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對利己主義者的人性觀察

夏目漱石被稱為文明批評或社會批評作家，他的大部分作品都對明治維新以來日本社會出現的諸種現象，連同在這社會轉型期中人性的諸種表現，進行了冷徹的觀察和細致入微的諷喻式的批評。這部小說中對人性的刻畫真實且飽滿，對人物內心的剖析豐富到位，每每給人帶來深刻的人生啟示。

小說分成上、中、下三個部分，上篇是“先生和我”。這一部分講述“我”在鐮倉海邊與“先生”相識，從此成為了他的“追隨者”。“先生”一開始對“我”冷淡的態度，以及“臉上偶爾會掠過一片古怪的陰影”，甚至“先生”自己說“我是個孤獨的人”等等，營造了一種懸疑感，讓人不由得思考到底發生了什麽事情，才使“先生”變得如此孤僻。之後，對“先生”的描寫更加豐滿起來，“先生”有厭世情緒，“先生”不相信所有的人，形成這樣的人生觀的原因，作者通過“先生”的自白揭露了出來，為之後的章節埋下了伏筆，也使讀者確認了自己的推測。“這些隱藏其中的事實，並非與他自己無關的別人的事，而是他自己痛切地體驗過的，曾令他熱血沸騰、脈搏停止的親身經曆”。在“先生”知道“我”父親病重的消息後，一向淡泊的他卻提醒“我”把財產問題處理妥當，與“先生”目前的人設完全不符，因此這又引起了讀者對“先生”經曆的臆測。之後“先生”終於自白，“我被人欺騙過，而且是被有血緣關係的親戚欺騙的。我絕不會忘記。他們在我父親麵前裝得像好人似的，可是等我父親一死，他們就立刻變成了不可饒恕的不義之徒”。小說進行到此處，其實已經將“先生”人生中遇到的第一個變故，“先生”“不僅憎恨他們，而且還憎恨他們所代表的‘人類’”的原因交代完畢。但這並不是全部，“先生”答應在時機成熟的時候，將自己離奇的經曆告訴“我”。

小說的中篇“父母和我”，看似和作品的主題、主線沒有直接聯係。然而，在父親病危救治忙亂的時刻，“我”突然收到失聯已久的“先生”的來信。“我”中間兩次打開，卻隻看了開頭第一頁和結尾，得知“先生”已經離開這個世界，卻因父親的緊急情況自顧不暇，用“我”無法看完整封信的焦躁情緒，營造出作品的緊張氣氛。直至“我”“毫不猶豫跳上了開往東京的火車”，才第三次打開信件，引出下篇的內容。父親病危的緊急與“先生”來信時“我”的震驚，兩件事穿插交錯。“我”的父親與“先生”，在這裏形成了明線與暗線。父親與“先生”，“他們的地位、教養、性格都截然不同”，“先生”是新時代的知識分子代表，“我”的父親是擁有傳統做派和想法的舊時代的家長，小說卻在這裏將他們聯結起來。日本明治維新以後，崇尚“脫亞入歐”，當時的知識分子或年輕人與傳統的儒家思想、倫理道德漸行漸遠，“先生”與“我”的父親在這裏形成了鮮明的對照，成為作者表現主題的一個襯托。

小說下篇“先生和遺書”，是整個事件的開端，也是全文最重要的中心、**部分。在前兩章被吊足胃口的讀者，終於可以在這個章節了解事情的原委。“先生”隱藏在高尚感下麵的極端的利己主義，就是K自殺的直接導火索。首先，經曆了被叔叔掠奪家產之後，他從一個“被害者”變成“加害者”。其次，他是一個嫉妒心極強的人，但卻十分隱蔽。在K還未向自己坦露心跡之前，“先生”麵對K已經產生了妄想、偏執、多疑、嫉妒的心理。在得知K確實對小姐心有所屬之後，“先生”並沒有開誠布公地告訴K自己對小姐的愛慕，而是獨自焦躁、苦惱、心神不定，直到最後“私心”作祟，在語言和行動兩方麵對K進行了致命的打擊。“先生”以K在事業上“求道”所應具有的“信念”為武器，阻止了他的情感進程，接下來的卑鄙行徑自不必說，他完全背離了友情、道義。最後，在不擇手段達到目的，“害死”K之後，他擔心的依然是自己的卑鄙行徑是否被小姐和夫人所知，如此種種，人性的醜惡在“先生”身上表露無遺。

與之相對，K是個做事精進、要強的人，盡管有過神經衰弱的時候，但後來自從對小姐產生愛慕之情後，K變得“從容”，有“安心感”。他是如此堅定，又是那麽高傲。K盡管最後自殺，但還保留了他的“崇高感”，並未在遺書中揭發或者痛斥“先生”，直到死都保留了自己作為知識分子的尊嚴，同時也證實了他的善良與單純。

K的死亡，徹底摧毀了“先生”為人的信念，愧疚、厭世、孤獨、負罪感導致他想要了結自己。明治天皇的逝世，使日本全國人民深感不安，甚至害怕日本是否從此要走向下坡路。乃木將軍在35年間一直等待赴死的機會，使得一直苟活在孤獨與絕望中，尋找機會赴死的“先生”很自然地將自己視同於乃木將軍。因此，明治天皇的駕崩和乃木將軍夫妻的殉死，正是給了“先生”一個自殺的機會和正當理由。“先生”的自裁即向世人昭告自己選擇回歸傳統，對自己搶奪了朋友愛人這種做法，無法接受與原諒。盡管“苟活”了很多年，但內心在不時地折磨自己，導致妻子在婚姻中的幸福感也大打折扣。這裏的“先生”還沒有完全融入近代，骨子裏依然相信、堅持、向往人性中的道義與道德，因此最後的結局也是必然的，也符合作家的價值觀導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