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第一眼看見弗吉尼亞沃特，是在1973年8月的最後一天，一個分外燠熱的下午。彼時離我當初抵達多佛港，又過去了五個月光景。那年夏天我都在跟一位名叫斯蒂芬·卡茲的人結伴四處旅遊，他是在4月跟我在巴黎接上頭的，約莫十天前我終於在伊斯坦布爾滿懷感激地將他送走。我很累，在公路上顛得煩不勝煩，不過好歹回到了英國，我還是很開心。我剛從一列自倫敦發出的列車上下來，立時就著了迷。弗吉尼亞沃特村看上去既整潔又誘人。村裏布滿了懶洋洋的將近黃昏時的陰影，外加一片青蔥翠綠，綠得叫人受不了，隻有那些剛剛從不毛之地來的人才懂得欣賞。火車站後麵矗立著霍洛威療養院的哥特式塔樓，它就在緊靠車站的一個貌似公園的廣場上，由磚塊和山牆組成，像塊紀念碑似的。

兩個我在故鄉就認識的女孩在那家療養院裏工作，她們替我在她們那一層樓裏找了個睡覺的地兒，還讓我有機會敲打敲打她們那個積了五個月塵垢的浴缸。我本來打算第二天到希思羅機場趕一班飛機回家。我應該在兩周以後恢複我那沒精打采的大學學業。可是，在一家喜氣洋洋的、名喚“玫瑰與皇冠”的酒吧裏灌下幾杯啤酒之後，她們給我提了個醒，說那個醫院一直在找雜役工，而我的母語既然是英文，自然穩操勝券。第二天，我腦袋昏昏沉沉，也無從深思熟慮，就發覺自己已經在一邊填表格、一邊被告知要在早上七點到“圖客”病房的護士長那邊報到。第二天早上，有個麵目和藹、智商卻隻有孩童水準的小個子男人被派來帶我到倉庫裏去拿一套沉甸甸的鑰匙，還有一大摞疊得整整齊齊、搖搖欲墜的醫院服裝——兩套灰衣服、襯衫，一條領帶，幾件實驗室專用白大褂(他們琢磨著讓我幹什麽呢？)——然後領著我到馬路對麵的男工寓所，那裏有個白發蒼蒼的幹癟老太太將我帶到一個如同斯巴達軍營般簡樸嚴苛的房間裏。老太太的神情舉止讓我緬懷起我的老朋友古賓斯太太，她用同樣的腔調衝著我連珠炮似的指手畫腳，其命令包括：每周一次將髒床單換成幹淨的，哪些時段供應熱水，取暖器該怎麽操作。至於別的雜事兒，內容實在太多，她講得又飛快，我記不住。不過我聽到她提到了床罩，這一點讓我挺驕傲。熟門熟路啦，我想。

我寫了一封信給爸媽，告訴他們別等我吃晚飯了，然後又花了幾個小時開開心心地試穿我的新衣裳，在鏡子前麵擺幾款貝蒂·格雷伯[1]的造型，再在窗台上把我那少得可憐的平裝書排成一溜，又躥出門到郵局走一遭，在村子裏東張西望，在一個名叫“都鐸玫瑰”的小地方吃飯，最後跑進一家名叫“特洛特斯沃斯”的酒吧。那裏的氛圍是如此愜意，而別的娛樂方式又是如此匱乏，以至於我喝啤酒時——我得坦白——頗為放縱。我回新寓所時，沿路經過好幾個灌木叢，還有一根叫人難忘的不依不饒的燈柱。

翌晨，我晚醒了十五分鍾，睡眼惺忪地找到醫院。在一場換班的混戰中，我問到了去“圖客”病房的路，然後頂著一頭亂發，經過一番左躲右閃，抵達病房時遲到了十分鍾。護士長剛到中年，是個挺友善的家夥，他熱情相迎，跟我講了講茶和餅幹在哪裏便沒了蹤影。後來我幾乎再沒見過他。“圖客”病房裏都是些長期住院的男病人，個個精神錯亂，不過狀態都被控製住了。謝天謝地，他們似乎完全能照顧自己。他們自己從一輛帶輪子的推車上拿早飯，自己剃胡子，自己勉勉強強地鋪床疊被。當我暫時跑到員工廁所裏忙著找抗酸劑卻遍尋不見時，他們便靜悄悄地離開。等我再出來，病房裏隻剩下了我一個人，弄得我既困惑又害怕。我迷惘地在休息室、廚房和寢室裏轉悠，打開病房門，隻見一條空****的走廊盡頭，有一扇門開著，從那裏出去就是外麵的世界。恰在此時，病房辦公室的電話響起來。

“你是誰啊？”有個聲音在吼。

我積攢起足夠開口的力氣，一邊自報家門，一邊透過辦公室的窗往外窺視，指望能看見圖客病房的三十三個病人從一棵樹衝到另一棵，不顧一切地追求他們的自由。

“我是史密森。”電話那頭說。史密森是護理部主任，絡腮胡子鐵桶胸，是個叫人心驚膽戰的人物，前天有人在我跟前提到過他。“你就是那個新來的小子，對嗎？”

“對，先生。”

“那裏俏麗嗎？”

“哦，實際上那裏很安靜。”我眨了眨眼睛，好不困惑，心裏琢磨這個英國人說話怎麽轉折得如此古怪。

“不是，我是說約翰·喬利，那個護士長——他在嗎？”[2]

“哦。他走了。”

“他有沒有說過幾時回來？”

“沒說過，先生。”

“一切都有條不紊嗎？”

“呃，實際上……”我清清嗓子，“病人好像逃跑了，先生。”

“他們怎麽了？”

“逃跑了，先生。我剛去過廁所，等我出來的時候……”

“他們應該是到病房外頭去了，小子。他們會去幹點零碎的園藝活，再不就是接受職業療法[3]。反正他們每天早上都會走開的。”

“哦，這個真得感謝基督。”

“你說什麽來著？”

“我說這個得感謝上帝，先生。”

“對，確實如此。”他掛上電話。

上午剩下的時間我都獨自繞著病房閑逛，瞄瞄抽屜，看看衣櫃，瞧瞧床底，翻翻儲物櫃，拚命琢磨該怎麽用一堆鬆鬆散散的葉子和一隻過濾網篩泡茶。等我拿得準自己的體力可以勝任時，便在連通病房之間的擦得鋥亮的走廊上，展開一場隻有我一個人參加的世界滑步錦標賽——場邊還有人竊竊低語，發表滿含敬意的評論。時間挨到一點半，還是沒有人叫我去吃午飯，我隻好自行解散，跑到員工餐廳裏，一個人對付一盤豆子、薯片，外加一種神秘兮兮的玩意兒——後來我才認出那是斯潘牌罐頭碎肉。我一邊吃，一邊注意到，史密森先生和他的幾個同事坐在房間另一頭的一張桌邊熱烈討論，言談甚歡。不曉得為什麽，他時不時地朝我的方向投來樂滋滋的一瞥。

再回到病房時，我發覺有幾個病人已經在我走開時回來了。他們一個上午費盡了力氣，要麽斜靠在一根耙子上，要麽把“羅威套管”挨個數好放進箱子裏，如今大半都頹然跌坐在休息室的椅子上。隻有一個衣冠楚楚、伶牙俐齒的家夥除外，他一身斜紋軟呢裝，正在看電視上的一場板球比賽。他邀請我跟他一起看，等他發現我原來是個美國佬時，立馬就跟我解釋起這項體育界最最讓人犯迷糊的運動來。我以為他也是一名員工——可能是午後替神秘的“俏麗”先生代班來的，也沒準是一個來拜訪的心理醫師，直到他正在跟我詳細解說旋轉保齡球錯綜複雜的機理時，突然轉過身來，親熱地隨口說了句：“你知道，我有原子彈。”

“你說什麽？”我答道，但思緒還糾纏在其他球類上。

“波頓高地。1947年。政府實驗。統統是絕密。你一定得守口如瓶。”

“啊……當然。”

“蘇聯人在通緝我。”

“哦……啊？”

“所以我才會到這裏來，隱姓埋名。”他意味深長地彈彈鼻子，朝我們周圍那些打瞌睡的人挑剔地看了一眼，“其實這裏也不是個糟糕的地方。到處都是瘋子，這是理所當然的啦。肯定都是些神經錯亂、可憐巴巴的人。不過他們每到禮拜三會做一種很好吃的果醬卷布丁。現在上場的是喬奧夫·伯伊考特。好漂亮的動作。本森傳來的球他不費吹灰之力就能接，你就瞧好吧。”

一旦你跟“圖客”病房裏的大多數病人熟絡了，就會發現他們都是這副樣子——表麵上頭腦清楚，可是暗地裏卻瘋得像一條熱昏了頭的狗。通過瘋子的眼睛漸漸地熟悉一個國家，實在是一段好玩的經曆。並且，恕我直言，這也為我在英國的生活打下了特別有用的基礎。

我在英國的第一段長住時光，就是這樣度過的。晚上我去酒吧，白天則主管一個空****的病房。每天下午四點左右，會有一位穿著粉紅色連身工作服的西班牙女人登場，手裏推著一部哢嗒哢嗒響個不停的茶水車，病人們頓時聞風而動，去拿一杯茶和一片黃色的蛋糕。有時候那位神秘莫測的“俏麗”先生會順便到這裏來發點藥，或者再訂購一批餅幹。不過除此之外總是鴉雀無聲。漸漸地，我對板球也能算略知一二了，而我那滑步技術已經到了成就卓著的地步。

我漸漸發現，這家醫院自成一方天地，實際上可以自給自足。它有自己的木工房，有自己的電工、管道工和油漆匠，還有自己的公共汽車和公車司機。它有一間台球室、一座羽毛球場、一座遊泳池、一家專賣化妝品和糖果的小鋪子、一家小教堂、一座板球場和一個社交俱樂部，一位腳病醫師、一位發型師、幾個廚房、一間縫紉室，還有一個洗衣房。每周一次在一個類似於舞廳的房間裏放電影，它甚至還有自己的太平間。所有的園藝活兒都由病人完成，他們都不用尖銳的工具，照樣把園子裏整飭得完美無瑕。那裏有點像替瘋子開的鄉村俱樂部。我很喜歡。

有一天，就在“俏麗”先生某次周期性來訪時——我一直都不清楚他不在的時候到底在幹嗎——我被打發到鄰近的一個名叫“佛羅倫薩夜鶯”的病房裏去借一瓶氯丙嗪藥水，好讓病人俯首帖耳。員工們都知道，“佛羅”是個既古怪又陰鬱的地方，到處都是精神錯亂程度要嚴重得多的病人，他們要麽到處亂跑，要麽坐在高背椅子上不停地搖晃。當班護士帶著一串響得刺耳的鑰匙跑開去找氯丙嗪時，我瞪大雙眼盯著那群喋喋不休的人，暗自慶幸我早就戒了烈性毒品。房間另一頭，有個年輕漂亮的護士，渾身洋溢澄澈而溫暖的善意，以取之不竭的精力和憐惜照顧這些無依無靠的可憐蟲——把他們領到一張椅子跟前，用溫言軟語點亮他們一天的時光，抹去他們下巴上滴滴答答的口水——於是我想，這正是我需要的那種人。

十六個月之後，我們在當地的教堂裏結婚。此刻我走在基督堂路上，腳踩在薄如紙片的樹葉上，頭頂上是一排高大的樹枝，嘴裏哼著《妮爾·格溫》的最後八小節，正好從那個教堂邊經過。基督堂路兩邊的大房子一如往昔，隻不過每家每戶都添了一隻安全箱和那種晚上無緣無故大放光明的泛光燈。

弗吉尼亞沃特是一個饒有趣味的所在。這裏的大多數房子都是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建成的，有兩排短短的購物步行街，而步行街四周密布著私家街道，蜿蜒著穿過或繞過著名的溫特沃思高爾夫球場。樹林中零星散布的房子通常是名人宅邸，觀其風格，或可稱之為“賣弄英國本土風情”式：屋頂的線條熱熱鬧鬧，擠滿了山形牆和煩瑣的煙囪管帽，寬敞而多姿的遊廊，尺寸古怪的窗戶，至少有一個奪人視線的壁爐腔，還有綿延幾英畝爬上一座整潔的小門廊的玫瑰花。初次相見，我覺得宛若走進了1937年的《家園》雜誌。

然而，當年使得弗吉尼亞沃特別具風韻的原因——我說這話可是真心實意的——乃是那裏到處都有瘋子在漫步。因為大多數病人都在療養院裏住過好多年，常常一待就是幾十個春秋。無論他們的思維有多麽混亂，步態是多麽猶疑，也不管他們如何頻繁地嘟嘟囔囔、喃喃自語，突然擺出低聲下氣的姿態，或者表現出其他一百種征象，標榜自己可以舒舒服服地出門吃午餐——總之，這些人裏頭，大多數是可以放心地讓他們到村裏逛逛的，而且他們自己也能找到回來的路。每天你都能指望找到幾個叫人眼前一亮的瘋子，要麽去買無花果或糖果，要麽去喝一杯茶，要麽隻是安安靜靜地跟稀薄的空氣較勁。如是，便造就了全英格蘭最特別的社區之一——在這裏，富翁和瘋子融為一爐、和平共處。店主和當地人對此都甘之如飴，即便看到有個頭發亂蓬蓬、穿著睡衣的人站在麵包店角落裏衝著牆壁上的某一點高談闊論，或者坐在“都鐸玫瑰”店角的一張桌前，眼珠子亂轉，滿臉堆笑，往雜菜通心粉湯裏扔方糖，他們似乎也並不覺得有什麽異樣。這一幕——我這麽說還是發自內心的——可真是叫人暖意上心頭。

療養院裏的病人一共五百名左右，其中有個了不起的白癡智者名叫哈裏。哈裏的腦瓜也就相當於一個心不在焉的小孩子，可是隻要你報個日子，甭管是以前的、現在的還是將來的，他立馬就能告訴你那天是禮拜幾。我們曾經對照著一本萬年曆考過他，他愣是一點兒錯都沒犯。你可以問他1935年12月的第三個禮拜六或者2017年7月的第二個禮拜三，他的反應比哪台電腦都快。更厲害的是——雖然這景象當時看來隻覺得無聊——他每天有好幾次會湊到員工跟前，用一種怪怪的、低低的聲調問他們，這家醫院是不是會在1980年關門。根據他那份洋洋大觀的病曆，他自從1950年左右(當時還是個小夥子)抵達此地以來，一直深受這個問題的困擾。問題是，霍洛威是個規模大、地位高的機構，壓根兒就沒有出台過什麽要它關門的計劃。事實上，這種情形一直持續到1980年初那個狂風暴雨之夜。當時哈裏被硬送上了床，因為他異乎尋常的狂躁不安——他已經一連好幾個禮拜越來越頑固地追問那個問題了——一道閃電擊中後麵的山形牆，引起一場衝天大火，橫掃閣樓和幾個病房，使得整幢房子一下子就沒法再住了。

如果可憐的哈裏當時是被人用皮帶綁在**繼而葬身火海，那麽這故事就越發好看了。然而事實卻被敘述的精彩程度打了折扣，所有的病人都得以安全撤離，被扔到了屋外的暴雨之夜裏。不過我樂意想象哈裏站在草坪上，肩上裹著一條毯子，翩翩起舞的火焰照亮了他的臉，他歪著嘴巴擠出一個詭異的、歡天喜地的微笑，觀賞著這場他耐心等待了三十年的大火。

病人們都被轉移到與這條馬路相鄰且位於切特西的一所常規醫院裏的一處專用側樓，不過他們很快就被剝奪了自由，因為他們有個倒黴的習慣，弄得病房裏劫難頻生，讓神誌正常的病人惶惶不可終日。與此同時，那個療養院也在悄無聲息地分崩離析。那些窗戶不是被釘上了木板，就是被砸碎，而直通馬路的那個豪華的入口被一扇實墩墩的金屬門堵住了，那扇門的頂上還鑲著尖銳的金屬絲。20世紀80年代初，我在倫敦工作時曾在弗吉尼亞沃特住過五年，間或路過此地時會停下腳步，窺視牆內庭院淒冷、滿目蒼涼的景象。一家家開發商懷抱著野心勃勃的計劃先後接盤，想把這裏改造成一個辦公園區、會議中心或者行政官員和企業主管們雲集的高級住宅區。他們造了幾座活動房，豎起幾塊措辭嚴厲的牌子，警告路人，此地有警犬巡視。假如那牌子上的圖示都可以相信的話，那麽這些狗幾乎是失控的，不過，那裏再也沒有采取過比這更積極的措施。十多年來，這座美妙而古老的醫院——或許算得上是現存的十幾座最優美的維多利亞建築之一——就隻是兀自盤踞在那裏，坍塌湮滅，荒疏頹敗，因而我以為如今的景象也差不多依然如故。事實上，我還一直在演練幾句阿諛奉承的說辭，想求那看門人讓我走上車道飛快地看一眼，因為從馬路上是看不清建築本身的。

所以你不妨想象一下，當我登上一道緩坡，發現一個嶄新的引人注目的入口就嵌在圍牆上，一塊大招牌歡迎我進入弗吉尼亞公園，而且就在以前並不知曉的療養院大樓側通道的旁邊，居然造起了一大窩新潮的高級住宅時，我是多麽驚訝啊。我目瞪口呆，跌跌撞撞地走上一條新鋪了瀝青的路。沿路的房子都是那麽簇新簇新的，窗子上還貼著標簽，院子裏還滿是泥漿。其中有一幢房子被整飭成樣板房，那天恰逢禮拜天，來看房的人絡繹不絕。在屋裏，我找到一本亮閃閃的手冊，印滿了建築師畫的圖，畫麵上盡是些身材苗條、表情愉悅的人，或是繞著漂亮的房子散步，或是在我當年陪著一幹渾身抽搐的瘋子看電影的房間裏聆聽一支室內管弦樂隊演奏，或是到嵌在哥特式大廳地麵上的下沉式泳池裏劈波斬浪——我以前曾在那裏打過羽毛球，然後結結巴巴地向那個“佛羅倫薩夜鶯”裏的護士提出邀約——就長遠考慮，你是否可能勻出時間來，嫁給我？按照配在圖邊的那篇辭藻華麗的散文的說法，“弗吉尼亞公園”的居民可以選擇的範圍包括幾打獨立式高級住宅、零星分布的市區新式住宅及公寓，外加療養院大樓經修複後劃出的二十三幢公寓房，後者如今取了個神秘兮兮的名字，叫“克羅斯蘭屋”。此地的地圖上隨處可見稀奇古怪的名字——什麽“克諾利馬廄”啦，“小教堂廣場”啦，“露天市場”啦，都跟它的昔日風貌扯不上多少關係。我尋思，但凡能管這些地方叫“前腦葉白質切除廣場”或者“電休克庭院”，那該是多麽妥帖啊!這些房子35萬英鎊起售。

我又走回到室外，想看看我花35萬英鎊能買到什麽，答案是一塊丁點大的地皮上一座雖然小家敗氣但裝潢華麗的房子，屋外的風景饒有趣味，正對著一座19世紀的精神病院。我可沒法說這是我夢寐以求的地方。所有的房子都用紅磚砌成，有老式壁爐腔、豔俗不堪的飾邊，還有些別的向維多利亞時代致敬的小花樣。有一款房子有個俗氣的名稱叫“D形房”，竟然有個裝飾塔。結果，它們看上去活像是療養院下的小崽子。你幾乎可以想象，如果時間給得充裕，它們個個都能長成療養院。這麽個玩意兒，就其所能發揮的作用而言，效果還真是出奇地好。新房子並未顯得與老療養院的背景格格不入，而且，至少——這種事兒當然不會發生在十多年前——那幢偉岸的老房子，連同它帶給我和那一代代瘋得有趣的人的歡樂記憶，都得以保存。我向那些開發商脫帽致敬，然後抽身離去。

我本來打算一路逛到我的老房子去，但還得走一英裏才能到，我的腳又直發酸。於是，我直奔斯特勞德路，穿過昔日的醫院社交俱樂部所在的地方——如今那裏已經成了一幢奇醜無比的宅子，穿過那幾幢零散分布的、曾經聚居過護理人員及院內職工的大樓。我跟自己賭一百英鎊，下回要是再從這條路經過，這些房子肯定也沒了，取而代之的是擁有雙層車庫的大房子。

我徒步走兩英裏去埃格姆，到一位討人喜歡的女士家裏去做客。她名叫比蘭太太，除了懷有一腔無私的善意，她還是我的丈母娘。她匆匆衝進廚房，那番迷人的忙忙亂亂的勁頭是所有上了一定年紀的英國女士招待不速之客時都會有的。與此同時，我就一邊靠著爐火暖暖腳指頭，一邊暗自思量(這些天我的思維一直都處在這種狀態)，除了付錢借宿以外，這裏可是我第一次拜訪的英國住家。好多年前，某個周日下午，我太太把我作為她的情郎帶到這裏，當時我們就排排坐，緊繃繃地擠在這個暖烘烘的休閑室裏，看《正中靶心》《兩代遊戲》之類的電視節目。在我看來，它們都饒有趣味地缺乏高級娛樂價值。當時，這可是我的一段嶄新的經曆。自從1958年左右，除了在聖誕節有那麽尷尬的幾個小時以外，我就沒有在所謂社交場合上見過我的家人，所以當我發覺自己置身於如此暖意融融的家庭氛圍時，實在是覺得愜意而新奇。時至今日，在這一點上我還是很欣賞英國人，雖然我得承認，當我後來聽說《正中靶心》和《兩代遊戲》即將停播時，頗有一陣狂喜湧上心頭。

我的丈母娘——我該叫“媽咪”的——出來時端了一托盤吃的。那陣勢，讓我好一陣疑惑，還以為她錯把我當成了一隊伐木工人。我先是狼吞虎咽了一堆可口的冒著熱氣的玩意兒——我覺得那東西像是用可以吃的材料打造的煙水晶山巒，然後一屁股癱坐下來，手裏端著咖啡，胃裏撐得開開心心、滿滿登登。而這一路吃下來，我們還同時天南海北地無所不談——比如孩子啦，我們即將遷往美國的計劃啦，我的工作啦，她新近的寡居生活啦。時至深夜——所謂深夜，是指像我們這樣時間觀念落伍的人——她再度進入忙忙碌碌的狀態，把屋子裏每個角落都弄出好多聽來頗為勤勉的聲響，然後才宣告客房已準備妥帖。映入我眼簾的是一張整潔漂亮的折疊床，還配好了熱水瓶。我三下五除二洗漱完畢，就滿懷感激地爬上了床，心裏還直犯疑：怎麽但凡是到了奶奶家、外婆家或者丈母娘家，床總是如此舒適可人？不一會兒，我就跌進了睡鄉。

[1]　貝蒂·格雷伯(1916—1973)美國女明星。

[2]　這裏引起作者誤解的是Jolly一詞，既可解釋為“快樂、高興”，又可以作為姓氏。為了顯示其語音相同，譯者用了個與“喬利”同音的形容詞“俏麗”。

[3]　指一種使肉體或精神疾病患者進行某種腦力或體力活動，以幫助康複和適應生活和生產技能要求的治療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