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八旗與旗人社會

明清鼎革之際，滿人奪取天下，不能不說帶有很大的運氣成分。以事實論，滅亡明王朝的並非滿洲八旗而是天災及由此蜂起的農民起義軍，而在李自成建立大順王朝、吳三桂勾結清軍入關之際，很可能又是一場瘟疫讓大順軍喪失了戰鬥力。從曆史偶然性的角度上說，“清取明而代之”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借勢而為的機巧之舉。

不可否認，滿人的勝利確有“乘人之危”的嫌疑，但其入關時不過20萬兵力，這說明八旗鐵騎確有可畏之處。可惜的是，曆史並非一成不變，八旗入關時本為強悍之師，清廷曆代統治者也希望旗人聚合成一個特殊的軍事集團，以長久保持旗人的勇武精神並讓統治延續更久。但事與願違的是，清廷對八旗的“包養”政策最終令旗人成為“不士、不農、不工、不商、不兵、不民”的特殊利益人群。清朝建立數十年後，八旗即喪失銳氣，他們不再是帝國的軍隊主力，而僅僅是作為征服者的象征存在。

1799年，嘉慶在一道上諭中對此深感憂慮：“朕於甲辰年（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隨駕南巡至杭，營伍騎射皆所目睹。射箭箭虛發，弛馬人墮地，當時以為笑談，此數年來果能精煉乎？”六年後，嘉慶再次訓誡：“各省營員大者養尊處優，小者偷安徇利，當募補兵額之時，即不認真挑選，率以市井遊惰之徒充數。入伍以後，又不勤加訓練，其所謂按期操演者，不過列營布陣，炫耀觀瞻，循行故事而已。”時人昭梿更是在《嘯亭雜錄》中記載，守衛宮門的侍衛們平時並不攜帶武器，“每夏日當值宿者，長衫羽扇，喧嘩嬉笑”，圓明園侍衛“乃竟日**酣臥宮門之前”。

鴉片戰爭前夕，鴻臚寺卿黃爵滋曾在《綜核名實疏》中這樣描述京城八旗：“近見有三五成群，手提雀籠雀架，終日閑遊，甚或相聚賭博。問其名色，則皆為巡城披甲，而實未曾當班，不過雇人領替，點綴了事。”再如華胥大夫在《金台殘淚記》中所描述的：“（京師）數百裏之區，聚數百萬之眾，遊閑無所事，耳目無所放，終日飽食，誨盜圖奸，或又甚焉。”

旗兵如此，王公貴族也是如此。光緒朝的怡親王溥靜當時就鬧了個笑話，他老人家為免去佩刀的累贅而發明了一招，刀鞘裏無刀而隻有刀把兒，這樣一來，重量是大為減輕，尚武精神可就**然無存了。作為昔日的軍功階層與清王朝的支柱，這些八旗後裔在清朝兩百多年後早已墮落為無用的雞肋，其“睹旌旗而色變，聞鼙鼓而心驚”，非但無任何軍功可言，也實在無事可做。

19世紀中葉，清廷支出的軍費高達三千萬兩白銀，八旗與綠營平分秋色。在很大程度上，八旗、綠營並沒有作為主要的作戰力量出現，而是作為“軍費”享用者的角色出現。太平天國之役後，作為“立國之本”的他們實質上成了清廷的負擔而不是其他。如甲午戰爭時期，包括防軍、練軍、地方勇營的前線軍隊約三十六萬人，而數量大體相當的八旗、綠營卻隻能在一旁觀戰。

當然，在兩次鴉片戰爭和鎮壓太平軍起義的過程中，一些旗兵的表現也可以稱得上英勇，但結局大體都敗得很慘。如鴉片戰爭中乍浦的旗兵曾奮勇抵抗，戰敗後城內旗人多自殉身亡；太平軍攻下南京後，大約有三萬旗人被屠殺；後來的杭州之役也是如此，大約一萬人被殺死或自殉。在嘉慶、道光年間的張格爾之亂及同光年間的阿古柏之亂中，前往平叛的東北旗兵和西北旗兵也損失頗大。

隨著戰爭的結束和社會的長期安定，八旗軍隊在承平歲月中悠閑度日，久而久之，刀槍入庫，任其鏽跡斑斑，格鬥、射箭等技藝也日益荒廢。近代以後，隨著熱兵器的迅猛發展，這些古老的技藝更是成了無用之技。加之職業和駐地的限製，大多數旗人變得遊手好閑，無所事事。他們在吃喝玩樂、養鳥唱戲等方麵或有建樹，但嫻長騎射、勇猛善戰的民族特性卻日漸喪失，戰鬥力也大為減弱。與其說他們是“軍隊”，倒不如說他們是“市井遊民”來得更恰如其分。

從某種意義上說，清廷對滿人的優待是一種“甜蜜的桎梏”。發展到最後，所謂“旗人”，即閑人也。

當然，就王朝的命運而言，旗人社會的空心化還不是最要命的，其中作為金字塔頂尖的皇族空心化才是最致命的。在慈禧太後當政的近半個世紀中，皇宮裏再也沒有聽到嬰兒出生的哭聲。這種史無前例的宮荒，在整個清朝曆史上都不曾出現過，而這大概就是曆史上所說的“氣數已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