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沒過幾天，我在倫敦的那位朋友B就給我回信了，他說能給我找份工作。工作內容是照顧一個天生的癡呆。在傑漢·科塔德小客棧勞累了這麽久，這份工作聽上去倒是個休息的機會。我幻想自己在鄉間小路上遊**，用手杖把薊花打落，吃的是烤羊排和餡兒餅，每天晚上都能蓋著沾滿薰衣草香味的被子睡上十個小時。B為我寄來了五英鎊，他讓我用這些錢買張車票，並把衣服從當鋪裏贖出來。錢一到，我就向老板提出了辭職，離開了這家餐館。我的突然離去讓老板覺得很沒麵子，因為跟往常一樣，他現在也很窮，隻好少付我30法郎。不過，他給了我一瓶1848年的庫瓦西耶白蘭地。我覺得他這麽幹就算是把欠我的那些錢補上了。後來，他們雇了一個捷克洗碗工，這人比我強得多。又過了幾個星期，那個可憐的女廚子就被開掉了。後來我聽說，因為廚房裏來的這兩個一流員工，洗碗工的工作時間縮減到了每天15個小時。因為廚房裏缺少現代化的設施，用時再少我就覺得不可能了。

洗碗工的社會價值

洗碗工到底有多大價值？我想說說我對巴黎洗碗工是怎麽看的。當我想到在一座現代化的大都市裏竟然有成千上萬的人在地下悶熱的小屋子裏用他們的睡眠時間刷洗盤子，我就覺得這事簡直不可思議。我提出的問題是：為什麽這種生活還要繼續下去——它能解決什麽樣的問題？是誰讓它繼續下去的？為何我就不能從那些遊手好閑的員工身上學習一點反叛精神？我試著弄明白一個洗碗工的社會價值。

考慮這個問題時，人們最先想到的應該是洗碗工是現代社會中的奴隸，沒必要為這類人抱不平，因為他們比很多手工工人過得都要好。不過，要是一個洗碗工被收買或被賣掉的話，他就沒有人們說的那麽自由了。他的工作是卑微的，沒有任何藝術性可言。老板付給他的薪水隻夠他活命的。他唯一的假期就是被解雇時。他無法結婚，因為一結婚，他的妻子也得做這種事。除了極個別運氣好的，大多數的洗碗工一輩子都無法從這種生活中逃離出去，他這輩子就算是在監獄中度過了。而此時此刻，在巴黎的餐館中，有些拿著大學文憑的人正在刷洗盤子，他們每天的工作時間為10到15個小時。所以我們就不能說他們是遊手好閑的人，遊手好閑的人是不會幹洗碗工這行的。在這種一成不變的工作中，洗碗工的思想被禁錮了，再沒有別的什麽想法。要是洗碗工有什麽想法的話，那麽很多年前他們就應該有自己的工會，為了獲得更好的待遇而罷工了。但他們沒這麽想，因為沒時間想這事，他們成了自己的奴隸。

問題是，為什麽這種奴隸般的生活還會繼續下去？人們總是想當然地認為所有的工作都有著合理的存在理由。當看到有人正在做一份不合意的工作時，人們往往覺得這種工作是必要的，這麽一想就想通了。比方說，挖煤這種活兒很辛苦，卻是必要的——我們必須用煤。縫紉工的工作很令人討厭，但還是得有人做。同樣，洗碗工的工作也是這麽個理兒。有些人總得在餐館吃飯，所以有些人就得每周用80個小時刷盤子。這種工作是文明社會的產物，因此是毋庸置疑的。這一點值得認真考慮。

對文明社會來說，洗碗工的工作真是必要的嗎？我們往往有一種看法，那就是這份工作肯定是“誠實的”。因為這種活兒很辛苦，一般人不愛幹，我們對手工工作存在某種盲目崇拜。比方說，我們看到一個人把一棵大樹砍倒了，當時我們就斷定他這麽幹是在填補某種社會需求，因為他使用了肌肉，付出了勞動。我們卻從未想過，他把這棵漂亮的大樹砍倒是不是在為一尊非常醜陋的雕像騰地方。我覺得洗碗工的工作也是這樣。他額頭上流著汗為自己掙麵包，但我們不能就此認定他在做某件有用的事。他也許隻是在為別人提供某種奢侈的服務，可是在絕大多數情況下，這種奢侈其實並不是奢侈。

為了證明我上麵說的奢侈其實並不是奢侈這個說法，在這兒我舉一個極端的例子，這樣的例子在歐洲幾乎不存在。我要拿印度人力車夫和拉車的矮種馬為例子。在遠東任何一個鎮子上，都有數以百計的人力車夫。這些可憐的黑家夥隻有8英石重，穿著齊腰的破爛衣服。他們中有些還是病人，有些已年滿50。他們在烈日下或者雨中一跑就是數英裏，頭朝下，拉著車把，汗水不斷地從他們灰白的胡子上落下，跑得太慢了，顧客就罵他們。他們每個月能有三四十盧比的收入。幹幾年後，他們咳嗽的時候能把肺給咳出來。拉車的矮種馬很瘦，又難以駕馭，賣得很便宜，不過這種馬還能幹幾年活兒。它們的主人把鞭子視為食物的替代品。它們的工作似乎可以用一個等式來說明——鞭子+吃的=幹勁兒。一般來說，鞭子占60%，吃的占40%。有時候，它們的脖子會爛掉一大圈，每天它們就帶著傷口拉車。不過，這個時候它們還能幹，隻要用鞭子使勁兒抽它們，讓來自後麵的痛苦超過脖子上的痛苦就行了，就這麽簡單。幹幾年後，鞭子失去了效力，矮種馬呢？也就去了專門殺牲口的人那裏。其實，人力車夫和矮種馬的工作根本沒有必要，它們沒有真正的用途。這種工作之所以存在，僅僅是因為東方人把走路視為庶民的行為，覺得走路很低俗，坐洋車或者坐馬車是一種奢侈。其實坐過的人都知道，這是一種很可憐的奢侈。它們隻提供了一丁點兒便捷，和車夫、動物所承受的痛苦是不相稱的。

洗碗工同樣如此。跟人力車夫和拉車的矮種馬相比，他簡直算是國王了，不過從性質上說這兩類工作是差不多的。他是某家酒店或者餐館的奴隸，而他的奴隸身份或多或少是沒什麽價值的。話說回來，大酒店和高級餐館真正需要的是什麽呢？有人會說，它們能提供奢侈的服務。可實際上，它們提供的隻是卑劣的奢侈服務。幾乎每個人都恨餐館。有些餐館要好一些。不過花同樣多的錢，在家裏吃一頓要比在餐館吃強多了。酒店和餐館有存在的必要，不過它們無須把成百上千的人變成奴隸。酒店和餐館裏有很多活兒都是沒必要做的，不過正是這種虛假才有可能代表奢侈。高級酒店或者餐館隻是這麽叫，無非是讓員工幹得多一些，顧客花費得多一些罷了。除了老板外，其他人都沒撈到什麽好處。過不了多長時間，老板就會在多維爾為自己買一套帶條紋的別墅。從本質上講，“高級”酒店就是100個累得要死的員工讓200個顧客為他們其實並不需要的東西付賬。如果酒店和餐館中不再有這種無聊的事，再加上更加有效率的工作，洗碗工每天幹六個或者八個小時就行了，再也用不著像過去那樣幹10個或者15個小時了。

假定洗碗工的工作並沒有多大用處，那麽問題就來了，為什麽還會有人讓洗碗工繼續這樣幹下去呢？經濟方麵的原因我不做考慮。我要思考的是當一個人想到竟然有人靠洗盤子為生時，他能從這件事中得到多少快樂。對那些衣食無憂的人來說，想想這事確實會覺得很高興。加圖就說過，奴隸不睡覺的時候就得幹活兒。不管他的工作是否必要，他都得工作，因為工作本身是好的——至少對奴隸來說是這樣。如今，這種觀點仍然存在，把無數沒有價值的洗碗工堆成了山。

我認為這種讓無用的工作永遠存在的本能從根本上來說，隻不過是人們對下層民眾的恐懼。人們總有一種共識，認為下層民眾是低等動物，一旦有空閑就會變得非常危險，讓他們忙得沒時間思考是一種比較安全的做法。一個富人如果夠坦誠的話，在被問起對提高下層民眾的生活條件怎麽看時，他往往會這樣回答：

“我們都知道貧窮的滋味是不好受的，盡管它離我們很遙遠，不過一想到它我們就會感覺很痛苦。我們還是不去體驗貧窮，隻是享受一下這種痛苦的感覺吧。可話說回來，你們別指望我們會為此做點兒什麽。你們屬於低級階層，對此我們感到難過。不過我們這種感覺跟看到一隻患有獸疥癬的貓差不多。我們會不惜一切代價不讓你們的生活條件有任何改善。我們覺得現在你們這個樣子就挺安全。現在這種狀態很適合我們，我們不會給你們自由，我們不會冒這個險，甚至每天讓你們少幹一個小時都不行。所以說，親愛的兄弟們，既然你們不得不流著汗把我們送到意大利去旅遊，那這就是你們的命，活該！”

這就是聰明而高雅的人的顯著態度。一個人可以在100篇散文中讀到這種態度的實質。高雅的人士中很少有人每年的收入低於400英鎊，他們很自然地就站在富人那邊了。因為他們認為給予窮人的任何自由對他們的自由來說都是一種威脅。

高雅階層預料到馬克思主義旗下的烏托邦是一種選擇，但是他們寧可保持原狀。或許他們不太喜歡那些富人，不過他們認為富人中最粗俗的也不會比窮人對他們的享樂抱有更多敵意，所以最好還是站在富人這邊吧。正是這種對假象中的危險民眾的恐懼才幾乎讓所有聰明人都持有保守主義觀點。

對下層民眾的恐懼是一種迷信的恐懼。這種恐懼是以一種觀點為基礎的，那就是在富人和窮人之間存在著某種不可思議的根本差別，似乎他們屬於不同的人種，就像白人和黑人那樣。富人和窮人之間的差別隻是收入的不同，除了這個再沒有別的。一般來說，百萬富翁隻不過是穿著一身新衣的洗碗工，換個工作的地方，就變成了一個心靈手巧的花花公子。哪個正當？哪個才是賊？任何一個在平等的基礎上跟窮人打過交道的人對此都深有體會。不過問題是，那些總想著不偏不倚地看待問題的高雅階層卻很少和窮人打交道。大多數受過教育的人對貧窮又知道多少？我有一本維庸的詩集，編輯竟然覺得有必要給“那些隻能盯著櫥窗裏的麵包看的人”這句加上一個腳注。看到了吧，甚至連“饑餓”這個詞都離那些受過教育的人的生活那麽遙遠。

因為無知，這些人自然而然地就產生了對底層民眾那種迷信般的恐懼。一個受過教育的人把底層民眾想象成了這個樣子：隻需一天就能把他的家財洗劫一空，把他的書籍燒毀，讓他去照管一台機器或者清理廁所。“任何事，”他是這麽想的，“哪怕做盡任何不仁之事，也不要給底層民眾自由。”既然窮人和富人之間沒有分別，那麽也就不存在給不給底層民眾自由的問題了，這一點他並沒有看清。如今底層民眾已經擁有了自由，而且正在以富人的方式，運用自己的力量創造了數量非常巨大、無聊而且枯燥的工作，例如“高級”酒店裏的洗碗工。

總而言之，洗碗工就是奴隸，而且還是多餘的奴隸，整天做著大量愚蠢而無用的事。終究，他會一直幹下去，因為那些受過教育的人隱約覺得隻要他一有空閑就會給他們造成危險。最終，這些本應該站在他那邊的人默許了這種狀態的存在，因為他們對他一無所知，所以就莫名地害怕他。我之所以拿出洗碗工的例子，是因為我一直在思考他們的生活。同樣，那些受過教育的人對其他行業內的工人也是這麽看的。上麵隻是我對洗碗工生活的一點兒看法，沒有直接涉及經濟上的問題，大部分內容都是舊調重彈。我之所以把這些想法說出來，就是為了告訴讀者：如果你是一個洗碗工，那些受過教育的人就這麽看你。

要命的撲麵粉

一離開傑漢·科塔德小客棧，我就趕緊爬到**睡了將近11個小時。然後，我刷牙（兩周來第一次刷牙）、洗澡、理發，把衣服從當鋪贖了回來。我有兩天的空餘時間，可以好好逛一下。我甚至穿上了自己那套最好的衣服去了一趟客棧。我靠在吧台上，花了五法郎買了一瓶英國啤酒。以前你是這兒的奴隸，可現在成了顧客，那種感覺很奇怪。伯裏斯說為我感到遺憾，因為我們已經嶄露頭角，馬上就能掙大錢了。從那時起，我總是不時地得到他的消息。他跟我說他現在每天能有100法郎的收入，和一個非常正經的姑娘建立起了戀愛關係，並且身上再也沒有了那股大蒜味兒。

我在我住的那一片兒晃**了一天，和每個人道別。正是在這天，查理把曾經在這一片兒住過的老守財奴羅克爾去世的事告訴了我。查理平日裏撒謊成性，我猜這回他很可能又騙了我，不過他說的這個故事倒是不錯。

羅克爾死的時候我還沒去巴黎，又過了一兩年我才去的。他活到了74歲。不過等我到那兒以後，那一片兒的人仍在談論他。盡管他比不上丹尼爾·丹瑟爾那類人物，卻也十分有趣。每天早晨他都會去菜市場撿爛菜，吃貓食，穿用報紙做的內衣，用他租住的屋子裏的壁板當柴火，還用一條麻袋為自己縫了一條褲子。就是這麽個人，竟然還有50萬法郎的投資。我很想認識這個人。

與多數守財奴一樣，羅克爾進行了一筆魯莽的投資，最後落了個非常慘的結局。一天，這片兒來了一個猶太人，人長得很年輕，他很敏銳，一副生意人的打扮，他說自己有個一流的計劃，能夠把可卡因偷運到英國。在巴黎這種地方買可卡因是小菜一碟，偷運出去也很容易，不過總是有一些內奸把計劃泄露給警方。據說，經常幹這種事的人就是賣可卡因的那家夥。因為偷運生意被一家大企業控製著，人家不想有競爭。可這個猶太人卻信誓旦旦地說不會有任何風險。他知道有個辦法，可以把可卡因直接從維也納弄過來，而不是通過以往的那些渠道，而且還不會被敲詐勒索。通過一個波蘭小夥兒，他跟羅克爾聯係上了。這個波蘭小夥兒是索邦學院的一名學生。他說如果羅克爾願意出6000法郎投資這個計劃，他就拿出4000法郎來。用這筆錢，他們就能買10磅可卡因，到時候偷運到英國，他們就能小賺一筆。

猶太人和波蘭小夥兒為了把錢從羅克爾的手裏弄出來，可是下了一番苦功夫。6000法郎不是個大數目，光羅克爾縫進床墊裏的錢就不止這個數。不過對羅克爾來講，掏一個蘇出來也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猶太人和波蘭小夥兒連著對付了他幾個星期，解釋、威嚇、哄騙、辯論，甚至跪下求他把錢掏出來，反正一切能用的辦法都用遍了。這老家夥夾在貪婪和恐懼之中，快被逼瘋了。一想到5000法郎的利潤，他的心裏就湧出一種強烈的渴望。不過他也不想承擔風險。他常常坐在房間角落裏，雙手抱頭，不時地呻吟著，有時還會痛苦地大喊大叫。他總是跪在地上，向上帝祈禱（他是個很虔誠的人），希望上帝賜予他力量，可仍然拿不定主意。最後，他突然就做出了讓步。這是因為他已經疲憊不堪了，而不是因為別的。他用刀子把床墊割開，從藏在裏麵的錢裏頭數出6000法郎，交給了那個猶太人。

同一天，猶太人把可卡因送到，然後就突然消失了。與此同時，知道自己被騙的羅克爾又嚷又鬧，弄得人們都知道了。第二天上午，警方就對這家旅館進行了搜查。

羅克爾和那個波蘭小夥兒陷入了痛苦之中。警方從樓下開始，一間一間屋子挨著查。放在桌子上的大包可卡因沒地方藏，他們也逃不出去。波蘭小夥兒想讓羅克爾把可卡因從窗戶扔出去，可羅克爾不聽。查理跟我說當時他就在場，還說當他們準備從羅克爾手裏把那些可卡因搶過來時，這個老家夥把東西死死抱在胸口上不放，拚命掙紮，就像瘋子一樣，盡管當時他已是74歲的高齡。他被嚇瘋了，寧可去蹲監獄也不願把錢扔掉。

最後，當警方搜查樓下最後一間屋子時，有人有了主意。在羅克爾那層住著一個人，這人有12罐撲麵粉，是廠家授權他來賣的。出主意的人說，應該把這些可卡因裝進罐子裏，蒙混過關。大夥兒趕緊把罐子裏的撲麵粉扔出窗外，把那些可卡因裝了進去，然後讓蓋子開著，放到羅克爾的桌子上，做出一副沒有什麽可隱瞞的假象。幾分鍾後，警察上來了，開始搜查羅克爾的房間。他們敲敲牆壁，看看煙囪，把抽屜裏麵的東西倒出來，又把地板檢查了一遍，結果什麽都沒有發現。就在他們準備放棄時，一個巡官發現了桌子上的那些罐子。

“你們幾個，”他說，“過去看看那些罐子。剛才我沒留意。裏頭裝的是什麽，嗯？”

“撲麵粉。”波蘭小夥兒故作鎮定地說。不過就在這時，早已被嚇得心驚肉跳的羅克爾大聲呻吟了一下，那幾個警察頓時起了疑心。他們打開其中一個罐子，把裏麵的東西倒出來一點。那個巡官聞了一下，說一定是可卡因。羅克爾和波蘭小夥兒開始以上帝的名義發誓，說裏頭隻是一些撲麵粉。不過都沒用了，他們越爭辯，警方的疑心就越大。最後，兩個人被逮捕，並被押送到了警察局。那一片兒有一半的人都跟去了。

在警察局，羅克爾和波蘭小夥兒接受警察局長的審問，同時一罐可卡因被送去檢驗。查理說羅克爾在警察局時的情形簡直無法用語言描述。他時而哭泣，時而祈禱，錄的口供也是前後矛盾。然後又開始譴責波蘭小夥兒，他又喊又叫，半條街都聽到了。看到這番情景，警察們差點兒笑出聲來。

過了一個小時，那個把可卡因送去檢驗的警察拿著檢驗報告回來了。他笑著說：

“先生，這不是可卡因。”

“什麽？不是可卡因？”巡官有點兒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不是可卡因，那是什麽，嗯？”

“是撲麵粉。”

羅克爾和波蘭小夥兒被當庭釋放，他倆一點兒罪過也沒有，卻感到憤怒無比。那個猶太人把他們倆騙慘了。後來，等這出鬧劇平息之後，那家夥又在這一片兒用同樣的手法騙了另外兩個人。

沒攤上官司，波蘭小夥兒很高興，雖然損失了那4000法郎。不過可憐的羅克爾卻徹底垮掉了。他在**一病不起，那天白天再加上半個晚上，人們一直聽到他在**翻來覆去地嘟囔，有時還聽到他大聲呼喊：

“上帝啊！那可是6000法郎啊！硬邦邦的6000法郎啊！”

三天後，他得了中風。又過了兩個禮拜，他死了——聽查理說是得心髒病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