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家庭陣線
茱莉亞·S.托瑞(J ulia S. Torrie)
介紹
1944年6月初，德國士兵庫爾特·F.(Kurt F.)在等待盟軍登陸法國時，寫下一封給父母的信。一位朋友告訴他，他的家鄉哈姆(Hamm)又被轟炸了。當他看著飛過頭頂的飛機時，他想也許盟軍永遠不會降落，會試圖完全通過空中摧毀第三帝國。他寫道：“戰爭的麵貌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不再像電影裏那樣，最好的地方在後方。”
典型的戰爭故事描述堅強的男人勇敢地麵對敵人，而女人則在相對平靜的家裏維係家庭。我們傾向於從對立的兩方來思考衝突：戰爭與和平；前線與家園；男性與女性。當然，這些對比隻是方便思考的工具，但是像庫爾特·F. 這樣的信提醒我們，這種區分可能是武斷的。家庭和前線之間有許多聯係，因為士兵們經常寫信，講述他們的經曆和感受，而他們的妻子、家人和朋友每天分擔憂慮和希望。戰鬥的勝利，或許可能更多的是戰鬥中的挫折，影響著平民的情緒，而家裏的士氣打動著前線的士兵。除了共同關注的問題，“家”和“前線”是同一衝突的不同部分，正如庫爾特·F. 所指出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後方不再像過去年代中那樣安全。在戰爭期間，暴力從一個地區蔓延到另一個地區，士兵和平民都清楚地意識到了這一點。
本章在第三帝國戰時大背景下，通過三大主題來考察德國國內戰線的生活。第一個主題是民眾的士氣，特別是動員社會發動戰爭的必要性與政府擔心對民眾要求過多會削弱他們的支持之間的緊張關係。我們鼓勵讀者考慮阿道夫·希特勒和其他重要人物的相互作用，如宣傳部長約瑟夫·戈培爾、警察和黨衛軍總司令海因裏希·希姆萊、空軍總司令赫爾曼·戈林及“人民共同體”。這些人在多大程度上關注民眾的士氣，這對他們追求戰爭有什麽限製——如果有的話？
第二個主題探討長期戰鬥如何依賴對德國所占領土的開發來為工業提供勞動力、糧食和原材料。德國人在多大程度上意識到他們對征服資源的依賴？他們如何與國內戰線的許多非德國人——包括強製勞工和戰俘——相互影響？他們知道多少對這些人的非人道待遇，以及對猶太人和其他人歧視、清除，然後大規模屠殺——本書其他章節較翔實論述的主題？
最後，本章強調在整個衝突中，家庭陣線和戰爭前線之間的關聯性。隨著戰爭的繼續，最初的勝利被僵持和德國命運的逆轉所取代，德國民眾的反應如何？婦女的情況如何？確切地說，她們同工作崗位上的男人、休養的士兵、老人和兒童一起構成國內陣線，是其最大的群體。空中轟炸帶來的威脅越來越大，它比其他任何威脅都更傾向於消除戰爭和家庭陣線之間的差異。當空戰蔓延天際，平民們蜷縮在掩體裏，看不出他們自己的處境與士兵的處境有什麽差別。這一印象逐步加深——當最後的動員導致年輕人和老年人、婦女及男子一樣被征召入伍時，從來沒有完全分開過的家庭陣線和戰爭前線正逐漸融合在一起。與此同時，恐怖肆虐，秩序崩潰，第三帝國滑向崩潰。
戰爭初期的士氣
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時，即便是在人們一致支持希特勒擴張主義的德國，也沒有多少民眾對此抱有熱情。從上一場戰爭結束到現在還不到30年，德國人並不想再卷入新的衝突。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顯著特點是糧食和燃料短缺，同時人們普遍感到資源沒有被公平地分配給全體人民。那場戰爭以慘重的損失和《凡爾賽條約》而告終，這一條約在未來幾年裏使德國陷於癱瘓。也許最重要的是，許多軍事和政治領導人將失敗歸咎於家庭陣線，他們表示，如果平民的士氣更加旺盛，德國可能就會贏得這場戰爭了。這顯然是錯誤的，但對平民能否挺得過另一場衝突的擔憂，影響著新的戰爭計劃。
20世紀30年代以來，國家社會主義者在經濟、政治和宣傳上都在為戰爭做準備。市民們被鼓勵不要把第三帝國看作一個擴張主義的侵略者，而是一個被四麵八方敵人包圍的被圍困的島嶼。戰爭開始時，他們自認為是不情願的戰士，為責任所迫而保衛家園。
戰爭最早的一些影響是在西部邊境地區顯現出來的，特別是從1938年起，類似於建造“西牆”這樣的防禦工事將數千名年輕男子送到沉睡的鄉村。到1939年8月下旬，為軍事行動清掃德國邊境以及避免平民落入敵人手中，大約50萬人被從薩爾、普法爾茨和巴登(Baden)預先撤離。盡管大多數人在與陌生人一起不舒服地待了幾個月後返家，但這次撤離顯現出整個戰爭期間大規模人口轉移將帶來的挑戰。
隨著衝突的深入，黨和國家機構的最高成員觀察民眾的情緒，查找衰弱跡象。整個戰爭期間，帝國安全部(Sicherheitsdienst或SD)的詳細報告追蹤了普通德國人的希望、擔憂和恐懼。盡管一些學者認為，帝國安全部報告告訴我們的更多的是編撰者的觀點，而不是民眾的士氣本身。但柏林當局要求提供這樣的報告，因為他們希望得到有關當地情緒的清楚反饋。對於一個獨裁政體，希特勒政權對民意非常敏感，並做出回應。它需要人民的支持以繼續戰鬥，這種敏感性有時給平民以驚人的力量去影響家庭陣線的政策。
與此同時，當局竭力確保順從，特別是向那些收聽國外電台、與戰俘親密接觸、搶劫撤離人員的房屋或以其他方式破壞戰勢的人公布懲罰措施。雖然警察可能希望控製帝國生活的方方麵麵，但其極權主義的願望受到其手段的限製，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依賴公眾的合作。基於鄰居、熟人甚至家庭成員的告發，警察可能會調查違法行為並定罪。演說者變得小心翼翼，擔心會泄露自己一直在收聽外國廣播，或者讓鄰居懷疑自己可能在這麽做。發表批評當局的意見，或對戰爭結果表示關切——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話，也是很難的。
盡管政黨把人們告發察覺到的犯罪行為的意願視為支持其政策的一種表現，但這一點遠不明確。事實上，曆史學家羅伯特·格拉特利曾指出，所有告發中約有四分之三是“提供這些信息的原因與明顯或明確支持納粹幾乎沒有關係”。相反，它們是嫉妒、競爭和吸引關注的結果。盡管如此，不斷出現的被告發的危險還是起到了嚇唬民眾的作用，並加深了當局對日常生活的滲透。
初步成功
隨著希特勒的軍隊輕鬆擊敗波蘭，德國人那種發動戰爭的被迫感很快就得到釋放。整個冬天，人們熱切地關注著丹麥和挪威戰爭的消息，但也都知道真正的較量是在西方——對法國和英國。直到春天來臨，在英軍被趕出歐洲大陸前，法國也被德軍打敗時，滋長的焦慮情緒才得以緩釋。戰勝法國具有巨大的象征意義，因為德國人戰勝了他們的“死敵”，為1918年的失敗報了仇，並糾正了被他們視為非公正和平的《凡爾賽和約》。
這是戰爭大獲全勝的階段，西部占領區沉浸在歡樂中的士兵的熱情即為明顯標誌。年輕人寫信回家，講述他們參觀法國的曆史古跡，第一次在海裏遊泳，大口大口地吃高盧美食。就在巴黎被征服後，美國記者威廉·謝勒(William Shiler)看到了占領者，“拍攝聖母院、凱旋門、榮軍院”，他寫道：“數千名德國士兵整天聚集在無名士兵的墓前，那裏，火焰仍在聖弧下燃燒。他們仰起露出金發的頭顱，站在那裏凝望。”
盡管他們在家中的親人都知道士兵們在光榮地履行職責，他們表現得像踏上土地的征服者一樣。1940年的西部戰爭，僅延後於東部戰爭一年，就沒有了當初表現出來的殘暴，但這也不是一場完全“幹淨”的戰爭。兩條戰線都處於不斷升級的暴力之中，正如學者拉斐爾·舍克(Raffael Scheck)所指出的，1940年，法國殖民地約1500～3000被俘士兵被屠殺就是明證。盡管這種針對某一特定群體的暴力行為，與最初對法國平民的普遍溫和是並存的，但平民的財產經常遭到掠奪，而且德國馬克和法郎之間的匯率被定得很低，隻有20比1，甚至購買商品和服務也成了一種極不平等的協定。
士兵的妻子應該忠於他們不在身邊的丈夫，但占領者很少考慮被征服土地上對性及其他可及**的享受。占領者的行為可能會有損德國人急於在歐美地區展現的他們自己的正麵形象，但軍隊也認識到，占領區的娛樂是對艱苦作戰的重要補償。他們不禁止享樂，而是通過為占領者建立官方妓院，邀請他們乘坐巴士遊覽旅遊景點來引導享受。經過精心審查和管理的娛樂活動對士氣有積極的影響，因為他們的家人喜歡從來信中讀到征服帶來的旅行和消費。
希特勒憑借戰勝法國的力量，在國內掀起了一股狂喜的浪潮，現在準備入侵英國。英吉利海峽上空的主要空襲開始，首先是針對英國航運，然後是機場，接著是倫敦和其他主要城市。然而，德國人對於戰爭正被帶向英國的滿足感隻是短暫的，因為英國皇家空軍很快加強了自己的突襲，空戰開始直接觸及德國。
自希特勒上台以來，防空一直受到鼓勵，因為它在幾個方麵與國家社會主義的當務之急一致。德國人癡迷於飛行技術，他們和歐洲鄰國一樣，堅信下一場戰爭將以突然的空襲開始。為這一不測事件做準備，使希特勒得以動員社會，並將其置於戰爭的基礎之上。早在1933年9月，法國《馬汀報》(Le Matin)就評論說：“德國防空活動推進得十分激烈，這使得人們會認為德意誌帝國正處於敵機入侵的前夜。”人們對德國受到威脅的感覺得到了德意誌帝國防空聯盟(Reich Air Defence League)的強化，到1936年，該聯盟共有820萬成員，占柏林全部人口的六分之一，黑森(Hesse)、普法爾茨和巴登(Baden)人口的10%以上——這些地區被認為是薄弱地區，因為法國和盟國的飛機很容易進入這些地區。
盡管戈林曾向平民保證，英國飛機甚至永遠都無法到達西部的魯爾工業區，但對首都柏林的第一次突襲於1940年8月下旬發生。到9月底，年輕人從柏林和漢堡提前撤離。兒童被視為國家的未來，仍然是德國疏散方案的重點，下文將詳細探討這些方案。
適應長期而殘酷的衝突
德國在1940年至1941年整個冬天繼續轟炸英國，但部分原因是為了掩蓋希特勒的注意力已經轉向東方這一事實。1941年6月22日拂曉，軍隊向入侵蘇聯的“巴巴羅薩行動”輸送了350萬人。就像戰爭開始時對波蘭的進攻和一年前西進的行動一樣，這種新的進攻對民眾來說是正當的——理由是防禦。希特勒認為，德國需要采取先發製人的行動，以避免英國人和蘇聯人的包圍——他們正努力合作以摧毀德意誌帝國。
雖然人們可能沒有料到對蘇戰爭會這麽快開始，但他們基本上很快就適應了。但也有人對長期戰爭的人力成本表示擔憂，並對蘇聯軍隊可能如何對待俘虜發出質疑。對囚犯待遇的不安源於長期以來的信念，即俄羅斯(及更普遍的蘇聯)是一個獸性的“亞洲人”部落之地(a land of bestial ‘Asiatic’ hordes)。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德國士兵就開始了對他們所認為的“俄羅斯野蠻主義”(Russian Barbarism)的戰鬥，而現在，這種戰鬥被這種對共產主義俄羅斯激進的“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恐懼所覆蓋。在對俄羅斯人缺乏真實了解的情況下，宣傳片換上了原始野蠻的戰士、落後的農民和可怕政委的形象。
一些士兵輕鬆前進，深入蘇聯領土，而另一些士兵奮力挺進。雖然已在西部戰線犯下了暴行，戰爭後期那裏的暴力升級，但東部戰線的戰鬥從一開始就規模更大，更加殘酷。士兵們試圖保護家人不受有關最嚴重暴行消息的影響，但偶爾他們信中包含的信息肯定會給讀到的人留下印記。1941年8月7日，不萊梅店主兼預備役警察赫爾曼·吉申(Hermann Gieschen)從拉脫維亞某地寫信給妻子。他告訴她前一天晚上“從這個地方帶走的150個猶太人被射殺，男人、女人和孩子，倒下一片。猶太人正在被徹底消滅……請不要想它，這是迫不得已的。別把這事告訴(我們的兒子)R，以後再說吧!”有些人，像吉申，忍不住分享他們所看到的，偶爾信件也會躲過郵政審查。這些細節僅僅是暴力的暗示，暴力不光是針對猶太人的，還針對當地村民。例如，整個農業社區被燒成平地，以報複被認定的“遊擊隊”活動。
同樣令人不安的是，國內有傳言稱，德國醫院的精神病患者和殘疾患者正被有計劃地屠殺。一些德國人讚成這些針對他們認為的生物學上“不適合”的人的措施，但也有一些人感到震驚：那些本應照顧社會最弱勢成員的醫生和護士實際上正在殺害他們。天主教和新教教堂的代表們對“T4行動”——根據其所針對建築的柏林地址(Tiergartenstrasse 4)命名，表達了最強烈的反對。1941年夏天，有關精神病患者遭遇的投訴達到了高峰，當局暫時停止了這項方案。希特勒在8月下旬下令停止，但隨後又悄悄重啟這項計劃，使用致命的藥物注射和饑餓，而不是以前使用的毒氣。經常會是，親屬在家人死亡幾周後才聽說消息，他們會收到一份官方證明，交代一個完全捏造的死因。戰時狀況使得這些謀殺更容易實施，因為親屬與精神病患者失去聯係。例如，當他們的家庭醫院被改造成一個醫療單位，供“正常”平民轟炸受害者使用時，他們就被轉移。在整個衝突過程中，個別德國人對精神病患者的遭遇表示擔憂，但成批地屠殺精神病患者仍在繼續。當局辯護的部分理由是出於種族原因，部分理由是不能工作的人正在從其他人身上奪走寶貴的資源。
利用歐洲被占領區的資源：糧食
到1942年初，德國未能攻占莫斯科，這表明蘇聯不會很快被打敗。日本襲擊珍珠港後，美國加入了戰爭，德國麵臨著一個資源以4∶1超過自己的聯盟。科隆在春季遭遇了史無前例的“千架轟炸機”襲擊，這是盟軍實力的象征，也是空中轟炸可怕的預兆，德軍士氣進一步受到打擊。
國內戰線開始麵臨物資短缺，尤其是糧食短缺。1942年4月，民眾口糧不得不被縮減，整個夏天，公眾情緒持續抑鬱。國家安全局報告稱，糧食狀況已經成為“民眾的主要談話主題之一”。1942年10月收獲季節，戈林在柏林體育宮(Berlin Sport Palace)發表了一次重要講話，宣布將“普通消費者”的麵包和肉類定量分別從8000克增加到9000克，從1200克增加到1620克。盡管這並沒有彌補之前的縮減，而且增加的定量也不得不在次年春天取消，但公眾情緒有所改善。
然而，糧食供應隻能通過開發被德國占領的土地和繼續快速掠奪來維持。德國人開始明白，這場他們仍然認為是防禦性的戰爭，其實需要一個他們持續為之戰鬥的歐洲帝國來維持。在1939年入侵波蘭的四個月前，希特勒曾告訴他的指揮官們：“這是一個擴大我們在東部的生存空間和確保糧食供應安全的問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糧食短缺導致了民眾和政府之間不穩定的緊張關係，當局這次決心采取不同的做法。
戰爭一開始就實行配給，分三種類型，分別給“普通消費者”“重體力勞動者”和“特重體力勞動者”。到衝突結束時，共有16個類別，涵蓋不同年齡和需要的個人。孕婦、哺乳期母親和幼兒獲得了更多的牛奶分配，而輪班和夜班的勞動者得到了額外的卡路裏補給。營養研究表明，一個典型的工人家庭每人每天消耗約2750卡路裏，該係統通過向“特重體力勞動者”提供多達4200卡路裏的熱量來重新分配營養。由於白領工人通常能攝入2400卡路裏的熱量，重體力勞動者的額外配給也表明了他們的政治重要性——因為他們使戰爭工業逆轉，政府不能冒險激起這些人的反對。
盡管政府在戰爭初期猶豫是否縮減消費品，但像肥皂和衣服這樣的必需品越來越受到嚴格的配給管製。婦女雜誌《NS女裝》(NS Frauenwarte)定期刊登文章，解釋配給製度，並鼓勵平民愛惜衣服和鞋子，使它們盡可能被長久穿戴。與其他戰爭國家一樣，也有回收廢金屬運動和反對浪費的運動。提倡節儉方麵的努力包括提倡從20世紀30年代初開始，德國家庭每個星期天都要吃一頓低成本的一鍋飯(Eintopf)。黨代表挨家挨戶地收集節省下來的錢，這些錢被捐贈給全國社會主義冬季救濟工程〔the National Socialist(Winter Help Works)〕——一個慈善組織，為需要幫助的“人民共同體”成員提供資助。這些嚐試的目的是強調德國的團結和團體感，正如流傳的照片中希特勒和其他帝國官員享受一頓歡樂的一鍋飯所表現出的他們願意與人民一起做出犧牲。
同樣，當局也不遺餘力地將軍人和平民的飲食聯係起來，以避免有人覺得這個或那個群體可能是特權消費者。從1942年1月起，德國所有的餐館都被要求在周二和周四提供一頓一鍋飯或別的簡單飯菜。通過分享野戰廚房式的食物，德國人可以更廣泛地履行家庭和戰爭前線的統一，以及“人民共同體”的統一。
早在戰爭爆發之前，希特勒就已經開始準備工作，防備德國可能如一戰中一樣陷入封鎖。他的目標是充分開發現有的農業用地，尋找那些可能會變得難以獲得的外國商品的替代品。最大的挑戰之一是化肥的供應，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製造化肥用到許多與製造炸藥相同的原材料。脂肪和蛋白質也是人們關注的問題，這導致了政府資助的對動物育種、牛奶生產以及培育大豆等傳統上不在德國種植的植物的研究。
當局試圖更好地儲存食物，以便全年都能攝入健康的營養。罐裝食品有幾個缺點，包括它們的總體質量、重量，以及製造金屬罐需要進口的錫板。20世紀20年代在美國開發的速凍技術，能保證更好地儲存維生素，而且需要的包裝少。國家社會黨人支持國內在這方麵的研究，並在1939年購買了美國查爾斯伯德賽(Charles Birdseye)研發的工業加工專利，以使大規模冷凍迅速可行。正如曆史學家烏爾裏克·湯姆斯(Ulrike Thoms)所指出的，希特勒的民族主義政權這一驚人的購買表明，德國人看到了冷凍在為即將到來的戰爭中能確保充分的糧食儲備方麵的巨大作用。到1940年，已有約22 000噸冷凍食品投入生產，其中魚類7000～8000噸，水果和蔬菜14 000噸。然而，運輸和儲存冷凍貨物需要特殊設備，而國家社會黨人的夢想很快就受到了戰時物質條件的限製。冷凍促進了挪威魚類以及主要用於軍事用途的法國肉類和蔬菜的開發，但新技術並沒有轉化為對冷凍食品的大量消費。
盡管戰時的創新為後來的擴張打下了基礎，但很難判斷戰爭期間大多數德國人的烹飪和飲食習慣到底發生了多大的變化。當然，脫水食品被大量引進，大豆和豆芽被用來填補肉食配給空缺，豆粉給速食飲品提供了食材。傳統食物仍然占主導地位，然而，隨著包括食用土豆在內的根莖蔬菜數量的增加，肉類和脂肪類飲食的數量卻在減少。
被占領國對德國國內戰線糧食和消費品的供應做出了重大貢獻。1940年，法國豐富的資源讓士兵們大為驚奇，他們開始把肥皂、絲襪、黃油甚至雞蛋等各種東西寄回家。從1940年9月下旬起，除定量配給的貨物例外，國防軍決定在法國“軍人個人可以購買任何他們喜歡的東西”。除了野戰哨所運送的許多貨物外，士兵帶著鼓鼓的背包和掛在脖子上的包裹回家休假成為一個熟悉的景象。他們備受歡迎的到來有助於彌補短缺，這讓士兵感覺自己是一個大度的英雄——曆史學家戈茨·阿利(Gotz Aly)認為，這加強了民眾對希特勒擴張計劃的支持。從1943年開始，對德國的空襲愈演愈烈，士兵們緊急搜查占領區，尋找基本生活用品，再送回家給遭受轟炸的家人。購物成了更為公開的掠奪形式的替代和補充。
盡管西歐人遭受了許多苦難，他們的戰爭歲月記憶就是饑餓歲月，但在蘇聯，對被占領區的榨取卻走得最遠。糧食和農業部國務秘書赫伯特·貝克(Herbert Backe)認為，挖掘東部糧食資源對於“緩解歐洲的營養狀況問題和減輕交通運輸壓力”至關重要。德國士兵接到指示，不管國內平民需要什麽，都要靠這片土地，正如國防軍軍需官就被圍困的列寧格勒平民所解釋的，“每列從祖國運來供給品的火車都會在那裏卸下食物。我們的親人有東西吃，而俄羅斯人挨餓，這樣比較好”。隨著戰爭的拖延，德國隻能靠徹底耗盡鄰國的資源來繼續戰鬥。
利用歐洲被占領區的資源：工人
除了食物和工業資源，帝國還開發人力。有些人是受到激勵自願來的，例如，德軍承諾隻要有三人自願為德國工作，就可以釋放一個法國戰俘。但是，絕大多數人被帶到帝國是違背他們意願的，要麽是作為戰俘，要麽是作為強製勞工。對這兩個群體來說，隨著戰爭的繼續，工作條件越來越差，口糧越來越少，武斷的暴力行為也越來越普遍。疾病是常客。盡管德國的每個人都有受到盟軍空中轟炸的可能，但外國人尤其處於危險境地，因為工業場所是轟炸目標，而他們沒有跟德國同事同樣的避難機會。
為了補償越來越多的德國男子被征來服現役這一事實，德國引進了外國工人。學者烏爾裏希·赫伯特指出，武器巨頭克虜伯(Krupp)所在地埃森(Essen)的外國人口從1940年不到1%的低比例增長到1945年初的10%以上。工人們被安置在營地，口糧隨著戰爭的繼續而明顯減少，並受到隨意懲罰。戰爭期間，至少有17萬蘇聯工人和13萬波蘭工人在德國喪生，由於這些數字不包括那些在前往或離開德意誌帝國途中死亡的人，實際數字可能高出數十萬。
最初，由於擔心沒有足夠多的勞動力，外國勞工受到了相對周到的待遇。然而，當1940年法國淪陷、120萬士兵被俘虜時，德國突然似乎有了源源不斷的勞動力，並朝著更具意識形態色彩的方向發展。一些地方的黨衛軍和警察代表不等上級命令，就禁止波蘭人使用自行車——以防逃跑，並禁止他們進入遊泳池和海灘。在整個帝國，他們休假和加薪的權利被剝奪，他們不再被允許進入當地的教堂。從1942年2月起，所有來自東部的工人被要求在衣服上佩戴一枚印有“Ost”(東部)字樣的識別徽章。
盡管國家社會主義的種族主義認為來自“雅利安”國家的工人比其他國家的工人更有效率，德國人還是發現波蘭工人同樣有效率——如果不能說更有效。與此同時，可持續發展部得出了頗為矛盾的結論：大多數外國工人都是不令人滿意的工人。他們通過鎮壓來扭轉這一局麵，包括開設特殊營地，稱作“工作教育營地”(Arbeitserziehungslager，簡稱AEL)，專門用來“再教育”懶惰的工人。雖然第一個營地，即盧登謝德(Ludenscheid)附近的漢斯維克(Hunswickel)，是為了提升波蘭勞工的工作表現而設立的，但德國公民也被派往該營地。它是由建築公司霍奇蒂夫(Hochtief)和蓋世太保合作經營的，前者負責工事，而後者監視和懲罰囚犯。因為在工人被送往這樣的營地之前不需要審判，漢斯維克營地(Hunswitkeland)和戰爭期間在德國及被占領領土開辦的其他將近200個埃爾斯(AELS)為工廠和警察處置那些被認為是有問題的人提供了快捷便利的方式。到1940年底，漢斯維克收容了大約650名囚犯，進行為期6周的“再教育”。營地的條件很差，25%的工人通常無法工作。事實上，霍奇蒂夫發現那些仍能工作的工人也效率低下，於是很快就退出了這一安排。據烏爾裏希·赫伯特說，其他公司已經開始依賴霍奇蒂夫作為懲罰和威懾，他們很快介入支持蓋世太保的這一行動。到戰爭結束時，埃爾斯(AELS)的場地一次可容納約4萬人，他們已成為不斷擴大的鎮壓機構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僅吸收工人，而且還吸收任何其行為被視為破壞戰事的人。
在有些情況下，德國人和外國同事在一起工作相當順利。有時，甚至出現了某種程度的串通和互助，因為工人們明白，與外國人相處可能有助於維護自己在工廠的地位，工廠不是一個爭鬥的集體。不過，在很大程度上，德國工人似乎沒有對外國工人表現出任何特別的同情，也不關注他們在工作之外的生活，他們的總體待遇或者他們最初是如何來到德國的。
在德意誌帝國的所有外國人中，蘇聯戰俘可能麵臨最惡劣的條件。他們受到德國監管人員的虐待，許多人被派到魯爾區(Ruhr region)的礦山做苦工。在這裏，一個當地的礦工可能既監督工作，同時又控製5名囚犯的食物配給，隨意和反複無常的暴力機會**了許多人參與工作。
較幸運的是那些在小企業工作，特別是在農場工作的勞工和戰俘。在那裏，他們為前線的士兵製造急需的替代品。曆史學家尼古拉斯·斯塔加德特說，在東普魯士的一個典型的大型農場裏，隻有一名士兵監管25名法國戰俘，而在較小的家庭農場裏，一到兩名戰俘可能白天工作，晚上返回混合的睡覺區，甚至不受監管地待在農場裏。在這些情況下，相對寬鬆的監督為外國人和當地平民之間的友善提供了機會。然而，當局認為外國人和德國婦女之間的接觸，打開了性親密關係和種族混合的大門。對於那些被視為“種族低劣”的人來說，友善尤其危險。從1940年6月起，被控與德國婦女“進行被禁的接觸”的波蘭男子被當眾吊死，納粹政府和警察機構介入防範。在他們看來，這是為了維護丈夫不在時德國婦女的道德。被指控與“種族低劣”的外國人有牽連的女性被公開羞辱，通常會被剃光頭在街上遊行示眾。
在德國的一些地方，這一做法得到了當地民眾的認可。他們認為這為其他人樹立了樣板。在托依林加(Thiiringia)， 800～1000人出來看20個波蘭人被吊死。帝國安全部報告說，警察趕走了另外的600～700人。然而，在其他地區，尤其是羅馬天主教占主導地位的地區，人們與同是天主教徒的波蘭人和法國人有同伴感，他們不讚成公開羞辱。一些德國人抱怨對女性實行性雙重標準，但根據羅伯特·蓋爾內特(Robert Gellately)的說法，也有一些人認為女性和男性一樣有罪，也應該被處以絞刑。
在其他國家，戰俘與平民之間的親密關係尤其糟到禁止，但第三帝國將其視為軍事違抗，懲罰很嚴厲。戰俘被軍事法庭審判後，被送進軍隊監獄進行幾年殘酷的強製勞動。婦女在特別法庭(Sondergericht)受審，理由是她們“破壞了國家意願而抵抗”(新成立的“破壞”罪行)。他們通常被處以關監禁(Zuchthaus)兩年，暫時喪失公民權利，並被要求支付審判費用。根據拉斐爾·舍克(Raffael Scheck)的說法，大多數與戰俘發生性關係的案件都涉及法國人，他們可以更自由地走動，與當地居民的接觸也比其他囚犯多。這一問題的規模體現在，對法國戰俘進行的約1.5萬至2萬次審判的記錄保留下來了，其中80%與被禁止的親密關係有關。
警方通過隱約的謠言或來自鄰居及同事的告發，了解戰俘的人際關係。有時，如果蓋世太保發現婦女有懷孕的跡象就會跟進。在聯係緊密的農村環境中，一些婦女發現很難抗拒戰俘的接近，盡管明顯的強奸案似乎並不多見，德國法官也傾向於認為，如果婦女不同意發生性行為，她們應該會更有力地進行抵抗。
考慮到他們的總體待遇，就不奇怪外國工人和戰俘都不是有效率的勞工。偶爾，有關當局也會承認這一點，並根據工作表現過問具體措施。1942年春，萊因哈德·海德裏希的帝國安全總局(Reinhard Heydrich’s Reich Security Main Office)——也許是最激進的國家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和種族信仰的代表，承認蘇聯工人的口糧太少，無法維持工作能力。然而，口糧無法增加，因為在同一時期，德國人的口糧也被削減了。直到德國的口糧在秋季增加，外國人的糧食供應才得以解決，而且在整個戰爭期間，外國人的口糧供應仍然低得驚人。在這方麵，同其他方麵一樣，政府選擇奉行歧視性政策——即使這些政策破壞戰事。
公眾對針對猶太人的措施的了解
我們可以從這種不顧經濟需要和戰爭訴求也要繼續歧視和非人道待遇方麵，來衡量國家社會主義信念的程度。證明這種驅動力最好的例子就是第三帝國推行針對猶太人政策的頑固性。隨著戰爭的繼續和反猶太人措施的升級，國內戰線的德國人對猶太人和其他不被認為是“人民共同體”成員的人的命運知道多少？20世紀30年代，許多關於猶太人、政敵和其他囚犯待遇的報道都出現在各大報紙上。當局並沒有隱瞞這些信息，而是宣傳這些信息，以強化國家社會主義“嚴懲犯罪”的理念。鎮壓被描述為帝國擺脫危險敵人的方法，報紙的讀者被鼓勵將自己視為不適用於該措施的好公民。希特勒以及警察和宣傳部門的負責人期望並實際得到了廣泛的民眾支持，采取措施打擊那些被定義為外人的人。同時，公開而強有力的警務製度有助於確保公民遵守政府政策。
戰爭開始後，媒體提供的有關鎮壓措施的信息少了，但仍不時有報道。羅伯特·格拉特利指出，由於當局對戰時的士氣深感擔憂，批準這些報道的新聞官員“務必覺得這些報道值得發表，並會得到好公民的接受和歡迎”。從1941年9月1日起，所有5歲以上的“非特權”猶太人都必須在衣服的左胸處縫上一顆黃色的大衛之星。這項措施將猶太人加以區別，使他們很容易成為公眾蔑視的對象。受害者的可辨識度也使針對他們的罪行更加明顯。對於那些選擇觀望的人來說，很明顯，猶太人被排斥在公共生活之外，在德國的猶太人總數正在減少。同樣，也常會看到猶太人被趕上卡車，被推上火車，先被帶去猶太人區，然後被帶到東部的死亡集中營。
市民們還通過來自前線的信件了解被德國宣布為“種族敵人”的情況，比如前麵引用的赫爾曼·吉申的信件。他們獲得的信息是分散的，但德國人知道發生了什麽，並在不同程度上認可了這一點。國家社會主義者非常善於挑起和強化長期存在的偏見，因為他們教導人們將猶太人視為毀滅帝國的全球陰謀的頭號罪人。這一陰謀先後被描繪成“英美”或“布爾什維克”，但背後的關鍵人物始終是猶太人。
德國各種監獄和集中營不斷滲透公共空間，這抵消了戰時媒體關於鎮壓的信息減少的影響。像薩克森豪森、布痕瓦爾德和達豪這樣的大型和長期營地位於主要城市(分別是柏林、魏瑪和慕尼黑)附近，它們還有許多衛星營地。不斷擴大的帝國邊界上還開設了新的大型營地，被收容的人被安排在農業和工業領域工作。他們身穿容易辨認的條紋製服，在空襲後還被帶到大城市進行清理工作。在整個戰爭期間，營地中的非人道狀況與消滅猶太人的願望，與戰事對工人的需求之間存在著緊張關係。盡管剝削集中營勞動力用於戰事本應更合乎情理，但國家社會主義者卻實施大規模屠殺，這一事實突顯了他們對消滅德國和歐洲猶太人的重視。
有時，對東部暴力和殺戮的了解似乎影響民眾的情緒。士兵們在日記中傾訴他們對戰爭的大規模、殘酷和無情的暴力的想法，並與家人分享他們的憂慮，甚至有深深的愧疚感和羞恥感。此外，有人把德國對待猶太人和盟軍空襲聯係起來，認為前者是後者的原因。然而，大眾輿論可能是矛盾的。例如，1943年5月，哈雷(Halle)帝國安全局報道說，人們接受了政府宣傳的說法，即猶太人對德國水庫發動了所謂的“潰壩”襲擊。一些人的反應是說，“殺死所有猶太人”，但同一份報告援引了其他公民的觀點，即針對猶太人的官方措施是不負責任的，因為“如果猶太人沒有受到德國人的攻擊，那麽和平早就到來了”。當時，人們對於猶太人遭遇的普遍認識是零星的，常常是模糊不清的。人們的反應是多種多樣的，一些人全心全意地支持反猶太人的措施，認為應該繼續；另一些人則表示關切，並將自己的命運與德國對待歐洲猶太人的做法聯係起來。
在斯大林格勒之後的堅持
隨著時間的推移，戰爭初期的樂觀情緒逐漸被頑強的簡單堅持所取代。在戰爭的任何時候，這種變化都沒有在斯大林格勒失利後那樣明顯。1942年秋天，隨著德國軍隊繼續在高加索地區前進，臨時增加的配給鼓舞了公眾的情緒。軍隊已經建立了與東線的航空郵件聯結，這意味著一封信花兩個星期就能到家，而不是4個星期。因此，在保盧斯將軍(General Paulus)的第六軍向斯大林格勒進發的過程中，家屬們隻在很短的延遲後，就可以跟隨到親人前進的軌跡。控製這座工業城市是保護軍隊挺進南方的關鍵。保盧斯的軍隊雖然在進攻斯大林格勒方麵取得了初步的進展，但還是被紅軍包圍並切斷了聯係。德國空軍司令戈林急忙宣布，他可以通過空中給封閉的軍隊發送補給，但大約30萬人的需求很快就耗盡了他的財力。進入深秋，糧食、燃料和彈藥都極度短缺，直至12月對蘇軍的反擊失敗。因為希特勒下令不惜一切代價守住斯大林格勒，保盧斯最初拒絕突破包圍圈，但到了1943年1月下旬，他的陣地已經難以防守。剩下的德軍投降了，2月初，戰鬥結束，口袋關上了。
像這樣的戰爭悲劇常常促使德國人至少暫時求助於宗教當局，試圖得到他們的支持和安慰。希特勒政權與新教徒的關係令人不安，與天主教的關係更不佳，兩者都被視為公民忠誠的競爭對手。然而，最終，納粹主義被迫接受民眾宗教信仰的堅持，允許士兵在占領區參加教堂禮拜，許多戰爭受害者由宗教當局而不是政黨當局安葬。
在斯大林格勒事件之後，戈培爾想保持民眾對黨的支持，於是拚命地扭轉自己的宣傳攻勢。緊隨斯大林格勒災難之後，宣傳部長於1943年2月18日在著名的體育宮發表演講，講德國人民繼續戰鬥的責任，以消除人們對失敗的恐懼。盡管演講的影片顯示，精心挑選的觀眾回應戈培爾全麵戰爭的呼籲達到了狂熱的興奮程度，但事實上，帝國安全局的調查表明，許多人發現演講和觀眾的反應相當假。戈培爾希望將民眾支持的浪潮向更強大的方向推進，以動員國內戰線，但此時，這一體係仍保持原樣。
婦女與戰爭
婦女是國內戰線上最大的成年人群體，她們對戰爭的態度如何尤為重要。國家社會主義者對婦女的政策是矛盾的，而且隨著戰爭的繼續而變得更加矛盾。一方麵，該黨維護傳統觀念，認為婦女是母親和家庭主婦，是基本的照顧者，她們將生育和撫養士兵後代。政府鼓勵結婚和生育，並通過國家社會主義人民福利組織(NSV)發起的母嬰計劃支持母親的工作；另一方麵，當局還通過德國少女聯盟(Bund DeutscherM?del)和國家社會主義者婦女聯盟(Nationalsozialistische Frauenschaft)等組織，為離家工作的婦女提供機會。要注意不應誇大這一“進步”，因為婦女工作卻沒有薪水，雖然她們獲得了一些領導職位，但她們的決策權有限，她們往往要向男性上司匯報。然而，曆史學家妮可·克萊默(Nicole Kramer)指出，國家社會主義組織中的誌願工作為婦女提供了自我肯定的機會，婦女利用這一點為自己謀取利益，例如作為獲取帶薪工作的橋梁或作為避免義務兵役的一種方式。
當局試圖更充分地利用婦女的能力，盡管曆史學家認為，它在這方麵不如英國或美國成功。沒有家庭責任的年輕婦女投入工作，有幼兒的母親發現自己難以兼顧工廠工作和家庭責任。婦女誌願的戰爭工作意義重大，但工業生產對外國工人的依賴遠遠超過對婦女的依賴。
除了誌願工作外，一些婦女不僅在德國境內，而且在德意誌帝國占領的歐洲地區從事有償工作。伊麗莎白·哈維(Elizabeth Harvey)的研究表明，作為教育工作者和福利工作者，她們在國外傳播德國文化和國家社會主義思想。此外，由於對承擔現役作戰角色的男子需求的增加，婦女接管了軍事行政和文書工作。大多數女性軍人年齡在19～35歲之間，沒有直接的家庭責任。曆史學家卡倫·哈格曼(Karen Hagemann)指出，“(德國)婦女的部署規模遠遠超過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規模”。戰爭結束時，約有50萬人作為軍事輔助人員在工作，另有10 000人為安全服務部門工作，40萬人在德國紅十字會(German Red Cross)擔任護士。這些婦女像她們的男性同誌一樣，一次離家好幾個月，她們的信件和歸來成了德國國內聽到戰爭消息的另一個渠道。在國內戰線，特別是1944年以來，越來越多的婦女被派去操作雷達設備，從高射炮塔上發現敵機。這些角色使她們暴露在敵人的炮火中，其處境有時與士兵所遭遇的條處境當。她們的經曆表明，家庭和戰爭前線是可以相互滲透和依存的空間。
對空中轟炸的反應
這種滲透性在空戰背景下變得最為明顯。盟軍對德國的第一次襲擊並不是特別具有破壞性，但改進後的雷達技術很快使轟炸機能更準確地瞄準目標。1942年2月，英國通過一項推進地區轟炸的指令後，突襲變得越來越具毀滅性。1943年春夏季，對德國西部魯爾地區的突襲不斷升級，包括對克虜伯和曼內斯曼(Mannesmann)等礦山和工業公司的突襲。其他城市也成為襲擊目標，1943年7月的最後一周，英美轟炸機輪番襲擊漢堡市中心。在炎熱幹燥的天氣的助推下，燃燒彈在漢堡警察局長後來估計為22平方公裏的一個地區引發了一場大火。在該區域內，溫度變得如此之高，以至於瀝青路麵熔化，逃離的平民被困在路上。火焰吸走防空洞裏的氧氣，令裏麵的人窒息，並被燒成灰燼。在街上，警察局長報告說：“孩子們從父母手中被旋風卷走，迅速燃燒起來。”當地救助轟炸受害者的組織變得不知所措，震驚的幸存者逃散到農村，帶去了遍布全國的恐怖故事。總的來說，有大約3.4萬至4萬人死亡，約90萬人失去家園。
然而，國家社會主義者對空襲反應的關注表明，他們將空襲視為對士氣的主要威脅。為應對突襲，該黨及其福利機構——國家社會主義福利組織以熱騰騰的飯菜、衣服和前往更安全地區的火車票，試圖表現出他們的關切，同時前所未有地介入德國人的生活。1943年12月中旬，宣傳部長戈培爾指出，“在國內，我們幾乎隻忙於空戰”。近一年前，為了協調空襲反應，政府成立了部際空戰損害賠償委員會，成員包括各主要部委的代表，以及軍方、國家社會主義福利組織、帝國青年領袖和其他機構的代表。戈培爾任指揮官，帝國總理漢斯·海因裏希·拉莫斯(Hans Heinrich Lammers)將他描述為“一個精力充沛、政治地位高、民族影響深遠的人”。將委員會置於戈培爾的控製之下，突顯了空戰對士氣的重要性。
自1940年以來，對德國的轟炸就一直不斷。如上所述，第三帝國在這之前就已經實施了一項兼具實際目標和心理目標的防空方案。當市民們清理閣樓上的易燃廢棄物並遮住窗戶時，他們成了家庭陣線戰士。他們學會了如何用水和沙子撲滅大火，黨內誌願者代表(Blockleiter或Blockwarte)監督他們遵守空襲條例的情況。在一些像柏林和漢堡這樣的大城市，以及像哈姆和埃森這樣的工業中心，建造了巨大的混凝土塔式碉堡，上麵有高射炮平台。柏林塔樓的牆大約有4米厚，每個塔樓可容納1萬人——卻仍然隻是柏林人口的一小部分。隧道裏也建了公共避難所，城市居民改造了公寓的地下室，這樣當警報響起時，他們就可以帶上孩子和財物去到地下。小規模的避難所在遭受直接襲擊時幾乎提供不了保護，但盡管如此，他們在睡眠中被一次又一次地驚醒，爆炸物砰砰落地，市民們畏縮在黑暗和灰塵中。在漢堡，除了爆炸物本身，燃燒彈引起的大火導致巨大的生命損失。眾所周知，總體數字很難確定，但最近的研究估計，在戰爭結束前，德國有35萬至38萬人死於轟炸。
麵對這樣的威脅，從瀕危地區至少撤離那些社會上最弱勢的成員是有意義的。有限的人口轉移在1939年清空了帝國的西部邊境地區，但國家社會主義當局仍然對大規模撤離的價值持懷疑態度。他們認為撤離是一種懦弱的逃走方式。1940年8月，一份德國空軍的報告仍然認為“這些措施對於德意誌帝國領土來說是不可能的”。
兒童疏散計劃被稱為兒童遣送拓展計劃(Erweiterte Kinderlandverschickung，將兒童送往農村的拓展計劃)或簡稱為兒童遣送計劃(KLV)。該名稱最初指的是黨為城市工薪階層的兒童提供在農村的暑期方案。現在，它被用於那些表麵看起來像是延長夏令營的疏散計劃。宣傳疏散作為一種健康措施可能會讓父母更容易接受，避免暗示政府無法保護人們免受轟炸。1940年9月下旬，希特勒派希特勒青年團團長巴爾杜爾·馮·希拉赫負責疏散10～14歲的兒童，而3～10歲的兒童、孕婦和嬰兒則由國家社會主義福利組織照料。3～10歲的孩子待在寄養家庭，或在母親懷有孩子或還有其他小孩的情況下，與母親一起住在集體設施裏。年齡稍大的兒童被安置在青年旅社、旅館和其他被征用的設施中。所有兒童的撤離都應該是免費的，盡管當局鼓勵有能力的家長出資。在整個戰爭期間，父母還可以自行安排孩子住在更安全地區的親屬那裏，然後申請撤離人員的津貼和福利。
經兒童遣送計劃撤離的兒童通常乘坐500人一組的火車，有時乘坐萊茵河(Rhine)或易北河(Elbe)的輪船，前往指定的接待區。途中由一名醫生和兩三名護士陪同，必要時增加國家社會主義福利組織人員。10～14歲的營地由國家社會主義教師協會(Nationalsozialis-tische Lehrerbund)批準的工作人員管理。男孩和女孩的營地是分開的，遵循大致相同的活動時間表——從早上7點的叫醒到晚上9點的就寢時間。課程在上午9點到下午1點之間進行，其餘時間則用於吃飯、運動，做家庭作業，幹輕鬆的家務活，及通過廣播節目和影片進行政治教育。孩子們的空閑時間是有限的，盡管有些晚上安排讀書或手工藝品製作。前撤離人員艾達·路易斯·沃伊特(Ida-Louis Voigt)回憶道：“可以說，我們總是很忙。”讓孩子們忙個不停，有助於推進他們作為優秀納粹分子的教育，並有助於解決嚴重的想家問題。和其他撤離者一樣，14歲的沃伊特(Voigt)非常想念她的家人，盡管幾周後她開始明白，“我無法改變這種狀況，所以我隻有接受它。有時我會哭，當然，這也無濟於事”。
在兒童遣送計劃開始的時候，當局估計柏林和漢堡大約13%～15%的兒童可能會自願撤離。到戰爭結束時，根據曆史學家格哈德·考克(Gerhard Kock)的說法，實際數字要高得多，85萬年齡在10～14歲之間的兒童被送往兒童遣送計劃營地(KLV camps)，而同樣數量的6～10歲的兒童則同寄養家庭住在一起，另外大約50萬名兒童與母親一起撤離。因此，僅國家資助的撤離就影響了200多萬兒童。
不過，並不是所有人都被邀請加入兒童遣送計劃。為發現傳染病(肺結核、脊髓灰質炎)和虱子等狀況，當局對兒童們進行了體檢。不能被安置在正常群體環境中或與家人在一起的兒童被送到特定的營地。其中包括一些有特殊需要的兒童，如聾啞人或盲人，以及患有輕微行為問題和長期尿床的兒童。規則進一步規定，“在對兒童進行登記時，應盡可能核實他們值得注意的方麵和舉止的適當性……因其行為和舉止而不適合的兒童將被集中在封閉的場所(festen Einrichtungen)”。“良好的行為和得當的舉止”不僅是兒童遣送計劃的先決條件，而且猶太兒童，那些來自被貼上“不合群”標簽家庭的兒童以及有嚴重精神或身體殘疾的兒童也被排除在外。兒童疏散方案的目的是拯救生命，但隻是某些兒童的生命，且疏散是根據決策者的條件進行的，而不是所涉家庭的條件。
正如撤離行動提供機會，使兒童在希特勒青年團領導下聚集在一起，並向他們灌輸新政權的原則一樣，政黨機構利用戰爭救濟將民眾中的弱勢群體與當局聯係起來。在應對空襲的過程中，理論上，城市當局和政黨之間存在著分工，前者負責處理緊急措施，如安置，後者的職責包括“領導和照顧民眾”。執政黨通常優先選擇那些可以把自己塑造成施予者的任務(比如經營施粥場，或者分發衣物)，把那些不那麽光彩的清理和收費工作留給市政當局。盡管如此，市政當局和黨仍共同努力，在受災嚴重的社區附近建立聯合管理的行動中心(Einsatzstelleri)。空襲炸彈受害者在女護士、教師和圖書館員的幫助下，由國家社會主義人民福利組織或納粹婦女組織工作人員提供熱飲、急救和其他援助。這些中心的工作人員提供基本的衣物和現金預付款，並幫助轟炸受害者填寫損失申報表。那些廚房無法使用的受害者會得到一張綠色身份證，憑借它可以從市政、國家社會主義人民福利組織和軍隊的施粥場獲得援助和食物。紐倫堡地區的一位官員在1942年8月說：“所有的黨和國家部門都在不遺餘力地為遭受損失的民族同胞(Volksgenossen)迅速且充分地提供救濟，這給民眾留下了一個極好的印象。”
任何不在市區工作的人都被迫離開。成年撤離者一開始可以去任何他們選擇的地方，但是在1943年4月，內政部確立了一個指定的接待區名單，使危險的地區與至少一個南部或東部更安全的地區建立夥伴關係。這鼓勵了跨地區的協調，使監管撤離人員變得更容易。例如，德國西部一些工業城市的居民被遣往西南部的巴登，而大部分科隆撤離者都去了下西裏西亞。
整個戰爭期間都有撤離人員未經允許而返回原籍的問題。政府試圖阻止這些“瘋狂回歸”，這些回歸占用了火車上寶貴的空間，並威脅到疏散措施的有序推進。到1943年，返回的撤離人員達到了驚人的比例，當局對付的措施是拒絕向未經允許回家的人發放配給卡。沒有配給卡，平民就不能吃飯，其目的是讓他們被迫返回他們的疏散區。然而，1943年10月11日，魯爾地區的工業城市威滕(Witten)， 300名市民針對這一措施舉行示威。大多數示威者都是婦女，有些由她們的子女和丈夫陪同，她們一般是礦工或基礎戰爭工作者。警方拒絕介入驅散示威活動，因為他們指出，拒絕發放返家撤離人員的配給卡沒有法律依據，他們從根本上認同婦女的要求。對於這些不由士兵養的家庭來說，撤離是沒有意義的，他們住在因需要長時間的戰時輪班而很難管理的家中。
起初，當局試圖進一步打擊“瘋狂回歸”。例如，1943年11月2日，戈培爾在日記中寫道：“在這一點上，我們決不能屈從於人們的意誌，因為人們自然對空戰未來可能的發展沒有清晰的看法。”他在當月晚些時候的報道中說，我們麵臨的最困難的國內政策問題是大批返回的撤離人員。在當局努力向撤離者和城市居民等提供食品時，整個帝國的人口自由流動使交通係統負擔過重，糧食供應也不穩定。然而，最終戈培爾改變了他對屈從於人民意誌的想法，在1944年1月下旬，希特勒下令不得拒絕對未經允許返回家園的撤離人員發放配給卡。因此，當德國“民族共同體”成員反對具體的官方措施時，國家社會主義當局少有地改變了路線。
日益增長的威脅和最終崩潰
其後，1944年7月20日，一個由傳統軍事和政治精英策劃的企圖謀殺希勒特的陰謀被實施。密謀者希望殺死元首，然後建立一個非獨裁政府，為德國爭取一個提出有利和平的建議的機會，密謀者差一點就成功。然而，克勞斯·申克上校(Colonel Claus Schenk)、馮·斯塔芬伯格伯爵(Count von Stauffenberg)小心地安放在希特勒東普魯士總部的炸彈，炸傷了元首，而沒有炸死他。在最初的混亂和紛雜矛盾的報道之後，數小時內，希特勒的生還得到了證實，並通過無線電在德國各地廣播。在襲擊之後，不僅犯罪者自己，而且他們的家庭成員也被追捕、殺害或監禁。這一密謀並沒有削弱民眾對希特勒的支持，反而有加大支持的傾向，因為人們對希特勒的幸存表示欣慰。
到1944年夏天，盟軍的轟炸進一步加劇，很難否認德國正在輸掉這場戰爭。一旦它不再擁有國內的製空權，大片土地就容易受到更猛烈的轟炸。白天的襲擊已經司空見慣，這些襲擊往往相對精確，其危險性幾乎不亞於夜間區域轟炸。飛機的目標是較小的中心以及大城市，有時會追擊單獨的列車和有軌電車。如果不能說是明確的，但至少是含蓄的，這些襲擊的目標是平民，因為襲擊一直持續到戰爭幾乎結束的時候，超出了用於任何重要戰略目的的範圍。最臭名昭著的是，德累斯頓市在1945年2月13日至15日遭到轟炸，當時德國人的戰爭顯然已經失敗。根據奧拉夫·格羅勒(Olaf Groehler)的說法，在戰爭最後的6個月裏，盟軍總炸彈噸位的一半以上落在德國，一半的空襲傷亡發生在1944年8月之後。
盡管對“神奇武器”——如以英國為目標的V-1和V-2火箭的宣傳，一直到1944年，維係了德國人的勝利希望，但到1945年初，他們開始了解自己處境的嚴重性。一些士兵仍深信希特勒的帝國將取得勝利的持續宣傳，但大多數人繼續戰鬥是因為另一種可能——徹底失敗，是無法想象的。當軍隊拚命堅持時，國內戰線當局試圖調動一切資源維係戰爭。連16歲的男孩和50歲以上的士兵都被征召去，但由於武器生產跟不上需求，這些新士兵在裝備簡陋，訓練也較少的情況下就被送往前線。在國內，十幾歲的女孩加入了數千名婦女組成的管理防空探照燈和雷達設備的隊伍，這樣與她們相應數量的男性就可以投入戰鬥。這些人在工作的地方吃飯睡覺，受訓使用手槍來保護自己的崗位，她們充當的角色與她們所替代的男人幾乎沒有什麽不同。
當集中營的囚犯和其他犯人被驅往德國中心地帶開始了致命的遷徙時，恐怖也升級了。這些遊行的目的，一部分是為了保衛戰俘們為帝國的最後工作能力，一部分是為了防止他們認為的“敵人”落入盟軍手中。對於東部的死亡集中營而言，其目的還在於將非人道的待遇和大規模屠殺隱藏起來，不讓外國人看到。犯罪者意識到他們可能很快就要麵對戰後的司法審判，於是記錄和殺人設施被銷毀。在奧斯維辛集中營，虛弱得無法走動的囚犯被殺掉，或者幹脆被留在原地任其死去。在1945年冬天的嚴寒條件下，絕大多數人，以死亡告終，其餘的人被命令進行殘酷的跋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