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姚崇新政：為盛世奠基
武街之戰結束後的當月，李隆基就以宣慰金城公主的名義主動向吐蕃派出了使者。但吐蕃人顯然對新近的大敗耿耿於懷，表麵上說是願意與大唐和平共處，但交涉和談的過程中，大唐的使節明顯感受得到，無論是在對方所用的禮儀上，還是言語上都帶有強烈的敵意。於是這一情況被及時反映到了李隆基那裏。李隆基很快給出了答複，他讓使者繼續斡旋和談事宜，同時令邊境地區各駐防部隊做好備戰的工作。
李隆基下令後不久，吐蕃人果然開始了對大唐邊地的頻繁侵擾。但每次吐蕃軍都被大唐的邊防部隊擊退，其中幾次還成為唐軍內部打小規模自衛反擊戰的經典範例。在接連失敗後，邏些（今西藏拉薩）方麵的主戰派的呼喊變得越來越底氣不足，終於在堅持兩年後撐不住了。開元四年（716）七月，吐蕃人暫停了對唐朝西部邊境的侵擾，遣使長安請求和解。經過幾輪艱苦卓絕的談判，雙方最終達成了和平的條件，實現了全線停戰。
在李隆基邊打邊談，以戰促和的大思路下，唐蕃雙方再次迎來了和平的局麵。李隆基之所以同意了吐蕃人的請和，除了考慮到國內發展需要長期和平的外部大環境外，還有另一個不方便吐蕃人知道的原因，那就是李隆基這段時間正在應對登基以來最為嚴峻的考驗，這回他所麵對的敵人更為不可預測也更加厲害——天災。
自開元三年（715）五月起，一場百年未遇的特大型蝗災在帝國的關東地區突然肆虐起來。起初這些成群結隊的蝗蟲隻出沒於山東等地，可沒過多長時間蝗蟲的數量就出現了幾何量級的增長，部分糧食主產地的上空甚至出現了成群蝗蟲遮天蔽日的恐怖景象。它們所過之處，莊稼幾乎粒糧不剩，蝗災再稍微嚴重一些的地方，直接就是寸草不生了。
由於受封建迷信思想的影響，老百姓大都比較怵這成片的蝗蟲，不敢進行捕殺，受災地區的人們隻能在田間地頭虔誠地焚香，再擺點祭品向老天爺禱告，希望老天爺快點收了撒蝗蟲的神通。至於地方上的政府，多半是有心殺蟲，無力實施，隻有無奈地望蝗興歎。
在一千多年前，鬧蝗災的後果可是非常嚴重的。畢竟那會兒還是農業社會，蝗蟲吃光了老百姓辛辛苦苦種下的莊稼，農民這一年就相當於白幹了。相應地，主要靠收田賦過日子的政府也會收入下降，這就容易引發朝廷的債務危機。蝗災持續時間短的話還好說，大家一起勒緊褲腰帶，減薪節食也許就撐過去了。怕就怕開元三年的這種持續時間特別長、影響範圍特別大的。因為如果蝗災一直持續，讓老百姓把口糧和來年的種子都吃完了，而國家又沒有錢，無法進行足夠的賑濟，這就容易引起更大範圍的不滿，一旦蝗災還是沒有消停的跡象，沒收成又沒活路的人為了活下去，便隻能選擇揭竿而起了。
農民起義的力量，大唐的開國領導人們都是見識過的，李隆基也自幼就聽說過，因此他很清楚必須要在事態進一步惡化前采取有效行動，防止百姓們被逼上絕路。
姚崇完全認同李隆基的看法。為了應對這次的危機，姚老頭兒也給出了自己的解決方案，那就是派遣禦史下到受災州縣，監督並指導地方政府把群眾發動起來，有組織地捕殺蝗蟲。
客觀地講，姚崇的這個建議是科學且合理的。然而，這個主意一經提出就有人表示了反對，反對者的理由簡單來說可以概況成兩個字：太多。
這個疑慮，李隆基同樣也有，如今關東蝗蟲的數量實在是太多了，咱就算組織人去捕殺了，一時半會兒能殺多少？能殺得完嗎？
針對李隆基的擔心，姚崇是這樣回複的：“正如陛下所言，如今蝗蟲遍布關東各地，黃河南北的百姓幾乎流亡殆盡，但正是因為這樣，朝廷豈能坐視不管，讓蝗蟲繼續肆虐呢？臣以為就算撲滅不完，也比縱其為患要好。”
是啊，蝗蟲殺不殺得完，這是能力問題，去不去殺，則是態度問題。就算朝廷組織人手也不能殺光蝗蟲，但至少表明了朝廷是和百姓站在一起，有去解決問題的態度和意願，這無論如何比無動於衷要好得多。
在想清楚了這個問題後，李隆基表示願意支持姚崇的意見，推行全民捕蝗的行動。但就在這時，一向不怎麽說話的盧懷慎卻開口提出了新的反對意見。
“蝗蟲乃是天災，豈是人力所能控製得住的？況且殺蟲太多，有傷天和。還願相公再好好想想。”
“昔日，楚惠王靠吞下水蛭治好了自己的痼疾，孫叔敖因為殺蛇而獲得了福報。如今這個時候怎能不忍心捕殺蝗蟲，卻忍心看到老百姓饑餓而死呢？！”
說著，姚老頭兒看向在場的所有大臣，發出了擲地有聲的最後回答：
“假如殺死蝗蟲會有什麽災禍的話，就讓那些災禍通通降臨到我姚崇的身上吧！”
宰相的話都說到這個份兒上了，別的大臣自然無話可說，於是全國性的捕殺蝗蟲運動就此開始。
要說姚崇不愧為一代賢相，他在滅蝗問題上不但有決心、有信心，還非常重視滅蝗的具體方法。姚崇當時在全國範圍內推廣的是家庭自主包幹滅蝗法加焚瘞之法。簡單說來就是讓各地方在組織群眾時，以家庭為單位，以消滅自家土地上的蝗蟲為首要目的，來充分調動大家的滅蝗主動性。在具體的操作環節中，則是利用蝗蟲好光亮的習性，通過引蝗蟲進入夜間點燃的篝火堆，達到大麵積燒殺蝗蟲的效果。而且這個焚瘞之法還有個好處，那就是等到燒死一批蝗蟲後可以就地把蝗蟲的屍體就著草木灰埋進事先挖好的坑裏，這樣可以讓土地提升肥力，增加來年的收成。這也算是讓蝗蟲變相補償它們所造成的損失了。
為了讓地方官員能夠破除迷信思想，更好地配合滅蝗工作，在姚崇的建議下，朝廷還特地給去各地督促滅蝗的禦史們加了個捕蝗使的名頭。
但是即便宰相放了狠話，朝廷也派了專人，地方上還是有不配合的情況出現，比如汴州刺史倪若水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這位倪刺史不隻拒不執行朝廷的命令，不允許捕蝗使入境指導工作，還公開上表給皇帝，和姚崇唱起了反調。
倪若水的看法和盧懷慎比較類似，他也主張蝗災屬於天災，並非僅憑人力就能消除的。他還提出了自己的理論——修德說。
在他看來，蝗蟲肆虐，是上天示警。說到底，是朝政大方向出了問題，惹得老天爺不高興了，因此隻有修德政才能予以化解。
為證明自己的理論不是信口開河，倪若水拿出了所謂的曆史依據：十六國時前趙的國主劉聰治下曾經鬧過蝗災，政府下令全境捕殺蝗蟲，結果危害沒能減輕，反而更為嚴重了。
倪若水的言論很快在朝野間收獲了不少人的支持，而在修德說的影響下，原本已經被姚崇說服的那部分人也出現了思想上的動搖，開始紛紛議論朝廷這次出台的滅蝗令的可行性。
姚崇明白，如果他不能在理論的高度上徹底擊敗倪若水，那麽縱使朝廷再怎麽強力推行滅蝗令，地方上的情況也不會出現好轉。於是姚崇拿起了筆杆子，鋪平了紙張，開始寫信。
首先當然是要讓倪若水的曆史依據立不住腳才行。
“劉聰是靠著篡位上台的忤逆之君，他的德行當然無法製止妖異事件的發生，而如今天下皆知陛下乃是聖明之主，妖孽怎麽可能勝得過聖天子的德行？”
這句話的潛在意思是你一直堅稱蝗災是天降警示，必須要修德政來化解，難不成是在暗示寶座上的那位昏庸無道，所以才遭到了天譴嗎？
雖然史書上沒有記錄倪若水讀這封回信時的狀態，但我相信，在讀到這句話時，倪刺史的腦門上應該已經冒出冷汗了。
不過，先不要慌，倪兄台，畢竟更要命的一句，還在後麵呢。
“我聽說古時候州郡裏有賢能的長官，蝗蟲都不敢進入其轄區，而是繞著州郡的邊境飛走，如果真的如你所言修德政就能夠免災，那看來是你沒有德行才致使蝗蟲入境肆虐的啊！”
倪若水看完信，算是徹底領略到了姚崇的厲害。他不敢再多說一句話，趕忙派人請來了捕蝗使，並親自帶頭參與了滅蝗行動。經過倪若水的努力，僅在他治下的汴州就總計消滅蝗蟲十四萬石。
在寫信駁斥了倪若水的同時，姚崇也在李隆基的全力支持下強化了對各地捕蝗滅蝗工作的監管工作，通過把工作優秀者和辦事不力者分別列了名單進行宣傳的方式，進一步推動了滅蝗行動的開展。結果正如姚崇當時所說的那樣，雖然老百姓麵對連年的蝗災生活質量大幅度下滑，朝廷的收入也斷崖式下跌，但沒有一個地方出現大規模的饑荒，更沒有出現饑民造反的事情，國家就此以較為平穩的姿態順利度過了這段非常時期。
李隆基、姚崇功莫大焉。
自從任用了姚崇、盧懷慎這對組合後，帝國政治日漸清明，各項事業蒸蒸日上，而且這兩位宰相還同時起到了廉潔模範的榜樣作用。
盧懷慎我們前麵提過了，這位老實人那是清廉成習慣了，以至於在被召回長安拜為宰相後，位極人臣的他家裏依舊是一貧如洗，連小偷都沒上門的心情。而且據記載，盧懷慎的老婆孩子有時候竟然還要餓肚子，他甚至沒錢給他居住的那個破房子的門上買個門簾，一遇到刮大風下大雨的情況，隻好用床席遮擋，外麵下小雨，家裏下大雨的情景，是盧家的真實寫照。
盧懷慎一家子的生存境況已經足夠引起人們的深切同情了。但值得一提的是，作為盧懷慎的老領導，姚崇先生的情況更慘。盧懷慎好歹還有一間屬於自己的房子，而清廉的姚老頭兒卻連自己的房都沒有。他們一家子長期借住在京城郊區的罔極寺裏，就這麽湊合著過。後來是因為姚崇生了病不能上朝，而李隆基每次遇到軍國大事都派人去請教姚崇的意見，負責傳信的那位仁兄一段時間跑下來覺得太要命了，向李隆基反映了自己的困難，以及姚家人的惡劣居住條件。李隆基這才知情，強令姚崇帶著家人搬到接待使者的四方館去居住，姚家老小好歹才算有了個正經點的地方過日子。
正是姚崇和盧懷慎這兩位靠譜卻不貪瀆的宰相，讓李隆基更加清楚地認識到了用對人的重要性。因此早在開元二年（714），李隆基就有意在吏治上進行一番大刀闊斧的改革。改革的第一步，在李隆基看來是扭轉官場中的一些固有的認識，比如當年很多官員都更傾向於在長安當京官，而不願到地方上任職。如果在京城官當得好好的，突然有一天卻被安排去地方上工作，官員就會認為是自己犯了錯誤被貶謫了，或者說至少是被皇帝陛下疏遠了。而一旦背負著這樣的思想包袱去做地方官，地方上的工作一般很難做好。反倒是容易陷入政績越來越差，被召入朝的機會越來越渺茫，所任職的地方越來越偏遠的惡性循環裏去。
李隆基早就發現了這一問題，為了推動地方的繁榮發展，他也堅信一定需要有優秀的官員帶動地方實現突破，因此必須要打破百官頭腦中的偏見。於是李隆基特地下詔表示，接下來他會挑選京官中有才有識的人，將他們外派到地方上出任都督或刺史，而對於在地方有突出政績的都督、刺史，他則會優先予以提拔，讓這些政績突出者回到京師當京官，從而讓京官和地方官相互流動成為一種常態。
詔書下發不久，李隆基就專門挑選了一些眾所周知的優秀京官代表下到地方上擔任都督、刺史。一個月後，他又下令重新設置了十道按察使，任命益州長史陸象先等人擔任按察使，巡查地方上的工作。同時皇帝陛下還把像揚州采訪使班景倩這樣在地方上做得有聲有色的地方幹部調任朝中重要部門的領導崗位。至於那些以涪州刺史周利貞為代表的酷吏型地方官，李隆基一經發現就立即免除他們的職務，把他們趕回家種地。
在李隆基的重視下，官員們的心態開始一點點轉變，朝廷安排人去地方上任職開始變成一種皇帝有意考察重用的標誌環節，地方官員工作的積極性和主動性相較此前都有了大幅度的提升。
搭建好了中央與地方官員的正循環架構後，李隆基開始把注意力重點放在了充分發揮禦史的監察作用上。此前由於朝廷裏的政治鬥爭比較尖銳，禦史諫官大都淪為朝中不同政治勢力黨同伐異的工具，監察的效果基本上流於形式。現在皇帝陛下好不容易一統江湖，掃平了各種政治山頭，禦史諫官們的日常工作自然要回歸正軌。但是不幹正經的監察工作好多年，有些禦史諫官表示很不習慣，那些多少年都沒有人看著的朝中大員則覺得更不習慣。比如當時的京兆尹崔日知為人貪婪殘暴，經過禦史大夫李傑長期的調查取證，好不容易收集到了相關的證據，準備要向朝廷彈劾他，但卻被崔日知提前得到消息，反咬一口，陷害入獄。由於這位崔日知曾經平定過譙王李重福的叛亂，很有手段，又與張說關係極好，因而李隆基對他非常信任器重，朝中的其他官員更是不敢輕易觸這個黴頭。眼看李傑就要蒙冤遇害，和李傑同在監察係統的同事、侍禦史楊瑒忍不住了，他上奏表示如果允許奸詐之徒恐嚇阻撓監察官員履行正常的工作職責，那麽禦史台這個機構幹脆直接廢除掉好了。
楊瑒的這句話可以說是非常直接，也非常難聽了。不過看完奏表的李隆基並沒有生氣，在深入了解真實情況後，馬上誠懇地表示是自己沒有認真調查，他要道歉。緊接著就下令恢複了李傑的工作，並將崔日知貶為歙縣丞，以示嚴懲。
然而出乎李隆基意料的是，李傑的事到此還沒有結束。在李傑恢複職務的第二個月，他就被人堵在小巷子裏給痛打了一頓。消息傳來，舉朝震驚。在李傑被痛毆昏迷期間，經過李隆基的高度指示，專案組很快破案。在小巷襲擊李傑的，正是李隆基的皇後王氏的妹夫、尚衣奉禦長孫昕以及長孫昕的妹夫楊仙玉。而二人毆打李傑的動機，據稱是長孫昕曾因為一些小事與李傑不和，為了給李傑一點顏色看看，才一時衝動發生了這樣的鬥毆事件。
這些都是官方的結論，事實上通過種種蛛絲馬跡來看，長孫昕之所以這麽做，其實同崔日知被李傑彈劾而遭貶謫的事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這應該是長孫昕受到朝中某股勢力的指使，而進行的有組織有計劃的報複。這些人的目的無外乎威脅並教育監察係統的官員們不要像李傑那樣給他們找事。他們之所以會找來長孫昕充當打手，自然也是看中了長孫昕的特殊身份，認為李隆基礙於皇後的麵子，不會把事情鬧得很大。
不得不說，他們有些太小看李隆基了。事情的後續發展因而也完全超出了他們的預想。
李隆基拿到調查報告後摟了一眼就發現了問題，問題至少有兩點。第一在於長孫昕的作案動機不夠充足，根據長孫昕的證詞看，他和李傑之間的那點破事，不至於讓長孫昕親自出麵動手打人。以李隆基對這個連襟的了解，長孫昕但凡遇到問題，都會設法通過王皇後出麵解決，這次的路徑明顯不符合常情。第二，李隆基很清楚，長孫昕養尊處優這麽多年，早就失去了從事打架鬥毆這種高強度的體育運動的優勢，即便長孫昕真的是一時衝動想去揍李傑，但不帶些好用的、能打的家奴充當打手，卻隻找來了相對身強力壯的楊仙玉，這也未免太奇怪了。很明顯，放著職業的打手不用，一定要親自上陣，長孫昕是仗著自己的特殊身份賭皇帝不會懲處他。
為了既得利益，居然膽敢公然設計朝中大臣，砸李隆基的場子，李隆基自然不會輕饒。
而李傑蘇醒後的上書則又加了一把火，他表示自己被打隻是小事，但是身為朝廷命官卻受此大辱，這才是令國家蒙羞的大事。於是皇帝陛下當場大怒，命武士將長孫昕和楊仙玉直接在朝堂上用亂棍打死了。
皇帝公開處決長孫昕、楊仙玉的場景令在場百官為之一振。但李隆基到底是老謀深算的政治家，看破不說破，他沒有追究長孫昕背後的那股龐大勢力，而是主動顯示了自己的低姿態，公開向百官謝罪。此外他還專門下詔安慰李傑，檢討了自己的監管教育失職。當然了，李隆基最終大力肯定了以李傑為代表的監察官員的工作，表示希望李傑等堅守在監察戰線的官員們要繼續發揚懲惡揚善的優良作風，不要被像長孫昕這樣的歹徒嚇倒。
李隆基的這波操作無異於重棒敲打了朝中的既得利益集團，同時給監察係統的官員們打了一波雞血。於是不隻紀檢官員們工作執法的熱情高漲，普通官員也以有法必依、執法必嚴作為自己的工作準則，有的官員甚至直接執法到了李隆基頭上。
眾所周知，李隆基先生是超級音樂發燒友，別人玩樂器，他直接玩大樂團兼培訓班。當時李隆基的梨園裏就集中了數百名樂師，這些人能夠得到皇帝陛下親自輔導作曲與演奏，因此被時人稱為皇帝梨園弟子。在梨園弟子中有一個特別擅長吹笛子的胡人少年尤其得到李隆基的寵愛，仗著皇帝的寵幸，這位胡人少年沒少惹是生非。終於有一次，事兒惹大了，大到當時的洛陽令崔隱甫親自帶人前來抓他，可是這少年跑得賊快，一溜煙兒就竄進了禁宮之中，讓崔隱甫也無可奈何。後來趕上有一次，李隆基有事召見崔隱甫，恰好那個胡人少年就在李隆基的身側侍立，李隆基想起了少年跟他說的這一段事跡，就用開玩笑的口吻指著少年，對崔隱甫說道：“聽說愛卿想抓到這個孩子，不知道得手了嗎？”
李隆基本想著借此機會就這麽當著崔隱甫的麵赦免了他欣賞的胡人少年，沒想到卻聽到了崔隱甫這樣的回答：
“陛下此言，是輕辱為臣而重視樂人，臣請求辭官！”
說罷，不等李隆基同意，崔隱甫就拜謝而去。
老子不給你幹了！
李隆基感到很尷尬，更有點恐慌，因為這種為保護寵臣而逼走直臣的事一旦傳出去，自己著力打造的明君形象和清明政治的氛圍都會無法挽回地崩塌掉。於是李隆基急了，也不顧那麽多，一嗓子就把崔隱甫叫住了：“別走啊，朕和你開玩笑呢！”
於是在崔隱甫的堅持下，李隆基不得不下令把犯了事的那個胡人少年交給崔隱甫帶出去。
說來崔隱甫也是很機靈，一走到門外，就立馬下令隨行差役將胡人少年依法處死了（至門外，立杖殺之）。等到李隆基派人傳令釋放少年時，人已經死透了。按理說，到了這個時候大部分的皇帝都會暴跳如雷，感覺自己受到了冒犯，可李隆基沒有，他再次顯示出了一個成熟政治家的優秀素質，毫不猶豫地對崔隱甫的做法給予了高度肯定，並賞賜了崔隱甫一百匹絹布作為獎勵。後來李隆基更是對崔隱甫多加重用，幫助崔隱甫一路成長為開元年間政績第一流的地方官。
對於改元開元以來，國家吏治、社會發展等方麵的新變化、新進步，包括李隆基在內的所有人都察覺得到，也頗感欣慰。然而正當李隆基打算再接再厲，把大唐的發展事業推向一個新的高峰時，他卻不得不先停下腳步緩一緩，因為作為李隆基長期以來強有力的依靠的姚盧宰相組合出了問題。
開元四年（716）十一月二十三日，同時兼任黃門監和吏部尚書的宰相盧懷慎去世了。
關於這個宰相，曆史書上在提到開元之治時，提到他的並不多。偶爾有提及的，講到的都無一例外是這樣一個故事：
有一年，姚崇的兒子死了，姚老頭兒忽遭喪子之痛，精神上深受打擊，隻得請十幾天的假來進行調整。盧懷慎就此成了政事堂的唯一宰相，接替了姚崇的日常工作。但當他隨手抽出書案上送交上來的文件，瞅了一眼後，盧懷慎便立即做出了一個極為準確的判斷：姚崇這活兒不是隨便一個人就能做的。至少盧懷慎相信以自己的水平，無論如何也無法在短時間內妥善處理這麽多的事情。結果，政事堂裏麵的各種文件奏表很快就堆積如山。意識到搞不定的盧懷慎也不熬夜幹了，直接跑到李隆基那裏去真誠地謝罪，皇帝陛下出乎意料地沒有怪罪盧懷慎，反倒是明確表示，他本來就是把天下要事托付給了姚崇，讓盧懷慎坐鎮政事堂隻是想借助他的操守來起到移風易俗的示範作用。
盧懷慎聽到皇帝把他當宣傳工具使，也不生氣，當即下拜謝恩，同時表示自己在姚崇沒有回來期間，會將文件歸類整理好，以方便姚崇回來後能夠更加方便快速地進行處理。
事實證明，姚崇先生的業務能力實在過於優秀，回來上班後隻用了不到半天的工夫就把積攢了半個月的公務處理完了。為此老姚還自鳴得意了起來，向來政事堂收發文件的紫薇舍人齊澣問道：“你說我這個宰相當得能與古代何人相提並論？”
不等齊澣開口，姚崇自己就搶著給出了答題提示：“與管仲、晏嬰相比如何？”
齊澣想了一下，認真地回答道：“管仲和晏嬰製定的規矩雖然不能延續到後世。然而，在他們活著時，兩人的規矩尚能保持推行，可是相公所製定的法規，卻屢屢更改，您似乎比不上他們二位。”
姚崇沒有反駁齊澣的說法，隻是繼續追問道：“那你說我是個什麽樣的宰相呢？”
齊澣沒有猶豫：“相公您可以說是一位救時宰相啊！”
姚崇聽後哈哈大笑，順手把毛筆扔到桌子上，自嘲道：“救時宰相，那也不是容易遇到的啊！”
於是相對應的盧懷慎這位凡事總是以姚崇意誌為準的宰相，就被不少人戲稱為“伴食宰相”。
這個故事一般是用來說明姚崇的能力非凡與開朗自信，作為姚崇的參照物，盧懷慎就顯得有些掉價了。但負責任地說，正是盧懷慎的謙遜忍讓會做人，才讓會做事的姚崇得到了恰到好處的發揮，而隨著盧懷慎的離世，姚崇留在最高權力舞台上的時間也開始進入了倒計時階段。而開啟這個倒計時的人，正是姚崇的兒子們。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平日裏過於投入工作，忽略了對兒子們的教育，姚崇的長子姚彝和次子姚異同乃父完全不同，與清廉二字簡直是不共戴天。他們在做官期間各種結交串聯，一門心思全用在了貪贓納賄上，在官場上風評極差，連續數年都是監察部門重點關注的對象。其實，這哥倆早在開元二年就險些把老爹姚崇給坑死。當時兩個人還在東都洛陽工作，他們的頂頭上司是曾經在姚崇引薦下脫穎而出的代理吏部尚書魏知古。姚彝和姚異知道他們姚家對魏知古有著提拔之恩，而且魏知古正主持著東都人才選拔的工作，可以發揮的地方很多。於是二人便借著老爹的權勢，及魏知古的名頭，聲稱可以幫人運作走後門，四處索要好處費。最後由於哥倆承接下的業務量實在太大，而且向魏知古提出的要求也越來越過分，魏知古就在調回朝廷後直接向李隆基自首，密報了此事。
李隆基聽完了魏知古的匯報自然是深感氣憤，於是就在次日與宰相們的議事會上假裝漫不經心地向姚崇詢問他兒子們的能力水平，以及二人現今所擔任的官職是什麽。在一般人看來，這是領導有心想提拔自己的兒子了，是千載難逢的舉賢不避親的好機會，應該趁此機會好好推銷下自己的兒子。但老謀深算的姚崇一聽李隆基這話就敏感地意識到事情不對勁，肯定是兒子們那邊出事了，而且還立即做出了更精準的判斷，斷定剛剛回長安的魏知古一定是向皇帝說了些什麽不利於自己和兒子們的話。
所以本想等姚崇為兒子說好話時趁機發難的李隆基聽到了這樣的回答：
“臣有三個兒子，其中兩個在東都洛陽，這哥倆生性欲望多，而且做事還不夠謹慎，想必他二人是有事托魏知古去辦，幹擾到了魏知古的正常工作，隻是臣還沒有來得及過問罷了。”
姚崇不愧是高手，這一句話就把兩個兒子的所作所為歸因到了人的劣根性上，同時還暗示了魏知古不會處理人情世故，而自己則是日理萬機，為國家忘小家。
姚崇的形象在魏知古的襯托下，一下子就高大了起來。而姚崇如此客觀的回答更是出乎李隆基的意料，讓皇帝陛下有些喜出望外。
“你是從哪裏知道這事的？”
姚崇恭敬地回答道：“魏知古貧賤時，臣曾對他愛護有加。臣的兒子們比較愚蠢，他們會認為魏知古肯定會對我感恩戴德，對他們的一些不合適的要求像當初的我一樣包容，所以他們才敢向魏知古有所請托吧。”
李隆基聽了這話，頓時覺得姚崇這人很是無私磊落，而魏知古卻忘恩負義，辜負了姚崇當年的知遇之恩。於是李隆基表示他有意讓不地道的魏知古下台。誰知，這個時候姚崇卻主動為魏知古求情道：“事情本是臣的兒子們做得不對，觸犯了陛下的法律，陛下如果能赦免他們的罪過，就已經是萬幸了。假如由於臣的緣故就驅逐了魏知古，全天下的人一定會認為陛下在偏袒臣，那就會連累了陛下的大政啊！”
在姚崇的堅持下，李隆基最終同意了讓魏知古繼續留在朝中，但是出於對魏知古的嫌棄，他將魏知古安排去做了工部尚書。姚崇則憑著自己的敏銳和機靈在李隆基那裏再次拿到了高印象分，同時也為兒子們的升職打下了好基礎。因此不到兩年的時間，姚崇的長子姚彝就升任為光祿少卿，次子姚異則做到了宗正少卿。哥倆的官是升了，但收人錢財、替人辦事的習慣卻沒改。久而久之，兩個人的那些收受賄賂的破事就或多或少傳到了李隆基的耳朵裏，讓李隆基對姚崇在管束自家人的方麵開始有了意見。
在大多數時間裏，大領導對姚崇工作及人品的評價還是積極的、正麵的。李隆基甚至還在努力照顧姚崇的工作感受及工作節奏，比如姚崇的宰相搭檔盧懷慎去世的次日，李隆基就替姚崇千挑萬選出了尚書左丞源乾曜接替了盧懷慎的位置。
這位被李隆基任命為黃門侍郎、同平章事的源乾曜與盧懷慎完全不同，倒很有點當年姚崇的意思。此人是進士出身，在唐睿宗李旦在位時期就已經做到了諫議大夫、梁州都督。開元初年，李隆基要給邠王李守禮挑選一位合適的長史，經李隆基的好哥們兒薑皎的推薦，源乾曜作為候選人參加了麵試。而這次麵試給李隆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因為源乾曜在麵試過程中那是對答如流，再加上小夥子本人氣質很好（史書原文為：神氣清爽），所以得到了李隆基的欣賞，拿到了這份長史的工作。後來便一路高升，一直到被選為姚崇的新搭檔。
但即便如此，李隆基還是一如既往地倚重姚崇。每當源乾曜匯報工作，令李隆基感到滿意時，皇帝陛下總會說：“這肯定是姚崇的主意。”而如果遇到讓李隆基感到不滿的時候，李隆基則會責問源乾曜為何不與姚崇商量。但是，姚崇在李隆基心中的美好形象最終還是崩塌了，因為姚崇被李隆基發現他是有自己的私屬小團體的。
這個直接把姚崇帶落神壇的人，叫作趙誨，時任中書省主書。
此人不隻是姚崇的親信，還是姚崇的鐵杆心腹，深得姚崇的信任與重視。可是趙誨卻有一個小缺陷，那就是貪財好貨。而且他的眼光還極高，一般的寶物都入不了他的眼，不知怎麽就看上了胡人那邊的奇珍異寶，接受了胡人的大量賄賂，被胡人發展成了情報人員。
要知道中書省是朝廷的中樞機構，而主書又是能接觸到很多朝廷的高級機要文件的，因此這一間諜案一被紀檢部門揭發出來，就引起了李隆基的高度重視。皇帝陛下不但親自過問了案情，還主導了定刑，給趙誨判了一個斬監候。
估計是趙誨在姚崇那裏真的占據了很重要的位置，為了撈這個小弟，姚崇甚至不惜豁出了老臉親自出麵，趁著上呈趙誨的結案報告的機會再次向李隆基求情。要是別的皇帝，這個麵子大概率就給了，可是李隆基就是李隆基，眼裏是不容沙子的（至少這個時候不容），他認為姚崇為了自己的小團體屢次三番幹預司法程序的影響很壞。更重要的是，姚崇有結黨的嫌疑，還明顯把他小集團的利益置於國家的利益之上，這樣的姚崇在李隆基眼中已經不適合繼續擔任宰相的職務了。
李隆基從來沒有對姚崇感到如此失望過，於是他找來了侍臣，按照他的意思擬了一份詔令下發給政事堂。
當姚崇打開這份詔書時，他有些興奮，因為這是一份單獨赦免在京師的罪犯的詔書。姚崇本以為自己的求情起到了作用，可是等他在詔書上找到了那個熟悉的名字，讀完了李隆基特意標注的那段文字，姚崇身上的血就涼了大半，因為李隆基是這樣批注的：唯趙誨減死罪，杖之一百，永流嶺南！
知道你看重他，不想他死，所以我也不殺他，就讓他自己去滿是毒蟲瘴氣的嶺南地區自求多福吧。
這無異於在給了姚崇麵子的同時，又狠狠地羞辱了他一番。姚崇終於在這個時候恢複了常態，接下來不用李隆基明說，姚崇也明白該怎麽做了。
幾天後，姚崇向李隆基遞交了自己的離職申請，李隆基倒也沒再極力挽留。
開元四年（716）十二月二十七日，李隆基下令罷宰相姚崇為開府儀同三司，同時將源乾曜貶為京兆尹、西京留守。
開元盛世的總設計師就此離開了曆史的主舞台。不過大唐複興的步伐並沒有因為姚崇的離開而放緩，因為一個與姚崇旗鼓相當的賢相即將走上這個舞台，並將帝國引向一個嶄新的發展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