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魏誌·倭人傳》在日本

《魏誌·倭人傳》全稱為《三國誌·魏誌·東夷傳·倭人（條）》。《三國誌》撰者晉初史家陳壽（233—297），參照魏魚豢著《魏略》（大部散佚）寫了《魏誌》。陳壽寫《三國誌》筆法謹嚴，記錄翔實，劉勰稱他“比之遷、固，非妄譽也”（《文心雕龍·史傳》）。《三國誌》中的《魏誌·倭人傳》尤其為日本人所重視。這是今存記述公元3世紀日本的根本史料。全文2000多字，內容可分三部分：（1）從魏帶方郡乘船到日本（倭）女王所居邪馬台國，沿途水陸道裏及女王所支配的各國戶數；

（2）倭人的風土、生產、習俗；（3）倭女王國邪馬台的政治外交。為此，古來《三國誌》在日本翻刻很多，注釋、考證浩繁。直到今日，《魏誌·倭人傳》在日本的研究、爭論，仍十分熱烈。這同以下幾個問題有密切關係。

1.史料價值：《魏誌·倭人傳》是現存有關公元4世紀以前日本基本情況的唯一史料。日本在公元六七世紀才有文字，以《古事記》《日本書紀》為主的日本古史是在我國唐代中葉（8世紀）編寫成的。這種最早的史書不僅大部分屬於神話傳說和後世故事的編纂、臆測或口述，即使確為編者依據過的原始史料，也早被燒失。今天所有史料，加上出土文物，日本自己的曆史知識，最早仍無法追溯到公元四五世紀時。此外，就隻能借助於外國史料。

唐代以前，中國文獻提到日本（唐以前稱“倭”）的最早史料中，《漢書·地理誌》有“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為百餘國，以歲時來獻見雲”19字；《山海經·海內北經》有“蓋國在巨燕南、倭北，倭屬燕”11字；後漢王充《論衡·儒僧篇》有“周時天下太平，趙裳獻白雉，倭人貢鬯草”16字；《後漢書·東夷列傳·倭人（條）》的字數多些，但作者劉宋範曄（398—445年）晚於陳壽一百餘年，內容多出自《魏略》和《魏誌·倭人傳》，僅個別處據他書。所以《魏誌·倭人傳》是日本缺史時代唯一的文字曆史。陳壽生當3世紀，同比他稍早的《魏略》作者魚豢都在魏都洛陽，有機會接觸當時往來中日間的雙方使節，並根據他們的陳述，參考曹魏官方文獻，按照我正史《漢書》外國傳的體例，實事求是地寫下這份調查研究資料，可以說是有關日本的同時代史，史料價值極高。

2.日本國家的起源：由於日本古史充滿了神話傳說和皇國思想，直到1946年天皇發布否定“皇權神聖”的《凡人宣言》前，日本不容許科學的本國曆史合法存在。但《魏誌·倭人傳》對公元3世紀日本國家形成所做的真實而樸素的描述，卻使唯物主義史學得據以批判日本傳統建國神話的歪曲，為建立科學的日本古代史體係打下基礎。

3.日本最早國家的地理位置：《魏誌·倭人傳》裏出現日本（倭）的最早國家——邪馬台國究竟位於日本的何處（是今日的奈良還是北九州），一直是數百年來日本學界爭論的焦點。論爭的由來既有從純曆史地理考證的角度出發的，也有夾雜著皇國史觀的思想來解釋的。在新進史學者中，也存在著根據國家形成的決定因素是什麽來判斷邪馬台國位置的方法論問題（見下）。

公元3世紀日本的社會形態，從女王卑彌呼和壹與都由“共立”而產生，卑彌呼“事鬼道，能惑眾”，“其俗舉事行來，有所雲為，輒灼骨而卜，以占吉凶……”等，顯然還是母係族長巫術統治。此外，從一般家庭中，“會同坐起，父子男女無別”，以及渡海遠行，常使一人素食，不近婦女，如喪人，“名之為持衰（齋戒之意）”等現象，看來都還未脫氏族社會末期狀態。但生產發達地區“國國有市，交易有無”，並且“收租賦，有邸閣（國家倉庫？）”。由於私有製發展，貧富分化，社會階級身份差別顯著。例如“下戶與大人相逢道路，逡巡入草，傳辭說事，或蹲或跪，兩手據地，為之恭敬”。社會秩序森嚴，“不盜竊，少爭訟，其犯法，輕者沒其妻子，重者滅其門戶及宗族。尊卑各有差序，足相臣服”。所以井上光貞認為邪馬台國各小國王隻是“族長中的族長”，一種祭政合一的祭司王。[55]後來他又說，“女王國似已具備使各國貢納穀物的國家形式，是日本最初的貢納國家了”[56]。我最近見到京都大學上田正昭教授，知道他根據《魏誌》說邪馬台國有“大人”“下戶”“奴婢”“生口”，以及“門戶”“宗族”等法律地位區分的現象，曾主張當時日本已不是單純原始公社的形態，而是具有身份組織的階級社會。各國王也不是原始公社的族長，而是包含了以私有製階級的共同體為基礎的首長，邪馬台女王則是統屬這些國王的東方專製君主（見所著《日本古代國家成立史研究》）。指出了當時日本國家的實質。1981年在天津討論亞細亞生產方式的會上，我在答複關於日本古代國家性質的提問時，曾表示了接近上述意見的看法。[57]總之，邪馬台國是日本父家長奴隸製階段（氏族社會末期進入階級社會的過渡期）形成的早期國家。

但這一問題到最近又出現了從國家起源的決定因素來確定邪馬台國位置的學說，中日一部分學者，提出日本最早的國家應該形成在當時生產力最發達、人口眾多的畿內大和（奈良盆地為中心）地區的理論，引起學界注意，報刊紛紛介紹評論。去年我在日本京都曾就這一問題談了一點意見。我認為這一學說是值得重視的，但在以下幾個方麵，還需進一步研究：（1）地理方位問題。從《魏誌》行文上絕無法證明邪馬台位置在今奈良盆地，而從中日古文明傳播路徑的實際距離上看，隻有北九州是最自然合理的地帶；（2）時間差距問題。畿內大和生產力趨於發達及皇室陵墓興築，至早應在公元四五世紀的古墳時代，而這距離邪馬台國時代已是百年以後的事；（3）從遺跡遺物看，公元3世紀前的實物（金印、銅鏡包括分割鏡、銅兵器等）以及水稻耕作多發現在北九州，最近還發現了銅鐸原型的熔範。[58]唯一能證明大和說的魏三角緣神獸銅鏡也為我國學者王仲殊所否定。[59]（4）生產力因素問題，這點確很重要，但馬克思主義從來就認為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也就是說，生產關係直接影響著國家的形成，這已為中外曆史所證明。[60]

《魏誌·倭人傳》在日本千餘年來受到特殊的重視和研究，近年來又在中國和其他國家引起廣泛的興趣。日本近十年來出版了大量綜合性的研究資料、論文集和通俗讀物，我國史學界也寫出不少論文，希望這方麵的探索能和其他學科特別是日本考古學發掘和有關社會科學的研究密切配合，以獲得更大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