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渝“雙城記”
提起成都就無法回避重慶。自古巴蜀雖然在地域文化和人文性格上迥然不同,以至於直到今天這對歡喜冤家之間的恩恩怨怨也成了人們樂此不疲的話題。但也許是上帝的造化,兩座城市畢竟頭頂同一片藍天,腳踩同一個盆地,相距不過兩三個小時的車程,在經濟上的互補性也顯而易見。
在300公裏的範圍內出現兩個超大城市,重慶和成都之間的競爭不言而喻。首先,二者的城市定位就如出一轍。1993年國務院將成都定位於西南地區的“三中心兩樞紐”,重慶的目標也是“三中心兩樞紐”,並且還多了一個“現代化工業基地”。
成都和重慶都想當中心城市,因為都知道中心城市是高級資源最集聚的地方,結果也導致了城市之間的同質化競爭愈演愈烈。但到底什麽是中心城市呢?對此,王誌綱曾有一個形象的比喻:火鍋理論。假如我們把中心城市看作一口火鍋,那麽提高城市競爭力的關鍵,就在於火鍋裏的食物。如果火鍋裏燙的都是價值不菲的海參、魷魚,那麽這個城市的聚集能力就越強,輻射半徑就越廣,經濟就越有活力,相反,如果燙的都是些豆芽、白菜,那麽城市的經營就越慘淡,城市的含金量也就越低。但是,誰都想提升城市的內涵,誰都想多燙些海參、鮑魚,到底如何去做呢?這就需要大規模的“騰籠換鳥”,也就意味著城市的產業布局必須完成根本性的轉型。
中國的城市,尤其是大城市正麵臨著價值的回歸與再造。城市作為各種產業的超級聚合點,其空間是有限的,如何在有限的空間裏創造出盡可能大的裂變效應,必然涉及到城市空間布局和產業結構的調整。這也說明了一個簡單的道理:對於大城市來說,首先是一個經濟形態,其次才是一個空間形態,必須有別於其它城市,必須成為區域經濟的增長極,充分發揮城市所應有的輻射和聚合功能。在城市圈中,這些大城市作為區域的中心城市如同心髒,心髒越發達,周邊的城市作為四肢就越有活力,正如沒有上海脫胎換骨的變遷,也就不會有今天華東經濟圈的繁榮。
而隨著中國城市群的大洗牌和時代的發展,決定一個城市能否最終中心城市的動力因子正在發生著悄悄的變化,以前很多城市的目光隻盯著GDP的總量,總是工業、工業還是工業。但到了今天,遊戲規則開始變了。
首先,區域需求決定城市價值。在區域經濟一體化的今天,區域城市間的競爭關係已從你死我活的競爭,轉化為互為依存、唇齒相依的聯動發展關係,城市的價值和地位最終取決於城市在區域經濟中的影響和作用,及周邊城市對它的依存度。
其次,消費規模決定經濟規模,在生產過剩、需求不足的今天,城市的經濟規模不再取決於城市的生產能力,而在於城市能聚合多大的市場需求,創造多大的消費市場。
其三,要素流通決定城市能量,城市的輻射能量主要體現於資金流、信息流、技術流、人才流、物質流等經濟要素的流動速度和流動量。
其四,聚合能力決定城市地位。城市的領導地位首先取決於它的經濟影響力,即它對外的經濟輻射和集聚能力。
此外,世界城市的發展規律表明:早期的城市化是工業化的孿生子,二者同頻合拍,同步發展。這個時期的產業經濟自然是以第二產業為主,隨著第二產業的高速發展,逐漸催生出現代第三產業。當第二產業發展到一定程度,在GDP的比重中接近一半的時候,此時第三產業的比重開始與第二產業相當,城市化的發展出現了第一個拐點。但翻過這個拐點之後,第二產業的產值無論如何增長,其相對值開始慢慢下降,第三產業、尤其是現代第三產業對城市化的推進作用日益凸顯,這個時候的現代服務業不僅服務於城市自身和周邊地區,而是在更高的層麵上輻射更廣闊的地區。根據物流、資金流、人才流、信息流、科技流的集聚程度,城市在城市體係中所扮演的角色開始出現分野,於是出現了所謂的大城市、特大城市、國際都市等等。
此種背景之下,成都應該重新審視和重慶的關係。
重慶和成都其實是“公不離婆、秤不離砣”,盡管在民間的心態上誰也看不起誰,但事實上誰也離不開誰。尤其是在經濟全球化帶來的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大勢影響下,成都與重慶最終必會走向競合,加大互動,聯手共同托起成渝都市圈,使之盡快成為中國名副其實的中國第四極。隻有這樣,才能“大河漲水小河滿”,二者才能共同走向雙贏。
事實上,直轄後的重慶,確實非同凡響,以空前的手筆實現著一個國際大都市的夢想。舉世矚目的三峽工程進入三期建設,吞吐1500萬旅客的機場正在擴建,四通八達的高速公路和鐵路係統初具雛形。2002年時,計劃10年內將要投資6000個億,要打造名副其實的西部樞紐和大西南地區無可爭議的窗口與龍頭。
此時,成都與重慶正麵硬拚,並不具備足夠的資本,也毫無特色可言。相比重慶而言,成都的工業基礎薄弱,幾乎找不大任何大型的工業項目。所以,成都要想在和重慶老大哥的競爭中力拔頭籌,就不能亦步亦趨地跟在重慶後麵追趕,而必須根據自己的特點另辟蹊徑,走有自身特色的道路。
仔細分析,成都也有諸多重慶所不可比擬的獨家優勢:
其一,在西部的窮山惡水中,成都是一片天賜的綠洲,注定是西部最適宜人居的都市;其二,成都還是一片人文綠洲,在人們越來越追求精神體驗的今天,成都平原千年所傳承下來的生活方式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其三,成都的商貿經濟源遠流長,在漢代就與洛陽並列為五大都會之一,唐時與揚州齊名,有“揚一益二”之稱,宋元以來一直作為西南地區最重要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
一位長期駐紮在重慶的西方媒體記者在談到重慶與成都這兩個城市的競爭時也承認:如果是製造業,外國投資者一般會選擇重慶,因為這裏擁有所有的運輸條件,而如果是服務業,則會更傾向成都,因為這裏擁有大批受過良好教育的人,並有豐富的文化生活和娛樂活動。
成都具備發展現代服務業的良好基礎。對於成都而言,與重慶的城市競爭與其說是GDP的競爭,不如說是軟實力的競爭,與其說是工業的競爭,毋寧說是新興第三產業的競爭。
總之,成都與重慶的產業應互相支撐而不是互相抵消,重慶搞工業,成都就應該大力發展現代服務業,重慶做實力,成都就應該做輻射和聚合能力,重慶打造硬實力,成都就應該構築軟實力,重慶開廠,成都開店,重慶強健骨骼和軀幹,成都就要做心髒和神經中樞。隻有這樣,兩座城市才能避免出現比拚資源、惡性競爭的局麵,也可達到最終雙贏的結果。
在成渝“雙城記”中,成都應該演繹與重慶的差異化競爭之路。當成都沿著這種以柔克剛、以柔製勝的差異化競爭道路不斷堅持下去時,會出現這樣一種奇特的現象:重慶的經濟實力越強,對成都的需求也就越強,重慶的硬實力越強大,成都的軟實力的作用也越明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