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版編者前言：她將是一首詩

阿爾班·塞裏西耶[5]

文學與生活的關係是怎樣的？虛構的角色與真人之間有何關聯？安托萬·德·聖-埃克蘇佩裏雖然對這些略顯理論性的問題隻進行過適度思考，卻這樣回答過：“我們很清楚，所謂童話故事，其實是人生的唯一真理。”《小王子》裏沒有仙女[6]，但正是從這種對於真理的追尋之中，作品汲取了它的深度與普適性，沒有人可以拒絕這種詩意的形式，它觸動了許許多多的人。

安托萬與康蘇愛蘿·德·聖-埃克蘇佩裏之間的信件，從他們1930年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相遇直到1944年夏安托萬失蹤，被他們相互關聯的人生中不可分割的真實與夢幻貫穿。東尼奧寫給他未來妻子的第一封信就直接奠定了傳奇，它為即將到來的樂譜點出了關鍵：“從前有一個男孩，他發現了一件珍寶。但是對孩子來說，這件珍寶實在太過於美麗，以至於他的雙眸不知道如何去欣賞，雙手不知該如何去把握。於是孩子變得憂鬱了。”小王子本應出生於1930年，而非1943年，就像慣常的編年史想要證明的那樣！他就在那裏，在我們麵前，帶著他對於其獻身與抗拒之物產生的驚奇和憂鬱。不過，需要十三年的時間，需要他們一連串的歡樂與不幸——他流亡紐約，而康蘇愛蘿來此與他團聚——以此讓作家安托萬·德·聖-埃克蘇佩裏把這種人生感受打造成其作品的素材。

在他們交往之初，安托萬與康蘇愛蘿都很清楚，他們的愛情需要想象力與詩意的支撐才能實現，才能圓滿地體驗，才能在風風雨雨中幸存下來——沒有任何保障，因為他們的婚姻生活混亂而悲愴，被無數次分離與危機打斷。這個寓言將陪伴他們一生。其中有充分的理由。

就像康蘇愛蘿自己帶著清醒的意識（要不然就是先見之明）很早就寫到的那樣，他們的經曆與文學作品本身並沒有區別：“我們的分別、絕望，我們愛情的淚水，這些難道不會幫助你深入人類的心靈，洞穿事物的奧秘嗎？”即便在淚穀之中，也沒有任何迷失。如果說安托萬經常哀歎，每一次婚姻危機都把他的心神完全占據，使他幾個月無法創作，那麽毫無疑問，這種共同生活的不穩定性，這種缺席與在場、回歸與遠離之間恒久的張力，滋養了他的創造力。此外，作品始終從回歸中獲益，就像在某一張紐約的便條中，作家安托萬試圖說服畫家康蘇愛蘿，譴責超現實主義藝術所謂的即時表現力（就像安德烈·布勒東的妻子雅克琳·朗巴所實踐的那樣）：“我們在一件作品中投入多少時間，它就能延續多久……令我感到憤怒的正是這種‘一小時一幅畫’的創作方法。我隻喜歡那種一生一幅畫的創作方法。真理的存在需要在漫長的時間內挖掘同一個洞，而不是每回花五分鍾依次通過十萬個小洞。在後一種情況下從來沒有發現過水源。”所以，作品的真相是生活；從這裏我們便理解了，《小王子》為什麽不是寫於1931年，而是1943年——在經曆過許多挫折，但已被人生曆練所澆灌之後。

不過，如果說這本時常充滿動**的夫妻通信集也同樣沐浴在夢幻之中，那是因為安托萬與康蘇愛蘿共享著一個夢的版圖，完全屬於他們，在那裏群星對人類產生影響，在那裏小王子們在沙漠中心相遇。在他們的書信裏曾這樣寫道：“那顆凶惡的星星，它在大地的另一端閃爍，長著女巫般的眼睛”“它用這種方式釘住我們的心。”這是關於布宜諾斯艾利斯第一套合租房的回憶，當他們於炎炎夏夜中在露台上冥思。關於這顆星星，1931年安托萬再次寫道，它“沒有被我們馴化”。他們共同的天地充滿了朋友，充滿了各種邂逅以及完全真實的懷疑，不過也充滿了夢幻。在這個夢的領域中走得太遠有可能迷失方向，被夢之海捕獲，甚至會喪失理智。康蘇愛蘿與安托萬完全了解這種風險，並對此加以討論。這個夢既是一種好處，也是一種危險。當諸事不順，當太多的誤解、指責、疏忽、不忠或謊言在巴黎和紐約摧毀了他們的幸福生活，這個共享的夢之版圖始終是這對夫妻的重逢之所。而那顆把心靈釘住的星星，始終充滿威脅，所幸有一顆“美麗的奇跡之星”作為替代：“你知道，它就是我的心。”心靈的親密，感情的家園，都被投射到了天上。

寓言誕生於愛的脆弱性，源於這種令理想絕望的日常生活。“親愛的，我們用雙手捧著我們的愛之心。不要把它打碎。我們會淚水沉沉！”這是康蘇愛蘿寫給她的飛行員丈夫的，他再次出發前往非洲的某個遙遠崗位送信（他必須掙錢糊口）：“我想到了我們，想到了我們的愛情，我完全知道了我究竟有多麽愛我的愛，我們的愛。”

不過康蘇愛蘿當時還沒有和名著《愛情與西方》（1939）的作者、她未來的好友德尼·德·魯日蒙一起探討愛情，在她看來，愛情結構的核心之中，究竟什麽才是文明紮根於曆史的本質：“傳奇故事的真正主題是什麽？戀人的分離？是的，不過是以**的名義，是為了哪怕在折磨著他們的愛之愛，是為了激發愛，為了轉化愛——甚至損害了他們的幸福與生命……”這就是這本既傳奇又真實的通信集真正的主題嗎？愛之愛？在其中難道沒有人生的主題嗎，在離去與回歸，治愈與複發之間無休止地交替：前往世界的沙漠，隻為更好地去愛那些我們想要愛的人？“我逃離了您，又去尋找您”，安托萬寫道：這便是一生的故事。

安托萬與康蘇愛蘿的信件爭先恐後地重複著：愛並不容易。愛情是苛刻的，它不會一勞永逸地獻出自己。有太多障礙需要克服，存在太多晦暗之處。對於難以接近的理想本質，一切對此有所反映的事物，哪怕存在於他們的弱點之中，兩個戀人都帶著痛苦與憂鬱去加以體驗，“親愛的，我隻尋找過純潔之物”，安托萬寫道。在別人身上的純潔，在自己身上的純潔，在人類生活中的純潔。

對於那些把這種追求視作存在理由的人而言，想象力同樣是一種始終如一的援助。因為愛情的各種實際麵貌總是低於我們日複一日從中期盼之物。康蘇愛蘿經常對她丈夫的行為——逃跑、不忠、惡毒、專製——感到失望或受傷，對於他似乎想要指派給她的無聊生活與漫長等待（起碼在他的話裏）深感不滿。當這種氛圍逐漸扼殺她時，她對此直言不諱，語言常常令人震驚：“不要用我希望之屍的碎片自娛自樂！……每一分鍾都是黑色的……您會成為黑色的天使嗎？我已經身陷深淵，是您用如此漂亮的理由與如此親切的話語把我推進去的……”不要走得太遠，因為愛會消失。對於安托萬來說同樣如此，他被這種抗拒著他的旺盛意誌激怒了，這位有點戲劇性的妻子拒絕扮演牧羊女、偉大的安慰者和家中的永恒之光。而她顯然不那麽通融，令他直麵那些男性的矛盾並對他的可靠性提出質疑：“花朵總有辦法讓小王子陷入他的過錯中。這就是那個可憐人離開的原因！”棋局太複雜了，安托萬雖然是一位象棋大師，卻在重壓下屈服了。這片大地上沒有理想的立足之地，對於那些充滿善意的男女也同樣如此，正是因為有人夢見了一種愛，才會因此而受苦。“我做過一個夢。夢裏有一個伴侶”，安托萬在深深的絕望中寫道，哀歎他的妻子缺乏“有風度的美妙品質”，缺乏“奉獻的天賦”。“我無數次夢見自己在她的羽翼下寫作，被她輕柔地保護著，用她那鳥類的溫和、鳥類的言語，還有如此之多的純潔心地與可愛顫抖保護著。”但事實完全不是這樣。他的人生伴侶並不是一個奉獻一切，接受一切，符合某種在如今看來已經過時的社會正統觀念的人，而完全是另一種人，她隱約可見，稍縱即逝，在瞬間的恩寵中做出允諾，“如果我追求您，您卻難以琢磨，是因為有一道光曾經把我照亮過一次，有一種語調曾謙遜過一兩次，有一種聲音曾溫柔過一兩次，我很清楚，我有死於幹渴的風險。”“在您身體裏存在一個我愛的人，她的喜悅就像四月的苜蓿一樣新鮮。”某個人的生命與之聯係在了一起，“曾經您的幾秒鍾對我來說就像黎明一樣。微不足道的小哭鬧、不值一提的小歡喜、一縷光照亮的幾秒鍾，也許，就是它們讓我獻出了自己的人生。”

在這裏很難不胡思亂想。在穀倉嘎吱作響的橫梁下麵，一個有點喜歡幻想的孩子，在一個月光有點刺人的夢幻之夜，分辨出一顆星星穿過屋架的光芒。這決定了他在人類中的生活：他跟著星星在夜間飛行，麵對風暴與敵人的炮火。這個故事在愛情中重演，它也同樣是一種曆練方式，當他懂得如何擺脫社會階層的陳規與安排。我們永遠不知道之後會發生什麽，但我們知道他用來立身的寥寥之物。“我熱愛一種自己不太理解的生活，一種不太忠於原樣的生活”，安托萬在他的處女作《南方郵航》（1929）中寫道，“我甚至不太清楚自己到底需要什麽：這是一種輕鬆的渴望。”

這道光縈繞在安托萬身上，因為，感覺到某種召喚並不意味著實現其目標。幾秒鍾的恩寵之後，隨之而來的有可能是多年的痛苦，每個人都指責對方歪曲其內心的真實形象，歪曲愛情理應“發揚”的東西。那麽多謊言，那麽多不可理喻，在其中，一個人的真實形象必然是另一個人的真實形象的充分反映。“我大力栽培、庇護的花朵，終於願意揮灑一點它的光芒作為回報了”，東尼奧絕望地寫道。

“沉重的夜晚”。這是安托萬在康蘇愛蘿的建議下最開始打算給《夜間飛行》起的標題，《夜間飛行》在1930年至1931年寫於布宜諾斯艾利斯，是其在阿根廷郵政航空生活經驗的果實。作者曾向他的母親透露了全書的真意：“這是一本關於夜晚的書籍。”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講，這是一本抽象的書，即便它被視為一本偉大的冒險小說——當然它確實如此。關於這個隱喻之夜，康蘇愛蘿與安托萬經常在他們的信件裏加以暗示，好似在尋找光明與理想時的人間對稱物。當1941年聖誕前夕，康蘇愛蘿在分別三年後來到紐約與丈夫團聚之時，她給他寫了這張震撼人心的短箋，在其中，愛情與愛情的痛苦不加區分地融入了同一個懇求之中：

因為，有一天，我看見你臉上的一滴眼淚，它來自無比遙遠的國度，你在那裏沉睡，你在那裏受苦，你在那裏躲藏，於是我懂了愛。我知道自己愛你。我也同樣知道，愛情所有的苦澀都融化在這一滴淚、一秒鍾裏。在布宜諾斯艾利斯時我曾放棄立即嫁給你。就像還是小姑娘的時候，放棄穿過黑暗的房間抵達她的床鋪，她的朋友，她的玩具，她的漫步，她的光明。

我和你談論這件事，我的丈夫，因為我害怕這個暗夜，我害怕無法抵達我的床鋪，我的光明，我的平安（我穿不過黑暗的房間嗎？如此靠近我的鮮花、我的樂曲還有你的雙手，如果我穿不過黑暗的房間，我會摔倒嗎？），與你的雙手如此靠近。

這些句子呼應了那個發現了一座超出其估量能力的寶藏的孩子感到的憂鬱。不過，它們給悲傷、困惑與慌亂增添了危險——死亡的風險，壓製一切事物尤其是愛情方麵的事物。然而，在走廊盡頭，在和解時刻，安托萬依然寫道：“您對我造成過太多傷害。那麽頻繁。那麽強烈。不過這一切都已經被忘掉了。我隻記得我對您造成的傷害了。屬於您那些眼淚的康蘇愛蘿。屬於您那些孤單夜晚的康蘇愛蘿。屬於您那些期待的康蘇愛蘿。康蘇愛蘿，在這個世界上我愛的隻有您，感謝您知道我愛著您。”

寓言與生活密不可分。康蘇愛蘿非常了解這一點，在等待1943年重新投入戰場的安托萬時，為了防備關於她丈夫的那些一路傳到紐約的謠言，她將他們的結合永遠紮根於此：“我一直忠於你。我在等你。我是你的妻子，我會等你醒來，等你在永恒中睡去。你知道為什麽嗎？因為我愛你，我愛我們夢中的世界，我愛小王子的世界，我去那裏散步……沒有任何人能碰到我……哪怕孤身一人帶著四根刺……”

這又是不可見之物的援助，令戀人們結合，將心靈的真理凝固在一個不適合謊言的領域：確切地說，就是夢的領域。少兒童話承載著偉大的真理，安托萬·德·聖-埃克蘇佩裏曾經寫道，承載著那些不死之人。令人驚愕的是，在康蘇愛蘿寫於1940年的一封信件中，盡管關於《小王子》安托萬還沒有寫下一行文字，畫出一幅水彩畫，卻出現了從女人蛻變為玫瑰的描寫：“一個真正的奇跡。很快我就會成為地榆花了。但是這位美人，她並不顧世界殘酷，不顧綿羊犯下的又傻又壞的蠢事。地榆花消失了——她死了。這位美人，人們領著她在青草地上散步，給她穿上鮮花與歌謠，從此以後再也沒有人能夠傷害她了。她將成為帕普的一首詩，用他的心血寫成！”

“現在我老了，我知道自己經曆過的最美麗的冒險，就是與你一同穿越那些黑夜，跨向白晝之神的禮物。”安托萬寫道。他仍然希望有朝一日能夠和他的妻子重逢，1943年4月2日，他把她一個人留在了紐約。他在這個世界上再也見不到她了。安托萬在1940年給他母親的信中寫道：“隨著戰爭越發激烈，對未來的危險與威脅越來越多，我對於所有那些需要由我負責的人就越發關切。可憐的小康蘇愛蘿非常脆弱，完全被遺棄，引起我無限的憐惜。”身處遙遠的沙漠之中，很快就會變得焦慮，哪怕這次遠離是由另一種同樣值得稱讚的積極性導致的：救助他的同胞。1943年的阿爾及爾是一個裝滿螃蟹的籃子，對他而言，這裏和流亡者會聚的紐約一樣不值得向往，同時，他的年齡導致他無法長時間飛行，安托萬向康蘇愛蘿祈禱。不過，就像夢想比祈禱更有價值一樣——《小王子》也不是一部福音書——安托萬向她講述自己的夢境，就和最初相遇時一樣：

在一片原野中，我靠在您身邊。大地死去了。樹木死去了。任何東西都沒有香氣或者滋味。

突然之間，盡管外表上沒有任何變化，一切都變了。大地又活了過來，樹木也活了過來。一切都擁有了那麽多的香氣和滋味，以至於味道太強烈了，對我來說幾乎太強烈了。生活回到我身邊的速度太快了。

我知道這是為什麽。我說：“康蘇愛蘿複活了。康蘇愛蘿在那裏！”你是大地之鹽，康蘇愛蘿。你僅僅通過你的回歸便喚醒了我對於萬事萬物的愛意。康蘇愛蘿，於是我明白了，我愛您直到永遠。

這個被無數人、被他的時代、被各類誤解嚴重傷害的男人回歸了本質：一位女性的愛拯救了他。小王子看著他的玫瑰，就像在看那些落日，在他心中湧動的，是一個關於把我們與生存緊密連接之物的奧秘，那個由血、肉、夢境與理想組成的奇妙合金。這是某種對於我們而言過於龐大的東西，但無論選取過何種軌跡，無論心靈具有怎樣的深度，這始終是共同的命運。安托萬·德·聖-埃克蘇佩裏很清楚這一點，他懇求康蘇愛蘿告訴他一些關於《小王子》的新聞，它在他離開幾天之後在紐約麵世。大家對此有何看法？這不是敏感的作者略顯膚淺、追求私利的關切。對於一個艱難的時代而言，這是一個缺失的大問題，它需要一個神話——“去給那些口渴的人飲水”——一個關於小王子和他的玫瑰的神話。

“在你的家裏有光。你當初是怎麽得到它的？你怎樣才能把它再次交托出去？月光之匙從那裏穿過，你令它歌唱並複活流亡中的小王子們。”

[2]　康蘇愛蘿的回憶錄，以“玫瑰”的身份回憶她和丈夫的故事。

[3]　安德烈·紀德在1931年3月的日記中寫道：“他（安托萬·德·聖-埃克蘇佩裏）從阿根廷帶回來一本新書（《夜間飛行》）和一個未婚妻。讀了前者，見了後者。向他大加祝賀，不過主要是為了書。”

[4]　指《小王子》。

[5]　阿爾班·塞裏西耶（Alban Cerisier）：法國伽利馬出版社編輯，負責出版過聖-埃克蘇佩裏的一係列作品集，是法語版《小王子的情書集》的責任編輯。

[6]　法語裏的童話故事“contes de fée”一詞直譯為“仙女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