們卻真是失落了。幸好人在社會，身不由己。大學生畢業後受訓、服役，從我們那一屆開始。我們是外文係出身，不必去鳳山嚴格受訓，便留在台北做起翻譯官來。我先後在聯絡局與第三廳服役，直到1956年，夏濟安因為事忙，不能續兼東吳的散文課，要我去代課。這是我初登大學講壇的因緣。
住在五十年代的台北，自覺紅塵十丈，夠繁華的了。其實人口壓力不大，交通也還流暢，有些偏僻街道甚至有點田園的野趣。騎著腳踏車，在和平東路上向東放輪疾駛，翹起的拇指山蠻有性格地一直在望，因為前麵沒有高樓，而一過新生南路，便車少人稀，屋宇零落，開始荒了。雙輪向北，從中山北路二段右轉上了南京東路，並非今日寬坦的四線大道，啊不是，隻是一條粗鋪的水泥彎路，在水田青秧之間蜿蜒而隱。我上台大的那兩年，雙輪沿羅斯福路向南，右手盡是秧田接秧田，那麽純潔無辜的鮮綠，偏偏用童真的白鷺來反喻，怎不令人眼饞，若是久望，真要得“饜綠症”了。這種幸福的危機，目迷霓虹的新台北人是不用擔心的。
大四那一年的冬天，一日黃昏，寒流來襲，吳炳鍾老師召我去他家吃火鍋。冒著削麵的冰風騎車出門，我先去衡陽街兜了一圈。不過八點的光景，街上不但行人稀少，連汽車、腳踏車也見不到幾輛，隻有陰雲壓著低空，風聲搖撼著樹影。五十年代的台北市，今日回顧起來，隻像一個不很起眼的小省城，繁榮或壯麗都說不上，可是空間的感覺似乎很大，因為空曠，至少比起今日來，人稀車少，樹密屋低。四十年後，台北長高了，顯得天小了，也長大了，可是因為擠，反而顯得縮了。台北，像裹在所有台北人身上的一件緊身衣。那緊，不但是對肉體，也是對精神的壓力，不但是空間上，也是時間上的威脅。一根神經質的秒針，不留情麵地追逐著所有的台北人。長長短短的截止日期，為你設下了大限小限，令你從夢裏驚醒。隻要一出門，天羅地網的招牌、噪音、廢氣、資訊資訊資訊，就把你鞭笞成一隻無助的陀螺。
何時你才能麵對自己呢？
那時的武昌街頭，一位詩人可以靠在小書攤上，君臨他獨坐的王國，與磨鏡自食的斯賓諾莎，以桶為家的第歐根尼遙遙對笑。而牯嶺街的矮樹短牆下，每到夜裏，總有一群夢遊昔日的書迷，或老或少，或佝僂，或蹲踞，向年淹代遠的一堆堆一遝遝殘篇零簡、孤本秘籍，各發其思古之幽情。
那時的台北，有一種人叫作“鄰居”。在我廈門街巷居的左鄰，有一家人姓程。每天清早，那父親當庭漱口，聲震四方。晚餐之後，全家人合唱聖歌，天倫之樂隨安詳的旋律飄過牆來。四十年後，這種人沒有了。舊式的“厝邊人”全絕跡了，換了一批戴麵具的“公寓人”。這些人顯然更聰明、更富有、更忙碌，愛拚才會贏，令人佩服，卻難以令人喜歡。
台北已成沒有鄰居的都市。
使我常常回憶發跡以前的那座古城。它在電視和電腦的背後，傳真機和移動電話的另一麵。坐上三輪車我就能回去，如果我找得到一輛三輪車。
假如我有九條命
假如我有九條命，就好了。
一條命，就可以專門應付現實的生活。苦命的丹麥王子說過，既有肉身，就注定要承受與生俱來的千般驚擾。現代人最煩的一件事，莫過於辦手續；辦手續最煩的一麵莫過於填表格。表格愈大愈好填，但要整理和收存，卻愈小愈方便。表格是機關發的，當然力求其小，於是申請人得在四根牙簽就塞滿了的細長格子裏，填下自己的地址。許多人的地址都是節外生枝，街外有巷，巷中有弄，門牌還有幾號之幾，不知怎麽填得進去。這時填表人真希望自己是神，能把須彌納入芥子，或者隻要在格中填上兩個字“天堂”。一張表填完，又來一張，上麵還有密密麻麻的各條說明，必須皺眉細閱。至於照片、印章，以及各種證件的號碼，更是缺一不可。於是半條命已去了，剩下的半條勉強可以用來回信和開會，假如你找得到相關的來信，受得了鄰座的煙熏。
一條命，有心留在台北的老宅，陪伴父親和嶽母。父親年逾九十，右眼失明，左眼看不清。他原是最外傾好動的人，喜歡與鄉親契闊談宴，現在卻坐困在半昧不明的寂寞世界裏，出不得門，隻能追憶冥隔了二十七年的亡妻，懷念分散在外地的子媳和孫女。嶽母也已過了八十，五年前斷腿至今，步履不再穩便，卻能勉力以蹣跚之身，照顧旁邊的朦朧之人。她原是我的姨母(1)，家母亡故以來，她便遷來同住，主持失去了主婦之家的瑣務，對我的殷殷照拂，情如半母，使我常常感念天無絕人之路，我失去了母親，神卻再補我一個。
一條命，用來做丈夫和爸爸。世界上大概很少全職的丈夫，男人忙於外務，做這件事不過是兼差。女人做妻子，往往卻是專職。女人填表，可以自稱“主婦”（housewife），卻從未見過男人自稱“主夫”（househusband）。一個人有好太太，必定是天意，這樣的神恩應該細加體會，切勿視為當然。我覺得自己做丈夫比做爸爸要稱職一點，原因正是有個好太太。做母親的既然那麽能幹又負責，做父親的也就樂得“垂拱而治”了。所以我家實行的是總理製，我隻是合照上那位儼然的元首。四個女兒天各一方，負責通信、打電話的是母親，做父親的總是在忙別的事情，隻在心底默默懷念著她們。
一條命，用來做朋友。中國的“舊男人”做丈夫雖然隻是兼職，但是做起朋友來卻是專任。妻子如果成全丈夫，讓他仗義疏財，去做一個漂亮的朋友，“江湖人稱小孟嚐”，便能贏得賢名。這種有友無妻的作風，“新男人”當然不取。不過新男人也不能遺世獨立，不交朋友。要表現得“夠朋友”，就得有閑、有錢，才能近悅遠來。窮忙的人怎敢放手去交遊？我不算太窮，卻窮於時間，在“夠朋友”上麵隻敢維持低姿態，大半僅是應戰。跟身邊的朋友打完消耗戰，再無餘力和遠方的朋友隔海越洲，維持龐大的通信網了。演成近交而不遠攻的局麵，雖雲目光如豆，卻也由於鞭長莫及。
一條命，用來讀書。世界上的書太多了，古人的書尚未讀通三卷兩帙，今人的書又洶湧而來，將人淹沒。誰要是能把朋友題贈的大著通通讀完，在斯文圈裏就稱得上是聖人了。有人讀書，是縱情任性地亂讀，隻讀自己喜歡的書，也能成為名士。有人呢，是苦心孤詣地精讀，隻讀名門正派的書，立誌成為通儒。我呢，論狂放不敢做名士，論修養不夠做通儒，有點不上不下。要是我不寫作，就可以規規矩矩地治學；或者不教書，就可以痛痛快快地讀書。假如有一條命專供讀書，當然就無所謂了。
書要教得好，也要全力以赴，不能隨便。老師考學生，畢竟範圍有限，題目有形。學生考老師，往往無限又無形。上課之前要備課，下課之後要閱卷，這一切都還有限。倒是在教室以外和學生閑談問答之間，更能發揮“人師”之功，在“教”外施“化”。常言“名師出高徒”，未必盡然。老師太有名了，便忙於外務，席不暇暖，怎能即之也溫？倒是有一些老師“博學而無所成名”，能經常與學生接觸，產生實效。
另一條命應該完全用來寫作。台灣的作家極少是專業，大半另有正職。我的正職是教書，幸而所教與所寫頗有相通之處，不至於互相排斥。以前在台灣，我日間教英文，夜間寫中文，頗能並行不悖。後來在香港，我日間教三十年代文學，夜間寫八十年代文學，也可以各行其是。不過藝術是需要全神投入的活動，沒有一位兼職然而認真的藝術家不把藝術放在主位。魯本斯任荷蘭駐西班牙大使，每天下午在禦花園裏作畫。一位侍臣在園中走過，說道：“喲，外交家有時也畫幾張畫消遣呢。”魯本斯答道：“錯了，藝術家有時為了消遣，也辦點外交。”陸遊詩雲：“看渠胸次隘宇宙，惜哉千萬不一施。空回英概入筆墨，生民清廟非唐詩。向令天開太宗業，馬周遇合非公誰？後世但作詩人看，使我撫幾空嗟谘。”陸遊認為杜甫之才應立功，而不應僅僅立言，看法和魯本斯正好相反。我讚成魯本斯的看法，認為立言已足自豪。魯本斯所以傳後，是由於他的藝術，不是他的外交。
一條命，專門用來旅行。我認為沒有人不喜歡到處去看看：多看他人，多閱他鄉，不但可以認識世界，亦可以認識自己。有人旅行是乘豪華郵輪，謝靈運再世大概也會如此。有人背負行囊，翻山越嶺。有人騎自行車環遊天下。這些都令我羨慕。我所優為的，卻是駕車長征，去看天涯海角。我的太太比我更愛旅行，所以夫妻兩人正好互做旅伴，這一點隻怕徐霞客也要豔羨。不過，徐霞客是大旅行家、大探險家，我們隻是淺遊而已。
最後還剩一條命，用來從從容容地過日子，看花開花謝、人往人來，並不特別要追求什麽，也不被“截止日期”所追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