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前沿風雲 廣州人經受了三次衝擊波
物欲橫流！有人驚歎：經濟建設上去後，文明道德卻淪喪了！
抵擋外來衝擊的根本辦法不是走回頭路、重新閉關鎖國，而是鼎故革新、縮短差距、增強自身抵抗力！向改革找出路，通過改革謀生存。
1978年，這是值得中華民族後代兒孫紀念的一個劃時代的年頭——漫漫近代史上，中國人第一次在沒有外力脅迫的情況下，為圖中華騰飛，向世界主動開啟了緊閉多年的國門。
對外開放的大門打開後，一個複雜紛繁、光怪陸離的世界猛然呈現在一個因長期閉關鎖國而十分缺乏心理準備的民族麵前。因經濟發展上的巨大差異導致了心理落差，其衝擊波，不僅蔓延到960萬平方公裏的每一個角落，還直接影響並改變著億萬民眾日常的生活。習慣，受到搖撼；傳統，出現斷裂；習以為常的和諧、平衡，又以一種奇特的方式進行著排列組合……
廣州，這座素有“祖國南大門”之稱的古老城市，須臾間，由金鎖銅關變成了開放前沿。八麵來風，首當其衝，她承受得住這強大的衝擊嗎?人們議論紛紛，替廣州擔憂。
借助這個窗口，外國人要認識的是竹幕打開後的偌大中國；借助這一前哨，中國內線地帶的民眾關心的卻是自己未來的前途和命運。
第一次衝擊波襲來時，有人悲歎：社會主義的廣州這下算完了
1978年，開放前夕的廣州，傷痕累累。十年浩劫，廣州人罪加一等，一個海外關係“罪”，幾乎使家家不同程度地受到磨難和牽連，成千上萬件冤假錯案剛著手平反昭雪，許多人傷未結痂，不少人心頭還在淌血；更為嚴重的是，由於生產力遭到嚴重破壞、城鄉經濟長期停滯，安置青年就業成了一大難題，50萬知青盼望回城，20萬待業青年等待就業。這，就是“文革”留給廣州的兩個經濟“碩果”。
對外開放的大門就在這種背景下打開了。
音訊隔絕多年的海外親友們蜂擁回來了，一個活生生的西方被帶了進來：從“三五”牌香煙到精巧玲瓏的電子打火機，從折疊傘到電子表，從錄音機到電視機……從小玩意到大家夥，無不令人眼花繚亂，吃驚眼饞。海外來客處處顯示出驚人和不凡的氣派。
更令人震驚的是：這些衣錦還鄉、一擲千金的人中，不少人幾年前也曾作為一名知青，在海南熱帶叢林中刀耕火種、開荒墾田；可是，當他們的那些留在國內安分守己的戰友、同伴大多還在為求一席生存之地而苦盼、奔波的時候，他們在外麵卻“發”了……
各種信息似乎都表明：海那邊，好地方。
羨慕引來向往，失望誘發悲觀，反差愈大情緒愈烈。
1980年，廣州市有關部門出了一個“廣州好還是香港好”的討論題，力圖通過討論將廣大青年引導到熱愛社會主義的正路上來，結果適得其反。
學校裏，老師說廣州好，學生說：我親戚前年偷渡去港，走時兩袖清風，回來卻發了，月收入是我爸爸的十來倍，香港好還是廣州好?老師語塞。
社會上，待業青年說：如果邊境放開，80%的青年都會跑出去……
討論進行不下去，隻好半途收場。
“外逃風”刮得最猛的時候是1980年前後。廣州市委的領導回憶說：當時，許多年輕人都想往外走。身強力壯的小夥子通過合法途徑出不去，就成幫結夥，走非法偷渡這條路；身體嬌弱的大姑娘偷渡不成，就開“南風窗”，通過婚姻這條路達到合法出境的目的。“在那時，二十來歲的黃花女外嫁六十來歲的白首老頭並不是什麽稀奇事。”
“有人認為社會主義這下算完了，社會主義的廣州算完了。”廣州團市委的領導回憶說：“當時我們的思想也很亂，我們這代難道就如此弱不禁風、一衝即潰嗎?難道社會主義真抵擋不住資本主義的衝擊嗎?有人說，如果不開放，就不會生出這麽多事來！難道真的是門開錯了嗎？！”
正當人們的思想陷於混亂時，省、市領導拿出了自己的見解：正因為我們落後才實施對外開放，抵擋外來衝擊的根本辦法不是走回頭路、重新閉關鎖國，而是要除舊布新、縮短差距、增強自身抵抗力！向改革找出路，通過改革謀生存。
1982年前後，形勢出現轉機，偷渡風逐漸平緩，以前外逃港澳的人出現回流勢頭，黨政幹部也不再驚呼年輕人“信仰危機”了。
奇跡是怎樣產生的?人們環顧四方，通過冷靜審視之後，一個令人振奮的答案找到了。
在廣州農村，以大包幹為核心的農業經濟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昔日被衣食所迫的千萬農民，在短短三四年時間裏基本實現了溫飽，有的還進實現了“小康”。農村這個大頭首先穩住了。
在郊區縣城或街道小巷，借助對外開放政策，迅速崛起了眾多帶有現代化色彩的鄉鎮企業、街辦企業，停滯了多年的廣州經濟開始複蘇。
廣州城區通過不斷放開政策、調整產業結構、大力發展第三產業等措施，給衰竭的經濟注入活力；個體經濟異軍突起，個體戶大軍依托農村豐富的土產，開起了成千上萬家大小排檔，撐起了“食在廣州”這塊金字招牌。一個百業興旺的廣州已具雛形。
“休養生息”政策獲得巨大的成功。就在這個背景下，50萬知青得到了充分消化，20萬待業青年實現了妥善就業。一個安居樂業的社會格局初步形成。
是改革支撐住了廣州，是改革產生的巨大威力增強了廣州人的自信和對外來衝擊的心理承受力。
衝擊波就這麽過去了，今後，是否就可以高枕無憂了呢?
第二次衝擊波襲來對，有人驚歎：社會主義的廣州全盤港化了
就像阿拉丁神燈高懸於廣州上空似的，三四年前，對電視機、立體聲錄音機還很陌生的廣州居民，在1983年前後，竟呼啦啦一下子基本普及了電視機、收音機，“遙控”、“調頻”、“四喇叭”、“雙聲道”等電器專用術語，成了婦孺皆知的生活常用詞。
電視、錄音機等現代傳播媒介“飛入尋常百姓家”，標誌著廣州居民的消費水準進入了一個新的層次，物質文明建設獲得了質的飛躍，精神文明建設進而具備了較高的物質保證。這本是一件值得額手相慶的大好事，可是，當人們興奮地開啟各種電器時，卻猶如打開了魔瓶，魔鬼被放出來了——資本主義的庸俗文化衝擊了廣州。
“阿裏，阿裏巴巴，阿裏巴巴是個快樂的青年……”昔日溫文爾雅、安分守己的青少年一夜間似乎都中了邪、變了樣，街頭巷尾，冒出了穿牛仔褲、著港式衫、戴蛤蟆鏡、提錄音機招搖過市的青年……
“昏睡百年，國人皆已醒……”香港的電視台、電台，晝夜不停，通過每家每戶的電視、收錄機，免費將港台文化、西方文明傳送給廣州人。
港台流行音樂迅速排擠了嚴肅音樂和民族音樂，占領了各種樂壇舞台。姿勢奇特的港味歌星出現在各種檔次的音樂茶座，聲嘶力竭，無一例外地喊唱港台與舶來的流行曲，在觀眾的口哨、尖叫加掌聲的喝彩中，女歌星前俯後仰、轉台打旋，男歌手齜牙咧嘴、台上打滾……“刺激”成了烘托演出效果的特種時髦。
中央台見不著了，傳統音樂聽不到了，廣州，似乎完全被置於港台文化的覆蓋網下。
黃色錄像也乘虛而入，泛濫開來。
香港文化吞噬廣州，群眾反應強烈。廣州市有關部門動手幹預了。查禁了黃色錄像，強拆了居民房頂的魚骨天線……能使用的行政手段都用上了。可是，一到黃昏，許多在家中收不到香港電視的青年，卻另辟蹊徑，潮水般地湧向珠江南岸幾個製高點的居民區，在這裏，收香港電視不用魚骨天線。
對人們表現出來的這種社會心態，廣州的社會科學工作者們是這樣解釋的：
物質文明越發達，人們對精神食糧的渴求越強烈。可舊的文化管理模式嚴重製約了人們這一合理要求。精神饑渴症和因先天不足造成的欣賞水平低下症成了人們的通病。文化禁錮一經解開，新的文化暫時接濟不上，外來以通俗為特征的社會文化當仁不讓地填補了這一真空。這是港台文化曾紅極一時的主要原因。
的確，1982年的廣州，國內電視節目隻有中央和廣東兩個台，播放時間就三個多小時，且內容貧乏、枯燥。可是香港有四個電視台，基本保持晝夜播放，雖格調不高，但節目生動活潑、無奇不有。在力量懸殊的競爭麵前，你怎能阻止青年人好奇的選擇呢?
麵對外來文化的衝擊怎麽辦?在改革開放過程中逐漸變得成熟起來的廣東省委和廣州市委，針對有人將其歸罪於對外開放、籠統要求查禁海外文化品的錯誤認識，明確提出了“排汙不排外”的原則。與此同時，對舊有文化管理體製進行大刀闊斧地改革，在放開文化市場的同時成立文化管理委員會，將文化市場管了起來。
文化管理體製的改革，使健康的文化娛樂活動內容日漸豐富，這不僅在量上逐漸滿足了青年們的精神饑渴，而且給他們拓展了選擇麵。電影院，有眾多國產片、進口片可供選擇欣賞；電視上，出現了許多有吸引力的節目。此外，遊藝場、音樂茶座、文化夜市和各種娛樂設施大量出現。選擇麵大了，鑒賞力增強了，自然不會被港台某些低劣藝術牽著鼻子跑了。
廣州青年的體驗是令人信服的。俗話說“饑不擇食”，精神消費亦如此。摒棄低級、庸俗的文化藝術、娛樂形式，向往並追求高雅、健康的精神產品，是人類精神消費的總趨勢，但這一大趨勢的真正形成，則要經曆一個啟蒙過程；對港台庸俗文化的追逐，是先天不足的廣州民眾必經的啟蒙過程；對港台庸俗文化的揚棄，則表明人們返璞歸真，已開始進入正常發展的軌道。
第三次衝擊波襲來時，有人驚歎：物質文明上去後，精神文明卻下來了
改革開放，使多年平穩得近乎凝固的經濟生活出現了巨大震**；多層次的所有製結構形成了：在國營、集體經濟旁邊，迅速出現了獨資、合資和個體三種經濟形式。多種經濟結構，撕裂了長期以來由單一所有製結構塑造的傳統生活格局。
數百家外資企業進入廣州。西方社會通行的用工製度也被帶進來，“炒魷魚”像一把寒光閃閃的利劍，驚擾並威脅著平庸者、守成者習慣了的平靜生活。
個體經濟迅速崛起。14萬個體戶湧進了潛力無窮的第三產業。個體戶大把大把地掙錢，令人眼紅，但他們沒有大鍋飯可吃，沒有鐵飯碗端，經常要擔風險，還有職業不是那麽清高和體麵。要保險和體麵就隻能眼睜睜地看著別人發財，要想發財就得放棄保險和體麵。
鄉鎮企業、街辦企業異軍突起。為了生存，為了發展，他們不惜重金，到處羅致人才。知識，大幅度升值；人才，日益受到尊重。
商品經濟蓬勃發展，利潤和競爭使幾十年習慣於成天板著麵孔做生意的商人們變得笑容可掬。官商一統局麵的打碎使商業界終於產生出“消費者就是帝王”的商業精神。新興行業無孔不入，迅速填補著消費空白。白天鵝賓館、中國大酒店等華貴去處向凡人敞開大門；東方樂園、音樂茶座、文化夜市……各施其能，各逞其長，千方百計吸引顧客；還有色彩鮮豔的“的士”，名目繁多的排檔小吃……為了利潤的主觀目的，產生了盡心盡力為消費者服務的客觀效果。貨幣，這個“天生的平等派”借助商品經濟的旋風，以無堅不摧的衝力迅速瓦解了千百年封建曆史遺存下來的人分尊卑上下、職分三教九流的陋習，同時，解除了困擾人們幾十年的“花錢買氣受”的憂心。就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賓館酒樓等豪華去處還甩不掉媚外抑內惡習，因衣冠取人、膚色取人而屢激風波的時候，就在這些城市成年累月在勞而無功地醫治著“服務態度差”這一痼疾的時候，廣州，卻開始跨入在貨幣麵前人人平等這一新時期。
經濟生活的這些變化，使自然經濟下形成的諸多觀念受到了越來越大的衝擊。與新經濟格局相適應的新觀念紛紛出現，而“唯利是圖”、“一切向錢看”的庸俗觀念也伴生而出。
物欲橫流！有人驚歎：經濟建設上去後，文明道德卻淪喪了！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恐怕不是一條道上跑的車啊!
的確，錢毀掉了一部分人。為了撈錢，有人違法亂紀、投機倒把；有人走私販私，有人還販賣黃色錄像，毒害同胞；更有甚者，解放以來絕跡幾十年的暗娼也開始出現。錢，使一些人昏了頭，沉渣大有泛起之勢。
金錢萬能？！但這隻是在資本主義世界的規律，廣州不是香港，社會主義幾十年的實踐，已將社會主義的眾多基本原則溶化在人們心目中。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廣州雖然渴望發財，容忍發財，但不能容忍不義之財！
隨著廣州市公安部門對各種經濟犯罪分子的不斷打擊，基本刹住這股沉渣泛起風之後，一個關於“錢”的爭論不可避免地在廣州展開了。
有人說：錢是百病之首、萬惡之源，不能讓人們“向錢看”，“向錢看”與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是根本抵觸的。有人說：錢是商品經濟的產物，是按勞分配的抽象化體現，隻要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就避免不了“一切向錢看”的傾向。孰是孰非?!
有識之士指出：重要的工作不在於阻止人們“向錢看”，而在於教育和引導人們如何去致富和富了以後怎樣做人！
討論澄清了是非，討論使許多發財者知道了做人的真諦。
1985年春節，廣州市個體戶們自願捐錢獻物，為全市一千七百多位孤寡老人縫製了新裝；一位瓷磚個體戶，按國家稅法一次主動補納稅款十來萬元；一位小吃個體戶，為解決學生吃早餐難的問題，放棄掙大錢的生意辦起了利微費事的學生餐……致富不忘社會，致富不忘國家。“富了怎樣做人”這一試卷，首先由先富起來的個體戶解答了出來。
廣州的精神文明建設之船又一次撥正船頭，迎風破浪向前行駛。但在這個南北夾擊、八麵來風的開放環境中，她真能建設起社會主義的精神文明嗎?
三次衝擊波過去以後，人們驚喜地發現：鳳凰涅槃——一個新廣州再生了
廣州人自豪地告訴我們：八年開放，數度衝擊，不僅沒使廣州垮掉，而是鳳凰涅槃——一個自卑、盲從、脆弱的廣州在改革開放的熊熊大火中燃掉，一個自尊、自信、免疫功能初具的廣州再生了出來。
變化首先從文化消費傾向這一風向標上呈現出來。作為外來衝擊的產物，曾紅火一時的上百家音樂茶座、酒吧、舞廳的生意開始冷清；曾響徹街巷的低劣港台音樂、勁歌金曲錄音帶不斷貶值，代之興起了格調高雅、藝術性強的藝術音樂；體現民族文化特色、自己創作的校園歌曲開始流行；書法、美術、攝影、花鳥等業餘愛好團體和學校協會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出來。據統計，上百人的大型團體目前已有23個，小規模的鬆散沙龍則不計其數。人們說，廣州已度過饑不擇食、盲目模仿的幼年期，進入了自強自主的成熟階段。
在眼前這一派興衰交替、枯榮更迭場景的後麵，我們看到了一幅色彩斑斕的畫卷。
學習讀書熱方興未艾，奮發向上、自強自主成了青年人追逐的時尚。
每天晚上，隻要盤桓在廣州市市區就能看到：十點左右，剛靜寂下來不久的街麵，突然像翻了鍋——成千上萬輛自行車潮水般地湧在大街上。車鈴叮當，笑語應和，夜大、電大以及各式補習、培訓班的學生下課放學了，眼前這幕場景，就是當地人引以為自豪的廣州獨有的“第三交通高峰”。
近幾年來，廣州市在勞動人事製度上進行的改革比較徹底：各行各業(包括部分黨政部門)用工招考、量才晉級錄用已成製度，另外，數百家涉外機構和企業進駐廣州，把西方人認才能不認門第的用人觀也帶了進來。職業千差萬別，收入高低拉開，選擇的機會多了，競爭程度相應加強。過去可以靠老子、靠後門，而今卻要靠本事。
數度浪潮衝擊，數度冬盡春來。現在的廣州人，從上到下，各行各業，談到改革開放政策，眉飛色舞；談到社會主義優越性，讚歎由衷，喜不自禁。他們自信地說：麵對一次次巨大的浪潮衝擊，我們也曾擔憂過，甚至恐懼過，幸好我們沒有退讓。正是迎著衝擊、震**，繼續改革開放的實踐，醫治了我們的盲從、怯懦等先天不足症，錘煉並健全了我們的心理承受力和消化過濾能力。廣州的許多領導們說，在巨大的衝擊波麵前我們曾經憂慮、焦急過，但我們從未退讓和動搖過。經過八年風雨磨煉、摸索總結，我們終於進入了從容麵對衝擊，牢牢掌握改革開放引導權的境地!今後或許還會有第四次、第五次衝擊波，但衝擊波過後，廣州將會更加壯美。
(原載於一九八六年九月《人民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