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陣地——奧斯庫羅山

三個星期後，英國獨立工黨派遣的由二三十人組成的誌願者小分隊抵達了阿爾庫維耶雷。由於要對所有的英國誌願兵進行整編，我和威廉也被分到了這支隊伍中。我們的新陣地在奧斯庫羅山，與薩拉戈薩東西相望僅幾裏之隔。

新的陣地高枕於像刀背一樣的石灰岩山崖上，陣地上沿水平方向挖掘的防空洞洞口直逼懸崖，好像沙燕築起的巢，洞穴深不見底，在這濃墨般漆黑而又狹矮的洞穴內，人們即使雙膝跪地也無法抬起頭來，起身站立就更不可能了。與我們陣地左側相鄰的山頂上是另外兩個馬統工黨的陣地。其中一個陣地對於那些堅守前線的士兵來說可是有著絕對的吸引力的，因為這裏有負責做飯的女兵。這些女兵雖算不得漂亮，但是卻打破了戰地裏隻有男人的格局。與我們陣地右側相距約五百米的地方是一個加統社黨的哨所，位於阿爾庫維耶雷要道的拐彎處。這裏是敵我雙方的交通要道。夜裏，隨著照明燈指引的方向，經常會看到我方從阿爾庫維耶雷發出的軍用卡車和法西斯分子從薩拉戈薩發出的軍用車輛蜿蜒而行，緩緩地駛過這個路口。在這個陣地上，狹長的薩拉戈薩山脈清晰可見，夜晚時分，整個薩拉戈薩就像是一排被燈光點綴的舷窗，一直伸向西南方向六千米之外的地方。自一九三六年開始，政府軍隊就對這裏虎視眈眈，死盯著不放。

我們有三十人，其中還有一個西班牙人，他叫拉蒙，是威廉的小舅子，另外還有十二個西班牙機槍手。其中難免會有一兩個小混混——不必多言，戰爭往往是烏合之眾的大聚會——但英國軍隊除外，它總是不枉其名，無論是體質訓練還是思想訓練都很過硬。其中，最優秀的當屬鮑勃·斯邁利了，他是一位著名礦工領袖的孫子。很可惜，威廉最後卻無辜慘死在巴倫西亞。盡管存在語言交流的困難，英國人和西班牙人卻總是能夠相處得很好，這或許很大程度上可以說明西班牙民族的某些特質。我們漸漸發現，在這些西班牙人中，有兩句英語幾乎人人受用，除了一句巴塞羅那妓女們和英國水手們做生意時的常用語之外（應該屬於出版物的禁用詞匯），另一句就是“OK, baby！”

前線還是一如既往的平靜。除了幾聲偶然的槍響，更偶然的就是法西斯那邊的迫擊炮聲，而隨著這炮聲，我們要做的隻是派士兵跑到戰壕上確認炮彈究竟落在了哪個山頭。敵我相距越來越近了，到了三四百米遠的距離，我們的正對麵是敵人距我們最近的一個陣地，上麵有一個機槍工事，那些射孔不斷地誘導我們浪費子彈。敵人從不屑於用步槍射擊，而是直接用機槍準確地掃射所有暴露在他們槍口下的人。然而我們的第一例傷亡卻發生在十幾天後。與我們對峙的是西班牙人，但是據叛逃人員透露，其中還有幾個德國NCO的成員。據說以前還有過一些摩爾人，這些從熱帶來的可憐家夥，哪裏忍受得了這裏的寒冷！我們在無人區發現了一具摩爾人的屍體，這成了當地的一大新聞。往西不到一千米的地方，戰線被一片村莊隔斷了，那是一片低窪地帶，有茂密的樹林，那裏仍屬於非占領區。以前白日裏雙方都派人在這兒巡邏。雖然數百米之內我從未看到過一個巡邏的法西斯士兵，但是對於我們那些稚氣未脫的孩子來說，到這種地方巡邏倒不失為一種樂趣。你可以通過大幅度地匍匐行進穿過法西斯防線，甚至可以看到飄著君主製旗幟的農家院子，那便是法西斯軍隊的司令部。我們偶爾也會對其進行步槍齊射，之後便在敵人瞄準我們之前迅速溜進戰壕。我多麽希望我能夠擊破幾扇窗戶，然而，就憑我們的步槍，在距離目標八百米之外的地方，哪怕是一座房子都無法擊中。

天氣雖晴朗，卻總是很冷。有時中午的陽光很充足，但依舊寒冷。在四麵山坡上向陽的地方，隨處可見剛剛吐出新芽的番紅花和剛從泥土裏冒出的鳶尾花。一切正是春景，隻是已姍姍來遲。夜晚變得更加寒冷。輪崗回來後，在短短的幾個小時裏，我們經常去夥房，把灶火的餘燼搜集在一起，然後站在熾熱的小火苗旁邊取暖。這樣雖然會烤壞靴子，但是腳卻舒服多了。不過也不乏這樣的清晨，黎明的太陽從山頂上升起，讓我們在原本糟糕的時刻欣然睜開雙眼，去迎接嶄新的一天。我並不喜歡大山，即使景色壯觀。然而，當晨曦被擋在群山之後，第一束金色的陽光遠遠地像利劍一般刺入黑暗的山穀，那光芒越來越亮，與火紅的雲海相互映射著鋪向神秘的遠方，這一切值得去盡情欣賞——哪怕徹夜不眠，哪怕站到下肢麻木，哪怕你曾因想到接下來那滴水不進的三個小時而沮喪。在這場戰役中我有幸常常能看到這樣的晨景，那是我在曾經走過的歲月中不曾有過的，我想這也將成為我餘生中一段與眾不同的回憶。

我們的兵力嚴重不足，因此不得不加長輪崗時間，每個人都更加疲憊不堪。我開始承受缺覺帶來的痛苦，這個問題即使在戰事最緩和的時期也無法避免。除了輪崗和巡邏，還有夜晚的防空警報以及要不斷地做好戰鬥準備。更糟糕的是，無論何時我們都無法在一個獸穴般的地方，伴著雙腳因寒冷而帶來的刺骨的疼痛安然入睡。我記得在剛去前線的三四個月裏，雖然連續二十四小時不睡覺的情況沒有超過十次，但是晚上能睡個安穩覺的時候也不超過十次，每周隻能睡二三十個小時的事情是常有的。不過這種睡眠不足所帶來的後果倒也沒那麽壞，雖然人們變得越來越遲鈍，在山坡上攀爬也越來越困難，但是大家都開始有強烈的饑餓感，那是一種多麽強烈的饑餓感啊！所有的食物都變得美味了，即使是每個去過西班牙的人到最後看了都想吐的扁豆都成了我們口中的美味佳肴。我們吃的水，都是騾子，還有那不斷受虐的毛驢從幾裏之外的地方馱回來的。不知為什麽，阿拉貢的農民們對待騾子總是很友善，而對待毛驢卻總是很殘忍，可憐這些畜生，一旦不聽話，就常常會在屁股上被踢上一腳。隊伍中蠟燭的供給已經中斷了，火柴也所剩不足。從西班牙人那裏我們學會了用橄欖油、裝煉乳的易拉罐、彈藥筒，還有那些破布來製作油燈。隻要有一點橄欖油（在當時是很難弄到的），這些東西就會伴隨著煙霧燃燒起來，雖然火光隻有蠟燭的四分之一亮，卻足以讓我們借著這微弱的光摸索到身邊的步槍。

看來發生真正的戰鬥是不太可能了。在離開蒙特波塞洛時我清點了一下自己的子彈，發現近三周以來，我對敵人隻開過三槍。據說在這場戰爭中打死一個人至少要用一千發子彈，照此說來，打死一個法西斯分子，至少也要花上二十年的時間。在蒙特波塞洛，雙方陣地相對較近，開槍的頻率也相對較高，即便如此，我相信，我還是從未擊中過一個敵人。事實上，對於此時的戰爭和這裏的前線來說，真正的武器並非步槍，而是擴音喇叭。如果不能用手中的步槍打死遠在射程之外的敵人，人們就常常會用高聲呐喊的方式來攻擊敵人。對於這種極其特殊的作戰方法的敘述可以說是說來話長。

在這場戰爭中，一旦作戰雙方處於一喊話對方就能聽得到的位置，那麽戰壕與戰壕間的罵戰就是必不可少的了。我們的隊員會高喊：“法西斯豬！”而對方則傳來：“西班牙萬歲！佛朗哥萬歲！”當他們得知與他們對峙的隊伍中有英國人時，便會高喊：“滾蛋，英國豬！這裏不需要外國佬！”對於站在政府一邊的各黨民兵們來說，用高呼呐喊的宣傳方式來萎靡敵人的士氣已成為了一種常規的作戰技能。隻要處在有利的位置，民兵手裏就會配發一個擴音喇叭，特別是機槍手，他們的任務就是用這個武器來對敵人進行喊話，內容基本是固定的，多是曉之以理，動之以情地告訴那些法西斯士兵：他們不過是國際資本主義雇傭來的犧牲品，他們是在與自己階級的同胞做鬥爭等等，以此來勸他們趕快轉移到我們的戰線上來。這種對話由一個接一個的士兵不斷地重複，有時候整晚都不間斷。其效果幾乎毋庸置疑，人們普遍都認為那些不斷出現在法西斯隊伍中的叛逃者多半是因為受到這種勸說的影響。仔細想想，如果一個可憐的哨兵，可能原本是一個社會主義者或者無政府主義者，卻被逼參加了法西斯的隊伍，而今正在哨崗上飽受嚴寒之苦，當這句“不要與自己階級的同胞做鬥爭”的口號一遍一遍地在黑暗中回響時，他的內心是很難不為之所動的。而此時，選擇背叛還是繼續效忠便是一念之間的事情。當然，就英國人的戰爭觀念來說，他們很難適應這種方式。我不得不承認，對於這種不用武力去征服而是試圖勸說敵人改變信念的做法，我起初也感到十分震驚，甚至反感。後來，我卻發現，無論從哪個方麵來說，這種方法都是一種合理的策略。在常規的塹壕戰中，除非與敵人拚個你死我活，否則要想在幾乎沒有一槍一炮的情況下對敵人造成任何傷害都是無稽之談。如果可以不費一槍一炮地將敵人勸服到自己的戰線上來，那是再好不過了。況且，俘虜總強過於屍體，因為他們可以提供情報。但是剛開始的時候，我們對此情景大失所望，因為我們覺得這幫西班牙人對於這場應該是他們自己的戰爭並沒有足夠的重視。處在我們東邊的低地的哨所上有個加統社黨的士兵，他對這種勸降任務簡直做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他總是拋開那些革命口號之類的說辭，不斷地告訴那些法西斯士兵我們的夥食有多麽優越。他對於政府供給的宣傳簡直超乎想象。“奶油吐司”——當他說到這個名詞的時候整個山穀似乎隻有他的聲音在回**，“此刻我們正在此坐享著奶油吐司！多美味的奶油吐司！”而此刻，我更加相信，他和我們一樣，已經至少有幾個星期，甚至幾個月都沒見到過他所說的奶油吐司了，可是，在如此不堪忍受的漫漫寒夜，“奶油吐司”這幾個字一定會讓那些法西斯士兵垂涎三尺吧，就連明明知道那隻是謊言的我們也禁不住流口水了。

二月的一天，我們發現一架法西斯的飛機正在向我們逼近。像往常一樣，機槍手們扛起槍飛奔到空地上，仰麵豎起槍管，開始極力朝天上瞄準。照理說，敵人轟炸我們這種孤立的陣地是沒有意義的，即使有少數飛機掠過我們的陣地上空也會繞行，以避免火力攻擊。可是這一次，敵人的飛機卻徑直飛過來，不過飛得很高，遠遠超出了機槍的射程。隨後，從飛機上散落下來一些白色的東西，在空中翻滾，漸漸地落在了地上。那不是炸彈，而是法西斯主義者印刷的《阿拉貢先驅報》，報紙上宣稱我們的馬拉加淪陷了。

當天晚上，法西斯發動了一場進攻，不過中途停止了。當時我在防空壕裏睡覺，正睡得沉的時候，突然聽到頭上一陣槍響，還有人衝裏麵喊，“敵人進攻了！”隨著喊聲，我即刻起身抓起槍，爬上山頂的機槍手崗哨上——這是屬於我的崗位。在無邊的黑暗中，槍炮聲如夢魘般響個不停。我從火力聲中判斷，大概有五挺機槍在朝我們發起猛烈攻擊。還有法西斯炮彈的轟炸聲，那是他們中有人在對著自己的胸牆開炮，我不得不說這真是一種白癡的行為。夜空漆黑如墨。而在我們西邊的山穀中閃著綠光的地方有一些步槍，一小股法西斯分子也向我們發起了進攻，也許他們是在巡邏吧。黑暗中，子彈在我們的周圍穿梭，響聲震徹山穀。幾顆炮彈呼嘯而過，卻全然沒有落到我們的陣地上（在這場戰爭中這種事情幾乎是家常便飯），甚至都沒有爆炸。而令我更加不解的是另一挺機槍朝我們背後的山頭開火，這兩挺機槍原本是派來支援我們的，眼下我們仿佛完全陷入了一個包圍圈中。此時我們自己的機槍卻又卡殼了，這些該死的彈藥總是如此不擇時機，更倒黴的是在這伸手不見五指的地方推彈杆居然不見了。此時的我們除了站著挨槍子兒，別無選擇。那個西班牙機槍手總是不屑於隱蔽，或者說他更願意故意暴露自己，於是我也不得不這樣做。也許這樣說有點狹隘，但那的確是一種有趣的經曆——我還是第一次在炮火生活中侃侃而談，而令我感到羞愧的是我發現自己當時是那麽恐懼——我發現，當你靜靜地站在一片炮火聲中，明明知道會被擊中，卻不知道會被擊中身體的哪個部位時，那種恐懼遠勝過對死亡的恐懼。你會時刻擔心，猜測子彈可能飛來的方向，這讓你的神經極度緊張，整個身體處於極度敏感的痛苦中。

大約一個多小時後，戰鬥的火力漸漸弱了下來，不久就停火了。而我們隻有一名士兵的傷亡。這時，敵人已將幾挺機槍擺在了無人地帶，但是離我們陣地很遠，他們並不打算攻擊我們的防護牆。其實他們並沒有攻擊，隻是為了鳴槍狂歡，以慶祝他們打下了馬拉加。不到兩天，報紙上和廣播裏就播出了一條消息——一次由法西斯發動的以裝甲兵和坦克武裝為主的大規模進攻（這顯然是不合乎邏輯的，要知道，戰鬥是在一個近乎垂直的山坡上打響的）被英勇的英國人擊退。對於我來說，整個事件的關鍵意義，恐怕莫過於它讓我從中明白了，要用懷疑的眼光看待報紙上的每一條新聞。

當法西斯分子散布馬拉加失守的消息時，我們都以為那隻是個謊言。但緊接著第二天，我們就聽到了更可靠的關於此事的傳言，大概直到兩天後官方才宣布承認了這個事實。隨後，一係列大肆渲染民兵們無能的消息便逐漸傳開了——整個城市是怎樣不費一炮一槍被占領的，意大利人又是如何不戰而退，並將暴怒指向那些無辜可憐的民眾，而民眾又是如何被追了數百裏後最終遭到機槍射擊的，等等。諸如此類的消息傳入前線後，戰士們無不感到心寒，因為不管戰鬥的過程如何，戰士們始終相信，馬拉加的失守是因為內部有人叛變造成的。這是我第一次聽到關於背叛的談話，並且第一次看到談話中有了分歧。也是第一次，我開始對這場戰爭有了隱約的懷疑，時至今日，我才知道原來一切是非對錯都並非是想象中的那麽簡單。

二月中旬，我們離開了奧斯庫羅山，與這個戰區的所有馬統工黨的民兵部隊一起，被分到了圍困韋斯卡政府的軍隊中。從寒冷的平原到那裏需要走二十五千米的路程。被修剪過的葡萄藤還沒有發芽，在起伏不平的土地上，冬麥的葉子才剛剛探出了頭。從我們腳下的戰壕望過去，四千米外的韋斯卡是那麽的渺小而又清晰，像一座布滿了木偶之屋的小城。幾個月前，當我們成功占領了謝塔莫的時候，政府軍的總指揮津津樂道地說：“明天，我們就會在韋斯卡的土地上喝咖啡。”但最終他還是錯了。雖然我們也曾灑下鮮血，卻最終並沒能攻克那座城鎮，而“明天，我們就會在韋斯卡的土地上喝咖啡”的豪言壯語則成為日後全軍談論的笑料。如若來日能夠重返西班牙，我一定會專程前往韋斯卡，在那片土地上喝上一杯咖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