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導言
對於當代的讀者來說,“伊壁鳩魯主義”一詞可能讓他們聯想到珍饌佳肴和所費不貲的挑剔精品。例如,近期報紙上的一篇文章講述了一位雄心勃勃的開發商計劃在巴黎時尚的瑪黑區(Marais)建造“一個伊壁鳩魯購物村……(在那兒)兜售來自時髦商店的高端創意美食”:
“這裏會有家肉店,”諾頓先生說,“那兒是家奶酪店,奶酪會被放入專門設計的抽屜展櫃內以供拿取和介紹……”他指出,為有機麵包店、生蠔餐廳、海鮮店、民族特色餐館和街角老店美食圈等設計了其他的專營店……一個包括湯姆·迪克森和莫德·伯裏在內的國際設計師團隊正在給36家店麵設計樣式……(諾頓先生)從未在不佩戴絲綢圍巾和勞力士的情況下出現在公共場合。[1]
你可能由此認為伊壁鳩魯主義要麽是對日常事務微不足道的改進,要麽是輕薄浮佻和浪費資源,哲學似乎沒有涉足其中。
然而,在曆史上的大部分時間裏,伊壁鳩魯主義這個詞讓人聯想到的是截然不同的形象。不僅與時髦無關,甚至珍饈佳肴也很少與其聯係在一起。但是,伊壁鳩魯主義者常常被當成墮落、不貞的浪子,總是酗酒,如同在食槽裏打滾的豬玀,同時又構成對公民社會的威脅。但丁就把伊壁鳩魯主義者置於第六層地獄[1]。與其相反的另一種情況是,有些人把伊壁鳩魯(圖1)當作使人類擺脫被操縱、統治和剝削之處境的解放者。約翰·斯圖亞特·密爾(John Stuart Mill)在其1863年的《功利主義》(Utilitarianism)中指出,人們長期把伊壁鳩魯主義和自私卑鄙(swinishness)關聯在一起,“現代持有該學說的人也時常會成為德國、法國和英國攻訐者揶揄的對象”[2]。密爾本人堅持把伊壁鳩魯主義視為解放者的看法。他認為伊壁鳩魯主義是社會改革唯一合理的哲學基礎。
圖1 伊壁鳩魯半身像
直至近代,伊壁鳩魯主義的哲學意義和政治學意義才不再受到質疑。但伊壁鳩魯主義過去為什麽能造成如此劇烈的分歧並引發爭議?它旨在回答哪些關於現實、知識和經驗之本質的問題?以及哪些關於生活準則的問題?它又是怎樣回答這些問題的?無關乎生蠔餐廳和絲綢圍巾,它怎麽可能過去是而且未來仍將是一種引人注目和富有魅力的哲學?
追求快樂(pleasure)對伊壁鳩魯主義的思想體係當然是至關重要的。據說其創始人曾說過:“除卻味道、**、聲音和優美的形體所帶來的快樂,我不知道如何去想象善。”[3]這一陳述標誌著伊壁鳩魯主義與包括柏拉圖學派、斯多葛學派和亞裏士多德學派在內的古代哲學主流學派的大膽決裂,這些學派認為感官的快樂不同於真正的善並與之相衝突。快樂需要一個捍衛者,而伊壁鳩魯勇敢且明智地樹起了這麵旗幟。
伊壁鳩魯於公元前341年出生在愛琴海東部的薩摩斯島(Samos),他曾在小亞細亞學習哲學,還在幾個希臘城市當過教師,最後於公元前307年移居雅典。直至去世,他一直是其位於雅典的學園的領導人。公元前270年,伊壁鳩魯可能死於腎結石——醫學界已知的最令人難受和痛苦的疾病之一,享年71歲。
古希臘哲學以學園或學派為組織,每個學園或學派由一名教師領導。每個學園有一個或多個地點,以便進行演講和哲學討論(圖2)。蘇格拉底在雅典的市集露天講學,亞裏士多德在呂克昂(Lyceum)學園的建築裏授課,而伊壁鳩魯則在他的小房子裏或私人花園中講課。這是一個樹木繁茂的地方(古希臘的花園並不是花團錦簇的),距離城市大約一公裏遠。
同古希臘其他思想體係一樣,伊壁鳩魯主義包含一整套關於自然及其現存生物(尤其是人類)的學說,包括經驗和知識的理論,以及一種倫理和宗教的立場。伊壁鳩魯主義沒有宣稱上帝或諸多神靈不存在,也沒有表明對神聖事物的信仰隻是一種妄想,但它是古代唯一斷言世間萬物的發生都來源於自然的運作,而且任何超自然的實體都不值得恐懼或盼望的思想體係。從這些關於宇宙構成的基本原理出發,伊壁鳩魯主義提出了充滿爭議卻饒有魅力的關於生活的準則和人們對待愛情、友誼、死亡和政治的態度及對策。
圖2 古希臘各哲學學派大致位置示意圖
與西塞羅、維吉爾同時代的羅馬詩人提圖斯·卡魯斯·盧克萊修(Titus Carus Lucretius)在生動地闡述伊壁鳩魯的自然哲學的同時,還對伊壁鳩魯的倫理觀進行了改造和拓展。盧克萊修的《物性論》(De Rerum Natura, On the Nature of Things)成書於公元前1世紀中葉,其印刷版本在15世紀下半葉開始流通,對科學、人類學和道德理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雖然公元前4世紀的古希臘婦女開始享有更多的人身自由和經濟權利,伊壁鳩魯學派在當時看來卻與眾不同,因為其中有來自“海蒂拉”(hetairai)[2]階層的婦女,以至於男女可以自由混居、一同進餐。“Hetairai”一詞通常被帶有偏見地譯作“交際花”,這種譯法突出她們通過出賣色相牟利的事實,而不是其成就、權力和地位。這些女性要麽拒絕接受帶有極端限製的傳統婚姻,要麽作為異邦人無法嫁給雅典公民。她們通常博覽群書,精通藝術和哲學;在與朋友和戀人的關係中享有和男性同等的特權,這是一個重要的區別。盡管被認為不同於普通(和廉價)的妓女,但她們在經濟上仍然依賴於男性資助者。第七章將說明,按照婦女的社會角色和社會地位將她們劃分為三個階層製造了人際關係的難題,這對哲學家們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也引發了他們極大的興趣。
無論如何,伊壁鳩魯具有情感豐富的人格,而他的私生活以及男女一起上課的安排也確實招致了不少非議。不過,據公元3世紀記錄這些故事的古希臘哲學史學家第歐根尼·拉爾修(Diogenes Laertius)所說,伊壁鳩魯因其“無與倫比的善良……他對父母的孝順,對兄弟的仁悌,對仆人的溫和”,還有(多少有點讓人訝異)“對神靈的虔誠和……對祖國的熱愛”[4]而受人尊崇。
伊壁鳩魯雖是一位多產的作家,但他留給後繼者的手稿寥寥無幾。幾個世紀以來,學者們所掌握的隻是由第歐根尼收集的文本和記錄,包括給希羅多德、畢陀克勒和墨諾修斯的信件以及所謂的“至高無上的《格言集》”(Sovereign Maxims)。但眾所周知的是,他撰寫了一係列關於愛情、音樂、神靈、命運、疾病和王權等主題的論文,以及37卷名為《論自然》(On Nature)的短篇集(紙莎草卷軸)。曾經被認為永遠遺失的《論自然》在最近對赫庫蘭尼姆(Herculaneum)古城的發掘中被發現。赫庫蘭尼姆是古代伊壁鳩魯主義的中心,在公元79年毀於維蘇威火山爆發。那些嚴重燒損的卷軸中尚能展開的部分已經被盡可能地展開、複原和解密,這是一個非凡而艱苦的過程。所幸,盧克萊修了解《論自然》,其《物性論》也以伊壁鳩魯的原著為基礎。
我們的前人對伊壁鳩魯的理解大多來自其羅馬時期的批評者們,尤其是與盧克萊修同時代的西塞羅和道德學家盧修斯·邁斯特裏烏斯·普魯塔克(Lucius Mestrius Plutarch)。雖然西塞羅本人不是斯多葛主義者,但他的主要作品都有對伊壁鳩魯學派觀點的簡短表述和對反伊壁鳩魯主義的斯多葛學派觀點的長篇論述。雖然這兩派哲學一致認為沒有痛苦幹擾的寧靜生活才是最好的,但對其他重要問題都持有不同意見。斯多葛學派主張一種智性設計的理論,相信神意對宇宙的監管。他們認為物質是被動的、沒有活力的。而一種精神性實體遍及整個宇宙,它把宇宙組織起來,賦予生命以感覺和運動,還賦予人類以思想的力量。他們信奉決定論,主張接受命運;在道德正確和僅為權宜之計之間做出涇渭分明的區別。斯多葛學派認為有理智能力的人有責任參與政治,而且友愛關係可以一直擴展到大地上各個遙遠角落。
這一套強勢又威嚴的學說給伊壁鳩魯主義構築了一個強大的對手,在伊壁鳩魯主義者用以反對斯多葛主義原則的意見和論證難以成立時尤為如此。如前所述,伊壁鳩魯的文本大多在火山爆發中丟失,而盧克萊修的文本僅以幾份副本留存到中世紀。基督教的圖書管理員是否故意銷毀了其詩作的手稿?畢竟像大多數中世紀的猶太教神學家和伊斯蘭教神學家一樣,早期的神父認為伊壁鳩魯主義是危險和腐蝕人心的。然而,伊壁鳩魯關於原子理論的學說在9世紀受到一眾博雅的凱拉姆學[3]的穆斯林哲學家擁護並發展。他們的論述被猶太哲學家邁蒙尼德(Maimonides)提到過,後來成為包括托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在內的西方哲學家的資料來源,而且有可能促成了本書第三章所討論的“神學機械論”的自然圖式的形成。
文藝複興時期的手稿搜尋者們迫切地想找到古代的書稿遺物,包括喜劇、曆史、詩歌和哲學作品。1417年,勇敢的博吉奧·布拉西奧利尼(Poggio Bracciolini)在一座修道院的圖書館裏重新發現了一本尚存的《物性論》抄本(在此之前,他就在南歐四處搜尋有趣的資料)。在很長一段時間裏,書稿一直在抄寫者手中流傳,但《物性論》是最早被印刷的書籍之一,其第一版出現在1473年。經過編輯、翻譯和再版,它成為17世紀和18世紀的哲學家、詩人和自然學者手中最重要的文本之一。
本書不是對伊壁鳩魯的著作做技術性研究。準確地說,它是對伊壁鳩魯關於科學、道德和政治的思想與論述在過去幾個世紀中如何被接受和改編,以及伊壁鳩魯主義何以在現代生活中仍具重要性的考察。
[1] 按照但丁在《神曲》中對地獄的描寫,地獄形似一個上寬下窄的漏鬥,共分九層,每一層都有不同類型的罪人的靈魂按生前所犯的罪孽分別接受不同的嚴酷刑罰。第一層是林勃,他們是出生在基督之前,未能接受洗禮的古代異教徒,在地獄等候上帝的審判。其餘八層分別羈押犯有貪色、饕餮、貪婪、憤怒、信奉邪教、強暴、欺詐和背叛等罪行的靈魂。伊壁鳩魯主義者所處的第六層地獄專為信奉邪教和異端邪說者所設。(本書頁下均為譯者注。)
[3] “Kalām”原意是話語或說話,這裏指運用邏輯學和理性論證方法研究伊斯蘭教基本信條的學科,也譯為信仰學,音譯為凱拉姆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