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小的時候，我最珍貴的寶貝之一是一張大大的世界地圖。我把它釘在床邊的牆上，每晚睡覺前都盯著它看。沒過多久，我就記住了所有國家的名稱和所在地、它們首都的名稱、它們周圍的海域以及流經這些國家的河流，還有那些用斜體字標注的主要山脈和沙漠的名字，其中充滿了奇遇和危險。

十幾歲的時候，我開始不滿於學校課堂上重複無趣的有限的地理知識，因為它隻關注西歐和美國，對世界上其他地方都未曾提及。課堂上隻講授羅馬人征服不列顛、1066年的諾曼征服、亨利八世和都鐸王朝、美國獨立戰爭、維多利亞時代的工業革命、索姆河會戰以及納粹德國的興衰。我查看自己的地圖，發現世界上還有那麽多地區，他們都隻字未提。

我14歲生日的時候，父母送我一本人類學家埃裏克·沃爾夫（Eric Wolf）的書——正是這本書點燃了我興趣的火種。沃爾夫寫道，人們已經習慣於接受一部內容沉悶的文明史：古希臘之後出現了羅馬，羅馬之後出現了基督教歐洲，基督教歐洲之後出現了文藝複興，文藝複興之後出現了啟蒙運動，啟蒙運動的政治民主帶來了工業革命，工業革命和民主思想的碰撞反過來推動了美國的出現，其中蘊含著追求生命、自由和幸福權利的真理。我突然意識到這正是我一直學到的故事：西方政治成功、文化優勢和道德勝利的頌歌。但這種曆史觀存在著誤區：看待曆史還可以有其他不同的角度，而不隻是從近代勝利者的立場去觀察過去。

我對這種觀點深深著迷。課堂上，那些沒有學到的地區似乎都消失了，或被耀眼的歐洲崛起的故事淹沒了。我求父親帶我去地圖上的赫裏福德，那是一個將耶路撒冷標為世界中心，卻被英國和其他西方國家擱置一旁、認為是無關緊要的地方；當我在一本阿拉伯地理學家的書上看到一幅南北顛倒並把裏海放在正中央的地圖時，同樣感到非常疑惑；我發現在一張重要的伊斯坦布爾中世紀突厥地圖上，世界的中心城市居然叫八剌沙袞，我從未聽說過，也從未在任何地圖上見到過，而且直到近期人們都無法確定它當初的確切位置，但它卻曾被認作是世界的中心。

我渴望更多地了解俄羅斯和中亞，了解波斯和美索不達米亞。我想從亞洲的視角觀察基督教的起源，了解中世紀大城市——如君士坦丁堡、耶路撒冷、巴格達和開羅——的人們究竟如何看待基督教十字軍的東征。我想學習東方那些偉大的帝國以及蒙古人的征服過程，了解人們如何從阿富汗和印度——而不是從佛蘭德或東部戰線——的角度看待兩次世界大戰。

非常幸運的是，我在學校學了俄語。我的老師是迪克·哈登（Dick Haddon），一個曾在海軍情報部工作過的非常聰明的人——他堅信掌握俄語及其語言靈魂的最佳方式是通過了解其燦爛的文學和農村音樂。更幸運的是，他還給有興趣的人教授阿拉伯語，讓我們接觸到了伊斯蘭的文化和曆史，受到了阿拉伯古典文化精髓的洗禮。語言的學習打開了發現新世界的大門，或用我後來想出的一句話說，打開了我們這些西方人重新發現新世界的大門。

如今，人們更關注中國經濟快速增長造成的影響——預計未來十年中人們對奢侈品的需求將以四倍的速度增長；或關注印度的社會變革——擁有手機的人群遠遠超過擁有衝水馬桶的人。但這些對於觀察世界的過去和未來來說，均非最佳視角。事實上，數千年來，連接著歐洲和太平洋、坐落在東西方之間的那塊區域，才是地球運轉的軸心。

東西方中間的地帶，自地中海和黑海東岸至喜馬拉雅山脈，在過去和今天人們的眼中也許不算什麽重要地段。今天這一地區是一些異域國家和邊緣國家的所在地，如哈薩克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和土庫曼斯坦、塔吉克斯坦和高加索山脈國家；一個充滿動**、暴力並威脅著國際安全的地區，如阿富汗、伊朗、伊拉克、敘利亞；或所謂的“最佳民主實踐國”，如俄羅斯和阿塞拜疆。總之，這似乎是一係列“失敗國家”和“沒落國家”的聚集地：這些國家的領導人總能在全國大選中獲得令人難以置信的大多數選票，他們的家人和親信控製著豐厚的經濟利益，擁有著大筆的資產和無限的政治權力；這些國家的人權記錄都很糟糕，表達信仰、良知和性欲的自由都受到非常大的限製；專製媒體控製著什麽內容能夠或不能夠在報刊中出現。

這些國家在我們看來也許未經開化，但它們絕不是倒行逆施、昏暗閉塞的蠻荒之國。事實上，東西方之間的橋梁正是文明的交叉點。這些國家絕非處在全球事務的邊緣，而是國際交往的正中心，並且自古以來就是如此。人類文明就是從這裏誕生，而許多人堅信，人類本身就在這裏誕生——在伊甸園裏，“賢明的上帝種下了一棵棵花樹和果樹”，人們普遍相信，那地方就是底格裏斯河和幼發拉底河之間富庶的田野。

就是在這座連接東西方的橋梁上，近5000年以前就建成了偉大的城邦：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和摩亨佐·達羅成為古代世界的奇跡，城市人口多達數萬，街道縱橫交錯，排汙係統精密複雜，幾千年後的歐洲都無法與之媲美。其他大規模的文明中心，如美索不達米亞的巴比倫、尼尼微、烏魯克和阿卡德，則以其宏偉壯觀的建築而著稱。一位中國曆史學家[1]在2000多年前寫道，烏滸河上的巴克特裏亞（位於今阿富汗北部）[2]人極擅談判和貿易，其國都成為各類商品的交易市場，貨源地既遙遠又廣泛。

這個地區是世界上主要宗教的發祥地，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佛教和印度教在這裏相互碰撞。這是一個各語言群體相互競爭的熔爐，印歐語、閃族語、漢藏語混雜在那些說阿爾泰語、突厥語和高加索語的人群當中。這是一個見證偉大帝國興盛衰亡的地方，文明衝突和敵國交戰的效應會震懾到幾千英裏[3]開外。站在這裏，你能打開一扇審視曆史的新窗口，你將看到一個複雜交織的世界：大陸與大陸之間在相互影響，中亞大草原上發生的事情可以在北非感同身受，巴格達發生的事件可以在斯堪的納維亞找到回響，美洲的新發現會影響中國產品的價格，進而使印度北部的馬匹市場需求劇增。

這些震顫都是通過一個網絡傳播到世界的各個角落，跟隨著朝聖者、軍隊、牧人和商人旅行的足跡，伴隨著交易的進行、思想的交流、相互的適應和不斷的提煉。他們傳播的不僅是財富，還有死亡和暴力、疾病和災難。19世紀末期，這個蔓延四處的網絡由一位著名的德國地理學家、地質學家正式命名，他就是費迪南·馮·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一戰時頭號飛行員“紅色男爵”的叔叔）。自此，Seidenstra·en 這個名稱便被確定了下來——即“絲綢之路”（Silk Road）。

這些通道是整個世界的中樞神經係統，將各民族各地區聯係在一起，但它隱藏在皮膚之下，肉眼不可見。而正如解剖學解釋人體功能一樣，了解這些聯係有助於我們理解世界是怎樣運作的。再者，盡管這一地區至關重要，它卻被主流史學界長期忽略。原因之一是所謂的“東方學”——一個刺耳並帶有否定意義的說法，認為東方不夠發達，不如西方，因而不值得認真研究。還有一個原因是，過去的史料非常完善權威，已經沒有空間再讓學者去顧及一個在歐洲和西方社會的崛起故事中一直被視為如此邊緣化的地區了。

如今，阿富汗的賈拉拉巴德和赫拉特、伊拉克的費盧傑和摩蘇爾，或敘利亞的霍姆斯和阿勒頗，似乎都成了激進主義和宗教暴力的代名詞。眼前的事實衝刷了過去的曆史：說起喀布爾城，再也沒有人會聯想到印度莫臥兒帝國的創建者巴布爾曾親自在那兒經營花園的日子了。“巴布爾花園”曾有一汪被橘樹和石榴樹環繞的池塘和一片三葉草草場，巴布爾特別引以為榮：“這是花園的最佳景致，橘子變黃時最為美麗。此園的選址真是無與倫比！”

當代有關伊朗的看法也是一樣，伊朗遙遠的光榮曆史同樣被磨滅殆盡。它的波斯帝國先輩們相傳是一群萬事都非常講究的人，從晚餐桌上的水果到著名藝術家創作的肖像，再到學者寫字的用紙，都必須追求品位。來自伊朗東部馬什哈德的圖書館員西米·尼莎普利（Simi Nīshāpūrī）在公元1400年左右撰寫的一本名著中，詳細記錄了一個愛書人執著的見解。他非常嚴肅地指出，任何想要從事寫作的人都應該明白，最佳的書法用紙應該是大馬士革、巴格達和撒馬爾罕出產的，其他地方出產的用紙“一般來講過於粗糙，多有斑駁，難以久存”。他還讓人們記住，書寫之前最好將紙張染上絳色：“因為白色過於刺眼，大師級的書法作品都是在絳色的紙張上寫就的。”

有些著名的城市都被人們忘記了。比如說梅爾夫，一位10世紀的地理學家曾將它描述為“快樂、清潔、優雅、智慧、廣闊而舒適的城市”，並稱之為“世界城市之母”；還有賴伊，一處距離今天德黑蘭不遠的地方，大約同時代的另一位學者覺得它無比輝煌，如同“地球上的新郎”和世界上“最美的作品”。點綴在亞洲屋脊上的這些城市，如同串串珍珠，將太平洋和地中海連接在一起。

城市中心在相互競爭，領導者和精英們紛紛投資興建更多的雄偉建築和紀念性場館。圖書館、禮拜堂、教堂和大規模天文瞭望塔在該地區紛紛湧現，其文化影響遍及四周，將君士坦丁堡和大馬士革、伊斯法罕、撒馬爾罕、喀布爾與喀什都連在了一起。這些城市也成為許多高級學者的聚居地，他們在此從事各項專業領域的學術研究。當時的學者有小部分仍為今天的人們所熟知，如伊本·西納（他的另一個名字“阿維森納”知名度更高）、阿爾·比魯尼以及阿爾·花剌子模，這些人都是天文學或醫藥學領域的巨擘。當然還有其他更多的名人。在現代到來之前，世界最高級別的知識中心，如“牛津”和“劍橋”、“哈佛”和“耶魯”，並非在歐洲和西方，而是在巴格達、巴爾克、布哈拉和撒馬爾罕。

絲綢之路上的文化、城市、居民的進步和發展都有其原因可尋：人們在從事貿易溝通、思想溝通，在互相學習、互相借鑒；在哲學、科學、語言和宗教方麵，人們從交流中得到啟發，得到拓展。發展和進步至關重要，位於中國北方的趙國在2000多年前就明白了這個道理，君主趙武靈王在公元前307年就說過：“賢者與變俱……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製今。”可見古代的統治者們早就知道與時俱進是多麽的重要。

不過，人們的思維進程在近代早期發生過一係列變化，這些變化是由15世紀末的兩次海上重要探險所帶來的。在15世紀90年代的六個年頭中，經過長時間奠定下來的商業交流係統麵臨著嚴重衝擊。首先是克裏斯托弗·哥倫布跨越大西洋，為通向一塊歐亞人從未涉足的地域鋪設了一條道路；幾年之後，瓦斯科·達·伽馬繞非洲南端的航行取得成功，他遠航到了印度，開辟出一條新的海上貿易通道。新的發現改變了交流和貿易的格局，還造成了世界政治經濟中心的重大轉移：突然之間，西歐從一個閉塞之地變成了全球交通和貿易的支撐點；一夜之間，歐洲成為了東西方之間新的中心。

歐洲的崛起觸發了一場激烈的權力競爭——同時也是一場曆史解釋權的競爭。伴隨著資源和海上通道主宰權的爭奪，人們也在重新強調某些可用於意識形態鬥爭的曆史事件、思想和觀念。重要政治人物和身著托加長袍（toga）[4]的將軍塑像被頻頻豎起，他們看上去都像是曆史上的古羅馬英雄；具有古典風格的輝煌建築被不斷興建，象征著自己與古代世界的榮耀一脈相承。曆史被扭曲、被利用，人們製造出一種假象，似乎西方的崛起不僅是自然天成、無法避免，而且是由來已久、順勢延綿。

好多故事都讓我開始從不同的角度觀察世界曆史，但有一個故事非同尋常。希臘神話中說眾神之父宙斯在地球兩端分別放出一隻鷹，令它們朝對方飛行。一塊神石——即翁法洛斯石器（omphalos，意為“大地的肚臍”）——被豎立在兩鷹相會之地，讓它們在此和天神交流。我後來才知道，這則關於神石的故事一直是哲學家和神學家的靈感源泉。

記得當我最初聽說這個故事的時候，我正在盯著地圖查看，想弄清楚兩隻鷹究竟在哪裏相會。我想象它們應該從大西洋西岸和中國的太平洋海岸出發，然後朝內陸飛行。它們相會的精準地點無法確定，主要取決於我的手指如何測量東方到西方的中間點。但不論怎麽變，相會的地點一直都在黑海和喜馬拉雅山中間的某個地方。我曾夜不能寐，琢磨著我臥室牆上的地圖，琢磨著宙斯的那兩隻鷹，還有我讀過的書中從未提及的那片地區的曆史——居然連個地名都沒有。

在並非遙遠的過去，歐洲人把亞洲分成了三大區域——近東、中東和遠東。然而在我成長過程中聽到或讀到的有關當今時代的問題，好像都發生在第二個區域：中東。然而它的含義甚至地點都一直在變化，有時被用來指以色列、巴勒斯坦和周邊地區，有時也指波斯灣。我不明白為什麽大人們一直告訴我地中海如何如何重要，稱地中海是人類文明的搖籃，而事實上地中海很明顯就不是人類文明真正的誕生地。更嚴重的問題在於“地中海”這個詞本身的含義——即“地球的中央”。事實上，真正的“地球的中央”並不是那片分割歐洲和北非的海域，而恰恰是位於亞洲的心髒。

我希望通過提出新問題、開拓新領域，鼓勵其他有識之士去研究那些被幾代人忽視了的族群和地域。我希望能夠啟發人們提出有關曆史的新問題，使曆史真相能夠被重新探索和認真觀察。總之，我希望這本書的讀者能從一個不同的角度觀察曆史。

2015年4月於牛津大學伍斯特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