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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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以為我隻會離開西貢一個星期，但事實上，將近三個星期後，我才回來。首先，離開發豔這個地方，竟然比進入時還要困難。南定與河內之間的道路已被切斷，又不可能隻為一個記者安排一次航運，更何況這記者本來就不應該出現在那裏。後來，等我到達河內時，記者們也都飛了過來，聽取最近這次勝利的簡報，而送他們回去的飛機也沒給我留位置。派爾在到達的那個早上便離開了發豔：他已經完成了他的任務——跟我談談關於鳳的事情，他沒有理由留在這裏了。五點半時，迫擊炮停止轟炸，他還在睡覺，我去餐廳裏喝了一杯咖啡，吃了幾塊餅幹，等我回來時，發現他已經走了。我以為他是出去散步了——既然能從南定一路撐船劃過來，那麽也就不必替他擔心那幾個狙擊手了；他對自己會給別人帶來的痛苦和危險完全沒有預想，而他對自己可能遭受的痛苦與危險也是一樣毫無準備。有一次——但那是幾個月後的事情——我失控了，將他雙腳猛推進去，我的意思是將他推入痛苦之中，我至今還記得他是怎樣轉過身來，困惑地看著那隻弄髒的皮鞋，說道：“見公使之前，我得把鞋子清理幹淨。”那時我就知道，他已經學會了約克·哈丁的那套措辭。不過就他的為人而言，還是頗為真誠的：這不過是巧合，一切犧牲均由他人付出代價，直到最後的那個晚上，他倒在通往達科的橋下。
我回到西貢之後，才知道派爾是怎樣離開的，當我下樓喝咖啡時，他說服了一個年輕的海軍軍官，將他帶上一艘登陸艇裏；登陸艇完成巡視工作之後，讓他悄悄在南定上了岸。他運氣不錯，跟著沙眼治療團隊回到了河內，二十四小時後，那條道路便被正式切斷。當我抵達河內的時候，他已經去了南方，臨走之前，他在記者營的酒吧間侍者那裏給我留了一封信。
“親愛的托馬斯，”他寫道，“我沒辦法告訴你，那天晚上你是多麽出色。可以告訴你的是，當我走進那間屋子去找你時，我的心情非常緊張。（當他撐著船，長時間沿河航行的時候，心情又如何呢？）沒人能冷靜地處理這樣的事情。你真的很了不起，我向你**心聲之後，也不覺得像之前那樣慚愧了。（難道隻有他自己的感受才最重要嗎？我生氣地想著，但我知道他並不是故意這樣的。對他而言，他隻要不覺得慚愧，那麽整件事情立刻也就愉快了一些——我會愉快，鳳會愉快，整個世界也會愉快一些，還包括那位經濟專員和美國公使。派爾不慚愧了，春天也就在印度支那降臨了。）我在這裏等了你二十四個小時，但如果我今天不走，就不能在一星期之內趕回西貢來。而我真正的工作卻是在南方。我已經告訴沙眼治療團隊的成員了，讓他們去拜訪你——你會喜歡他們的。這些小夥子都很棒，他們在做的工作與成年人無異。我會趕在你之前回到西貢，不必擔心。我向你保證，在你回來之前，我不會去見鳳。在日後的任何方麵，我都不想讓你感到不公平。你誠摯的，奧爾登。”
又是那種想當然的假設，認為“日後”我會失去鳳。他是在美元匯率基礎上建立起來的自信嗎？過去我們也經常說起英鎊的價值。現在，我們要談一場美元的戀愛了嗎？一場美元的戀愛，當然包括結婚、生子和母親節，盡管後來可能也包括裏諾或者維爾京群島[25]或者其他什麽他們現在去離婚的地方。一場美元的戀愛有著美好的願景，一顆清白的良心，那麽其他人就都見鬼去吧。但我的愛情沒有願景：未來擺在那裏。所有能做的，不過是讓未來不那麽難堪，當它來臨時，讓它溫和地幻滅，在這方麵，鴉片也有一定作用。但我從未預見到，我不得不告訴鳳的第一個幻滅的未來，竟然是派爾的死訊。
沒有什麽更好的事情可做，我便去參加了記者招待會。毫無疑問，格蘭傑也在那裏。一個年輕、英俊的法軍上校主持會場。他用法語發言，旁邊的初級軍官替他翻譯出來。法國記者們像足球隊員一樣坐成一排。我發現我很難集中精力聆聽上校的發言：我精神恍惚，一直在想著鳳，以及那個揮之不去的念頭——如果派爾是對的，我真的失去了鳳：那我該何去何從？
翻譯說：“上校告訴大家，敵軍吃了一場大敗仗——損失了幾乎一個營的兵力。殘餘的部隊正乘著簡易木筏渡過紅河逃竄。我們的空軍一直在追擊他們。”上校用他的手撫過他那優雅的金發，揮動著他的指示棒，在牆上的長地圖下來回踱步。一位美國記者問：“法軍的損失如何？”
上校非常清楚這句話的意義——記者招待會這種場合裏，經常會提出這樣的問題。但他停下來，舉起指示棒，像一位很受歡迎的教師那樣和藹地笑著，直到翻譯把這句話說完，他才作出模棱兩可的回應。
“上校說，我們損失並不嚴重。確切的數字現在還不知道。”
這樣的回答往往會引發一係列的麻煩。你會認為，或早或晚，上校會想出一套說辭來應對這些執拗的“學生”，否則“校長”便會指定一位更有能力的職工來維持秩序了。
“上校說的是真的？”格蘭傑說道，“他有時間去清點敵人的死亡人數，而不去算算他自己的？”
上校頗具耐心地又編出一套回避的說辭，他心裏很清楚，若是有人繼續追問的話，那麽這套說辭就又不成立了。那些法國記者隻是沉默地坐在那裏，神情憂鬱。如果美國記者逼得上校坦白了些什麽，他們就會一把抓住，但他們不會主動引誘自己的同胞。
“上校說敵軍被我們趕跑了。在火線後方是可以清點死亡人數的，但目前戰鬥還在進行，你不能指望讓正在前進的法軍部隊統計具體的傷亡數字。”
“並不是我們指望，”格蘭傑說，“而是參謀部到底知不知道。你是在認真地告訴我們說，各排不會及時通過對講機報告傷亡情況，是嗎？”
上校開始按捺不住自己的脾氣了。我想，如果他一開始便攤牌，堅定地告訴我們，他知道傷亡人數但不想說，那麽情況或許會好一些。畢竟這是他們的戰爭，不是我們的。上帝沒有賦予我們必須了解到真實信息的權利。我們不用跟巴黎的左派議員們爭鬥，也不必在紅河與黑水河之間同胡誌明的軍隊戰鬥。我們並沒有人為此死亡。
上校忽然間脫口而出地說道，法軍的傷亡人數比例是一比三，說完便背過身去，怒氣衝衝地瞪著地圖。這些死去的人是他的戰士，他的同僚，是他在聖西爾軍校的同窗——跟格蘭傑預測的數字並不相符。格蘭傑說著：“現在咱們總算搞清楚大致情況了。”一麵朝著他的同行望去，露出癡呆一般的勝利表情。那些法國記者低著頭，沮喪地記下這個數字。
“這個比例可要高於朝鮮戰場。”我假裝不了解地說道，不過我卻給了格蘭傑一條新的線索。
“問問上校，”他說，“法軍接下來準備怎麽辦？他說敵軍正渡過黑水河逃竄……”
“紅河。”翻譯糾正他說。
“我們不在乎這條河是什麽顏色的。隻是想知道，法軍現在準備怎麽辦。”
“敵軍正在逃竄。”
“他們到達河對岸時，會發生什麽情況？那時你們準備怎麽辦？你們是不是打算在河邊一坐，然後就宣布戰爭結束了？”法國軍官懷著陰鬱的耐心聆聽著格蘭傑的咄咄逼人的聲音。現在的戰士們，還得學會忍氣吞聲。“你們準備給他們投些聖誕賀卡嗎？”
上尉一字一句地翻譯這段話，甚至連“聖誕賀卡”這種詞也翻譯出來了。上校對我們冷笑，“不投聖誕賀卡。”他說。
我想是上校的年輕與英俊惹惱了格蘭傑。這個上校不是一個——至少不是格蘭傑以為的那樣——有男子漢氣概的男人。他說：“你們總不會投些別的什麽東西吧。”
上校忽然說起英語來，並且還很流利。他說：“如果美國人承諾的供給物資到位的話，我們就有更多可投的東西了。”盡管他的舉止文雅，但頭腦還是太簡單了。他居然相信一個新聞記者會去關心祖國榮譽，而枉顧新聞采訪。格蘭傑尖銳地指出（他的記性相當好，能記住每一個日期）：“你的意思是，應該在九月初就抵達的供給物資，現在還都沒運到嗎？”
“沒有。”
這下格蘭傑可得到他想要的新聞了，他立即動筆記下來。
“很抱歉，”上校說，“這一點不能在報上發表，隻能作為背景來參考。”
“但是上校，”格蘭傑抗議道，“這可是新聞。在這方麵，我們能間接地幫上忙。”
“不，還是讓外交官們去交涉吧。”
“發在報上的話，又有什麽弊端呢？”
法國記者一臉困惑：他們幾乎不懂英語。上校又沒有按照規定的那樣講法語，他們隻好氣憤地相互低聲抱怨。
“或利或弊，我不作判斷，”上校說，“也許美國的報紙們會說，‘噢，法國人一直在抱怨，一直在乞討。’那些在巴黎的共產黨人又會發出譴責，‘法國人正在替美國人流血，而美國卻連一架二手直升機也不給派過來。’無論怎樣，都不妥當。到頭來，我們還是得不到直升機，而敵人還在那裏，距離河內不過五十英裏。”
“至少我們可以在報紙上登，你們急需直升機，可以嗎？”
“可以這麽寫，”上校說，“六個月前，我們有三架直升機，現在我們隻有一架。一架而已。”他又重複一遍，語氣驚詫又痛苦。“你可以說，如果有人在戰鬥時負傷，不是重傷，隻是受了傷而已，那麽他大概會覺得自己是必死無疑了。躺在擔架上十二小時，或許二十四小時之後，才會被抬上救護車，然後在前方等著他的，是糟糕的路況，就地拋錨，或者遭遇一次伏擊，最後死於壞疽。倒不如當時就直接被打死，那樣還好過一些。”法國記者們都向前探著身體，竭力想弄明白上校的話的意思。“你們可以把這些都寫上。”他說，在他那漂亮的身形映襯之下，其怨恨情緒顯得更為強烈。“翻譯給他們聽。”他命令道，說完便走了出去，撇下那位上尉來完成那項極為生疏的任務：將英語翻譯成法語。
“戳到他的痛處了。”格蘭傑得意地說，然後他便跑去酒吧的角落裏去寫電報了。我的電報也沒花很久就寫好了——反正我在發豔的那些經曆，也沒有必要去寫，那些新聞審查官肯定通不過的。如果故事足夠好的話，我可以飛到香港去，在那裏寫好並發出去，但是真有什麽新聞值得去冒被驅逐的風險嗎？我很懷疑。被驅逐可是一輩子的事情，那意味著派爾會取得勝利，但是等我回到我住的旅館，在信箱裏等著我的，恰是他的勝利，也是我的結局——一封恭喜我升遷的賀電。但丁從沒想過以這種方式懲罰他詩篇裏受譴責的情人們。保羅也從未這樣被提拔進入“煉獄”[26]。
我上樓回到我空****的房間裏，冷水龍頭正在滴著水（河內是沒有熱水供應的），我坐在床邊，頭上的那頂蚊帳像是一大團烏雲。我要去擔任國際新聞部的新編輯，每天下午三點半上班，在倫敦黑衣修士站附近那座陰沉的維多利亞時期的建築裏，電梯口還掛著一幅索爾茲伯裏爵爺[27]的畫像。他們從西貢送來了這個好消息，我不知道這個事情是不是已經傳到鳳的耳朵裏了。我當不成記者了，以後我得發表意見，作為擁有這個空洞特權的回報就是：我跟派爾競爭的最後一絲希望也被剝奪了。對付這個幼稚的家夥，我有足夠的經驗，在兩性的遊戲之間，年紀也是一張好牌，跟青春一樣，但現在，我連有限的十二個月的未來都無法提供，而前途才是真正的王牌。我很羨慕那些心懷家鄉又隨時準備赴死的軍官。我想大哭一場，但我的淚腺早已幹涸，就像這裏的熱水管。噢，讓別人回家去吧——我隻要我在卡提拿街上的那間小屋。
入夜後的河內氣溫驟降，燈光也不及西貢那樣明亮，倒是跟這裏女性所穿的深色衣服和戰爭的氣氛很搭。我沿著甘貝塔街走去和平酒吧——我不太願意去大都會酒店跟那些法國高級軍官，以及他們的老婆和女人們一起喝酒。在我快走到酒吧時，我聽見遙遠的炮聲從和平府那個方向傳過來。白天時，那裏淹沒在交通噪聲裏，但現在一切都很安靜，隻能聽見車鈴的叮當聲，那是三輪車夫在招攬生意。佩特裏坐在老地方。他長了一個古怪的長腦袋，那隻腦袋擱在肩膀上的樣子，活像一隻鴨梨擺在碟子裏。他是名警察，娶了一個美貌的東京女子為妻，這間酒吧就是他妻子開的。他這個人也不怎麽戀家。作為科西嘉人，他對馬賽情有獨鍾，但比起馬賽的話，他更願意天天在甘貝塔街的人行道旁閑坐。我在想，他是不是已經知道我那封電報的內容了。
“玩一把“四二一”？”他問道。
“幹嗎不呢？”
我們開始扔骰子，我覺得對我而言，重新開始另一種生活——遠離甘貝塔街與卡提拿街，喝不到味美嘉喜雞尾酒，聽不到這熟悉的骰子聲，瞧不見在地平線上像時針一般轉動著的炮火——那幾乎是不可能的。
我說：“我要回去了。”
“回西貢嗎？”佩特裏一邊問著，一邊扔出個四二一點來。
“不。英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