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語言的未來
無論世界語言多樣性現狀如何，隨著世界主要文明語言的強勁發展，地方語言節節敗退，日漸式微。細究起來，這一問題與物種消亡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
瀕危的多樣性
斑點貓頭鷹在北美洲幾乎無人不知，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圍繞貓頭鷹保護問題所做的大量努力產生了巨大爭議，這些努力在結果上引發了同北美木材行業之間的衝突。從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省西南地區到華盛頓州和俄勒岡州南部，再到加利福尼亞北部沿海的馬林縣，貓頭鷹世世代代生活在這些地區的古老密林中。在伐木業和大林鴞（也就是常見的貓頭鷹）的雙重夾擊下，斑點貓頭鷹的領地遭到威脅，並日漸喪失。早在1990年，美國就正式將其認定為“受威脅物種”，加拿大則在2002年將其認定為“瀕危物種”。目前美國約有3000對斑點貓頭鷹可供繁殖，加拿大則不到100對。毫無疑問，北美斑點貓頭鷹的數量在大幅下降。這也提示我們，以北美古老森林為代表的整個生態係統已遭遇威脅。因此，采取措施保護它們的棲息地，減少對它們的威脅，毫無疑問是非常有必要的。
圖7.北美斑點貓頭鷹（西洋鴞）
北美斑點貓頭鷹遭遇生存危機，引發了公眾的極大關注。在此，有必要將這場危機與另一場進行對比。在北美斑點貓頭鷹的曆史活動範圍內，現在仍然在使用的北美土著語不過24種左右，分屬大約6個語係，還包括一些孤立語。（具體清單見表4，其中各語種目前使用人數來自“民族語”）
如表4中所示，上述語言目前現有使用人數總計1600多人（毫無疑問是樂觀統計），所有人加起來不過是目前現存斑點貓頭鷹的四分之一左右。
北美洲的西南海岸曆來語言多樣，文化多元。除了表中所列語言，這片土地還曾孕育了其他許多種語言，但都因再無使用者而無緣進入表4。要探其蹤跡，隻能察看早期探險家和人類學家的各種記錄、文本和描述。並且，鑒於目前很多語言的使用人數很少且大多為老年人，在不久的將來，語言多樣性無疑會雪上加霜。
表4 北美斑點貓頭鷹曆史活動區域內仍在使用的土著語言數量
a:馬卡語的最後一名流利使用者於2002年去世，但有些部落成員或多或少也會說一點馬卡語，並且目前正通過一個部落項目努力使該語言以第二語言的形式複蘇。
如此看來，北美地區的語言困境之緊迫遠甚於斑點貓頭鷹，然而無論是公眾意識還是擔憂程度，都遠遠不及後者。如果語言多樣性真的和生物多樣性類似，那世界語言消失的速度足以使其成為一個嚴重話題，理應得到更多關注。
當我們把某種語言或物種認定為“瀕危”時，到底意味著什麽呢？從生物學角度來說，一個物種得以延續，需要有足夠數量的個體以確保其能繁殖成功。還有一點不容忽視，那就是這個種群必須有足夠的基因多樣性，以避免隱性有害突變傳播造成過度近親繁殖，從而造成巨大破壞。不過歸根結底，這一切都取決於是否有足夠的種群數量得以繼續繁殖，避免種群滅絕。
語言同樣如此，前提是弄清楚語言是怎麽“繁殖”的。答案就是：現有使用者將語言傳遞給新生代。語言能否生存，關鍵在於新生代的學習程度。鑒於學習語言的最佳（有人認為是唯一）時期是少兒期到青春期之間，決勝未來的關鍵就在於兒童能夠在多大程度上掌握這門語言。即便北美洲所有退休社區的所有人都可以流利使用帕塔瓦米語，隻要這門語言沒有其他使用場合，它就毫無疑問會在幾十年內消亡。任意一種隻有中年人或老年人使用的語言，無論目前有多少使用者，隻要沒有在年青一代中得到複興，就已走上了消亡之路。表4中幾乎所有語言目前都屬於這種情況。
有人可能會說，語言的消亡遠沒有物種消亡那麽無法轉圜。畢竟當一群人選擇放棄母語時，通常都是為了擁抱另一種能帶來更多經濟利益的語言。那我們為什麽要質疑他們選擇的智慧呢？再者，不是還有語言死而複生的例子嗎？比如說希伯來語。下一節我們再來探討語言的死亡到底是否重要。有一點必須承認，一種語言不再被使用之日，便是其死亡之時。希伯來語的例子實屬特例，即便多年來猶太人不再將其作為主要語言使用，它也並沒有被完全拋棄，還有學者一直在深入研究它。而且幾乎沒有其他例子能夠證明語言消亡的可逆性。
北美洲的情況並非特例。第二章已提到，在165種土著語言中，隻有8種使用人數超過1萬。約有75種語言的使用者不過是一小撮老年人，可以說它們已經走上了消亡之路。有人可能會覺得北美洲情況特殊，因為過去500年間一直麵臨歐洲殖民者的巨大壓力。事實上，北美洲的情況處於一個中等水平。約有四分之一的世界語言使用人數不足1000人。從目前情況來看，到下個世紀，“民族語”所列的6909種語言中至少有幾千種或近一半會消亡，這一點幾乎毫無懸念，語言學家也早已達成共識。
世界上到底有多少種語言處於瀕危狀態？具體數字很難說清楚。造成這一現狀的部分原因在於該種語言具體瀕危到何種程度並非總是清晰可見。語言不同，情況各異。語言消亡的可能性到底有幾分，在很大程度上依賴其使用群體的具體情況。從“穩定”到“易危”再到“受威脅”，有好幾個級別來描述，而從“瀕危”到“滅絕”又有好幾個等級。除去語言的代際傳播能力，還有其他一些因素會影響語言活力，包括絕對使用人數及其在社區中所占比例、該語言的使用領域、政府政策以及社區成員對使用該語言的態度等。
綜合考慮以上因素，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一直在持續更新全球瀕危語言地圖，讀者可以上網查看。截至2011年4月，共有2473種語言介於“易危”（601）到“滅絕”（230）之間。假設語言總數為“民族語”所列的6909種，這意味著世界上至少有35%的語言所處形勢相當嚴峻，這還不算那些因知名度低而沒能進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分類名單的語言。毫無疑問，35%已是最保守的估計。未來100年之內，會有多少語言消失？語言學家的估計數值從50% ~ 90%不等。
為了更清楚地理解這個問題，我們將這些數字和世界自然保護聯盟（IUCN）編製的瀕危物種清單來進行對比。表5的數字來源於該組織的瀕危物種紅色名錄，真實可靠，反映了幾種物種中“易危”“瀕危”或“滅絕”動物所占的比例。
表5 北美瀕危生物物種（2010）
在某些情況下（例如爬行類、昆蟲類、甲殼類和魚類），所評估的物種種類隻占全部數量的一小部分，且有可能評估的多是正處於危險中的物種。如此看來，所報告的瀕危程度略有誇大。
無論是生物還是語言，受威脅種類的數目確實對世界多樣性造成了巨大挑戰。在現代社會，瀕危物種問題早已是人人關注。相較而言，語言麵臨的滅頂之災有過之而無不及，但公眾對其關注才剛剛開始。
瀕危的知識
有人可能會問（許多人早已問過），世界語言消亡的前景果真如此堪憂嗎？以契卡索人為例，如果他們放棄契卡索語轉而使用英語，相比於隻會說契卡索語的人，他們能夠更好地參與到周圍的美國社區文化中，無論是經濟收入還是政治地位都會得到提高。
我們無論生活在哪裏，掌握一兩門世界強勢語言（或是其他區域性重要語言）總是大有裨益的，但如此看問題其實代表了一種錯誤的二元思維。本章後麵我們將會講到，保持自身文化語言並同時掌握一門能夠帶來更多機會的外語是完全可能的，而拋棄自己的語言則會產生實質性的糟糕後果。
2009年12月，“語言日誌”博客的一篇推文開篇提到：“最近，隨便在一個書店掃一眼就能發現一本關於語言危機和消亡的新書。”這些書中的絕大多數（包括本書最後延伸閱讀中所列的書目以及其他一些書）都詳細闡釋了語言消失究竟會帶走什麽，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閱這些文獻。為什麽要關注語言流失並身體力行阻止這一進程？簡單來說，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
現實因素
假設有一個群體，沒有多少成員，並且曆史上一直與世隔絕，那麽它所使用的語言中可能會保存關於自然界的寶貴知識。若某種文化長期依賴於某地區，該文化通常會與當地獨特的資源關係密切，而這種資源又都具備某種特殊功用，可供開發利用。
這方麵最明顯的例子就是眾多地方性植物及其他物質的藥用價值。在很多文化中，這些植物已成為民族植物學知識寶庫的一部分，世界其他地方的科學研究對這些植物一無所知，也就不可能了解其藥理價值。傳統語言的消失通常會帶來相應知識庫的消失，若某種語言（比方說英語、西班牙語或是漢語普通話）獨步天下，那我們就無法認識那些用當地語言識別記錄的獨特物種了。
玻利維亞的卡拉瓦亞語（Kallawaya）就是一個極端例子。K. 大衛·哈裏森對這種語言的情況做過簡要介紹。它的語法實質上屬於蓋丘亞語的一種，但絕大多數詞語的來源要麽未知，要麽來自已經滅絕的普基南語（Pukinan）。普基南語原本是當地語言，後被蓋丘亞語、艾馬拉語和西班牙語替代。卡拉瓦亞語的使用者是一群傳統“醫者”，其祖先至少可以追溯到15世紀印加帝國的隨從。該語言主要為禮儀用語，但在使用者內部完全可以承擔交談功能。卡拉瓦亞語頗具神秘色彩，世世代代隻傳男不傳女，要學習語言須先經過某種入會儀式，因此隻有小部分人可以使用。卡拉瓦亞語中包含了大量當地的醫療實踐知識，以及對這些醫療實踐至關重要的資源（植物、動物以及其他）。這種語言的消失必然會導致對應知識庫的消失。
除了保存諸如不同植物的藥理價值之類的實際知識，傳統語言中通常還會留存關於生物多樣性的基本信息，科學研究對這些都很感興趣。世界物種千千萬，得到科學描述並歸類的不過是一小部分，會不斷有新物種被發現。在很多情況下，西方科學所謂的“新物種”在物種發現地的當地人看來早已司空見慣，而且在他們的語言中早有明確的界定。這些語言一旦消失，我們全方位了解地球生命的努力也會因資源大幅減少而付諸東流。
文化和倫理因素
有些地區植被豐富、物種多樣、自然資源富饒，這些環境因素自然會在當地語言中留下印記。對外麵世界的人來說，這些信息實用且重要；但對當地人來說，這些信息所承載的意義可能就沒那麽顯而易見了。但事實上，無論是從當地人的身份認同還是從他們與自身文化背景的聯係來看，這些信息都至關重要。
世界上多數語言都沒有標準的書寫形式。在那些有書寫體係的語言中，真正被記錄下來並可以為大眾所用的文獻、民俗以及其他本地傳統又是屈指可數。隻要語言存在，口頭傳播就完全夠用，幾百年來一直如此。但語言一旦失傳，該群體的曆史和文化遺產的關鍵一環就會被切斷。
放眼全球，全世界的人都在重申自身與傳統文化的關係，這同他們尋求參與外部世界並不衝突。有些人確實希望退回到過去，但多數情況下，他們不過是想在參與到國家或社會這一“大我”身份的同時維護自己的“小我”身份。隻要語言存在，語言中所蘊含的資源可用，他們就還有回到過去的可能。一旦語言死亡，需要靠語言來解鎖的一切將隨之消失，子孫後代將不再享有選擇權。
科學原因
我們對一大批語言即將消失深感擔憂還有另一個原因，那就是這種趨勢會影響我們對語言本身的理解。幾乎每種新語言都會給語言學家帶來驚喜。假如語言學家沒有在瓦努阿圖的大南巴斯語（Big Nambas）消失之前對其進行調研，我們現在都不知道語言中還有涉及舌頭與上唇的發音。在這之前，一些語言學家（包括本書作者）堅稱，根據聲音構成原理，這種發音不可能存在於任何語言中。我們對於聲音係統結構參數的理解因為這一發現得到了修正，並且更加透徹，而如果沒有上述語言（大南巴斯語）提供的證據，就不可能實現。
如果沒有威奇托語（北美大平原卡多語係的一種語言，2006年有5個使用者，本書寫作時已降至1人）之類的少數語言提供證據，我們都不知道句子的動詞還可以不與主語而是與主語的所有人保持一致。在威奇托語中，人們會說“My horse am running.”（我的馬在奔跑）“Your horse are running.”（你的馬在奔跑）[1]。在姆威瑪語（Movima，玻利維亞亞馬孫的一種孤立語，約有1400名使用者）中，動詞沒有時態，但名詞有，並且名詞的時態可以決定句子的意思，因此，姆威瑪語中的“She kisses her late husband.”其實是在說“她親吻了她的丈夫”（丈夫還健在，盡管親吻的行為屬於過去）。新語言總會帶來大量意想不到的結果，這會擴大我們關於語言語法的認知！遺憾的是，很多這種極具啟發性的現象會隨著語言的消亡而消失，而語言學家們根本還沒有機會將它們記錄下來。
語言學家可不是唯一對全麵保護世界語言感興趣的研究者。從傳統上看，人類學家一直將語言看作揭開一種文明的關鍵鑰匙，對全麵了解文化多樣性至關重要（假設在當今這樣一個社會/文化人類學否認其“科學”身份，相比直接探索“異域”文化更關注後現代主義批評的時代，仍然有學者關注語言保護問題）。語言擁有如此中心的地位，部分原因在於多數傳統知識、民俗、神話等全都與語言直接相關，並且以口頭語言的獨特形式存在。
也正是這個原因，了解語言學的“田野調查方法”曾是人類學學生入行研究的一個先決條件。即通過在工作中直接與一位或多位（可能隻會說一種語言的）顧問合作，基本掌握該語言。文化調研的很多工作都涵蓋調取、記錄和分析地方語言文本。很顯然，一旦語言消失，其所承載的文化就算不會全盤消失也會大幅減少。
對文化人類學家來說，可能語言本身就極具意義。親屬關係稱呼語就是一個常見案例。在英語中，單詞“uncle”（叔叔）可以表示父親或母親的兄弟，“aunt”（阿姨）相應表示父親或母親的姐妹。但在澳大利亞的卡雅迪爾德語（Kayardild）中，“Kanthathu”可以指代父親或父親的兄弟，但不能用來指代母親的兄弟。“他是我的kakuju。”這句話在卡雅迪爾德語中不會引起“到底誰才是你的父親”的疑問，但能清晰表明在這一文化中，在向後代傳授某些技能方麵，父親和父親的兄弟承擔同樣的責任，而母親的兄弟則沒有這一義務。這全都是基於一種源自部落分類的親屬體係，英語使用者的體係中沒有這一概念。
本書寫作時卡雅迪爾德語隻有一位流利使用者，但其他社會的人類學家對其親屬詞匯體係卻很熟悉。無須進一步深入就能說明，一個擁有“類似”親屬詞匯的語言分類可以為我們窺探其社會成員的整體生活提供線索。語言消亡之後，這些線索將不複存在。沒有語言的支撐，曾經在社會生活中至關重要的那些獨特特征，連語言使用者自己都可能會忘記。
如果我們宣稱，隻有盡可能地保護世界語言多樣性，才有機會探索它們所體現的語言和文化特征，那很可能會招致反對。人們會認為，如此看待問題未免過於以自我為中心。如果僅僅是為了給研究者提供源源不斷的論文選題和學術工作，我們又憑什麽要求人家保留傳統語言呢？假如這是語言保護的唯一動機，再加上語言保護會給被要求繼續使用該語言的人們帶來高昂費用，那大家就很可能有充分理由放棄保護瀕危語言了。
其實學者們的擔憂並非像看起來那般不接地氣。畢竟，他們的目標是了解以現代智人為代表的物種潛能，這一點對我們來說具有特殊意義。如果我們接受瀕危動植物應該得到保護以保持世界物種多樣性這一觀點，那麽語言學家或人類學家關注世界語言和文化多樣性，不就跟鳥類專家關注鳥類多樣性一樣意義重大嗎？
至於說語言使用者的代價，這個問題隻要正確理解結論就會完全不同。首先，上文提到，人們同過去的本質聯係以及人們身份和文化遺產的保護全都依賴語言工具的保留；其次，保護傳統文化語言和掌握其他可以提高社會經濟水平的語言並非水火不容。在語言多樣性這個問題上，魚和熊掌完全可以兼得。下麵我將具體說明。
語言接觸和語言的命運
世界語言多樣性正麵臨急遽消失的危險，部分原因在於“本地”語言同“有錢有權”的重要語言之間的競爭。但所有的這些語言衝突都必須以強勢語言戰勝其他語言來解決嗎？語言間的接觸本質上都是衝突性的嗎？唯一可能的結果就是一方完全“勝利”嗎？如此想象語言衝突的場景合適嗎？在此我想說，語言接觸的形式非常多樣，在某些案例中，語言接觸的結果比上述場景中所展現的要和諧得多。
通常來說，若同一地區或同一人群使用兩種語言，那情況類似於不同動物競爭同一資源。例如，在英國大部分森林中，北美灰鬆鼠（鬆鼠屬灰鬆鼠）為了搶奪食物會大量排擠本地紅鬆鼠（歐亞紅鬆鼠）。火蟻（紅火蟻）和阿根廷螞蟻（阿根廷蟻）同其他螞蟻競爭，同樣產生了類似毀滅性的後果。本章前麵也已說明，隨著諸如英語、西班牙語和漢語在全球的推進，許多本地語言將遭遇毀滅，從而導致語言界的“物種殘殺”。
兩個獨立物種若親緣接近，其相互遭遇可能還有另一種結果——雜交。通過這種方式，可以實現物種間部分基因物質的轉移。非洲野狗（非洲野犬）瀕危的部分原因就在於他們與家養狗（家犬）進行**獲得了大量家養狗的基因。野鴨（綠頭鴨）也因為與鴨屬的其他成員自由**，差點使某些稀有野生種類遭遇滅頂之災。
在語言層麵，類似的現象更加常見，那就是借用。即便兩種語言幾乎無法互相理解（相當於物種間的生殖隔離），也有可能會互相借用詞匯。如果雙語使用者人數夠多，語音特點甚至是語法結構都可以被借用。
兩個物種通過雜交完全融合的情況在植物中比較常見，動物中則很少。但神奇的是，在小部分語言中出現了類似情況。以加拿大薩斯喀徹溫省、馬尼托巴湖和美國北達科他州地區的混血人群使用的古法語（Michif）為例。古法語融合了法語的語法、名詞短語和幾種平原克裏語（Plains Cree）中的動詞短語。冠詞和形容詞來自法語，指示詞來自平原克裏語。無獨有偶，俄國和阿留申混血人種將幾乎消失的曼迪（又稱銅島）阿留申語（Mednyj Aleut）和俄語合二為一，稱為尼古拉瓦赫京語（Nikolaj Vakhtin）。
大體來說，多數動詞詞幹和許多名詞詞幹來自阿留申語，還有派生詞（非曲折單詞結構-sra）。多數助詞和副詞來自俄語，還包括所有的動詞形態（動詞變化）。
當兩種（或更多）語言競爭同一人群的注意力時，還有一種解決辦法，即使用雙語。事實上，世界上絕大多數人都能使用兩種或多種語言。在某些情況下，這隻是他們從傳統本地語言過渡到全麵掌握強勢語言的中間站，但在大多數情況下，不管是對單個使用者還是整個社會層麵來說，這種狀態都是相當穩定的。
人們可以持續穩定地使用雙語，但雙語使用的具體形式卻各不相同。有時候，人們在日常交際中使用本地語言，但也能熟練使用另一種國際化程度更高的語言。在印度，絕大多數上過大學的人都會說英語，同時至少還會說當地的印度語（如果這種語言不是官方語言，那還要加上他們的官方語言印地語）。荷蘭人、丹麥人（至少城市居民）除了本族語（荷蘭語和丹麥語），通常都可以流利使用英語。印度的這些語言、荷蘭語、丹麥語以及其他處於類似情況的語言都沒有因為許多使用者經常使用英語而麵臨消失。不同語言在人們生活中的分工不同，並沒有因為對方的存在而受到削弱。
有時候，使用雙語或多語言甚至成為國家政策的一部分。最有名的大概要數巴拉圭了。在那裏，瓜拉尼語（Guaraní）和西班牙語都是官方語言，也都被廣泛學習和使用。不過從目前看來，平起平坐多年之後，瓜拉尼語目前正在慢慢失去領地。
不過有些時候，國家政策也並不能代表語言的真實使用情況。瑞士以擁有四種官方語言（德語、法語、意大利語和羅曼什語——另一種羅曼語言）聞名，但並不是所有瑞士人都精通這四種語言。首先，官方語言德語指的是標準德語，而不是德語區居民居家或在大街上說的本地瑞士德語。通常來說，這些地區的人（至少）都是雙語使用者，這兩種語言指的是標準德語和（具有某些本地形式的）瑞士德語。
有些地區的情況更加複雜。在瑞士格勞賓登州的波斯基亞沃穀，孩子們從小說著當地的羅曼語言波西阿溫語（Pus'ciavin）或稱波斯基亞沃語（Poschiavense）長大。他們可能還會學一點隆巴爾多語（Lombardo），這是一種在意大利東北部和鄰近的瑞士廣泛使用的通用語。等他們上了學，又得學習標準意大利語。在外人看來，這些小朋友可能說的不過是意大利語，但其實他們早已經是三語使用者了！
然而，格勞賓登州和提契諾州以外的瑞士人，就算是最基本的意大利語都沒幾個人會說。全國範圍內的學生都需要再學一種官方語言（盡管在部分地區，這一要求正被英語所取代），但他們畢業後會在多大程度上使用這種語言就各不相同了。法語區的人通常無法用德語交談（用瑞士德語幾乎不可能，用意大利語的情況則很少），而德語區的人的法語水平也可以說是聊勝於無。除了格勞賓登州的羅曼什語使用者，其他人幾乎不懂這門語言。瑞士多語種製是官方政策，但這一政策的落地卻不盡如人意。
在某些土著區域，係統多語製的一種突出形式是語言異係**，人們規定或傾向於同使用不同於本族語言的人結婚。在亞馬孫西北部的沃佩斯一帶，居民會同使用多種語言的族群通婚，包括使用阿拉瓦克語（Arawakan）和東圖坎南語係下屬的塔麗安納語（Tariana）、圖卡諾語（Tukano）、得薩諾語（Desano）和巴拉薩納語（Barasana）等語言的族群。人們住在父係族群，但要同外族（使用不同語言）通婚：“我們不娶自己的姐妹。”父母雙方至少（被動）使用雙語，孩子們會積極使用父母雙方的語言，可能還有其他一些語言。多語言使用現象在這裏非常常見，整個地區的語言混合度小，詞匯借用有限，但語法特征卻得到了廣泛傳播。
萊爾·坎貝爾（Lyle Campbell）和維羅妮卡·格隆多納（Verónica Grondona）提到了阿根廷米申·拉·帕茲地區（Misión La Paz）的一種相關模式：
此地有徹羅特語（Chorote）、尼瓦克語（Nivaclé）和維茨語（Wichí）三種本地語言，但在談話過程中交談雙方通常都不會說同一種語言。語言異係**大量存在，丈夫和妻子通常都使用不同語言。人們認同哪種語言，就使用該語言同他人交談，而當他人用另一種語言回應時，他們表示可以聽懂卻不會去使用對方的語言。即便是來自同一家庭的孩子，也經常會選擇不同的語言。
澳大利亞的約克角半島同樣存在這種傳統，多語言體係成為原住民的標配。得益於這一係統，人們可以同來自其他方言或語言地區的人們交流，語言異係**普遍存在。在現代社會，來自不同區域的人廣泛會聚於此。除了英語，其語言多統一為古古·伊米德希爾語（Guugu Yimidhirr）。
有時候，社會地位和分工不同，人們對多種語言的掌握也不同。印度中部馬哈拉施特拉邦的庫普瓦村（Kupwar village）就是一個很有名的例子。當地的官方語言是馬拉地語（印地語的一種），但毗鄰的卡納塔克邦的官方語言卻是坎那達語（達羅毗荼語）。五個社會階層分別使用四種不同語言。除了坎那達語（耆那教地主和林伽派匠人使用）和馬拉地語（沒有土地的苦力和賤民使用），穆斯林地主們說烏爾都語，纜索工說泰盧固語（另一種達羅毗荼語）。社會大部分成員每種語言多少都會說一點，並能與其他成員正常交流。每個群體的人都是在家說自己的語言，在外說其他語言。語言不同，在社群中所處的地位也不同，二者之間形成一種穩固的關係。隨之而來的結果就是：隻要社會的多民族特性不變，多語種便不會消失。
在包括印度、亞馬孫地區、新幾內亞、澳大利亞原住民地區以及非洲大部在內的世界很多地區，學習多種語言在生活中至關重要。因為在這些地區，人們自然而然會接觸到來自其他族群的人。由此看來，將多語種製看作一種人類的自然狀態也是合情合理。但在很多時候，這種多樣性會減弱甚至消失。
沃提克語（Votic）的消失就是多語共存消失的一個案例。沃提克語是芬蘭-烏戈爾語係的一個分支，主要分布在俄羅斯靠近愛沙尼亞的地區。為數不多的沃提克語使用者同時還說英格裏亞語（另一種芬蘭-烏戈爾語係，也稱為伊佐拉語）、俄語、愛沙尼亞語和芬蘭語。由於人口被迫流動，而且其他幾種語言（包括關係密切的英格裏亞語）比沃提克語更受尊重，人們傾向於說其他語言，並向沃提克語輸入詞匯和語法特征，最終導致作為一門獨立語言的沃提克語基本上消失了。
有時候，語言的變換其實是政策的結果，許多北美和澳大利亞的土著語言就是如此。在美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很多寄宿學校強迫孩子們說英語。歐洲主要語言向世界其他地區擴張也會造成這種結果，歐洲大國的許多前殖民地國家就屬於這種情況。此外，阿拉伯語替代埃及語，美國東北岸的特林吉特語替代埃雅克語，也都是這個原因。
語言替代形式多樣，動力也各有不同。有時候擴張者或者占領者會強迫或（至少是）強烈建議人們使用某種語言，並以此作為其是否有效控製該地區的參照。但有些時候，此種“語言帝國主義”可能並不是推動語言變化的動力。肯尼亞人從庫希特語族的雅庫語換到尼羅語族的馬賽語，是出於各種社會和經濟原因，是為了獲取高等文化帶來的尊貴感，而不是因為馬賽人的鼓勵。
在當今世界，這大概是小眾語言消亡的最重要原因。人們會覺得為了不被邊緣化，也為了獲得經濟和社會福利，應該適應主流文化，而學會其語言是達成這一目標的路徑。毫無疑問，掌握某種“大眾”群體語言，是獲得這個群體相關福利的關鍵一步，但據此認為學會主流語言就必須放棄自己的原生語言卻是不對的。
經濟理由本身並不要求“小”語種（可能沒有書寫文字）使用者僅僅因為要學習諸如英語、阿拉伯語或漢語普通話等被廣泛使用的語言，就放棄自身的語言。與之相對的辦法當然就是二者兼用。前麵已經講到，這種情況很常見，在世界很多地方都長期穩定存在。在沒有強勢本土語言的地方，語言傳統不同的族群間能夠正常交流，多語製為語言間的相互影響提供了一個完美的自然解決方案。
在前麵我們也看到，就算新興語言對我們提高經濟收入、加快融入社會至關重要，在學習新興語言的同時，致力於保護原生語言也是益處良多。一種語言一旦消失，整個世界也會隨之失落，這意味著一個族群同過去和傳統的聯係不複存在，某些專業知識的基座也因為其載體被遺棄而全麵崩塌。
然而，若僅僅是為了更好地參與到世界政治經濟秩序中，根本無須如此。可以像世界其他地方的人們那樣讓傳統語言和新興語言各司其職，同時享受兩個世界各自最美好的一麵。
[1] 在英語中，句子的動詞須與主語保持一致，不管是“我的馬”還是“你的馬”，主語都是“馬”，因此係動詞都是“is”，而不是“am”或“a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