麥克夫人過去常說,窮人的預算裏全都是陰謀詭計。每當她想讓我們中的一個去嚐試新騙局時,就會這麽說。我們這群孩子,都生活在小白獅街鳥類商店樓上的小房間裏,活得像是踩著滑板的老鼠。

近來,我一直在想麥克夫人,還有馬丁、莉莉和船長,甚至會想麵色蒼白的喬,他是我第一個真正愛過的人(如果把我父親也算上的話,喬隻能排在第二位,但我不怎麽把父親算在內)。

以麥克夫人的行事作風來說,她對我還算不錯。這種作風包括,誰要是惹她惱火了,用刻薄的話罵人了,就會挨頓“胖揍”。不過,和大部分人相比,她算是好的了——以她的行事作風來說。她對我很好。在我絕望時,她收留了我;我覺得她甚至是愛我的。我最終背叛了她,但隻是在我不得已的情況下。

生活在這一邊是不同的。人類都是藝術館館長:每個人都對自己最喜歡的記憶進行加工上色,經過一番排列組合,編造一段討人喜歡的故事。某些事,因為要拿出來展示,得經過修複、拋光;被認為不值一提的,就拋在一邊,藏進腦子裏那個擠得滿滿當當的地下儲藏間。在那裏,要是運氣不錯的話,這些事很快就會被遺忘。這是一個有欺騙性的過程,但要想活得心安理得,要想擔得起過往的重量,這是唯一的辦法。

但這裏不同。

我記得一切,記憶依照應有的順序,形成不同的畫麵。

如果房子裏隻有我一個,時間會以不同的方式流逝;我沒法搞清楚過了多少年。我知道,太陽不斷地升起來、落下去,然後月亮掛在天上,但我再也感覺不到時間的流逝。過去、現在和未來都是毫無意義的。我身處時間之外。這裏,那裏,那裏,這裏,我同時身處各處。

現在,按照我的客人的時間來計算,他和我一起待了五天了。他剛來的時候,我很驚訝。他的行李箱上有劃痕,肩上背著那個棕色的袋子,這讓我想起了愛德華的書包;那天晚上,房子上了鎖,而他依然在,這更讓我感到驚訝。這裏已經很久沒人留宿過夜了。自從藝術史學家協會把這棟房子向公眾開放以來,我隻會在周末看到一日遊的旅客,腳上穿著舒適的鞋子,手裏拿著旅行指南。

協會的人把老麥芽坊的幾個房間安排給他住,那裏是封閉區域的一部分,曾給一個看門人用作短期住宿,而且那裏是不允許來訪的公眾進入的。他沒法住到房子裏來,因為這棟房子現在就像是個博物館。為了給那些一到周末就來這裏亂轉的遊客留出地方,古董家具都被“安置”了起來。大部分家具都是愛德華自己收藏的,是他在買下房子時附送的。椅子上擺放著一束束薰衣草,都用天鵝絨蝴蝶結係著。這樣一來,就不會有人坐在那些椅子上了,雖然椅子的用處就是給人坐的。

每個星期六上午,在我的掛鍾敲響十下之前,都會有一群誌願者到來。他們在房子四周各就各位,每個房間裏都有一個人。他們的脖子上都掛著標牌,上麵寫著“導遊”,可他們的工作卻是提醒人們不要隨便觸摸!他們事先準備的那些有關過去的趣聞逸事,並不完全正確,但隻要和將信將疑的遊客目光交會,他們就會憑借著高談闊論,讓遊客們乖乖進入他們的“圈套”。

尤其是一個叫米爾德麗德·曼寧的誌願者。她喜歡坐在一把貴格會[7]樣式的椅子上,椅子就擺在通往閣樓的樓梯盡頭。她咬著牙,露出一個陰冷的、近似微笑的表情。要是有不知情的遊客在參觀過程中把宣傳冊放在她旁邊的桌子上,就會被她抓個現行,沒什麽比這更讓她高興的了。這種違規行為給了她寶貴的機會,可以讓她緩慢而莊嚴地說:“愛德華·拉德克利夫的家具上不得擺放任何物品。”

愛德華會恨她的。他無法忍受對“物品”的那種狂熱的過度保護欲。他認為,美麗的物品應該被珍惜,而不是被供奉。因此,想著愛德華,在秋天漸漸臨近的日子裏,我會整個下午都趴在米爾德麗德的肩膀上。當我離得太近時,任何衣服都沒法讓一個人暖和起來。

我已經摸過底了:我的客人的頭發是暗金色的,皮膚因日曬呈棕褐色。他的雙手不像畫家的手那麽精致。他的手飽經風霜,是一雙會幹活的手。這雙手的主人,每天外出時知道如何使用他隨身攜帶的工具。

自從他來了這兒,一直都在忙。日出之前他便早早起來,雖然他似乎並不樂意早起。他呻吟著,眯著眼睛看看放在床邊的電話,確定是幾點鍾,然後掙紮著起來,而不是賴在**。他會馬馬虎虎地快速泡上一杯茶,然後衝個澡,穿上衣服。他總是穿著同樣的衣服:一件T恤衫,一條褪色的藍色牛仔褲。頭天晚上,這些衣物都被他扔到了角落裏的曲木椅上。

不管在做什麽,他都要皺眉看著莊園的地圖和一堆手寫的筆記。我曾隔開一段距離站在他身後,試圖弄清楚他在做什麽。但是沒用。手寫的字跡太小,看不清,我又不敢靠得太近。我們認識的時間還短,我還不確定自己可以靠他多近。有我在身邊,會讓人感到壓抑,我不想把他嚇跑。

目前還不想。

所以我等待著。

至少我知道他那個棕色的袋子裏裝著什麽;昨晚,他打開了那個袋子。裏麵裝著一部照相機。要是費利克斯現在還能再活過來,突然出現在這裏的話,他會覺得這部照相機挺不錯。

不過,也有費利克斯弄不明白的東西。我的客人能把照相機和電腦連起來,然後,屏幕上就會顯現出圖像,就像是魔術一樣。不再需要暗房,也不用再配製刺鼻的顯影液。

昨晚,我看著他一張又一張地翻看照片,拍的是墓地,主要是墓碑。墓碑上的人沒有我認識的,但我還是驚呆了。這是我這麽多年來,第一次能夠“離開”這個地方。

我覺得納悶:對於他為什麽來這兒,他的照片能告訴我些什麽呢?

就目前來看,還遠遠不夠。

他現在出去了,不知道去了什麽地方,早餐時他就走了。但我有耐心,現在,我要比以往耐心得多。

我一直在樓梯上透過窗戶朝外看,越過窗外的栗子樹,朝我的老朋友泰晤士河望去。我不指望我這位年輕的客人會從這邊回來:和之前來伯奇伍德的人不同,他並不喜歡泰晤士河。他有時會凝視著它,就像人們凝視一幅畫那樣,但他隻是遠遠地看著,而且我覺得,他在凝視著它的時候並不愉快。到目前為止,他還沒坐過船。

我和他可不一樣,我喜歡看泰晤士河。它在我的一生中流淌,就像血液在身體中流淌。如今,我隻能往北走到田間穀倉那麵牆,往西走到哈福斯特德溪,往東走到果園,往南走到日本紅楓。這些年來,我一直試圖走得更遠些,唉,但無濟於事。要我說,那種感覺就像是一個錨被什麽東西拽著。我不懂物理,我隻知道事情本就如此。

我的客人不像我起初想的那麽年輕。他肌肉發達,很能幹,在他身體中跳動著的脈搏仿佛在訴說,這是一頭被硬關進來的困獸,他在因為某件事而苦惱。苦難讓人吃不消:我的父親在我母親去世後的幾個月裏,一下子老了十歲。那段時間,房東開始找上門來。他和我父親之間的對話令人緊張,而隨著時間的推移,演變成愈發激烈的爭吵。直到最後,在一個淒涼的冬日裏,房東高喊著,他可不像聖人那麽有耐性,也不是搞慈善的。於是,父親隻得另尋他處,換個地方住了。

我這位客人的苦難是另一種。他有一個磨舊了的皮夾子,裏麵有一張打印出來的照片。我看到他曾在深夜裏把照片拿出來,端詳一番。照片上有兩個小孩,還都是嬰兒。其中一個對著鏡頭咧著嘴笑,那種幸福令人感到心滿意足,另一個看上去更內斂些。

他盯著照片皺眉,用拇指蹭著照片的表麵,仿佛這樣做可以把照片放大,讓自己更近地瞧一瞧——這讓我確信,照片上是他的孩子。

然後,昨天晚上,他用手機給莎拉打了電話。他的聲音很熱情,彬彬有禮的,但從他緊握著筆、用手抓著頭發的樣子,我可以看出他內心的掙紮。

他說“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還說“你會看到,我已經變了”,還說“我肯定該有第二次機會的吧?”

通話時,他一直盯著那張照片,指尖不安地在照片左上角撚動。

正是他的那番通話,讓我想起了自己的父親。因為在麥克夫人和船長之前,還有我的父親,總在尋找第二次機會。他是個鍾表匠,技藝嫻熟,沒人能超過他的手藝,要維修最精巧的鍾表,人們都來找他。“每塊鍾表都是獨一無二的,”他常常告訴我,“這就像是一個人,無論長相一般還是漂亮,都不過是戴了張麵具,把複雜的內裏隱藏起來。”

有時,我和他一起去修理鍾表。他說我是他的小幫手,但我其實幫不上什麽忙。他被人領著去圖書室或者書房,我則無一例外地被盡職盡責的女仆帶去樓下的廚房。廚房都特別寬敞,冒著熱氣,為英格蘭那些富麗堂皇的大房子提供吃食。每個廚房裏都有一個胖胖的廚娘,在她的一畝三分地裏忙個不停,臉頰紅彤彤的,眉毛上掛著汗珠,源源不斷地往食品櫃裏塞甜絲絲的果肉果醬和新鮮出爐的麵包。

我父親曾經告訴我,我母親就是在這樣的房子裏長大的。他說,他去給她的父親修表,她就坐在樓上的大窗戶裏。他們倆四目相對,愛上了彼此。自此之後,沒有什麽能讓他們分開。她的父母勸過她,她的妹妹懇求她留下,但我母親年輕任性,驕縱慣了,所以就跑了。一般說來,孩子都是按照字麵的意思去理解一個詞。每次聽父親講起這件事,我都想象母親在奔跑著,緞麵的裙擺在身後飛揚,她逃離了若隱若現的城堡,拋下了心愛的妹妹,徒留霸道的父母大發雷霆。

我以為是這樣的。

因為我沒有機會去了解我的母親,所以父親不得不給我講些故事。她去世那天,離她二十一歲的生日隻差了兩天,我當時隻有四歲。她死於肺癆,但父親讓驗屍官在死亡證明上寫的死因是“支氣管炎”,因為他覺得,這樣聽起來更優雅些。他其實不必為此費心:嫁了我父親,沒了勳貴之家的庇護,她和千千萬萬的普通人無異,不會在曆史上留下半點筆墨。

父親在一個黃金吊墜中珍藏著母親的畫像,是一幅小小的素描畫,我把它當成寶貝。直到我們被迫搬到東倫敦的一塊彈丸之地,住在一條窄窄的巷子裏,房間四下漏風,泰晤士河的氣味充斥鼻間,海鷗的鳴叫和水手的吆喝交織成歌,不停在耳邊盤旋。那個吊墜落到了一個舊貨商手裏。我不知道裏麵的畫像去哪兒了。它在時間的縫隙中滑落,去了那些找不回來的東西該去的地方。

我父親叫我柏蒂,他說我是他的小鳥。

他說我的真名很好聽,但那是成年的女士才會用的名字,那種名字意味著身穿上好的絲綢長裙,但沒有可以飛翔的翅膀。

“我需要的是有翅膀的名字嗎?”

“哦,是的,我覺得是。”

“那為什麽你給我起的名字沒有翅膀呢?”

接著,他變得認真起來,每當話題稍稍和她沾邊兒,他都會如此:“你的名字取自你外公的名字。你母親覺得,你身上該帶有她的家族的印記,這對她很重要。”

“就算他們都不想認識我?”

“是啊。”他笑著說,然後揉了揉我的頭發。我總會因為他的這個動作而感到安心,仿佛和他的愛比起來,無論缺了什麽都不重要。

我父親的工作室裏充滿了驚奇。窗子底下是一張又高又大的工作台,上麵擺著一大堆各式各樣的彈簧、鉚釘、天平、電線、鍾表、鍾擺和精美的指針。我過去常常在工作室門開著的時候偷偷溜進去,跪在木凳上,在他工作的時候對他的工作台探索一番:把讓人好奇的精巧裝置翻過來調過去;用指尖在丁點兒大、不經擺弄的零件上輕輕按壓;舉著不同的金屬製品,讓它們在太陽光的照射下閃耀。我的問題一個接著一個,他戴著眼鏡目不轉睛地回答,但他讓我發誓,對於我看到的事,不向任何人透露一個字,因為我父親不僅僅在修理鍾表,他還在研究自己的發明。

他的宏偉計劃是做出一台神秘時鍾,但需要他在工作台上長時間地不斷工作,還要經常偷偷摸摸地去大法官法院——那兒是注冊和頒發發明專利的地方。我父親說,有了神秘時鍾,我們就發財了。要是鍾表的鍾擺不需要機械裝置就能擺動,哪個有錢人會不想要一台呢?

他說這些話的時候,我鄭重地點了點頭——因為他說這些的時候是一副一本正經的樣子——但實際上,那些普通的鍾表同樣讓我印象深刻。他工作室的牆壁上,掛滿了普通的鍾表,從地板到天花板,排得整整齊齊。它們嘀嗒嘀嗒的心跳聲和鍾擺的搖晃總是有種輕微的不和諧。他教我如何給鍾表上弦,我就站在房間中央,凝視著時間不盡相同的表盤,聽它們嘖嘖嘖地朝我齊聲歌唱。

“但是,哪個顯示的時間是正確的?”我會問。

“啊,小鳥,你應該問:哪個顯示的不正確?”他解釋說,沒有正確的時間。時間是個概念:它沒有結束,也沒有開始;你看不見它,聽不見它,也聞不見它。當然,時間是可以衡量的,但沒有什麽字眼能用來確切地解釋它。至於“正確的”時間,那不過是人們同不同意的問題。“你還記得火車站月台上的那個女人嗎?”他問道。

我說我記得。一天早上,我父親在倫敦以西的一個火車站修理車站大鍾,而我在一邊玩兒。我注意到,售票處的牆上掛了一塊小一些的鍾表。我不玩兒了,盯著兩塊截然不同的表盤看來看去。這時,一個女人走到我的身邊。她指著那塊小一些的表盤解釋道:“那塊顯示的是實際時間。而那一塊,”她眉心微鎖,看著我父親剛剛上完弦的大鍾,“顯示的是倫敦時間。”

我因此知道,雖然我不能同時出現在兩個地方,但我肯定可以在兩個不同的時間,出現在同一個地方。

不久之後,我父親提議去趟格林尼治,那裏是“子午線的家”。

格林尼治子午線。新的詞匯就像是一道咒語。

“時間從這條線開始,”他繼續說道,“從北極到南極,它把地球一分為二。”

這話聽來令人印象深刻,我孩童時代的想象力又極其豐富,這讓我覺得,現實難免會讓人失望。

到達目的地時,我們看到的是一片被精心照料的草坪和一座宏偉的石頭建造的宮殿,地麵上沒有我想象的那條巨大、參差不齊的裂縫。

“就在那兒,”他伸直了胳膊指給我看,“就在你麵前,一條直線,經度為零。”

“可我什麽都沒看見。我隻看到了……草。”

聽了我的話,他哈哈地笑了起來,揉亂了我的頭發,問我願不願意去看看皇家天文台的望遠鏡。

在母親去世前的幾個月裏,我們去過好幾次格林尼治,都是走的泰晤士河。坐船往返的途中,父親教我讀書識字,教我辨別河水是漲是落,教我讀懂同行旅客的表情。

他教我通過太陽判斷時間。他說,人類曆來對天上那又大又圓、熾熱無比的太陽感到著迷:“因為它帶給我們的不僅僅是溫暖,還帶來了光,我們的靈魂最渴望的東西。”

光。我開始看著春日裏樹上的光,注意到新生的嬌嫩樹葉在光的照耀下變得透明起來。我觀察著光如何在牆上投下陰影,如何令水麵變得似真似幻,如何在穿過鍛鐵欄杆時,在地麵上留下耀眼的絲網。我想觸摸它,這個奇妙的工具,用指尖握著它,就像是握著父親工作台上那些不大點兒的小東西一樣。

捕捉光成了我要幹的大事。我找到一個空的小鐵罐,蓋子和鐵罐之間有鉸鏈連著。我還找來一個釘子,用父親的一把錘子在鐵罐頂部鑿了幾個小孔。我把這個小玩意兒拿到外麵,在我能找到的陽光最明媚的地方坐下來等著,直到鐵罐的頂部曬得燙手。唉,可等我掀開蓋子時,發現沒逮著閃閃發亮的光,生鏽的舊鐵罐裏不過空空如也。

麥克夫人過去常說,屋漏偏逢連夜雨——這說的可不是天氣,不過我花了好長時間才弄明白,這話是用來說禍不單行的。

母親過世後,我和父親的日子開始禍事連連。

首先,我們不再去格林尼治了。

其次,我們見到耶利米的時候越來越多了。他是父親的朋友,那種在同一個村子裏長大的發小。我母親還在世的時候,他偶爾會來訪,因為我父親有時會把他當作學徒帶在身邊,一起修理火車站的大鍾。但憑著小孩的本能,我隱約知道,父母會因為耶利米而鬧得關係緊張。我記得父親會安撫母親,向她保證說“他就這麽些本事,已經盡力了”或者“他沒有惡意”,還會提醒她,雖然耶利米身上有諸多不是,但他是“好人,真的,很上進的”。

不可否認的是,說他上進倒是真的:耶利米絕不錯過任何他能遇到的機會。他做過舊貨商、硝皮匠[8],還一度認準自己能借著上門推銷發大財,那時他賣的是斯氏芳香含片,據說有使“男性持久力驚人”的功效。

母親去世後,父親陷入悲傷的泥潭不可自拔,耶利米便開始帶他下午出去好長時間,兩個人天黑後才跌跌撞撞地回來,父親迷迷糊糊地掛在朋友的肩膀上。然後,耶利米就在我家客廳的沙發上睡一晚,第二天再“幫”我們脫離困境。

那時,父親的日子變得越來越閑。他的手開始發抖,而且沒法集中注意力。他的活兒越來越少,這讓他更加痛苦。不過,耶利米總在他身邊支持他。他讓我父親相信,他一直都把時間浪費在了維修鍾表上,隻有完善他的神秘時鍾才有前途可言,如果耶利米給他當經紀人,他倆一定能發財。

房東最終耗盡耐性的時候,是耶利米找關係,幫我父親在一棟住宅樓租地方住了下來。那棟樓的房間都不大,附近是聖安妮教堂,我們租的房間被尖塔的陰影籠罩著。耶利米似乎認識不少人,總有可以冒險一試的主意和“一點兒小買賣”。監督我父親去賣專利的,是耶利米;有法警說我父親欠他錢,開始整天來我家敲門時,告訴我不要擔心的,也是耶利米。他說自己認識一個在萊姆豪斯區開賭場的人。我父親隻需要一點點運氣就能好起來。

我父親開始整夜泡在樓下小街那間小酒吧裏,天蒙蒙亮的時候才筋疲力盡地回來,一身煙味兒和威士忌味兒,坐在空桌子旁,叼著煙鬥,昏睡過去——為了還賭債,他把最後那點兒黃銅零件和鉚釘都賣了——到了這個時候,還是耶利米傷心地搖著頭說:“你老爸就是不走運。我還從沒見過點兒這麽背的。”

法警不斷來敲門,可我父親就當沒聽見。他反而開始迷戀上美國。他的處境糟透了,有這樣的念頭也合情合理。我們要把悲傷和不幸的回憶都拋下,去新的地方重新開始。“小鳥,去了會有土地,”他說,“還有陽光。那兒的河流也清澈,在那兒,翻地時也不用擔心挖到過去什麽人埋下的屍骨。”他把我母親最後的一些衣服都賣了,那是他一直給我留著的;還買了兩張低等艙的船票,等著坐下一班船去美國。我們把僅存的那點兒家當都打了包,裝進人手一隻的小行李箱裏。

我們要離開的那個星期很冷,倫敦下了第一場雪。父親急於為這趟行程盡量多攢些路費。我們整天待在河邊,因為最近有一艘補給船在河裏翻了船,河邊淤泥裏埋著的好東西,成了那些最需要它們的人的戰利品。我們一刻不停地幹活,從早到晚,無論下雨還是下雪。

在泥裏幹活讓人筋疲力盡,但有天晚上,我比平時還要累,我倒在**,身上都濕透了,怎麽也起不來。突然間,我覺得頭暈目眩,渾身都疼,一陣陣發冷,身子又重又沉。我的額頭滾燙,牙齒卻直打戰。我開始感到昏天黑地,就像是有人用簾子把天地都給遮了起來。

我覺得自己漂浮著,像是波濤洶湧的大海中一條漂浮不定的小木船。我時而聽到父親的聲音,時而聽到耶利米的聲音,但他們短暫的隻言片語過後是大段大段的夢境,生動逼真的故事在我的腦海中浮現,怪異,又奇特。

我燒得越發厲害,感覺房間裏都是陰影和高矮不一的妖怪。它們在牆上搖搖晃晃地爬來爬去,瘋狂的眼睛瞪得大大的,伸著尖尖的爪子來抓我的被子。我翻來扭去地躲著它們,床單都被我浸濕了,嘴裏好像還念叨著什麽性命攸關的咒語。

一些話像燒熱的針頭一樣紮著我,把我從幻覺中拉了回來,都是些熟悉的字眼,比如醫生……發燒……美國……那些曾經對我有意義又重要的字眼。

然後,我聽到耶利米說:“你必須走。法警還會回來,他發誓說這次要把你關進監獄,或者比那還要更糟。”

“可這孩子,我的小鳥——她這樣子沒法上船。”

“把她留在這兒。你安頓好之後派人來接她。總有人會收一筆小錢,照看這孩子的。”

我的肺、我的嗓子、我的腦袋都一邊使勁地灼燒著,一邊想要齊聲大喊“不!”,可我也不知道這個詞是不是從我的嘴裏冒了出來。

“她沒我不行。”我父親說。

“那更糟糕,要是法官讓你以命抵債呢?”

我想大聲喊出來,想要伸手抓住父親,想黏著他再不撒手,這樣我們就永遠不會分開。但沒用的。怪物又把我拖了回去,我什麽都聽不到。白晝被黑夜吞噬,我的小木船再次駛入疾風驟雨的大海。

這是我最後的一絲記憶。

等我清醒過來,發現已經是早上了,屋外亮堂堂的。我聽到的第一個聲音是窗外的鳥叫。不過,那些鳥不同於伯奇伍德莊園的鳥,它們是用鳴叫聲歡快地迎接清晨的到來;也不同於在我們那棟富勒姆的小房子築巢的鳥——它們把巢築在了我們家的窗台底下——那是一大群叫聲嘈雜刺耳的鳥,數以百計,在用我聽不懂的鳥語粗聲粗氣地抗議、嘲諷。

教堂的鍾聲響了,我立刻聽出來那是聖安妮教堂的鍾聲,但又莫名地不同於我所熟悉的鍾聲。

我成了失事船隻上的水手,被衝上了一片異域的陌生海岸。

接著,我聽到有人在說話,是一個我不認識的女人的聲音:“她醒了。”

“爸爸。”我試著開口,但喉嚨幹得隻讓我發出來一個氣音。

“噓……乖,好了,”那個女人說道,“乖,好了。有麥克夫人在呢。一切都會好起來的。”

我微微睜開眼睛,發現一個龐大的身影籠罩著我。

除此之外,我看見我的小行李箱放在窗邊的一張桌子上。有人把它打開了,我的衣服整齊地堆放在箱子旁邊。

“你是誰?”我出聲問道。

“哎呀,我當然是麥克夫人啊。這個小夥子是馬丁,那邊的是船長。”她的聲音是歡快的,但透著些不耐煩。

我環顧四周,很快意識到周圍的陌生環境,以及她指著的陌生人是哪兩個。“爸爸呢?”我開始哭喊。

“噓!老天爺!小丫頭,你沒必要又哭又鬧。你很清楚你爸爸去了美國,等他準備好了就會派人來接你。在此期間,他請麥克夫人照看你。”

“我在哪兒?”

她笑了:“哎呀,小丫頭!你現在當然在家裏,別再大喊大叫了,不然你這漂亮的小臉蛋兒會叫風給吹變樣的,那可就不漂亮了。”

於是,我再一次降生到這人世間。

一次是降生在我父母居住的小房間裏,我們在富勒姆的家。那是一個清新的夏夜,圓月當空,星辰閃耀,窗外的河流像一條周身閃著光芒的蛇。

另一次是降生在麥克夫人的房子裏,我那時七歲。她家樓下是鳥類商店,位於科文特花園一帶被稱作七晷區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