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空門行腳

民國七年冬天，四川內江縣籍，十九歲的富家子張爰逃禪，投身鬆江城內妙明橋附近的禪定寺，住持逸琳法師為他起了個法名叫“大千”——張大千這個姓名，以後越來越響亮，意義也越來越豐富。提到這個名字，大家腦海中會浮起多種印象：聲名上占首位的國畫家；第一流的書畫鑒賞家；最會弄錢，也最會花錢的享樂主義者；美食家；傳統文人畫家的典型；最慷慨，也最體貼的好朋友；以及很講究傳統倫理的內涵與形式的一個現代“山人”。

張大千生來是“除非不做，要做就必須是最好”的性情，雖已出家，名利心猶在，到要正式剃度時，思量得有一位大德高僧來傳戒才夠味道。因而向人打聽：“當今佛門中，誰的聲望最高。”“當然是天台宗的諦閑老法師。”

天台宗為六朝高僧智頡所創。他俗家姓陳，荊州人，開山於浙江天台山，以《法華經》為本經，所以天台宗又稱法華宗。陳後主曾經奉迎他入禁中講經，隋煬帝禮遇更隆，賜號“智者大師”。到了唐朝，此宗出了兩位“菩薩”——寒山、拾得，據說是文殊、普賢兩菩薩的化身。

諦閑是天台宗四十三代的傳人，曾在觀音菩薩道場南海普陀，細參稱為“龍藏”的內務府刊行的藏經，回山後主持了浙東第一名刹國清寺，中興了天台宗。此時他正駐錫在作為國清寺下院的寧波觀宗寺。

於是張大千以頭陀的姿態，由鬆江開始沿門托缽，一路募化到了寧波，投宿在一家小客棧中，打聽觀宗寺在何處。

寧波的第一大叢林是天童寺，其次是天安寺、天封寺，此外有個阿育王寺，亦為名刹。觀宗寺原名延慶寺，雖也是宋朝所建，卻直到諦閑住持那幾年方始出名——原來天台宗重講學，禪堂稱為講堂，所講的是智者大師的八部著作，其中最主要的是《止觀》[1]十卷。觀宗寺初建時，便是天台宗用來講學之處。到得諦閑，複振宗風，大開黌舍，四方衲子，聞風而至，觀宗寺便也成了寧波的大叢林了。

大叢林的知客僧十有八九長了一副勢利眼，一看張大千這麽一個野和尚，拒而不納，理由很簡單：“老和尚正在坐關。”

怎麽辦呢？張大千回到小客棧考慮了好久，決定寫封信給諦閑，自陳慕道之誠，希望謁見求戒。這封信產生了效果，諦閑認為他頗有靈性，複信約他相見。隔著一道“關”，諦閑為他談經說法，張大千亦頗能領會，可以說是談得很投機的。

誰知話不投機的一刻出現了。

張大千十七歲到日本京都，二十歲回國，前後四年，學的是染織。據他自己說，他在日本認識一個叫樸錫印的韓國人，是胡適之[2]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同學，說得一口流利的標準英語。張大千欣賞之餘，更覺得日本人說英語難聽。當他率直道出他的感想時，人家的回答是：“亡國奴的舌頭是軟的，要伺候人家，當然先得把外國話學好。”張大千大感刺激，決定不學日本話，雇了一個在天津長大的日本人當翻譯，“伺候”他讀書。

學成回國，爽然若失，他的染織學得很好，但不甘於當一名染織廠的技師。他的願望是做畫家，而且必須是名家。但中國傳統文人畫的名家，必兼詩、書、畫三絕。會畫而不通翰墨，隻是畫匠；詩畫皆佳，字不出色，亦難望躋於第一流之列。張大千的血液中有濃厚的丹青成分，從小受母姊之教，工筆花卉的基礎，打得極好；詩則題畫不過七絕一首，憑他的天分及博聞強識的功夫，亦足以應付；可是題畫的字，卻拿不出手，因而他投在當時上海極負盛名的兩大書畫家之一的曾熙門下。

曾熙字子緝，號俟園，晚年自署農髯，湖南衡陽人。他是光緒二十九年二甲第一百二十一名進士，其時科舉將廢，仕途甚雜，曾熙這個二甲進士，用作部員或知縣，都須候補。缺未補上，大清朝已經退位讓國。好在他寫得一手好字，便在上海懸潤格鬻書，兼收弟子，與江西臨川李瑞清齊名。每年潤筆、贄敬收入，足可過相當優裕的生活。

但書道無速成之法，而張大千又急於成名，在彷徨苦悶之中，加以感情上的挫折——據他自己說，他的未婚妻也就是他的表姐謝舜華之死，是促成他遁入空門的原因。這是遁詞。真正的原因是現實的壓力，激出他不顧一切、企圖突破困境的一種衝動。

張大千是個熱愛生活的人，根本就沒有什麽看破紅塵的想法，而且他也心存隨時可以還俗的打算。這樣到了受戒時，他就必須要考慮了。

他不是不願意受戒，而是不願留下受了戒的烙痕。袈裟隨時可卸，髡頂仍能留發，唯有燒了戒疤便不複能還故吾。他跟諦閑大辦交涉，從燒戒疤的起源說起，最後出以由禪宗的頓悟而來的詭辯，自道已經得道成佛，不需燒戒疤了。

七十多歲的諦閑，真是有道高僧，不為所動，但也並不生氣。張大千到了推車撞壁的地步，想想隻有一溜了之。那天是臘八節。

他逃出觀宗寺，募化到了杭州，此行的目的是到西湖雲林寺去投奔一個認識的和尚。雲林寺所在地是有名的觀光勝地靈隱山，位於北高峰下，杭州人稱為北山，可出錢塘門沿白堤，經九裏鬆走了去。如果想省點力，可以在旗下搭渡船到嶽墳上岸，過“魚樂圍”的玉泉，就是九裏鬆，可以少走許多路，但需要四個銅板渡資。

偏偏張大千隻有三個。“一錢逼死英雄漢”，他到了嶽墳，跟船家鬧得不可開交，過程是：說好話，不聽；開罵，回罵；抓住僧衣不放，結果扯破了。

一個遊方和尚，而且是未曾剃度的頭陀，能證明身份的就是身上的一件“海青”[3]，沒有這一領僧衣，就不能“掛單”[4]。張大千這一下真變成“野和尚”了。他雙眼睜得滾圓，大袖一捋，露出黑毛毿毿的雙臂，從船家手中奪過槳，一陣猛掄。船家大叫救命，閑人呐喊叫打，但看張大千形似魯智深，沒有人敢上前，任他揚長而去。從那時候起，他打消了遁入空門去求出路的念頭，他對自己說：“和尚不能做，沒錢的窮和尚更不能做。”不過，他眼前還是深受委屈，到靈隱投奔他的“和尚朋友”，掛了兩個月的單。

這兩個月，在張大千的一生中，是最重要的。因為從《靈隱寺誌》《雲林寺誌》《雲林寺續誌》以及其他佛門的文獻中，他驚異地發現，那些大德高僧比世俗還要世俗，貪嗔愛癡之心，比世俗還要強烈；攀龍附鳳之術，比世俗還要高明。隻拿稱謂來說：除了先師不稱先父之外，子侄弟兄叔伯，照呼不誤。既然如此，做個出家的在家人，不如做個在家的出家人。

[1]　指《摩訶止觀》十卷。本書腳注均為編者注。

[2]　著名思想家胡適，字適之。

[3]　即僧衣。

[4]　指行腳僧到寺廟投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