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決定高度
開皇九年（589），隋滅南陳，天下重新統一的那一年，楊堅任命高熲為尚書左仆射，蘇威為尚書右仆射，同掌朝政。
高熲與蘇威並稱為“開皇名相”。
高熲不僅是隋朝的開國功臣，還是隋朝製度的製定者。在高熲的主持下，隋朝的行政製度、官製、法律等進行了全方麵的改革。高熲用他的創造力，不僅為隋朝的發展製定出規矩，還深深影響了整個中國古代社會。楊堅有許多重大政務和想法，都習慣交給高熲辦理。
蘇威則是另外一種風格，他行政經驗豐富，直言正諫。一次，楊堅執意要殺一個看不順眼的人。蘇威堅持此人罪不至死，不讓楊堅殺。楊堅更加生氣了，提著刀就要去親自動手。蘇威硬是擋住暴怒的楊堅的去路，不讓他前進。楊堅閃到左邊，蘇威就遮擋到左邊；楊堅跑到右邊，蘇威也趕緊攔住右邊。最後楊堅沒辦法，拂衣退入後宮。那個倒黴的人則僥幸不死。楊堅冷靜下來後，把蘇威叫來嘉獎了一番：“公能這麽做，朕還有什麽可以擔憂的呢。”因此，楊堅在蘇威右仆射的本職之外，還讓他兼了大理寺卿和禦史大夫的職務，將司法和監察大權交給了他。
在高熲和蘇威的輔佐下，楊堅也開啟了以政治革新為首的改革進程。開皇元年（581），楊堅剛坐上龍椅，就廢除北周官製，開始了政治改革。
這次改革的主要內容是在中央設置了分權製衡的機構，將最高權力分為尚書、門下、內史（中書）、秘書、內侍（宦官）五省。尚書省負責處理日常政務，而門下省、內史省和秘書省分別是決策、審查和記錄機構。尚書省置尚書令一人（虛職），左右仆射各一人，下麵設吏部、禮部、兵部、都官部、度支部、工部，每部設尚書一人。開皇三年（583），度支部改稱民部，都官部改為刑部。一般情況下，左仆射分管吏、禮、兵三部事務，右仆射分管民、刑、工三部事務。這套“五省六部”的製度現代人看起來非常眼熟。這一政治製度在隋朝時開始定型，一直沿襲到清末。盡管其中的名稱和具體分工有所更改，但基本框架始終固定不變。
這又是隋朝的一大貢獻，也是“楊—高—蘇”團隊的一大貢獻。
中央官製確定了，地方官製是隋朝君臣麵臨的另外一道難題。隋朝麵臨的是一個地方官製混亂、官吏隊伍臃腫龐大的局麵，地方官製的改革也迫在眉睫。
秦漢時的郡縣製在四百年的亂世中演變成了州、郡、縣三級，地方權力不斷擴大。官製也變成了三級，而且除了由中央直接任命的官員（刺史、太守等）以外，地方官員還可以自己辟置、安插官吏，建立幕僚隊伍。州、郡、縣地方行政機構越來越龐大，官員隊伍名目繁多，比如典簽、州都、郡正、主簿、西曹書佐、祭酒從事、部郡從事、倉督、市令、光初光曹、光初主簿、縣正、功曹、西曹等，不一而足。而在亂世之中，各地的官員更換頻繁，最後發展到領導到任，說誰是官，誰就是官了。
為了安排越來越多的官僚，亂世中的各方各派就必須開拓出越來越多的職位。最通行的方法就是把行政區劃越劃越小，多設置州、郡、縣。比如東漢末年，割據荊州南部的劉備為了安排兄弟張飛，硬是在今三峽地區劃出了一個“宜都郡”，任命張飛為“宜都太守”。許多地方行政區劃是各地官員自行劃定的，一旦存在了，中央要將之廢除，困難重重。人們很具體地按照地域的大小將州郡縣也分為“上中下”三六九等。
此外，許多北方的士族大家和讀書人也在亂世中南遷避亂。為了安排這些人，也為了寄托南遷士人的思鄉之情，南方的東晉和宋、齊、梁、陳各代執行了“僑州僑郡”製度，在南方“複製”北方州郡。比如豫州（河南大部分）並不在南朝的控製範圍內，但是南朝依然設置了“豫州”，相應地也設置了歸屬於“豫州”的各個郡縣和一整套的“州政府”官員。那麽，這些人在什麽地方辦公呢？南朝在湖北或者安徽等地劃出一塊地方來，成立所謂的豫州各郡，任命官員走馬上任。這樣的結果是，南方的州 郡越劃越小，機構疊床架屋，錯綜複雜。
隋朝成立後，楊堅發現有的地方不足百裏之地，竟然在上麵設置了好幾個縣；有的地區居民不滿一千戶，竟然分屬於兩個郡。最荒唐的是，有的聚落隻有三四戶百姓，也獨立成了一個縣。史家常用“十羊九牧”來形容隋朝初期民少官多的局麵。
可以想象，改革地方官製無疑是牽一發而動全身的事，要得罪不少既得利益者。然而，作為亂世的終結者，作為有責任心的君主，楊堅必須繼承這份亂世的遺產。
開皇三年（583），楊堅製定了“存要去閑，並小為大”的原則，對地方官製進行了大規模的精簡整頓。
首先，隋朝罷天下諸郡，把州郡縣三級製改為州縣二級製，州直接管轄縣。後來，隋朝又易州為郡，地方官製成為郡縣二級。到大業五年（609），隋朝達到極盛的時候，全國有郡一百九十個，縣一千二百五十五個。地方官製上的二級製一直延續到今天。其次，隋朝徹底廢除了漢代以來地方長官自行辟署置僚佐的製度。之前，地方官員和自己設置的官吏之間往往形成從屬關係，下級對上級唯命是從。現在，即使是最小的小官，任命和考核的權力也都收歸了中央，由吏部掌管。各級地方官員都要唯中央馬首是瞻了。最後，為了防止地方官員勢力膨脹，貪贓枉法，隋朝創造了許多被後世沿用的製度。比如規定官員任職要回避家鄉州縣，必須“異地為官”；禁止官員在地方兩度擔任同一個職務；規定地方主要官員的任期為三年（後來改為四年），到期必須離任。後來，隋朝又把關注點投到了官員家屬身上，規定地方官員不得帶父母或十五歲以上的兒子赴任，以免家屬幹政。
楊堅為了加強對各地官員的控製，規定每年年終各地太守或副手必須進京述職，稱為“朝集使”。同時，中央政府不定期地派遣官員巡察地方，檢查督促各地的政務。
政治體製改革最終都要落實在具體的官員身上。改革的成功與否，歸根結底是用人的成功與否。
楊堅對中央官製和地方官製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必然要侵害到數以萬計的貴族官員的利益，多數舊貴族和舊官員不會積極配合楊堅的改革。而政治體製改革本身，也需要有大批誌同道合者和新型官吏參與其中，那麽楊堅從哪裏去尋找官場的新鮮血液呢？
隋朝成立時，官場選拔人才采用的是“九品中正製”。中央和地方州縣都有專門的“中正官”，負責考核評定各地人才的等級，分為“上中下”各品各級，一共九個級別。不同級別的人才出任不同級別的官職。很自然地，世代高官的家族壟斷了“中正官”的職位，給自己家的孩子和親戚評個特別高的品級，讓子孫後代世代為官。於是就出現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的現象，當官的標準也就成了比誰家的門第高。
最先對這種近似世襲的選拔標準表示不滿的是山東的士族大家們。因為北齊王朝滅亡後，山東各個大家族在北齊朝廷中當的官不算數了，他們比不過關中的北周官員貴族。後來隋朝建立了，楊堅任命的官員也主要是出身關中的貴族、士人和武將。
如此，山東的士人們便想辦法尋找當官的門路。原來的北齊王朝文化比較發達，山東的士人們文字素養普遍比較高，因此他們嚷嚷著要按照才學的高低來選拔官吏。開皇二年（582）年初，楊堅順應山東士人的要求，命令選拔“貞良有才望者”擔任官職。楊堅巧妙地將人才選拔製度的改革和政治體製的改革結合起來，在第二年正式取消“九品中正製”，廢除了各級中正官的職務。朝廷的吏部接管了中正官的人事權，各級官員改由吏部任命。
為了規範人才選拔製度，楊堅在開皇七年（587）規定每州每年向朝廷保薦三名士人，保薦的標準是文章華美。這些士人集中到京城後，統一參加名為“秀才科”的特別考試。
對中國曆史乃至民族文化產生巨大影響的科舉製度，就此萌芽了。
緊接著，陳朝被隋朝吞並。大量的南方官員和士人“失業”了。他們比北方人更會寫文章，才學更好，人數也很多，紛紛要求朝廷擴大每年參加科舉的人數，給自己一個機會。開皇十九年（599）七月，楊堅下令凡是京官五品以上，或者總管、刺史，每年都可以向朝廷保薦人才。保薦的標準有兩條：一是誌行修謹（有德），一是清平幹濟（有才）。按照這兩條標準保薦的人才分別參加不同的考試，被稱為“舉人”。這就大大擴展了科舉的範圍。
後來在大業三年（607）四月，隋朝將舉人考試擴展到十科。其中有一科的標準是“文才秀美”，被稱為“進士科”。據說這是因為隋煬帝楊廣本人喜愛文學，要專門設置考察詩詞歌賦的考試，於是創辦了進士科。進士科隻是諸多考試中的一科，當時的人們不會知道隨著歲月的推移，這一科會對後世產生多大的影響。
隋朝就這樣埋葬了魏晉以來憑門閥高低做官的人才選拔製度，創造出了科舉製度。
那麽，隋朝的科舉考試具體是怎麽操作的呢？
有關隋朝科舉的史料極少，我們隻能通過零星的記載，盡量還原當年的考試情境。
開皇晚期，有個叫作杜正玄的舉人去參加“秀才科”的考試。考試的內容可能是麵試和筆試相結合。吏部尚書詢問杜正玄一些國家的製度和治國的方略，杜正玄要響亮地回答出來，同時還要根據詢問的專題將見解寫成文字，呈送上去。杜正玄投考的秀才科是隋朝所有科舉考試門類中最難的，因為秀才科考試的內容非常廣泛，什麽內容都可能考到。
朝廷選擇秀才，看中的是應試者的綜合素質，既包括文學素質，更包括行政和管理能力。此外，“明經科”考察的是應試者對經書（往往是某一典籍）的掌握程度，相對死板，比較適合記憶力超強的“書呆子”；“進士科”主要考文才，看一個人吟詩作賦的能力，比較適合陳叔寶那樣的文學青年。考試內容不一樣，人們對各科的推崇程度也不一樣。隋朝的士人們最看重考察綜合能力的“秀才科”，其次是“明經科”，最看不起的是“進士科”，認為進士科考的都是奇計**巧，不實用。
通過各科考試的舉人，就可以直接出任官職了，一般是九品或者八品的級別。
隋朝科舉考試在大興舉行，周期可能是三年一屆，也可能是不定期的。
顯而易見，隋朝創辦科舉考試的目的是為了杜絕因為家族門第產生的官職世襲現象，但家庭背景對考試的影響依然比較大。首先，所有的舉人都需要官府推薦，這就表明參加科舉考試的門檻還是比較高的。其次，考試過程中的家族關係和個人信息是公開的。比如考官問某個舉人，祖父和父親是幹什麽的，回答“我祖父是刺史，我父親是太守”的舉人總比回答“我祖父是士兵，我父親是佃農”的舉人要有優勢。最後，考生們在考場外的“公關活動”是不被禁止的。有錢有勢的考生會提前拜訪考官，送上一些自己寫的或者抄襲的優秀作品，拉近關係（唐朝發展出了一個專有名詞，叫作“行卷”）。盡管給普通士人提供了進入仕途的機會，隋朝科舉考試的公平性還是比較欠缺的。
也許是因為科舉製度的推行和官製的改革是同步的，激烈的政治體製改革沒有在隋朝掀起激烈的反應。原因很簡單：如果你對官製改革不滿，有意見，那麽沒關係，請你下崗，反正每年都有通過科舉考試選拔出來的新官員等著替換你的位子。
隋朝君臣還在土地製度和賦稅徭役製度上進行改革，推動了隋朝的經濟繁榮。
開皇十二年（592），楊堅在全國推行均田法。隋朝的均田法沿用北齊的製度，規定不管奴婢還是普通民眾，每丁（十八歲以上的男女）受“永業田”二十畝[1]，永業田為百姓個人所有，可以繼承和自由買賣。另外，國家頒給成年男子露田八十畝，女子露田四十畝。露田歸國家所有，受田人到一定年齡後要歸還國家。有健壯耕牛的家庭，可以按照每頭牛六十畝的標準領取額外的田地（最高不能超過二百四十畝）。均田法的頒布，是對土地製度的一大改革，帶有強烈的“耕者有其田”的理想色彩。好在常年戰亂之後，國家手中掌握了大量的無主土地，天下也有大量的荒地，再加上楊堅向各地派出了大量欽差大臣督辦，隋朝的均田法得以在全國推行。
均田法公布後，天下百姓歡呼雀躍。當然，既然拿了國家的田地，就要為國家出力——服徭役。
北朝時期，百姓是十八歲開始受田，同時開始承擔賦稅徭役，二十歲開始有義務當兵，六十歲以後免力役，六十六歲以後退田，同時免租、調（按戶征收的一種賦稅，每戶每年繳納定額的絲、麻、綿等物資）。具體的賦稅標準如下：已婚的人每年交絹一匹，綿八兩，粟五斛；未婚的人減半；夫婦二人合稱一床，每年交給朝廷墾租二石，交給地方州縣義租五鬥，外加絹一匹，綿八兩。具體的徭役標準如下：十八歲到五十九歲服徭役，每年服役時間不超過三十日，單位時間裏每家隻需出一人服役，以保證農時。
北周時期，蘇威的父親蘇綽製定了王朝的賦稅和徭役標準。他曾對年少的蘇威承認自己定的役法過重，還可以減輕。後來蘇威繼承父業，執掌了隋朝的經濟大權，他奏請楊堅減輕賦稅徭役，得到楊堅的支持。
開皇三年（583），隋朝將百姓承擔賦稅徭役的年齡延後到二十一歲，而受田的年齡依然是十八歲。這就讓百姓增加了三年穩定的收入。之後，朝廷將百姓每年服役的時間從三十天壓縮到二十天，交納的絹數從一匹（四丈）減為二丈[2]?。開皇十年（590），規定五十到五十九歲之間的百姓可以納庸來免除兵役。“庸”就是免役的人交納絹代替服役，每天的數量為幾尺，二十天也不過數丈。總之，蘇威的改革使百姓的負擔越來越輕。而在宏觀上，百姓有更多的時間從事農作和家庭生產，對國家經濟也是有利的。
均田製和租庸製度也被唐朝沿襲，成了又一項影響深遠的製度。在理論上，隋朝的賦稅和徭役都不算重。
開皇初年，隋朝的戶口數目是三百六十餘萬，滅陳後得到五十萬戶。為了同豪強和貴戚爭奪隱蔽的人口，也為了將流民編入戶口，隋朝開展了全國戶口檢查工作。這項工作難度很大。有錢有勢的人家要隱藏奴婢，為自己服役；許多百姓不願服役納稅，時常塗改年齡牟利。隋朝就進行“貌閱”——原始的人口登記製度，即將每個人的相貌和年齡等情況記錄在官府的戶籍登記簿上，讓隱藏人口和逃亡變得非常困難。到了大業五年（609），隋朝登記有八百九十萬七千五百四十六戶，四千六百零一萬九千九百五十六人。（見《隋書?地理誌上》）
政治上的改革和經濟上的繁榮帶動了開皇年間文化的發展。
之前幾百年戰亂使得大量文化典籍在戰火中焚毀、遺失，開皇初年出現了“書荒”。於是，隋朝在成立的第三個年頭下詔求書，規定獻書一卷賞絹一匹。
重賞之下必有勇夫。當時有個叫作劉炫的人，趕緊埋頭去找書。可是書哪有那麽好找啊，劉炫腦袋一轉，想朝廷是下詔求書，沒說現寫的書不算啊。於是，他夜以繼日、爭分奪秒地開始寫書。功夫不負有心人，劉炫不久就“攢”出了《連山易》《魯史術》等書，共計一百卷，恭恭敬敬地獻給官府。當地官府沒有專門的人才來辨別圖書的真偽，同時也不願意打擊民間獻書的積極性，隻好按照一卷書一匹絹的賞格獎勵了劉炫。劉炫因此成了一個小財主。如此真真假假，民間古書、異書層出不窮，隋朝社會沒幾年就圖書豐富，圖書館裏藏書不絕了。
求書僅是一個開端，楊堅在文化教育方麵還專門下了一道詔書，把文化教育提到了一個很高的高度：“建國重道，莫先於學，尊主庇民，莫先於禮。”但幾百年的亂世沉重打擊了文教事業，使得社會上“務權詐而薄儒雅，重幹戈而輕俎豆”，百姓們不重視道德，你爭我奪。為此，楊堅高呼“治國立身，非禮不可”，表示要“去華夷之亂，求風化之宜”。他也承認“積習生常，未能懲革”，發揚文教是長期而艱巨的任務。
楊堅要求全國建立健全文教製度，地方官員大力宣揚朝化，百姓在非役之日和農閑之時，學經習禮，目標是讓全天下都“知禮節，識廉恥，父慈子孝，兄恭弟順”。《隋書》不吝嗇篇幅，全文記載了楊堅的這道詔書，並說詔書頒發後不久，天下州縣都設置了博士加強文教事業。可惜的是，因為文化和教育乃百年大業，短期內難見成效，後人無法在短暫的隋朝曆史上看到優秀的文學作品和耀眼的文教成就。但是隋朝扭轉亂世積習、重拾文教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
開皇十二年（592），度支官奏稱：“天下府庫都藏滿糧食布匹，無法接納新的物資。許多物資隻能堆積在廊廡之下。”天下富足，倉庫難以承載賦稅物資的盛況隻在此前七百多年的西漢文帝和景帝時期出現過，那是一個被豔稱為“文景之治”的盛世。因此，史家將楊堅統治時期稱為“開皇盛世”。
為了儲存豐富的物資，楊堅下令趕造新的倉庫。當時，隋朝建設的最重要的糧倉是“黎陽倉”。黎陽倉位於隋朝的腹心地區，遺址在今天河南省浚縣大伾山北麓。它不僅僅是一個國家戰略倉庫，而且是一座倉城，有城牆、護城河和駐軍。倉城之外，還有漕運碼頭、運糧管道，與黃河水運、大運河漕運密切聯係，吸收了隋朝物資生產和交通運輸的精華成果，聚攏國家血脈。隋唐時代，黎陽倉一直是國家的物資寶庫、戰略重地。唐末一度廢棄，北宋又重新起用，並在廢墟上加建新倉。兩宋交替之際，該地才徹底廢棄。
那麽，黎陽倉到底有多大規模，儲備了多少物資呢？塵封千年之後，黎陽倉因為“大運河申遺”而重見天日。2011年11月，考古隊對文獻記載的黎陽倉所在的近十萬平方米區域進行鑽探調查。經過三次考古勘探，發現黎陽倉倉城平麵布局近正方形，東西約二百六十米，南北約二百八十米，總麵積約七萬八千八百平方米，已探明糧倉中心區倉窖八十四座，占倉城麵積的五分之四。倉窖排列規整有序，以經勘探確定的八十四個倉窖的平均容積計算，黎陽倉總儲量約三千三百六十萬斤[3]，可供八萬人吃一年。限於實際條件和民房疊壓，原址還有未勘探區域，實際倉窖數量可能更多。
《隋書》稱這一時期“躬節儉，平徭賦，倉廩實，法令行，君子鹹樂其生，小人各安其業，強無淩弱，眾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歡娛，二十年間天下無事，區宇之內宴如也”。最後，還不忘加一句“考之先王，足以參蹤盛烈”，來給楊堅的臉上“貼金”——當然楊堅也堪此美譽。
如果將盛世定義為對外國際地位崇高、外交環境安全，對內經濟發達、社會進步，那麽楊堅創造的開皇之治無疑是一個合格的盛世。
[1].畝，1畝為0.667公頃。
[2].丈，1市丈為3.3333米。
[3].斤，1市斤為0.5千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