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墨子及其後學

第一節 墨翟

在上兩章中，略述儒家的始祖孔子及其後學的兩派；這裏，敘述那受儒家的影響而別成一家的墨家的學說。

墨家的始祖是墨翟。墨翟的傳記，很不明了。關於他的生地，有的說他是魯人，有的說他是宋人。說他是宋人，是因他曾做宋之大夫而誤了的；以他為魯人，是對的。關於他的生存年代，《史記》中並記著與孔子同時的說法及後於孔子的說法，不曾下斷語；後漢張衡說，墨翟與子思同時。(21)現在看墨翟的書，載著墨翟曾事宋昭公，後為大夫，至後齊見田和，從這些記載上來看，大概他是孔子死後百年的人，與子思同時而稍後吧。

關於墨子的學係，也有兩種說法。第一，魯惠公請於周桓王修郊廟之禮的時候，桓王使史角與其事(22)，後來史角止於魯，墨翟學於史角的子孫。這個傳說，見於《呂氏春秋》的《當染》篇，如《漢書·藝文誌》，依據這一點，說墨家的淵源為清廟之守；但《呂氏春秋》的《當染》篇，是本於《墨子》的《所染》篇而成的，《所染》篇中沒有這個說法，而且桓王與惠公並不同時，從這幾點來推測，這是不足置信的說法。第二，墨子最初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為其禮過於煩擾，後棄儒而自成一家。這個說法，見於《淮南子》的《要略訓》，這比《呂氏春秋》更在後，而且孔子與墨翟年代隔得很遠，不能成立師生關係，這是明了的事。但從現存的墨家的文獻上來看，墨家受儒家的影響而產生，終於自成一家，這一點是對的。

墨子的文獻，《漢書·藝文誌》中舉七十一篇，隋唐誌記著十五卷，現存的《墨子》也分為十五卷，但其中八篇有目無書，其餘十篇目也沒有了，凡殘存著五十三篇。通觀現在五十三篇，其間至少可以區別為五種本子。

第一種，《親士》《修身》《所染》《法儀》《七患》《辭過》《三辯》七篇。這七篇，其內容近於儒，其中引了子禽子的話，所以恐怕是墨翟、禽滑離這一派的人所傳的本子，是傳述了墨家的最早的思想的吧。

第二種，《尚賢》《尚同》《兼愛》《非攻》《節用》《節葬》《天誌》《明鬼》《非樂》《非命》《非儒》的諸篇。這幾篇，同名的篇目各有三篇，每三篇的內容都大同小異。據《韓非子》的《顯學》篇，墨子死後，墨家分為三派，所以，這些，恐怕是三派的墨家所傳的各不相同的本子，由後人所集成的，是比第一種的七篇稍後的文獻吧。

第三種，《經上》《經下》《經說上》《經說下》《大取》《小取》六篇。這六篇，是輯集名家言，即論理學派的話的。這與《莊子·天下》篇中說的南方之墨者苦獲、鄧陵氏之徒誦《墨經》、弄詭辯的話合並起來看，這恐怕是鄧陵氏一派的本子吧。

第四種，《耕柱》《貴義》《公孟》《魯問》《公輸》五篇。這五篇，是敘述墨子的事跡的，似是後來的學者集錄的。

第五種，從《備城門》到《雜守》的諸篇。這幾篇的內容，是兵家言，從《漢誌》的注來推測，在劉歆的所作《七略》這個目錄中，似墨子的兵書有十二篇，在《備城門》以下的諸篇中，載著臨、鈞、衡、梯等十二種的攻防法，所以原本是各法各成一篇的，這便是墨子的兵書吧。

以上五種中，有關於哲學思想的資料，是第一種到第三種的三種。將這三種，加以比較及研究，由此可以知道，墨家的思想是如何的在變遷著。

墨子說，百工為方以矩，為圓以規，直以繩，正以懸，不論巧工與不巧工，都以這四者為法，現在治天下治大國的也應有法度。那麽，治天下大國，應以什麽為法呢？這沒有超越過以天為法的。所謂以天為法，換句話講便是，天所欲的便做，天所不欲的，便不做。那麽，天何所欲？天要人們相愛相利，不要人們相惡相賊，因為天是兼而愛之、兼而利之的。那麽，如何知道天是兼而愛之、兼而利之的呢？天對於愛人、利人的“福之”，對於惡人、賊人的“禍之”。從前的聖王禹、湯、文、武，兼愛天下的百姓，率以尊天事鬼，利人的事情很多，所以天便福他，立為天子，天下的諸侯都賓事他；從前的暴君桀、紂、幽、厲，因為反乎其道以行之，所以天便禍他，終於失卻了他的國度。由此，知道天要人的相愛相利，不要人的相惡相賊（《法儀》）。

由這些話來看，可以知道，墨子的宗旨是兼愛，兼愛便是天的意誌。以兼愛為天的意誌，這與儒家的以親愛之情（即仁）為由天賦予人的自然之情類似。隻是，儒家是內省，看作純粹的心的情，墨家正相反，把它看作功利的，隨伴了相利才能全其兼愛：這一點是不同的。這個從功利方麵觀察的一點，正是儒與墨的分歧點。墨家如此地從功利方麵考慮愛的結果，便力說強本而節用，說：“吾聞之曰：‘非無安居也，我無安心也，非無足財也，我無足心也。’是故君子自難而易彼，眾人自易而難彼。……為其所難者，必得其所欲焉，未聞為其所欲，而免其所惡者也。”（《親士》）又說：“誌不強者智不達，言不信者行不果。據財不能以分人者，不足與友；守道不篤，遍物不博，辯是非不察者，不足與遊。本不固者末必幾。”（《修身》）這便是墨子的強本說。

墨子希望節己欲，薄自奉，苦心勞身，為天下勤。他又力說“節用”：

因為節用是儉，強本是勤，勤與檢是計利的工作。墨家的勸勤儉而計利，這是因為，為了實現兼愛的理想，以計民之利為第一要件。如此地注重利，在儒家是不曾有過的事，這是儒家與墨家的分歧點。恐怕墨翟的時代，比諸孔子的時代，社會的情勢變化了，經濟問題很重要了，所以墨翟重視經濟問題而改造儒教的吧。

以上，是根據墨家的文獻，尤其是第一種的資料而研究的墨子的主張。在這些文獻中，以子墨子之言及子禽子之言為主，是墨家尚未分為三派以前的說法。到墨翟死後，墨家分為三派，這叫作三墨。所謂三墨，《韓非子·顯學》篇中說的“自墨子之死也，有相裏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便是。上列的第二種的文獻，是傳述這三墨時代的思想的。

第二節 三墨

成為第二種的文獻，即三墨時代的思想的中心的，仍舊是《兼愛》篇與《節用》篇。兼愛是墨家的理想，為了說明兼愛是天的意誌，有《天誌》篇，為了教導同於天的意誌，應實行兼愛，有《尚同》篇；但是這些，是在第一種的文獻中也已略略表現了的思想，並不是三墨的特征。

三墨的特征，是說明兼愛的天誌，由鬼神傳達給人類的《明鬼》篇，及排斥那違反兼愛的理想的戰爭的《非攻》篇。又墨家主張節用，這已在上麵敘述過了，到了三墨，因為太強調了節用，於是力說節葬與非樂。如其單單說兼愛與節用，不一定與儒相反；但是，儒是把禮樂當作陶冶人心、發揚人情的美點的，尤其重視喪禮。所以，到墨家主張節葬，力說非樂，儒與墨便站在了正相反的地位上了。又，儒家說天命，而到了三墨，排除天命，倡非命說。他們說：回顧古來的曆史，治亂是由於王者的政治的，不是由於天命的；又，一切判斷有與無的，是由於我們人類的見聞的，我們不曾看見或者聽見過“命”；又，如其有命的話，那麽，人類將安命而不努力，人類如其不努力，那麽，財用便不足，政治便紊亂了。從這三點不能不否定命的存在，這是非命說的大概。因而，力主非命說的必要，是為了使人類勤勉，也就是說，三墨的非命，是強本說的餘波。如其單單主張強本說而勸勤勉，這與儒並不相反；到三墨否定天命，就不能不與儒衝突了。因此，儒家是極口排斥墨家，墨家也絕不屈服地非難儒家，第二種三墨時代的文獻的末尾，有著《非儒》篇，便是為此。

儒家與墨家，不論什麽時候，總繼續著劇烈的論爭；在這論爭之間，似弄著種種的詭辯，由於必須正當地批判這些詭辯的必要，於是在墨家之間，論理學便發達了起來。墨家文獻中稱為第三種的文獻，便是這論理學派的記錄。這論理學派，在中國曆來稱為名家，因為名家的崛起而隆盛，是屬於稍後的時代，所以我們這裏暫不敘述論理學派，而移到道家的記述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