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第二天清晨，他們站在碼頭上。曙色未明，東方天際上掛著幾條淡淡的雲彩。村莊裏的茅棚仍然遮掩在一片銀輝裏。淩晨兩點刮過一陣台風，烏雲像旋轉著的柱子一樣從海岸疾馳過來。暴雨初停，至今空氣還寒意襲人。他們翻起外衣的領子站在那裏，望著對麵法屬地河岸。貝羅特太太沿著由平房通向河岸的小道走過來，她兩眼睡意蒙矓，一邊走一邊揉著眼皮。從河對岸隱約傳來一隻山羊的咩咩叫聲。“他們晚了嗎？”貝羅特太太問。
“沒晚，我們來早了。”斯考比的望遠鏡一直瞄準了河對岸，他說，“他們已經動起來了。”
“那些可憐的人。”貝羅特太太說著在早晨寒冷的空氣中打了個寒戰。
“他們活過來了。”醫生說。
“是的。”
“從我這個行業看，這一點是最重要的。”
“經過這種事故，神經還能複原嗎？風吹雨打地在小船上過了四十天。”
“隻要能活過來，”醫生說，“就可以說是複原了。人們逃不過的是失敗，而這次應該看作是成功。”
“他們正從小房子裏往外抬人，”斯考比說，“我想我一共數了六副擔架。現在正在往岸邊拖渡船呢。”
“我們接到的通知是準備接九個臥擔架的重病號和四個能行動的輕病號，”醫生說，“可能又有人死了。”
“也可能是我數錯了。他們現在正往河岸抬。我看應該是七副擔架。我看不清楚哪些人是能夠行動的。”
寒冷、朦朧的光線無力驅散晨靄，黎明時分的河麵比在中午看上去還要寬闊。一隻土著人乘坐的獨木舟黑乎乎地從霧中顯現出來，載著的可能是那些還能自己行動的遇險人員；轉眼間，這隻船已經迫近他們眼前了。在河的另一邊，一艘汽艇的馬達大概出了毛病，站在這邊岸上可以聽到一陣陣不規則的劈劈啪啪的聲音，好像一隻野獸在喘氣。
第一個走到岸上來的人，一個能夠獨自行動的遇險者，是一個已經有了一把年紀的人，他一隻胳臂懸在吊帶裏。這個人頭上戴著一頂髒兮兮的白遮陽帽，肩上披著一塊土布，一隻沒有吊繃帶的手不斷地揪扯、搔弄著臉上的白胡子茬。“我是洛德爾，輪機長。”他帶著濃重的蘇格蘭口音說。
“歡迎你回到家裏來，洛德爾先生。”斯考比說，“你能不能先到上邊房子裏去？醫生隨後就來。”
“我不需要醫生。”
“那你就坐下歇一會兒吧。我馬上就來。”
“我要向負責的官員做個匯報。”
“你帶他上去好不好，貝羅特？”
“我是區專員，”貝羅特說，“你可以把經過情況向我匯報。”
“那咱們還等什麽呢？”輪機長說，“輪船已經沉了快兩個月了。船長已經遇難了，擔子都落在我的肩上。”當他們往山坡上帶陽台的平房走去的時候，這個人的蘇格蘭腔調好像轉動不息的發電機一樣仍然喋喋不休地傳到耳朵裏來：“我要對船主負責。”
另外三個人也上了岸。河對岸，修理汽艇的叮叮當當的聲音仍然在持續著：刺耳的穿鑿聲，金屬的敲擊聲，馬達仍然緊一陣、慢一陣劈劈啪啪地響著。兩個剛剛上岸的人是這種事故的慣例的犧牲品：兩個人都已經有了一把年紀，樣子像管道工，如果不是一個姓弗爾勃斯，另一個姓紐瓦爾，人們很可能把他們當作兩兄弟。這兩個人都是地位卑微、對什麽事都逆來順受的人物，即使是再大的凶險他們也視若平常。一個人軋壞了腳，拄著一支拐杖；另一個用撕碎的襯衫布條裹著一隻手。他們站在碼頭上，沒有半點兒興奮或驚奇的樣子，倒仿佛是站在利物浦街頭等著酒館開門似的。跟在這兩個人後麵走出獨木舟的是一個穿著防蚊靴、頭發灰白、身體壯實的女人。
“您的姓名，太太。”德魯斯一邊查對名單，一邊問，“是不是羅爾特太太？”
“我不是羅爾特太太。我是瑪爾坷特小姐。”
“您到上邊的房子裏去好嗎？醫生……”
“有比我嚴重得多的病人需要醫生照顧。”
貝羅特太太說：“也許你願意去躺一會兒。”
“我最不願意躺著，”瑪爾坷特小姐說，“我一點兒也不累。”她每說一句話就緊閉一下嘴巴，“我不餓。我神經不緊張。我要繼續往前走。”
“到哪兒去？”
“到拉各斯去。到拉各斯的教育廳去。”
“我恐怕你還要有不少耽擱。”
“我在路上已經耽擱了兩個月了。我再也耽擱不起了。工作等著我呢。”突然間，她仰起頭來，像隻小狗似的號叫起來。
醫生輕輕地挽著她的一隻胳臂說：“我們會盡一切力量讓你馬上到那邊去的。來，到房子裏去打個電話吧。”
“當然了，”瑪爾坷特小姐說，“什麽事在電話上都能解決。”
醫生對斯考比說：“叫那兩個人跟我們一起上去吧。他們兩個人都沒有問題。如果你想問他們什麽事，你可以盡管問。”
德魯斯說：“我帶他們走。你留在這裏，斯考比。汽艇也許會過來。我不會講法語。”
斯考比坐在碼頭的欄杆上，向河對岸望去。晨霧已經散開，對岸顯得更近了一些，他現在用肉眼也可以看清河對岸的景物了——白顏色的棧房，小泥棚子，汽艇上的銅製物件在陽光下一閃一閃地發亮，他還看到土著部隊戴的紅顏色的土耳其式軍帽。他想：在與此相同的情景中，我等待用擔架抬過來的也可能是露易絲——也許我不是在等待著。有人在他身邊欄杆上坐下來，但是斯考比並沒有轉過頭來。
“你在想什麽，先生？”
“我在想露易絲旅途很平安。”
“我想的也是這個，先生。”
“為什麽你總叫我先生，威爾遜？你又不在警察局工作。你讓我覺得我已經是個老人了。”
“對不起，斯考比少校。”
“露易絲叫你什麽？”
“叫我威爾遜。我想她不喜歡我的教名。”
“我相信他們已經把汽艇發動起來了。威爾遜，你替我做一件事，去通知醫生一下。”
一個穿著不太潔淨的白色軍服的法國軍官站在船首。一個士兵把一條船索投到岸上，斯考比接過來，係到碼頭上。“日安[51]。”他說著敬了一個禮。
法國軍官給他還了一個禮：這個人幹枯瘦削，左眼皮總是抽搐著。他用英文說：“早上好。我把七個臥擔架的病號給你帶來了。”
“我接到的通知是九個。”
“一個在路上死了，昨天夜裏又死了一個。一個是害黑水病死的，另一個死於——死於——我的英文不好，你們是說勞累嗎？”
“衰竭。”
“對了，衰竭。”
“如果你允許我的工人上船，他們會把擔架抬下來的。”斯考比轉過身對擔架夫說：“手腳輕一些，盡量輕一些。”他這樣命令實際上是多餘的，就是白人護理人員抬送病人也不會像這些擔架夫這樣細心。“你上岸來活動一下好嗎？”斯考比問，“也許你願意到屋子裏去喝杯咖啡？”
“不，不喝咖啡了，謝謝。我在這裏看著把事情辦完就成了。”法國軍官非常有禮貌，又很難令人接近，在整個這段時間裏，他的左眼皮卻一直不停地跳動，傳送出懷疑和痛苦的信號。
“我有些英文報紙，如果你想看看的話。”
“不用了，謝謝你。我讀英文很吃力。”
“你說得很不錯。”
“說是另外一回事。”
“抽一支紙煙嗎？”
“謝謝，我不抽。我不習慣美國煙草。”
第一副擔架已經抬到岸上來——被單一直遮到病人的下巴底下。從病人的一張呆板的、毫無表情的臉上很難看出這人的年紀。醫生從小山上走下來，迎向擔架，領著他們向招待所走去，病床已經在那邊準備好了。
“我從前常常到你們那邊去，”斯考比說，“同你們的警察局長一起打獵。一個很好的人，姓杜蘭——一個諾曼人。”
“他已經不在這裏了。”軍官說。
“回國了？”
“他在達喀爾的監獄裏。”法國軍官回答說。他像一個船頭雕飾似的站在船首，隻是左眼皮一刻不停地抽搐著。擔架緩緩地從斯考比身旁抬過去，走上小山。一個年紀最多不過十歲的男孩兒，臉燒得滾燙，一隻像幹樹枝似的細胳膊伸到毛毯外邊來。一個灰白頭發蓬鬆、散亂的老婦人一路扭動著身體，嘴裏喃喃地叨念個不停。一個酒糟鼻子的男人——一張焦黃的臉上翹著一個又紅又藍的大鼻子。擔架一副一副地抬上小山，擔架夫的腳步像騾子一樣穩健。“布呂勒神父呢？”斯考比問，“他是個好人。”
“去年害黑水病死了。”
“他在這個地方待了二十年，沒有休過一次假，對不對？很難找到能代替他的人了。”
“沒有人代替他的位置。”法國軍官說。他回過頭來對手下一個士兵厲聲吹喝了一句什麽。斯考比看了看下一個擔架上的病人，立刻又把頭轉到一邊。這副擔架上躺著一個小女孩——最多也不過六歲。她正昏昏沉沉地睡著，金黃的頭發因為汗水浸泡而纏結成一團，張著小嘴，嘴唇焦幹，龜裂了很多小口。每隔一會兒她就渾身抽搐一下。“太可怕了。”斯考比說。
“什麽太可怕了？”
“像這樣的一個孩子。”
“可不是。父母都死了。可是沒有什麽關係了，反正她也活不長了。”
斯考比看著擔架夫慢慢地爬上小山，他們**的腳板在地麵上輕輕地拍打著。他想：這件事真需要布呂勒神父的全部智慧才能解釋得了。並不是說孩子要死的事——這是不需要解釋的。即使是異教徒也知道，上帝的寵兒常常是短命的，盡管異教徒可能把這個歸於其他原因。但是為什麽這個孩子竟活了下來，整整四十天，日日夜夜在船上經受風吹雨淋，這是個謎。這件事怎麽能用上帝的愛去解釋呢？
但是他卻不能相信，上帝會這樣無情，不愛他的創造物。“她怎麽居然能活到今天呢？”他不覺問出聲來。
軍官麵色陰鬱地說：“他們在救生艇上當然盡量照顧她，把自己的一份水讓給她喝。這樣做當然是愚蠢的，可是一個人不能事事都講邏輯，遇到這種事誰都會思索一下。”這倒像是對斯考比要求解釋的一個提示——隻是太微妙了，簡直無法捉摸。他接著說：“這又是一個讓人氣惱的例子。”
這個人的一張臉因為幹枯瘦削幾乎可以說是醜陋的，包在顴骨上的肉皮看上去像是要綻裂似的，隻是因為看不到任何皺紋才能斷定是一張年輕的麵孔。法國軍官說：“她剛剛結過婚——啟程以前。丈夫遇難了。根據護照，她才十九歲。她也許能活下去。你看，她還有一些精力。”她的胳臂像是個小孩子的，露在毯子外邊，手指緊緊接著一個本子。斯考比看到她的結婚戒指鬆鬆地套在一根枯瘦的手指上。
“那是什麽？”
“郵票[52]。”法國軍官說，接著又惱恨地加了一句，“這場倒黴的戰爭開始的時候，她一定還在小學校念書呢。”
她就是這樣躺在擔架上，緊閉著眼睛，手裏接著一本集郵簿，被抬入了他的生活。斯考比永遠也忘不了這一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