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負資產：九世之仇終不忘

乾隆八年（1743年）時，清廷設“陽城馬周”科，以從翰林院諸官中挑取“直士”。乾隆此舉，原本為博“善於納諫”之美名，不曾想一向以戇直聞名的江南名士杭世駿在答卷上提出：大清一統多年，朝廷用人，宜泯滿漢之見；應知滿洲才俊雖多，但比起漢人不過十之三四；天下巡撫尚且滿漢各半，各省總督卻無一漢人，這豈不是重滿輕漢，難道我漢人就無一人堪任總督？

杭世駿說“滿洲才俊不過漢人十之三四”，這話已屬客氣，實際情況恐怕還要更低。看了此卷，乾隆是駁無可駁，他氣得當場把卷子扔在地上，用腳連跺，跺完又看，看完再跺。旁邊侍郎觀保為杭世駿說情：“杭世駿狂生也，當其為諸生時，放言高論久矣！”

但是，乾隆仍不肯放過，其以“見解悖謬，語中挾私”為由要求刑部治杭世駿的罪。刑部得旨後，初擬死罪，但滿朝文武，無論滿漢，都為杭世駿說情，說皇上既然下詔求言，如今怎能出爾反爾，引蛇出洞；若是殺了杭世駿，今後誰還敢說真話？自覺理虧的乾隆聽後，隻好將之免官，放歸鄉裏。

杭世駿曾在博學鴻辭考試中名列一等，京中官宦爭相延納，但此次被貶出京，隻有老友沈德潛一人前來相送。臨行前，沈德潛送了杭世駿一首詩，其中兩句叫：“鄰翁既雨談牆築，新婦初婚議灶炊”。其大意是，宋國有個富人家的院牆被雨衝壞，兒子說得趕緊修好，不然會遭盜賊。鄰家老翁也這麽告誡他。後來果然被盜，這個富人一邊誇自己兒子有先見之明，一邊卻把懷疑對象放在了鄰家老翁身上（典出《韓非子》）；後一句則是說剛過門的新媳婦，初來咋到還沒摸清婆家的深淺呢，卻一入門就妄議婆家飯菜水平的高低。

沈德潛的意思是，這種犯忌的“滿漢”話題，皇上自己說說倒也罷了；你一個新官，又是個漢人，不明就裏，妄自評議，豈不像個新嫁娘，未免有些天真了！

故事到這還沒完。卻說杭世駿回到杭州，以教學及經商為生。多年後，乾隆南巡到杭州，曾為京官的杭世駿也去接駕。眾人當中，乾隆一眼就認出了杭世駿，於是問他如今何以為生？杭說，“我現在靠賣賣破銅爛鐵謀生”。乾隆聽後，很是為杭的失意而感到開心，隨後便寫了“買賣破銅爛鐵”六個大字，禦賜給他。

在後一次南巡中，乾隆又見到杭世駿，問他：“你脾氣改了嗎？”杭說：“臣老矣，不能改也”。乾隆聽後很不舒服，冷笑一聲道：“何以老而不死？”杭世駿梗著脖子說，“臣尚要歌詠太平”。這回，輪到乾隆笑不出來了，因為他明知道杭世駿在故意冷諷他，但他又沒抓到任何把柄。

以上之事，錄於《杭大宗逸事狀》中，作者龔自珍對此事又補了一筆：“癸已，純皇帝南巡，大宗（杭世駿，字“大宗”）迎駕。名上，上顧左右曰：‘杭世駿尚未死麽？’大宗反舍，是夕卒。”龔自珍的記載或許輔證了乾隆確實說過“老而不死”的詛咒話語，不過說杭世駿當晚就死則是誤記，因為杭世駿雖死於癸已年（1773年），但這一年乾隆並未南巡。

自命為“十全武功”，據傳還是漢人血脈的乾隆一向把“滿漢一體”掛在嘴邊，但在清朝皇帝中，其對滿漢界限的守衛堪稱最嚴。如在文字獄“胡中藻案”中，名臣鄂爾泰的侄子、廣西巡撫鄂昌在書信往來中與胡中藻稱“年兄、年弟”，此稱謂原本正常，因為鄂昌與胡中藻係同年進士。但乾隆看到書信證物後十分惱火，其厲聲斥責鄂昌，說你是旗人，是皇帝的世仆，居然和漢人稱兄道弟，真是不知羞恥！再如滿洲鈕鈷祿氏家族有人因喜好漢人文化而改用“郎”姓，乾隆得知後，狠狠奚落了他們一番，說他們忘了根本，不配為滿洲人。（鈕鈷祿氏在滿文中為“狼”的意思，“郎”姓即取其諧音。）

《左傳》中說，“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乾隆對滿漢之界的警惕，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滿人在人數上處於絕對劣勢而引發的一種焦慮。但反過來說，占人口絕大多數的漢人對於這樣一個異質民族的統治，何嚐不是怨氣滿腹，甚至憤恨有加。在《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中，革命元老馮自由直截了當地指出，“中國革命的動力”不在其他而在“種族思潮”，其中又以太平天國為“種族革命”之先聲。太平天國距清末不過一個甲子的時間，但更早如康乾時期，天地會等會黨即高舉“反清複明”之旗幟，其中未嚐不帶有種族革命的色彩。

曆史的輪回往往有驚人的相似。以留日學生為主體的早期革命黨很自然地接過了天地會及洪秀全等老前輩的旗幟。清末“反滿排滿”的口號漫天遍地，正是這種情緒宣泄的寫照。戊戌變法失敗後，流亡日本的梁啟超在《清議報》上激憤地抨擊滿人“數百年來，不耕而食，不織而衣，其全部五百萬人，不能為士，不能為農，不能為工，不能為商”，完全是一群無所事事的食利階層。梁啟超認為，在列強的威脅下，無能腐敗、保守顢頇的滿人統治者既不能抵禦外來的侵略，也不能帶領中國走出困境，在國家與民族利益的不斷淪喪中，清廷已日漸喪失了其合法性。

對於革命黨人來說，最慣用也是最有號召力的武器，莫過於排滿主義。相比於“人類生來平等，人民享有主權，社會權力至高無上”，這些法國大革命中的信條及“民主、民權、自由、憲政”等高大上的口號，“反滿”二字簡單而充滿**，民眾聽得懂，記得住，有感知，這種感性的口號最能起到宣傳的效果。畢竟，當時大多數民眾文化水平並不高，即使認識幾個字，也理解不了那些艱深的革命綱領與論著。要想讓他們擁護革命，最有效的辦法就是激起他們的民族感情，煽動漢人與滿人的民族仇恨。這種宣傳手段雖說簡單粗暴，但在大多數漢人中卻是大行其道。

1907年，在寫給梁啟超的一封信中，立憲黨人楊度將“排滿革命”直指為“操術”：“一切法理論、政治論之複雜，終非人所能盡知，必其操術簡單，而後人人能喻，此‘排滿革命’四字，所以應於社會程度，而幾成為無理由之宗教也”；“排滿革命之理由，各異其言，有曰報仇者，有曰爭政權者，……凡理由甚簡單而辦法甚發複雜者，雖智者不易尋其條理；凡理由甚複雜而辦法甚簡單者，雖愚者亦能知之，能言之，能行之，範圍反較為大，勢力反較益增？也。”

楊度的話可謂一語中的，排滿主義之所以在清末沸沸揚揚，直衝雲上，很大程度上就是依靠了這種“無理由的宗教”。革命者簡單而決絕的態度，更是這種宣傳的最佳效果。用旅美史家唐德剛的話來說，隻要主題摸對了，革命便成功了一半。就好比那句膾炙人口的口號，“驅除韃虜，恢複中華”，從邏輯上說，革命黨隻要把近代所受的種種屈辱與罪惡全推到滿人的頭上，這樣既縮小了打擊麵，又減少了漢人的罪責感；既團結了自己，又打擊了對手，事半功倍，何樂而不為。

排滿主義的宣傳主要有以下幾點：第一是宣揚中國“亡國論”，滿人“殖民論”，對清王朝的合法性不予承認。在革命黨看來，中國是漢人的中國，滿人入主中原是鳩占鵲巢，排滿革命就是要恢複漢人國家，將滿人驅逐出去。1904年，孫中山曾撰文列舉了清廷“把我們作為被征服了的種族來對待”的八條罪行，其控訴清朝統治者“貪殘無道，實為古僅所未有。二百六十年中，異族淩殘之慘，暴君專製之毒，令我漢人刻骨難忍，九世不忘。”

如此邏輯下，章太炎搞起了“支那亡國周年紀念會”，鄒容則公然聲稱“皇漢民族亡國後之二百六十年”。為抵製清朝的君主年號，革命黨人把黃帝推了出來，主張“用黃帝降生為紀年始”。陳天華則在《猛回頭》、《警世鍾》中熱情洋溢地歌頌黃帝為“始祖公公”，希望借此喚醒漢人的曆史認同。

排滿主義的第二個要點是鼓吹滿漢不同種，滿人是異族，“漢之不能容滿，亦猶夫滿之不能資漢”。鄒容在《革命軍》中專門列出一章，把漢族列為“中國人種”的主幹，滿人則列為“西伯利亞人種”之蒙古族的支脈。對於滿人入關前的文化落後性，革命黨人的攻擊更是不遺餘力，諸如“滿奴”、“建虜”、“夷虜”、“賤胡”、“犬羊賤種”、“通古斯人”等辱罵性稱謂張口即來，以盡可能貶低並將之刻畫為反動、落後、醜惡的形象。

排滿主義的第三個要點是對清朝入關之初的民族壓迫與殺戮力揭深挖、大肆渲染。如孫中山指責滿人乘“中國多事，**，迫我漢人為其奴隸，有不從者，殺戮億萬”等。八旗入關後，曾在江南遭到頑強抵抗，其中發生了“揚州十日”、“嘉定三屠”等悲劇性的屠戮事件，這對漢人的心理造成了嚴重的傷害。另外，清初推行“薙發、易服、圈地、投充”等歧視性、侵奪性的政策，也引起了漢人的強烈不滿與反抗，其中尤以征服性質的“薙發”政策為甚。

1645年6月，清廷向全國發布“薙發令”：“全國官民，京城內外限十日，直隸及各省地方以布文到日亦限十日，全部薙發”；“遵依者即為我國之民，遲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若遲疑惜發、巧辭爭辯者，決不輕貸，違抗者殺無赦”。在一些州郡的檄文中，“薙發”政策更被歸納為“留發不留頭，留頭不留發”。這裏需要說明的是，留長發是漢人的傳統習俗（將長發攏起紮成髻或藏在帽子裏，如明治維新前日本人之大髻），哪怕是結成辮子那也僅僅是發式的變化，但漢人無論如何都不能接受的，是“薙發”（而不是留長辮）。

所謂“薙發”，即按滿人習俗將前額頭發全部剃去（成了半個光頭，據說是為了騎馬時不至於頭發紮眼）。這與儒家聖人所雲的“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構成了嚴重衝突（同時也帶來了經常剃發的成本）。清廷這種帶有侮辱性的政策引發了各地漢人的反薙發鬥爭，其中以嘉定、江陰的鬥爭最為激烈。這些反抗雖然都被清軍殘酷鎮壓，但仇恨的種子卻在民眾及其後人心中生根發芽。

排滿主義的第四個要點是清廷對漢人實行歧視政策，其中又表現在幾個方麵，如官缺分滿漢，滿族官員可以任漢缺，而漢族官員卻不能任滿缺，同樣是尚書、侍郎，滿人官員的權力卻大於漢族官員；滿人在人數上遠低於漢人，但官員比例卻遠高於漢人，特別在高級別的官職中更是占有絕對優勢；在社會關係與法律上，滿漢不婚，滿漢不同法，滿人犯罪所受的懲罰較漢人為輕；清廷實行種族隔離政策，滿人世代為兵，各地的駐防八旗對漢人進行軍事監視，等等。

從曆史上看，革命的起源可能是理性的，但在一個動**而不滿的社會時期，理性的訴求往往敵不過感性的宣泄，這想來也不奇怪。由此，任憑梁啟超、楊度等大才子舌綻蓮花，大談特談“政治改良之學說”，其在民眾中的影響力也絕對敵不過那幾本充滿**的小冊子。舉例而言，即便僻居山西的老舉人劉大鵬也對此排滿之風有所耳聞，其在1906年日記中即有記載：“省城學堂林立，其中學生服色以洋式為重，凡為古貌者輒屏逐之，議論毫無忌諱，指斥時政得失，此猶小焉者。竟敢言‘排滿’二字，叛逆情形業已呈露矣！數年來學堂中培植之學生，此類固多，聞之寒心。”

從本質上來說，反滿主義是一種“二分本能”的哲學，任何事物，隻要分出好壞、美醜、敵我，就有了相互對立的一麵。而作為革命的鬥爭哲學，最有力的武器莫過於“我們——他們”的區分，策略就是把多數人拉到身邊，集中醜化打擊小部分人（統治階層）。這種思維，並非革命黨人所獨有。早在戊戌變法時，滿人大學士剛毅就曾說：“改革者，漢人之利也，滿人之害也。”這些守舊派無端地指責康有為等人的變法維新是“保中國不保大清”，並臆造出“漢人強，滿洲亡；漢人疲，滿人肥”的讕言。由此可見，“滿漢成見”也同樣深植於滿族親貴的頭腦之中。

美國學者小拉什·多茲爾在《仇恨的本質》中說，仇恨源於一種由來已久的人類求生本能，這種本能引發強烈的反感、生氣與成見，從而形成一種破壞性極大的力量。正如孫中山說的，“清廷窳敗，難期振作，非推翻專製，徹底革命，無以拯救祖國於危亡”，正因為清王朝在對外戰爭中屢戰屢敗，國內又是一潭死水，死氣沉沉，由此形成的革命邏輯就是：要挽救中國的危亡，必須要先推翻這個腐朽的賣國專製政府——何況它還是一個異族政權。

凡事都要講求效果，革命也不例外。“驅除韃虜”的民族主義是一種仇恨教育，公道點說，曆朝曆代的造反運動都離不開它，所以辛亥革命黨撿起這個武器也不能說太過分。是啊，幹革命，就必須要有敵人，就算沒有敵人，也要製造一個“敵人”出來。就從這點而言，革命黨人很懂政治。事實上，也沒有什麽比仇恨更能激發人的戰鬥力了。

1903年，梁啟超在《新民叢報》上引用的“和事人”來函一則，其中稱：“排滿”一義，實由救國而來，“革命之說一起，而思滿人平日待我之寡恩”；排滿於是有二義，“以民族主義感動上流社會，以複仇主義感動下流社會”。這段論述，可謂一針見血。由此，“排滿”成為主義，成為革命學說，並由社會思潮進而成為動員各階層的一種有效手段。

把“仇滿”溶入革命，始見於興中會1894年“驅除韃虜，恢複中華，創立合眾政府”的十四字政綱。1905年，同盟會成立時又將之整理為“驅除韃虜，恢複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十六字。“驅除韃虜，恢複中華”，這一古典式的民族口號直接效仿於朱元璋的討元檄文，這也是當時最具宣傳力，也最容易取得實效的口號。

對此，陳獨秀曾在《辛亥革命與國民黨》一文中不無揶揄地說：“信仰三民主義而加入同盟會的，幾等於零。”其言外之意，當時的加盟者大多為排滿而來，三民主義也就成了“一民主義”。頗具諷刺的是，辛亥革命實際上就是靠“一民主義”打敗了清廷，以至大家都認為，隻要“韃虜”一驅除，自然革命成功，國家興旺，萬事大吉。當然，這是後話了。

因憤於清廷而排滿者並不限於革命黨人，就連君主立憲派的代表人物梁啟超也曾發表過類似的激烈言論。戊戌年後，亡命於日本的梁啟超為《新民叢報》寫過大量指斥清廷頑固昏庸的文章，其中也夾雜了不少排滿議論。在寫給康有為的一封信中，梁啟超曾說：“今日民族主義最發達之時代，非有此精神，決不能立國。弟子誓焦舌禿筆以倡之，決不能棄去者也。而所以喚起民族精神者，勢不得不攻滿洲。日本以討幕為最適宜之主義，中國以討滿為最適宜之主義”。保守而更為老謀深沉的康有為對此不以為然，其主張是“君民同治”、“滿漢不分”，理由是：中國的傳統必須要有皇帝，且當時的民眾不具有單獨治理國家的能力，至於滿洲問題，以國家主義代替民族主義是一個更適宜的選擇。

在清末流傳極廣的小冊子《革命軍》中，尚未成年的小革命家鄒容中大聲疾呼，“誅絕五百萬有奇被毛戴角之滿洲種”；“張九世複仇之義，作十年血戰之期，磨吾刃，建吾旗，各出其九死一生之魄力，以驅除淩辱我之賊滿人”；“驅逐住居中國中之滿洲人，或殺以報仇”等等。鄒容的這種論調，不免與極端民族主義甚至反人類主義同流。其對滿人“被毛戴角”的形象醜化，也可以說是一種無視現實的想當然。因為就文化而言，當時的旗人和漢人並沒有多大的差異（旗人的平均文化水平很可能在漢人之上）。中國傳統經書上認為，蠻夷與否，主要以文化為標準而不是以種族為標準，任何接受中華文化者都可以被視為文明人。事實上，經過兩百多年的漢化後，傳統士紳們已經認可了清廷的文化定位。

另一位著名的反滿宣傳家章太炎，其在1906年用白話寫就的《逐滿歌》中曆數了清朝的殘暴統治：“可憐我等漢家人，卻被羊豬進屠門。揚州屠城有十日，嘉定廣州都殺畢。……駐防韃子更無賴，不用耕田和種菜。菜來伸手飯張口，南糧甲米歸他有。漢人有時欺滿人，斬絞流徙任意行。滿人若把漢人欺，三次殺人方論抵。……莫聽康梁誑爾言，第一雔人在眼前，光緒皇帝名載湉。”

章太炎曾為鄒容的《革命軍》潤色並作序，在後來與保皇派的辯論中，他更是直斥光緒皇帝為“載湉小醜”，其文《駁康有為論革命書》，一時名震中外。魯迅曾回顧說：“我知道中國有太炎先生，並非因為他的經學和小學，是為了他駁斥康有為和作鄒容《革命軍》序”；而一度力主保皇的錢玄同後來也說：“讀完太炎先生此書，才恍然大悟二百餘年以來大清之宰割漢人，無所不用其極。……一定非革命不可！”於是，“認定滿洲政府是我們唯一的仇敵，排滿是我們唯一的天職”。

革命黨人汪東對章太炎的反滿記憶猶新，他說：“太炎的文辭淵雅，立論以經史為依據，這樣就使當時的士大夫在思想上發生了很大震動。我記得我十幾歲時，跟著祖父住在鎮江府訓導衙門裏。我祖父已將近八十歲了，常常嚴厲教訓我們不要為革命‘謬論’所蠱惑。我卻從別人手中弄到一本登載《駁康有為書》的《國民報》，偷偷地把他放在祖父桌上。祖父看見了，仔細讀了一遍，便問我：‘這是你拿來的吧？’我一口承認了，原準備大受斥責，誰知祖父卻笑道：‘這篇文章很有道理。’於此可見文字宣傳，要針對不同的對象，因人說法，收效才大。”

同盟會成立不久，浙籍官費留日學生沈祖燕在致清廷軍機大臣瞿鴻禨的告密函中稱：“查革命黨之陰謀，至為險毒，專以排滿為主義，其中有虛無黨專主暗殺。……近兩月來，其黨羽由日本入京者甚多，其意在謀逆，並與政府為難，不可不嚴加戒備。平時出入，固宜多設擁護，晚間尤須加意巡緝。……更有甚者，該黨平時蓄意與政府為仇，而尤切齒於漢大臣，以其輔政為不宜也。至其中有湘人，則更有大反對我函丈者，何則？若輩以曾、左、胡、彭削平大難，為殘殺同種，斥為罪魁，今於吾師之輔政，實同此意。今此兆已萌，危機時伏，實有確知，並非聳聽。”

清末革命的風潮起於留日學生，其中又可分為革命派與立憲改良派，這些年輕人經常在一起發生爭吵甚至爭鬥。曹汝霖在回憶錄中說：“有一次開會，輪我演說，我即登台演說。我說諸君知道，我是主張君主立憲的，我先說個譬喻，設有一巨宅，棟梁傾斜，瀕於圯倒，非拆造不可，但基礎尚堅固可用，如將巨宅拆改，即在基礎上重建，既省料又省工，何樂不為。……現在政府腐敗，非改革不可，譬如拆去巨宅，重建新宅，仍留君主虛位，留一點元氣，免得人民流血，即譬如利用原來的基礎，可省工又省料了。我們中國，向稱五族，但漢族占了十之九，無論選舉也罷，投票公決也罷，總是漢族居第一位，決不會他族勝過漢族的。所謂五族平等，是法律上的平等，將來立了憲法，開了國會，規定大權屬於政府，則雖有君主，亦不過為國家代表，對外稱元首而已。故雖仍以君位讓滿人，愚意看來沒有多大關係，隻是一個偶像而已。……滿族亦是中國的一部分，不能算他是外國。況滿人入主中國已近三百年，若論政事，還比明朝好些呢，如廢廷杖，禁宦官幹政，永不加田稅等等。至於開國時不痛快的事，這是一時的變態，何代蔑有？故我主張虛君位立憲，是合宜於今日的事勢，若必要排滿革命，人民不知要流多少血，大傷元氣，一切都破壞。要知破壞容易，建設繁難，試觀法國革命，雖然推倒王朝，成了共和政體，嗣後戰亂頻仍，犧牲了多少人命，流了多少的血，鬧了幾十年，尚沒有太平。……說句公道話，現在政府之腐敗，自然應歸咎於滿人，但我們漢大臣之無能，亦不能辭其咎也。此我個人之見，還請諸君見教。”

曹汝霖演講完畢後，滿場拍手。孰料外號“莽張飛”的革命黨人張繼跳上台說：“曹君的話，我不讚成。他說滿人亦是五族之一，亦算是中國人，我們黃帝子孫，怎能與韃虜為伍？他說革命流血，人民痛苦，不錯。然目下之情形，人民不是也受苦嗎？他說立了憲，中國即好了，立憲君主國家，不安定的多著呢！他說不要忘了法國革命曆史，我請他看看元朝曆史吧！”聲音越說越高，隨後竟下台謾罵起來，將一隻皮鞋向曹擲過來。曹也不客氣，回敬他一隻皮鞋，幾至揮拳，旁人都來勸解。

立憲改良還是暴力革命，這是清末年輕知識分子中爭議最大的一個問題，彼此辯爭乃至公開打鬥的事件時有發生，曹汝霖與張繼相互扔皮鞋還算是文明的。吳玉章曾在回憶錄中說，當《民報》與《新民叢報》筆戰正酣時，四川留學生中大多數人讚成革命，唯獨一位叫周先登的“可勒哇先生”（因為他說話常用日語“這個”“這個”的語病）擁護立憲，彼此爭論起來，擁護革命的就直接動手，把“可勒哇先生”打得抱頭鼠竄。

“聞敵之治焉而憂，聞其亂焉而喜”。對於“皇族內閣”的出台及引發的社會不滿，革命黨或許更加“愉快”，因為它在事實上坐實了他們的反滿言論。從理智上說，革命黨絕不希望清廷立憲成功，或者說他們在刻意回避這種可能性。章太炎曾在《中國立憲問題》中直截了當地說，“逆胡羶虜，非我族類，不能變法當革，能變法亦當革；不能救民當革，能救民亦當革”。換句話說，清廷“非我族類”，一票否決，至於它在現實中是好是壞，進步與否，根本就不予考慮。

類似的觀點，汪精衛就說得更加露骨而清楚了：“如果變革失敗，充分說明清政府的欺騙性；如果立憲成功，無非意味著漢人還要繼續受到滿人的壓迫和統治。所以無論立憲成功與否，作為漢人都應該竭力反對。”汪精衛的話，邏輯簡單到近乎**，而其語氣之蠻橫霸道，更近乎一種不分青紅皂白的專製。

血緣上的排他性使得革命黨人不僅懷疑清廷立憲的動機，在一定程度上更是抱有某種惡意，如1905年試圖謀刺考察憲政大臣而自炸身亡的義士吳樾，其在生前就說過：“滿人即能立憲，亦必巧立名目，仍用其愚弄漢人之故伎，甚至假文明之名，行野蠻之實。滿洲政府實中國富強第一大障礙，欲救亡而思扶滿，直揚湯止沸，抱薪救火”；還算理性的宋教仁也說：“所謂憲法大綱者，不過欺人之門麵，賴人之口實，萬不可信。立憲者，絕非現政府之所得成者也。”

即便沒有種族之見，革命黨對清末新政與立憲也不能認同，因為立憲與革命實質上是一種競爭關係。誠如刺死安徽巡撫恩銘而遭淩遲處死的徐錫麟所說：“滿人妄想立憲，便不能革命。殊不知中國人之程度不夠立憲，以我理想立憲是萬萬做不到的，革命是人人做得到的。”換言之，與其期盼立憲，不如直接起而革命，以更快地搬除清廷這一阻礙中國富強的障礙。

1905年同盟會成立之際，孫中山曾不無感慨地說：“鄙人往年提倡民族主義，而應和之者特會黨耳，至於中流社會以上之人，實為寥寥。”但隨著庚子年後國家與民族危難的加深，特別在留日學潮的助力下，反滿的革命思潮如水銀瀉地般迅速攻占了年輕人的頭腦，誠可謂日異月殊，一日而勝過三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