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子監 / 古代的“官僚訓練班”
一
專製獨裁的君主，用以維持和鞏固統治權的法寶，是軍隊、法庭、監獄、特務和官僚機構，用武力鎮壓，用公文辦事。
明太祖朱元璋原來是紅軍大帥郭子興的親兵，一步步升官，做到韓宋的丞相國公，龍鳳十年（1364，元順帝至正二十四年）做吳王，四年後爬上寶座做明朝的開國皇帝。本來是靠武力起的家，化家為國後，有的是隊伍，紅軍嫡係的，敵軍收買過來的，投降的雜牌軍，官民犯罪充軍的，不夠，再按戶口抽壯丁，總數約莫有兩百萬，編製作衛（師）所（團），分駐全國各地，執行武裝彈壓警戒的任務。
明太祖明白，武力可用以奪取政權，卻不能用以治國，而且，軍官大多數不識字，也辦不了公文。即使有識字的，也不能做高級執政官，武人當政，曆史上的例子說明不是好辦法。結論是要治國必須建立一個得心應手，禦用的官僚機構，而官僚必得用文人。於是，問題來了。從朝廷到地方，從省府部院寺監到州縣，各級官僚得十幾萬人，白手起家的明太祖，從哪兒去找這麽些忠心的而又能幹的文人？
當然，第一個想到的是元朝的舊官僚。除了在長期戰爭中被消滅了的一部分以外，剩下的會辦事有才力的一批，早已來投效了；不肯來的，用威嚇手段，說是“智謀之士”，“堅守不起，恐有後悔”，也不敢不來（《明史》卷二八五《張以寧傳》附《秦裕伯傳》）。其餘有的是貪官汙吏，有的人老朽昏庸，有的人懷念元朝的恩寵，北逃沙漠（《明史》卷一二四《擴廓帖木兒傳》附《蔡子英傳》），有的人厭惡、恐懼新朝，遁跡江湖，埋名市井（同上書卷二八五《楊維楨傳》《丁鶴年傳》）。盡管新朝用盡了心機，軟話硬拉，要湊齊這個大班子，人數還差得太遠。
第二想到的是元朝的吏。元朝是以吏治國的。從元世祖以後，甚至執政大臣也用吏來充當，造成風氣，中原一帶，稍稍識字能辦公文的，投身台閣做吏，顯親揚名。南方的士人既不能從科舉出身，又不甘心做吏，境況日漸沒落，不免對北方的吏發生妒忌嫌恨的感情（餘闕《青陽文集》卷四《楊君顯民詩集序》）。明太祖是南方人，當然不免懷有南方人共同的看法。他又深知法令愈繁冗，條格愈詳備，一般人不會辦，甚至不能懂，吏就愈方便作弊，舞文弄法，鬧成吏治代替了官治，代替了君治，這是對皇家統治有嚴重損害的（《明太祖實錄》卷二六，卷一二六）。而且，辦公文的訣竅，程序格式條例，成為專業，不是父子，就是師徒世傳，結成行幫，自成團體。行幫是可怕的，把治權交給行幫，起腐蝕作用，更可怕。因此，吏不但不能用，而且得用種種方法來防範、壓製。在明代，吏不許做官，國子監生有罪罰充吏役，便是這個道理。
第三隻好任用沒有做過官的讀書人。讀書人當然想做官，可是有的人也有顧忌，顧忌的是失身份：“海岱初雲擾，荊蠻遂土崩，王公甘久辱，奴仆盡同升。”（貝瓊《清江詩集》卷八《述懷·二十二韻寄錢思複》）和奴仆同升也許還不太重要，重要的是這個政權還不太鞏固，對內未統一，北邊蒙古還保有強大力量。有的人顧忌的是這個政權是淮幫，大官位都給淮人占完了：“兩河兵合盡紅巾，豈有桃源可避秦？馬上短衣多楚客，城中高髻半淮人。”（同上卷五《秋思》）有的人顧忌的是做了官一有不是，有殺頭的，有戴斬罪辦事的，有鐐足辦事的，有罰做苦工的，有抄家的，甚至還有抽筋剝皮的刑罰。朝官上朝，戰戰兢兢，下朝回家，這天僥幸平安，便闔家歡祝（詳見作者《朱元璋傳》）。做官固然可以發財，可是，要拚著命，甚至帶上闔家闔族的命，有一些人是要多多考慮的。明太祖要讀書人出來做官，還是有人借故逃避，沒辦法，甚至立下“寰中士夫不為君用”，不肯做官就要殺頭的條文，也可以看出明初官僚人才的缺乏和需要的迫切了。
第四是任用地主做官，稱為薦舉。有富戶、耆民、孝弟力田、稅戶人才（納糧最多的大地主）等名目。有一出來便做尚書府尹、副都禦史、布政使、參政、參議等大官的，最多的一次到過三千七百多人（《明史》卷七一《選舉誌三》）。可是，還不夠用，而且，這些地主官僚的作風也不完全適合新朝的要求。
舊的人才不夠用，隻好想法培養新的了。明太祖用自己的訓練方法，造成大量的新官僚。這個官僚養成所叫作國子監。
《明史·選舉誌》說：“學校有二，曰國學，曰府州縣學。”
二
研究明代國子監的材料，除《明史·選舉誌》以外，關於南京國子監的，有黃佐的《南廱誌》，北京國子監有《皇明太學誌》。此外，《大明會典》卷七十八《學校門》也有簡單的記載。
明初製度，參加科舉的必須是學校的生員，學校生員做官則不一定經由科舉。因此，學校是做官所必由的大路，政府和社會都極看重。可是，從明成祖以後，進士獨占了做官的門路，監生出路日壞。從明景帝開生員納粟納馬入監之例以後，國子監成為富豪子弟的京師旅邸，日漸廢弛。從明武宗以後，非府州縣學生也可以納銀入監，做個掛名學生，以依親為名，根本不必入學，國子監到此完全失去初創的意義，隻剩下一個招牌了。因之，研究明代學校和政治的關係，洪武一朝是最有代表性的時期。
國子監的前身是國子學。宋龍鳳十一年（1365，元順帝至正二十五年）以元故集慶路儒學改建。有博士、助教、學正、學錄、典樂、典書、典膳等官。在建學的前一年，未有校址，先已任命了國子博士和國子助教，在內府大本堂教皇子和胄子（貴族大官子弟）。吳元年（1367）定國子學官製，祭酒正四品，司業正五品，博士正七品，典簿正八品，助教從八品，學正正九品，學錄從九品，典膳省注。洪武四年（1371）中書省戶部定文武官祿，祭酒二百七十石，司業一百八十石，博士八十石，典簿七十石，助教六十五石，學正六十石，學錄五十石。十四年又更定官員品數，祭酒一人，從四品，司業二人，正六品，監丞二人，正八品，博士五人，助教十五人，典簿一人，俱從八品，學正十人，正九品，學錄七人，典籍一人，俱從九品。掌饌二人，雜職。又改建國子學於雞鳴山之南。十五年改國子學為國子監。二十四年，又改司業監丞各一人（黃佐《南廱誌》卷一《事紀》）。從祭酒到掌饌都是朝廷命官，任免都出於吏部。
學校官在學的職務分工，據洪武十五年欽定的監規：祭酒是正官，衙門首長，專總理一應事務，要整飭威儀，嚴立規矩，表率屬官，模範後進。屬官赴堂稟議事務，質問經史，皆須拱立聽受，不得即便坐列，正官亦不得要求虛譽，輒自起身，有紊禮製。祭酒和其他同僚，是長官和屬僚的關係，就國子監說，是一監之長，勉強比附現代名詞，相當於校長，但是，這個校長並無聘任教員之權，因為一切教員都是部派的。監丞品位雖低，卻參領監事，凡教官怠於師訓，生員有戾規矩，並課業不精，廩膳不潔，並從糾舉。務要夙夜盡公，嚴行約束，毋得徇情，以致廢弛（同上書卷九《學規本末》）。不但管學生規矩課業，還兼管教員教課成績，辦公處叫“繩愆廳”，器用除公案公椅以外，特備有行撲紅凳二條，撥有直廳皂隸二名，“撲作教刑”。刑具是竹篦，皂隸是行刑人，紅凳是讓學生伏著挨打的（同上書卷一六《器用》）。照規定，監丞立集愆冊一本，各堂生員敢有不遵學規，即便究治。初犯記錄（記過），再犯決竹篦五下，三犯決竹篦十下，四犯發遣安置（開除、充軍、罰充吏役）（同上書卷九《學規本末》）。監丞對學生，不但有處罰權，而且有執行刑罰之權，學校、法庭、刑場合而為一。當然，判決和執行都是片麵的，學生絕對沒有辯解申說和要求上訴的權利。這職位就管束學生而論，有點像現代的訓導長。掌饌是管師生膳食的，膳夫由朝廷撥囚徒充役，洪武十五年六月敕諭監丞等：“囚徒膳夫，俱係死囚，若不聽使令，三更五點不起，有誤生員飲食，一兩遍不聽，打五十竹篦，三遍不聽處斬。做賊的割了腳筋，若監丞典簿掌饌管束不嚴，打一百圓棍，如不死，仍發雲南。有通了學裏學外人偷了學裏諸物者處斬，家下人發雲南，欽此。”（《南廱誌》卷一〇《謨訓考》）這種刑法是超出當時的《大明律》之外的。典簿職掌文案，凡一應學務，並支銷錢糧，季報課業文冊等項，皆須明白稽考。又管出納，又管教務，類似現代學校裏的總務長和教務長。典籍是圖書館館長。
祭酒同時也是教員，和博士助教學正學錄等官，職專教誨，務在嚴立課程，用心講解，以臻成效。如或怠惰，不能自立，以致生員有戾規矩者，舉覺到官，各有責罰（同上書卷九《學規本末》）。換言之，教員如不能使生員循規蹈矩，所遭遇到的不是解聘，而是更嚴重的刑事處分。
學校的教職員全是官。學生呢？來源有兩類，一類是官生，一類是民生。官生又分兩等，一等是品官子弟，一等是土司子弟和海外學生（留學生）。官生是由皇帝指派分發的，出自特恩，民生由各地地方官保送（同上書卷一五）。官生入學，是為了“皇子將有天下國家之責，功臣子弟將有職任之寄”。皇子在內府大本堂，功臣子弟入國學。教之道，以正心為本，學的是如何統治的“實學”，不必像文士那樣記誦辭章（同上書卷一《事紀》）。洪武十六年文淵閣大學士宋訥任國子監祭酒，明太祖特派太師韓國公李善長諫、禮部尚書任昂和諫院、翰林院等官到監，舉行特別考試，考定教官生員高下，分別班次。又以公侯子弟在學讀書，怕不服教員訓誨，特派重臣曹國公李文忠兼領國子監事，將軍做校長，撲罰違教的官生，整頓學風（《明史》卷六九《選舉誌》）。官生中有雲南、四川等處士官子弟，日本琉球暹羅諸國學生，琉球學生來得最多。就洪武一朝官民生比例，據《南廱誌》卷一五《儲養考》：
洪武四年
官民生二千七百二十八名
十五年
五百七十七名
十六年
七百六十六名
十七年
九百八十名
二十三年
九百六十九名
國子學時代隻有洪武四年的生員總數，據《大明禮令》：“凡國學生員，一品到九品文武官子孫弟侄，年一十二歲以上者充補，以一百名為額。民間俊秀年一十五歲以上，能通《四書》大義，願入國學者，中書省聞奏入學，以五十名為額。”（《皇明製書》）則在洪武四年以前，官生與民生的比例是二比一。官生是主體，民生不過陪襯而已。國子監時代，洪武十五年到二十三年，隻舉官民生總數，無法知道比例。從二十四年到三十年，有五個年度的在學人數記錄，二十四年官生占總數三十四分之一，二十五年八十二分之一，二十六年二千零三十分之一，二十七年三百三十分之一，三十年六百十分之一。在這個記錄中，值得指出的：第一，官生占監生總數比例極小；第二，官生就學比例逐年減少，從四十五名降為三名；第三，洪武二十六年監生員數突然激增，次年又突然減少；第四，官生中琉球生悅慈從洪武二十五年到三十年，留學至少有六年之久。[琉球生入南監，最後一次是嘉靖十七年，二十三年回去的（1538—1544）。《明史·選舉誌》作“成化正德時（1465—1521）琉球生猶有至者”，是錯的。]
如上文所說，明太祖建立國子學的目的，是為了教育胄子（貴族官僚子弟），甚至在改組為國子監以後，還特派重臣勳戚李文忠兼領，管束官生。為什麽從二十四年以後，官生數目反而年少一年，和民生的比例，從二比一到一比二千零三十，主體變為附庸，完全失去立學的用意呢？這道理說來也極為簡單：公侯子弟成年的襲爵任官，不必入學，未成年的入學得經聖旨特派，紈絝少年，束發受經，不過虛應故事，爵位官職原來不靠書本辭章。那麽，除非皇帝特命，又何必入學。此其一。從洪武十三年胡惟庸黨案發作後，功臣宿將，連年被殺，到洪武末年，除湯和、耿秉文、李景隆、徐輝祖幾家以外，其餘的差不多殺幹淨了。功臣本人被殺，子弟如何能入學？此其二。至於官僚子弟的入學令，限一百名的有效期限恐怕隻是適用在洪武三年之前，以後實施極為嚴格，非奉特旨，不能入學，人數當然不可能太多。此其三（《南廱誌》卷一《事紀》，《明史·選舉誌》）。而且，大官子弟自有蔭官一途，用不著走國子監這條路，這樣，國子監就自然而然衍變作專門訓練民生做官的衙門了。
洪武二十六年監生人數突增的原因，是因為有新的政治任務，人手不夠，特別擴大保送，下文說詳。
三
民生的來源，分貢監、舉監兩類。國子監的學生通稱監生。貢監出於歲貢，原來依據曆史上的成規，地方官有貢“士”於朝廷的義務。洪武元年令民間俊秀能通文義者，充國子學生。二年立府州縣學。四年正月，詔擇府州縣學生之俊秀通經者入國學，得二千七百二十八人。到十五年正月，禮部以州縣所貢子弟，推選未至，奏令各按察司，於年二十以上，厚重端秀者，務拔其尤，歲貢一人入監，著為令。從這一命令，可以看出在此以前，保送監生是州縣官的任務，此後則改歸按察司選送。洪武四年以前，選士於民間，四年以後，選士於地方學校，州縣學和國子監成為學製上的聯係銜接衙門，民生在地方學校受初級訓練，選拔到國子監受高級訓練，國子監成為全國青年人才集中的場所。十六年又令禮部榜諭天下府州縣學，自明年為始，歲貢生員各一人，正月至京師，從翰林院試經義、四書義各一道，判語一條，中式的（及格）入國子監，不中的原學教官罰停廩祿（扣薪水），生員罰為吏。則又把貢士之權改歸地方學校教官，貢生在入監之前，得經翰林院主持的甄別試驗（《南廱誌》卷一《事紀》；《明史·選舉誌》）。
學生入監，主持選送的是府州縣官、按察司官、本學教官。入學考試，主持考試的是翰林院官。入監後主持訓育的是國子監官。受訓完畢後，監生的出路，而且是唯一的出路，是替皇帝做官，“學而優則仕”。
貢監據洪武十五年十六年的法令，府州縣學歲貢生員一人，是有一定名額的。這定額在洪武朝發生過兩次例外，第一次在洪武二十五年四月，“初令天下府學歲貢二人，州學二歲貢三人，縣學每歲貢一人入監，明年如常”。突然增加保送名額，照例歲貢生應於次年正月到京師，因為這法令，洪武二十六年的官民生總數就增加到八千一百二十四名。第二次在洪武三十年，這一年“本監以坐堂（在學）人少，誠恐諸司再取辦事不敷，移文禮部，上令照二十五年例，於是入監遂眾”。據上文記錄，三十年度的官民生總數是一千八百二十九名，三十一年的名額，雖然沒有記錄，大概和二十六年度的相差不遠。從後一例子的理由，可以明白這兩次增加名額是因為朝廷諸司辦事人員的迫切需要，說明了在學監生同時也是朝廷的辦事人員。
舉監是舉人入監。洪武初年擇年少舉人入國子監讀書。洪武十八年，又令會試下第舉人送監卒業，是補習班或先修班的意思。
監生入學後，還得再經過一次編級考試，分堂（級）肄業。
國子監分六堂，六堂又分三等。初等生員通四書、未通經書的，入正義、崇誌、廣業三堂，修業期一年半以上。初等生修業期滿，文理條暢的，升中等，入修道、誠心二堂，修業期一年半以上。中等生修業期滿，經史兼通，文理都優的升高等，入率性堂。生員升入率性堂，依學規規定，根據勘合文簿（點名冊）坐堂時日，滿七百天才夠資格。
司業二名，分為左右，各捉調三堂。博士五員，分五經，於彝倫堂西設座教訓六堂，依本經考課（《南廱誌》卷九《學規本末》）。
功課內容，分《禦製大誥》《大明律令》“四書”“五經”劉向《說苑》等書（後來又加上《禦製為善陰騭》《孝順事實》《五倫書》等書）。（《皇明太學誌》卷七）最主要的是《大誥》。《大誥》是明太祖自己寫的，有《續編》《三編》《大誥武臣》，一共四冊，主要內容是列舉他所殺的人的罪狀，使人民知所警戒，和教人民守本分，納田租，出夫役，替朝廷當差的訓話。洪武十九年以《大誥》頒賜監生，二十四年三月，特命禮部官說：“《大誥》頒行已久，今後科舉歲貢人員，俱出題試之。”禮部行文國子監正官，嚴督諸生熟讀講解，以資錄用，有不遵者，以違製論（《南廱誌》卷一《事紀》）。違製是違抗聖旨的法律術語，這罪名是很大的。皇帝頒布的殺人罪狀，列作學生的必修功課，而且，作為考試的科目，用法令強迫全國生員非熟讀講解不可，這道理是用不著什麽解釋的。其次，訓練學生的目的是做官，《大明律令》必然是必讀書。而且“載國家法製，參酌古今之宜，觀之者亦可以遠刑辟”。“四書”“五經”是儒家的經典，洪武五年，明太祖麵諭國子博士趙俶：“爾等一以孔子所定經書誨諸生。”（同上書卷一《事紀》）孔子的思想是沒有問題的，尊王正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一套，最合帝王的需要。可是，孟子就不同了，洪武三年，他開始讀《孟子》，讀到有幾處對君上不客氣的地方，大發脾氣，對人說：“這老頭要是活到今天，非嚴辦不可！”下令國子監撤去孔廟中孟子配享的神位，把孟子逐出孔廟。他認為這本書有反動的毒素，得經過嚴密的檢查。洪武二十七年（1394）特別敕命組織一個“審查委員會”，執行檢刪任務的是當時的老儒劉三吾，把《盡心篇》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梁惠王篇》“國人皆曰賢”，“國人皆曰可殺”一章；“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和《離婁篇》“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一章；《萬章篇》“天與賢則與賢”一章；“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以及類似的“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讎”：一共八十五條，以為這些話不合“名教”，全給刪節掉了。隻剩下一百七十幾條，刻板頒行全國學校。這一部經過大手術切割的書，叫作《孟子節文》。所刪掉的八十五條，“課士不以命題，科舉不以取士”(1)。至於《說苑》，則因為“多載前言往行，善善惡惡，昭然於方冊之間，深有勸誡”：是當作修身或公民課本被指定的。此外，也消極地禁止某些書不許誦讀，如洪武六年麵諭趙俶時所說：“若蘇秦、張儀，繇戰國尚詐，故得行其術，宜戒勿讀。”由此可見，學校功課的項目，內容的去取，必讀書和禁讀書，學校教官是無權說話的，一切都由皇帝禦定（《南廱誌》卷一《事紀》）。有時高興，連考試的題目也出，例如聖製策問十六道，試舉一例，敕問文學之士，整個題目如下：
籲，時士之誌，奚不我知，其由我不德而致然耶？抑士晦誌而有此耶？嗚呼艱哉！君子得不易，我知，人惟彼蒼之昭鑒，必或福誌之將期，然邇來雲才者群然而至，及其用也，才誌異途，空矣哉！（同上書卷一〇《謨訓考聖製策問》）
日常功課，監規規定：一是寫字。每日寫仿一幅，每幅十六行，行十六字，不拘家格，或羲、獻、智、永，歐、虞、顏、柳，點畫撇捺，必須端楷有體，合格書法，本日寫完，就於本班先生處呈改，以圈改字少為最。逐月通考，違者痛決（打）。二是背書。三日一次背書，每次須讀《大誥》一百字，本經一百字，“四書”一百字，即平均每日背一百字。不但熟記文詞，務要通曉義理。若背誦講解全不通者，痛決十下。三是作文。每月務要作課六道：本經義二道，“四書”義二道，詔誥章表策論判語（公家文書）內科（選）二道。不許不及道數，仍要逐月作完送改，以憑類進。違者痛決。
升到率性堂的學生，采積分製。積分之法，孟月試本經義一道，仲月試論一道，詔誥章表內科一道，季月試經史策一道，判語二條。每試文理俱優與一分，理優文劣者半分，文理紕繆者無分。歲內積至八分者為及格，與出身（官職）。不及格仍坐堂肄業（留級）。試法一如科舉之製，果有才學超越異常者，呈請皇帝特別加恩任官（《南廱誌》卷九《學規本末》）。
四
國子監坐堂監生最多的時期，將近萬人，校舍規模是相當宏大的，校址東至小教場，西至英靈坊，北至城坡土山，南至珍珠橋。左有龍舟山，右有雞鳴山，北有玄武湖，南有珍珠河。“延袤十裏，燈火相輝。”監內建築，正堂一，支堂六，每堂一十五間，是師生講習的地方。有饌堂二所，是會饌的地方。書樓十四間藏書。光哲堂十五間住琉球官生。號房（學生宿舍）約二千間。此外有射圃、倉庫、醬醋房、水磨房、曬麥場、菜圃、養病房等建築。規模最宏大的是供奉孔子和列代賢哲的文廟（《南廱誌》卷七、卷八《規製考》）。
監生穿一定的服裝，形式也是明太祖欽定的，用玉色絹布，寬袖皂緣，皂絛軟巾，叫作襴衫。每年冬夏衣由朝廷頒賜。膳食公費，全校會饌。有家眷的特許帶家眷入學，每月支食糧六鬥。皇帝特賜，有時賜及學生的家長，例如洪武十二年賜諸生父母帛各四匹。或賜及妻子，如洪武二十七年，賜監生有家屬的六百二十五人，每人鈔五錠（這年官民生總數是一千五百二十人，有家眷的占百分之三十八）。三十年又賜監生夏布大小人五匹，家屬每人二匹（《南廱誌》卷一《事紀》）。
監生請假休學，隻有在奔喪、完姻、父母年已七十必須侍養，或妻子死亡等情形下，才被準許。而且得由皇帝親自準許。請假日期有嚴格規定，洪武十六年令監生入監三年，有父母者，照地遠近，定限歸省。其欲挈家成婚者亦如之，俱不許過限。父母喪照例丁憂。伯叔兄長喪而無子者，亦許立限奔喪。十八年令監生有父母年老無次丁者，許還原籍侍養，其妻死子幼者許送還鄉，給予腳力，立限還監，違者罰之。二十二年，禮部奏準，監生畢姻般取，照省親例入監三年者方許。三十年令監生省親等事，量道路遠近，定具在途往還日月：每日水路一百裏，陸路六十裏；直隸限四閱月，河南、山東、江西、浙江、湖廣限六閱月，北平、兩廣、福建、山西、陝西限八閱月。其住家月日：省親三閱月，畢姻兩閱月，送幼子還鄉一閱月，丁憂照官員例不計閏，俱二十七月。凡過限兩月以上者，送問複監。同年有違限監生二百一十七人，祭酒比例擬奏，發充吏役。三十一年又有違限監生二百二十人，命吏部銓除遠方典史以困役之。
不但監生請假休學，要得特許，連教員請假，也必得經過同樣程序，如洪武十二年助教吳伯宗奏請省親，明太祖特許給假四個月就是一個例子。
坐堂期間，管製極端嚴格，表麵上曆次增訂的監規，總共五十六款，除關於教官部分以外，關於約束防閑監生的，如：
各堂生員，在學讀書，務要明體適用，以須仕進。宜各遵承師訓，循規蹈矩，凡出入起居，升堂會饌，毋得有犯學規。違者痛治。
各堂生員每日誦受書史，並須在師前立聽講解。其有疑問，必須跪聽，毋得傲慢，有乖禮法。
絕對禁止學生對人對事的批評和團結組織，甚至班與班之間也禁止來往。
今後諸生毋得到於別堂，往來相引，議論他人長短，因而交結為非。違者從繩愆廳糾察，嚴加治罪。
有等無誌之徒，往往不行求師問道，專務結黨恃頑，故言飲食汙惡。切詳此等之徒，果係何人之子？其所造飲食，千百人所用皆善，獨爾以為不善，果君子歟？小人歟？是後必有此生事者，具實奏聞，令法司枷鐐，禁錮終身，在學役使，以供生徒。
生員往來議論，就難免對學校設施，對政治良窳有意見，有結論，就難免不發生學潮，針對的辦法是隔離和孤立。至於結黨，發生組織力量，就無法管束和訓導了，非嚴辦不可。在太祖朝嚴刑重法，大量屠殺的恐怖空氣中，監生不能也不敢提出原則性的反抗，隻好從生活不滿的方麵來發泄，因之，故言飲食汙惡，對饑餓的抗議就成為學潮的主題了。抗議饑餓的行動，如不是集體提出，學規另有專條：“生員毋得擅入廚房，議論飲食美惡，及鞭撻膳夫。違者笞五十，發回原籍，親身當差。”這和枷鐐禁錮終身役使的處分，輕重相去是極大的。此外禁例，如不許穿常人衣服；有事先於本堂教官處稟之，毋得徑行煩紊；凡遇出入，務要有出恭入敬牌；以及無病稱病，出外遊**，會食喧嘩，點問（名）不到，不許燕安怠惰，解衣脫巾，喧嘩嬉笑。號房不許私借他人住坐，不許作穢，不許酣歌夜飲等二十七條，下文都是“違者痛決！”最最嚴重的一款是：
在學生員，當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為本，必先隆師親友，養成忠厚之心，以為他日之用。敢有毀辱師長及生事告訐者，即係幹名犯義，有傷風化，定將犯人杖一百，發雲南地麵充軍（《南廱誌》卷九《學規本末》）。
明太祖寄托培養官僚的全部責任於國子監，這一條款就是授權國子監教官，用刑法清除所有不服從不聽調度的反抗分子。毀辱師長的含義是非常廣泛的，無論是語言、行動、思想、文字上的不同意，以至批評，都可任意解釋。被周納的犯人是不能也不許可有辯解的機會的。至於生事告訐，更可隨便運用，凡是不遵從學規的，不滿意現狀的，要求對某方麵教學或生活有所改進的，都可以用生事告訐的罪狀片麵判決之，執行之。國子監第一任祭酒宋訥是這條學規的製定人，明初人說他辦學極意嚴酷，以求符合明太祖的政策。在他的任內，監生走投無路，經常有人被強製餓死，（這也是有學規的依據的，洪武十五年第二次增訂學規：師生如有病患，不能行履者，許令膳夫供送。若無病不行隨眾會食者，不與當日飲食）以至自縊死。他連死屍也不肯放過，一定要當麵驗明，才許棺殮（趙翼《廿二史劄記》卷三一《明史立傳多存大體條》引葉子奇《草木子》，按坊本《草木子》無此條）。後來他的兒子宋複祖繼任司業，也學他父親“誡諸生守訥學規，違者罪至死”（《明史》卷一三七《宋訥傳》）。學錄金文征反對宋訥的過分殘暴，想法子救學生，向明太祖提出控訴說：“祭酒辦學太嚴，監生餓死了不少人。”太祖不理會，說是祭酒隻管大綱，監生餓死，罪坐親教之師，和祭酒無幹。文征又設法和同鄉吏部尚書餘 商量，由吏部出文書令宋訥以年老退休（洪武十八年宋訥七十五歲，已經過了法令規定該致仕的年齡了）。不料宋訥在辭別皇帝時，說出並非真心要辭官，太祖大怒，追問緣因，立刻把餘 、金文征和學錄田子真、何操，學正陳潛夫都殺了，還把罪狀出榜在國子監前麵，也寫在大誥裏頭。這次反迫害的學潮，在一場屠殺後被壓平，從此再也沒有人敢替餓死縊死的學生說話了（《南廱誌》卷一《事紀》，卷一〇《謨訓考》，《明史·宋訥傳》）。
洪武二十七年第二次學潮又起，監生趙麟受不了虐待，出壁報提出抗議，學校以為是犯了毀辱師長罪。照學規是杖一百充軍。為了殺一儆百，明太祖法外用刑，把趙麟殺了，並且在國子監前立一長杆，梟首示眾（這在明太祖的口頭語，叫梟令，比處死重一等）。二十八年又頒行《趙麟誹謗冊》和《警愚輔教》二錄於國子監。三十年七月二十三日，又召集祭酒司業和本監教官，監生一千八百二十六員名，在奉天門當麵訓話。訓詞說：
恁學生每聽著：先前那宋訥做祭酒嗬，學規好生嚴肅，秀才每循規蹈矩，都肯向學，所以教出來的個個中用，朝廷好生得人。後來他善終了，以禮送他回鄉安葬，沿路上著有司官祭他。
近年著那老秀才每做祭酒嗬，他每都懷著異心，不肯教誨，把宋訥的學規都改壞了，所以生徒全不務學，用著他嗬，好生壞事。
如今著那年紀小的秀才官人每來署學事，他定的學規，恁每當依著行。敢有抗拒不服，撒潑皮，違犯學規的，若祭酒來奏著恁嗬，都不饒：全家發向武煙瘴地麵去，或充軍，或充吏，或做首領官。
今後學規嚴緊，若無籍之徒，敢有似前貼沒頭帖子，誹謗師長的，許諸人出首，或綁縛將來，賞大銀兩個。若先前貼了票子，有知道的，或出首，或綁縛將來嗬，也一般賞他大銀兩個。將那犯人淩遲了，梟令在監前，全家抄沒，人口遷發煙瘴地麵。欽此！（《南廱誌》卷一〇《謨訓考》）
這篇有名的訓詞，在中國教育史上是空前的。唯一可以比擬的，大概是北魏太平真君五年（444）禁止民間私立學校，違者“師身死，主人門誅”那道敕令吧。國子監前麵的長杆，是專做梟令學生用的，一直到正德十四年（1519）明武宗南巡，這個頑皮年輕皇帝，學他祖宗的榜樣，化裝出來偵察，走過國子監前，看見這個怪杆子（那時代還沒有掛旗子的禮俗），弄糊塗了，問明白說是掛學生子腦袋的。他說：“學校豈是刑場！”而且，“哪個學生又敢犯我的法令！”才叫人撤去。這杆子一共豎了一百二十六年（同上書卷四《事紀》）。
其實，並不是明武宗比他的祖宗更仁慈，而是一百多年來，進士科已經完全代替了國子監的地位，做官的不再從國子監出來，國子監已是破落的冷而又窮的衙門，會饌因為經費不夠停止了，連房子倒塌了，朝廷也不肯修理，靠募捐才能補葺一下。它已失去了明初官僚養成所的地位，當然，也用不著這根刺目的不相稱的杆子了。
國子監既然是為皇家製造官僚的工廠，用嚴刑峻法來捏塑官僚，那麽，皇家對這工廠的技師，自有其劃一的雇用標準。和監規的尺度一樣，明初的國子監教官，是被嚴刑約束著，連一絲一毫自由的氣氛也不許可有的。例如第一任國子學博士和祭酒許存仁，在明太祖幕府十年，是從龍舊臣，洪武元年被劾逮死獄中。表麵上的罪名是私用學宮什器，娶妾飾床以象牙，非師臣體，實際上是因為明太祖剛即位做皇帝，存仁便告辭回家，犯了忌諱。司業劉丞直勸他：“主上方應天順人，興高采烈，你要回家，也該等待一會。”存仁沒理會，果然因此致死（《南廱誌》卷一《事紀》，卷二一《劉丞直傳》，《明史·宋訥傳》，劉辰《國初事跡》）。第二任祭酒梁貞也得罪放歸田裏。第三任魏觀，後來在蘇州知府任上被殺。第四任樂韶鳳以不職病免。第五任李敬以罪免。第六任吳顒因為武官子弟怠學，寬縱不能製裁被斥免。國子監第一任祭酒是宋訥，屠殺生徒，最被恩禮，可是明太祖還不放心，經常派人伺察，有時還在暗中畫他的相貌，一喜一怒，都有報告（《明史·宋訥傳》）。第二任龔 ，得罪的罪狀是有監生告假還家，沒有報告皇帝，祭酒便準了假。明太祖大怒，以為“賣放”，“置於法”。第三任胡季安坐胡惟庸黨案得罪。第四任楊淞，因為擅自分配學生宿舍，原來有廊房二十間，所住學生以罪被逐，留下空屋，明太祖令北城兵馬司封鑰，楊淞因為宿舍不夠住，自作主張，準許學生住進去，結果是因此“掇禍”（《南廱誌》卷一《事紀》）。最末一任張顯宗就是奉天門訓話裏的年紀小的秀才官人，上任不久，明太祖便死了，算是僥幸沒有意外。統計三十多年來的曆任祭酒，隻有以殘酷著名的宋訥善終在任上，死後的恩禮也特別隆重，可以說是例外，其他的不是得罪，便是被殺。
痛決，充軍，罰充吏役，枷鐐終身，餓死，自縊死，梟首示眾，明初的國子監是學校，又是監獄，又是刑場。不隻是學生，也包括教官在內，受死刑所威脅的訓練，造成絕對服從的、奴性的官僚。
五
明初的國子學、國子監，所負荷的製造和訓練官僚的任務，據《南廱誌》和《明史·選舉誌》所記：
洪武二年，擇國子生試用之，巡行列郡，舉其職者，竣事覆命，即擢行省左右參政，各道按察司僉事及知府等官。
五年四月，以國子生王鐸攝監察禦史，擢浙江布政司左參政。
六年九月，纂修日曆，選善書者謄寫，國子生陳益暘等與焉。令吏部選國子生之成材者，量材授主事、給事中、禦史等官。
八年三月，命丞相往國子學，考校老成端正、學博經通者，分教天下，令郡縣廩其生徒而立學焉。又命禦史台精選以分教北方。於是選國子生林伯雲等三百六十六人，給廩食賜衣服而遣之。六月以國子生李擴等為監察禦史。
九年三月，以武英堂紀事國子生黃義為湖廣行省參政，趙信為考功監丞。九月，遣國子生往陝西祭平涼衛指揮秦虎。國子生奉命出使自此始。尋命國子生分行列郡，集事之未完者，如古行人之職，皆量道路遠近，賜鈔為費而遣之。
十年正月，國子生試用於列郡者，皆授縣丞主簿，人賜夏衣一襲，寶鈔三十貫。命中書省臣，凡有親在者，量程給假歸省，然後之官。十月，召國子生分教郡縣者還京師，令吏部擢用。
十二年，上以國子生多未仕者，謂中書省臣曰：“朕甚欲尊顯諸生，慮其未悉朕意。且諸生入學之日久矣，其令歸省其親，賜其父母帛各四疋。有妻孥者攜以來，月與粟錢，務得其歡心。”於是王文囧等一百三十四人皆告歸，有司如詔齎之。
十四年八月，以國子生茹瑺為承敕郎。
十七年三月，令禮部頒行科舉成式，凡三年大比，子午卯酉年鄉試，辰戌醜未年會試，祭酒司業擇國子生之性資敦厚，文行可稱者應之。是年國子生升至率性堂者，入試文淵閣，擢楊文忠為首，除永福縣丞。
十八年二月會試，此揭榜，國子生多在前列（會試黃子澄第一，殿試丁顯、練子寧居首甲），上大喜。
十九年四月，吏部奏用監生十四人，皆為六品以下官。五月，上以天下郡縣多吏弊民蠹，皆由雜流得為牧民官。乃命祭酒司業擇監生千餘人送吏部，除授知州知縣等職。
二十年二月，魚鱗圖冊成。先是上命戶部核實天下土田，而蘇鬆富民，畏避徭役，以田產詭寄親鄰佃仆，相習成風，奸弊百出。於是富者愈富，貧者愈貧。上聞之，遣國子生武淳等往，隨稅糧多寡，定為幾區，每區設糧長四人，使集裏甲耆民，躬履田畝以量度之。量其方圓，次其字號，悉書主名及尺丈四至，編類為冊，繪狀若魚鱗然，故名。至是浙江、直隸、蘇州等府縣冊成進呈，上喜，賜淳等鈔錠有差。三月，監生古樸奏言，家貧願仕，冀得祿以養母，上嘉之，除工部主事，迎養就京師。十二月，擢監生李慶署都察院右僉都禦史。
二十一年三月，殿試，監生任亨泰廷對第一，召祭酒宋訥褒諭之。命撰進士題名記，立碑於監門。
二十二年二月，初令監生同禦史王英、進士齊德照刷文卷。
二十四年三月，以監生許觀會試殿試皆第一，召國子監官褒獎之。八月，初令監生往後湖清查黃冊（全國戶籍）。戶部所貯天下黃冊，俱送後湖收架，委監察禦史二員、戶科給事中一員、監生一千二百名，以舊冊比對清查，如有戶口田糧埋沒差錯等項，造冊徑奏。是年選監生有練達政體者，得方文等六百三十九人，命行禦史事，稽核天下百司案牘。
二十五年七月，擢監生師逵、墨麟等為監察禦史，夏原吉為戶部主事。
二十六年十月，詔祭酒胡季安選監生年三十以上能文章者三百四十一人，命吏部除授教諭等官。以監生劉政、龍鐔等六十四人為行省布政使、按察兩使及參政參議副使、僉事等官。
二十七年八月，遣監生及人才分詣天下郡縣，督吏民修治水利，給道裏費而行。
二十九年四月，令吏部以次錄用國子監生，毋使淹滯。六月初令監生年長者，分撥諸司，曆練政事。凡曆事監生，隨本衙門司務，分勤謹平常才力不及奸頑等項引奏。勤謹者仍曆事，闕官以次取用。平常再曆，才力不及送監讀書，奸頑充吏，（計南京五府六部等衙門曆事監生二百十八名，戶部等衙門寫本監生二十八名，差撥內外衙門辦事監生一百二十四名）稱為撥曆法。
三十年二月，擢監生盧祥為刑部郎中。
明代官製，都察院右僉都禦史正四品，郎中正五品，主事正六品，監察禦史正七品，給事中從七品。布政使從二品，參政從三品，參議從四品，按察使正三品，副使正四品，僉事正五品。知府正四品，知州從五品，知縣正七品，縣丞正八品，主簿正九品。教諭無品級。從洪武二年到三十一年這一時期監生任官的情形來看，第一，監生並沒有一定的任官資序，最高的可以做到地方大吏從二品的布政使，最低的做正九品的縣主簿，以至無品級的教諭。第二，監生也沒有固定的任官性質，部院官、監察官、地方最高民政財政官、司法官，以至無所不管的親民的府州縣官和學校官，監生幾乎無官不可做。第三，除做官以外，在學的監生，有奉命出使的，有奉命巡行列郡的，有稽核百司案牘的，有到地方督修水利的，有執行丈量記錄土地麵積定糧的任務的，有清查黃冊的，有寫本的，有在各衙門辦事的，有在各衙門曆事的。第四，三十年來監生的任官，以洪武二年和二十六年為最高，十九年為最多。“故其時布列中外者，太學生最盛。”（《明史》卷六九《選舉誌》）大體說來，從國子學改為國子監以後，監生的出路已漸漸不如初年，從做官轉到做事，朝廷利用大批監生做履畝定糧、督修水利、清查黃冊等基層技術工作。至於為什麽洪武二年和二十六年大量任用監生做高官呢？理由是第一，剛開國人才不夠，隻能以國子生出任高官。第二，洪武二十六年二月藍玉被殺，牽連致死的文武官僚、地方大吏為數極多，多少衙門都缺正官，監生因之大走官運。至於為什麽洪武十九年監生任官的竟有千餘人之多呢，那是因為上一年鬧郭桓貪汙案，供詞牽連到直省官吏因而係死者有幾萬人，下級官吏缺得太多。至於為什麽在洪武十五年以後，監生做官的出路一天不如一天呢，那是因為從十五年以後，會試定期舉行，每三年一次，進士在發榜後即刻任官，要做官的都從進士科出身，甚至監生也從進士科得官，國子監已不再是唯一的官僚養成所了。進士釋褐授給事、禦史、主事、中書、行人、評事、太常、國子博士，或府推官、知州、知縣等官（《明史》卷七〇《選舉誌》），監生原來的出路為進士所奪，隻好去做基層技術工作和到諸司去曆事了。
明代地方學校的建立，始於洪武二年。明太祖以為元代學校之教，名存實亡，戰爭以來，人習於戰鬥，唯知幹戈，莫識俎豆。他常說治國之要，教化為先，教化之道，學校為本。如今京師已有太學，而地方學校尚未興辦，麵諭中書省臣令府州縣都立學校，禮延師儒，教授生徒，講論聖道。於是大設學校，府設教授，州設學正，縣設教諭各一，訓導府四州三縣二，生員府學四十人，州三十人，縣二十人。師生月廩米人六鬥，地方官供給魚肉（《南廱誌》卷一《事紀》，《明史》卷六九《選舉誌》）。
入學生員享受免役特權，除本身外，還免其家差徭二丁（《大明會典》卷七八《學校》）。在學專治一經，以禮樂射禦書數設科分教。
統治地方學校情形，完全和國子監一致。洪武十五年頒禁例十二條於全國學校，鐫立臥碑，置於明倫堂之左，不遵者以違製論，禁例中最重要的有下列各條：
一、今後州縣學生員，若有大事幹於己家者，許父兄弟侄具狀入官辯訴。若非大事，含情忍性，毋輕至於公門。
一、生員之家，父母賢智者少，愚癡者多，其父母欲行非為，則當再三懇告。
這兩條，前一條不許生員交結地方官，後一條要使生員為皇家服務，在民間替朝廷清除“非為”(2)。另一條：
一、軍民一切利病，並不許生員建言。果有一切軍民利病之事，許當該有司、在野賢才、有誌壯士、質樸農夫、商賈技藝皆可言之，諸人毋得阻當。惟生員不許！
軍民一切利病即政治問題，地方官、在野人士，甚至農工商人都可提出建議，任何人都有權討論政治，唯獨不許學生說話。並且在同一條文內，重複地說“不許生員建言”，“惟生員不許”，聲色俱厲，呼之欲出。明太祖為什麽單單剝奪了生員討論政治的權利呢？因為他害怕群眾，害怕組織，尤其害怕有群眾基礎有組織能力的知識分子。他認清這個力量，會危害他的統治，因之，非加以高壓，嚴厲禁止，不許有聲音不可。至於其他人士，個別的發言，個別的建議，沒有群眾做後盾，不發生力量，他不但不禁止，反而形式上加以獎勵，學學古代帝王求言的辦法，倒使他可以得到好名譽。
知識青年對於現實政治不能說話，不許有聲音，明太祖的統治就鞏固了。可是，他沒有想到代替說話的是農民的竹竿和鋤頭，朱家的政權，到後來還是被竹竿和鋤頭所傾覆。
地方學校之外，洪武八年又詔地方立社學（鄉村小學），延師儒以教民間子弟。
府州縣學和社學都以《禦製大誥》和《律令》作主要必修科（《大明會典》卷七八《學校》）。
在官僚政治之下，地方學校隻存形式，學生不在學，師儒不講論。社學且成為官吏迫害剝削人民的手段，明太祖曾大發脾氣，申斥地方官吏說：
他怕“逼壞良民不暇讀書之家”隻好住罷（停辦）社學，不再“導民為善”了（《禦製大誥·社學第四十四》）。
從國子監到社學，必讀的書，必考的書，是明太祖所親自寫定的《大誥》（從文理不通、思想昏亂、詞語鄙陋、語氣狂暴、態度蠻橫幾點看來，確非儒生所能代筆），想用以為治國平天下、統一思想的“聖經寶典”。他在書末指出：
朕出是誥，昭示禍福，一切官民諸色人等，戶戶有此一本，若犯笞杖徙流罪名，每減一等，無者每加一等。所在人民，熟觀為戒（《禦製大誥·頒行大誥第七十四》）。
又說：
朕出斯令，一曰大誥，一曰續編，斯上下之本，臣民之至寶，發布天下，務必戶戶有之。敢有不敬而不收者，非吾治化之民，遷居化外，永不令歸，的的不虛示（《大誥續編·頒行續誥第八十七》）。
以帝王之威，用減刑用充軍，利誘威脅，命令人民讀他的“至寶”，命令學生熟讀講解他的至寶，可惜，人民是不識“寶”的，利誘不理，威脅無用。成化時（1465—1487）陸容記《大誥》的下落說：
國初懲元之弊，用重典以新天下，故令行禁止，若風草然。然有麵從於一時而心違於身後者，如《大誥》，惟法司擬罪雲有《大誥》減一等雲爾，民間實未之見，況複有講讀者乎！（《菽園雜記》卷五）
明太祖有方法統治學校，屠殺學生，可是，他沒辦法辦社學，也沒辦法使人民讀他的《大誥》。有生死人之權，有富貴貧賤人之權，而終於無人讀他藏他的“至寶”，不要說讀，人民甚至連看都沒有看見，這大概是專製獨裁者應有的共有的悲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