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組建跨洋飛行隊 “好運林迪”與他的對手們

對於在1927年首次到訪美國的遊客來說，最令人驚訝的地方在於這個國家富裕得嚇人。美國人是全世界過得最舒坦的。美國家庭擺放著時尚家電和耐用消費品——冰箱、收音機、電話、電風扇、電動剃須刀。而在其他國家，要一代多人以後這些東西才可能成為標準配備。全美總共2680萬戶家庭，1100萬戶擁有留聲機，1000萬戶擁有汽車，1750萬戶擁有電話。每一年，美國新增的電話數量比全英國的總和還多。

全世界42%的商品是美國生產的。美國拍攝了占全世界80%的電影，製造了占85%的汽車。光是堪薩斯州的汽車就比法國的總量還多。當時，黃金儲備量是衡量一個國家財富的基本指標，美國的黃金儲備量占了全世界供給量的一半，差不多相當於世界上其他所有地區的總和。回顧曆史，沒有哪一個國家曾經如此富裕，而且還以讓人目不暇接的速度越來越富裕。興旺蓬勃的股市在1927年上漲了33%，胡佛後來稱之為“一場大肆投機的狂歡”。但在1927年春天和夏天，他或者其他任何人都沒擔心過股市。

1927年，林德伯格在空中穿越的美國和今天的美國迥然不同。首先它更廣闊，鄉村味更濃。當時美國人口僅為1.2億，今天容納10個人的地方，當時隻容納了4個人。這1.2億人尚有一半住在農場或小城鎮（相比之下，今天的美國隻有15%的農業人口），他們整體上生活在農業社會。

城市布局基本上都挺緊湊，居住舒適，它們還沒發展出今天我們所看到的那種郊區輻射衝擊波。城市周邊也沒有太多道路。1927年，人們出行或者貨運幾乎完全靠鐵路和輪船。在大多數地方，高速公路極其罕見。就連剛建成的了不起的林肯高速公路雖然自豪地宣稱自己是全世界第一條橫貫整個大陸的高速公路，但其連續鋪設路麵的部分也僅為從紐約到艾奧瓦州西部的路段。從艾奧瓦到舊金山的路段鋪設就隻有一半了，而在內華達州的路段，用一位當地人的話來說就是“基本上還處在假想狀態”，連名義上存在的路旁標記都沒有。另外，較短的直達幹線，如傑斐遜公路和迪克西公路，已經此起彼伏地出現了，但仍屬於迷人的新生事物。提起長途交通的未來，人們想到的不是高速公路，而是在城市之間遊弋的飛機和巨型飛艇。

這就是為什麽奧泰格獎要獎給一場史詩般的飛行，而非一場公路賽。這也是為什麽這一時期的摩天大樓競相炫耀尖尖的樓頂——好讓飛艇能在上麵掛錨。這顯然很不明智，想想看要是熊熊燃燒的“興登堡號”飛艇墜毀在時代廣場有多可怕，可似乎沒有任何建築師考慮到這點。就算是常規對接，飛艇也經常要排放大量壓艙水以保持穩定，樓下的路人恐怕不喜歡莫名其妙地變成落湯雞。

建築師設想旅客前往其他城市還有另外一種可行的方式，即摩天大樓樓頂的機場，其跑道可從高聳的屋頂向外懸挑，或架設在兩棟大樓之間。一位愛好幻想的建築設計師想出了一套方案：修建一種巨大的桌子，把四棟摩天大樓當成四條腿，中間像桌麵那樣蓋上1.6公頃的著陸平台。《紐約時報》也設想了一套更個性化的方法，一篇暢談未來的文章滿懷希望地說：“直升機可以直接落在人們公寓窗外的架子上。”

所有這一切，無論是從建築、航空、金融還是安全的角度來看都無法實現，但似乎無關緊要。那是一個不喜歡讓實用觀點妨礙幻想的年代。在大受歡迎的《科學與發明》（Science and Invention）雜誌上，一名作家滿懷信心地預言，過不了多久各個年齡段的人都能穿著機械溜冰鞋輕快地出行。著名建築師哈維·科貝特（Harvey W. Corbett）預測，摩天大樓會修上數百層，直插雲霄，住在上層的人會靠無線電收取食物，卻並不具體解釋這一設想要怎麽運作。羅德曼·沃納梅克是一個百貨公司巨頭，也是理查德·伯德的飛行讚助人，他在紐約承辦了一場名為“巨人之城”的展覽。這場展覽表現了在未來世界裏，迅捷的空中快車連接了壯觀的城市高樓，市民坐在列車的玻璃艙裏被發射出去，或是站在載人傳輸帶上體麵地從一個地方滑行到另一個地方。不管未來到底怎樣，人人都認為它一定技術先進，毫無疑問由美國主導，並且絕對驚險刺激。

奇怪的是，人們對當下反而並不那麽肯定。第一次世界大戰留下了一個幾乎所有人都認為淺薄、腐敗和墮落的世界——哪怕是那些因此而非常享受的人也這麽想。禁酒令已頒布8個年頭了，失敗得一塌糊塗。它造就了一個匪幫橫行、槍林彈雨的世界，將普通人變成了罪犯。紐約出現了比禁酒令頒布之前更多的酒館，喝酒仍然是一件不遮不掩的常見行為，據說，柏林市市長拜訪紐約時曾問紐約市市長吉米·沃克禁令什麽時候才會生效。大都會人壽保險公司報道，1927年因酒精致死的人，比禁酒令實施之前的任何時期都要多。

道德滑坡處處可見，連舞池裏也不例外。探戈、狐步舞和查爾斯頓舞都有著強烈的節奏，舞者的四肢翻轉帶有強烈的性暗示，許多老輩人都內心焦慮地認為這種現象值得警惕。還有一種更糟糕的舞，叫“黑臀舞”（Black Bottom），即舞者的屁股前撅後翹，還不時用手拍打——所有的動作都可恥地集中在一個許多人寧肯沒有的身體部位上。就連華爾茲躊躇步也包含了一些縱情聲色的元素，成了“音樂前戲”的代名詞。迄今為止最糟糕的還得數爵士樂，它被普遍認為是通往吸毒和**的跳板。“難道爵士樂的切分音裏充滿了罪惡？”《婦女家庭雜誌》（Ladies’ Home Journal）上的一篇文章質問道。你不妨把答案押在“是”上。《紐約美國人》（New York American）的社論說爵士樂是一種“病態的、刺激神經的、帶有性興奮意味的音樂”。

許多人沮喪地意識到，當時美國的離婚率之高僅次於蘇聯了。（這裏插句嘴，1927年內華達州修改了法規，辦理離婚手續不再需要在本州住滿3個月，從而成了“閃離”的樂園。）

最讓人擔心的是年輕姑娘們，她們似乎都自甘墮落，滿身齷齪習慣。她們抽煙、喝酒、在臉上塗脂抹粉、留波波頭（把頭發剪短，燙得圓溜溜的），還穿曲線畢露的絲質禮服。有人計算，一條裙子平均所用的麵料，從戰前的約18米，一路跌到了戰後的區區6米。當時對活潑、崇尚自由的女士統稱“雛兒”，這個詞起源於19世紀末的英國，最初是用來指妓女的。

電影巧妙地抓住了而且經常主動誇張那個時代的奔放精神。有一部電影，從海報來看為垂涎的觀眾提供了“美麗的爵士樂寶貝、香檳浴、午夜狂歡、紫色黎明下的愛撫聚會，並在一場讓你屏息凝神的絕妙猛烈**中結束”。還有一部電影的海報上是“卿卿我我，摟摟抱抱，冷漠的吻，熱情的吻，沉迷於享樂的女兒，渴望感動的母親”。用不了多強的想象力就能把現代女性的肆意行為和露絲·斯奈德的殺戮直接聯係起來。報紙的文章經常指出，邪惡的斯奈德太太犯下重案之前，一直喜歡看熱門電影。

無奈之下，立法者們試圖用法律規定來保障純潔。威斯康星州奧什科什市的一條地方法律規定，舞伴彼此凝視對方的眼睛便是違法。猶他州的州級立法機關認為，如果女性的裙子在腳踝8厘米以上，就把她們送進監獄——看好了，不是罰款，而是拘禁！西雅圖一個名為“清潔書籍聯盟”的團體甚至想要查禁理查德·哈裏伯頓（Richard Halliburton）的遊記書，理由是這些書“鼓吹流浪”。道德性法規在全美各地相繼出台，但在幾乎所有地方，它們都跟禁酒令一個下場：沒人搭理。對於脾性偏保守的人來說，那真是個充滿絕望的時代。

所以，當“聖路易斯精神號”降落在長島，一個看似代表了謙虛、正直和善良的年輕人走出機艙，全美相當多的民眾都滿懷希望地興奮起來，注意到了他。

即便到了這一刻，林德伯格似乎仍然是“一個遙遠而模糊的對手”，錢伯林後來回憶說。航空界之外的大多數人聽都沒聽說過林德伯格，但他迅速成了公眾的寵兒。《紐約時報》的一名記者在他到達長島24小時後評述說：“林德伯格用他靦腆的微笑，不屈不撓的勇氣，穿越大洋的猛浪飛行，贏得了紐約人的心。”大批市民湧到機場來看這位被報紙稱為“好運林迪”的人，然而這個稱呼把林德伯格本人氣得要死。他到紐約後的那個星期天，30 000人——和去看洋基隊比賽的人一樣多，來到柯蒂斯機場，隻為了趁著年輕飛行員跟機師說話、在飛機上忙活的空隙看他一眼。緊挨著“聖路易斯精神號”的一家小油漆店的屋頂，因為爬上了太多的人，不堪重負地被壓垮了。幸運的是，當時房子裏沒人，跌落的人傷勢也不重。

長島主要的兩座機場——羅斯福機場[6]和規模小得多的柯蒂斯機場並不是什麽浪漫的地方，它們佇立在半工業化的沉悶景觀中：周圍是倉庫、低矮的廠房，間或穿插著蔬菜農場和毫無特色的住房開發區。機場本身追求絕對的實用主義，機庫和服務大樓粗糙得很，外牆油漆都沒刷。停機坪坑坑窪窪，布滿深色的水坑。大雨下了幾個星期，建築物周圍的路上全是濕乎乎、亮閃閃的泥漿。

羅斯福機場的條件相對來說好得多，這要歸功於羅德曼·沃納梅克。9個月前勒內·豐克可怕的墜機事故發生後，他自掏腰包平整了跑道，還為之分了級。這是紐約唯一一條長度足夠、可供穿越大西洋的飛機起飛的跑道。沃納梅克租下它供伯德專用。本來這會給對手們造成威脅，但伯德堅持讓其他飛行員都能使用。伯德還盡一切可能幫助對手，比如，他坦率地分享了自己的私人天氣報告。他還第一批趕到柯蒂斯機場，跟在機庫的林德伯格打招呼，並祝他好運。不過話說回來，伯德當時大幅領先，林德伯格相比之下處在明顯的劣勢，伯德如此慷慨也很自然。

盡管此刻林德伯格受到了不少關注，其他大多數飛行員和機組人員仍認為他勝算不大。伯德團隊的一位成員伯恩特·巴爾肯（Bernt Balchen）在回憶錄裏提到，當時普遍認為林德伯格趕不上趟。美國航空發展促進協會（American Society for the Promotion of Aviation）的主席也坦言，他認為林德伯格毫無機會，事實上，其他飛行員也一樣。

與伯德相比，林德伯格的確低調得驚人。伯德擁有一支40人的團隊——機械師、電報員，甚至還有經營私人食堂的廚房工作人員。林德伯格在紐約沒有任何幫手。他在聖路易斯的讚助人派了個名叫喬治·斯頓夫（George Stumpf）的年輕人，此人沒有任何經驗，最多能夠跑跑腿做些雜事。萊特公司提供了兩名機師，協助他做準備工作。凡是使用他們家引擎的團隊，該公司出於利益考慮都給予同樣的支持。還派了一個叫理查德·布萊斯的公關人員幫忙處理媒體事務。但萊特公司也覺得林德伯格不是勝算較大的黑馬，所以讓他們兩人同住花園城大酒店的一間房。除此之外，林德伯格完全是一個人在戰鬥。保守估計，伯德的準備工作花費了50萬美元。林德伯格的總花銷，包括飛機、燃油、食品、住宿加起來才13 500美元。

雖然伯德是城府挺深的人，不會輕易透露自己的想法，但他去跟林德伯格打招呼時一定還是為自己所見嚇了一跳，林德伯格分明還是個孩子。他沒有相關經驗，他的飛機沒有無線電，使用單引擎。然而伯德堅持要求自己的飛機安裝3台引擎，還是由一家沒人聽說過的公司製造的。林德伯格不打算攜帶救生艇，也幾乎沒有後備補給。最重要的是，他提出一個人飛，這意味著他要獨自一人駕駛一架不穩定又難搞的飛機穿越風暴、雲層和黑暗飛上一天半，同時平衡好由14個閥門控製的5缸燃料的用量，並在全無地標的一片虛空裏自己進行導航。如果他需要核對自己的位置或記錄便條，他得把所有的物件攤在自己的膝蓋之間，還得用膝蓋夾著操縱杆。如果是在晚上，他還得用牙齒叼著手電筒。這些工作就算分給三名機組人員來幹都挺考驗人。隻要對駕駛飛機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單獨一個人幹不了。這太瘋狂了。

幾名新聞記者打算說服林德伯格放棄這近乎自殺般的念頭，但無濟於事。“他不會聽的，”一個人向巴爾肯抱怨，“他是個頑固的北歐佬。”

幾年後，林德伯格在自傳《聖路易斯精神號》（The Spirit of St Louis）裏回憶，機場處在頗為肅穆的緊張氣氛裏。此時離戴維斯和伍斯特在弗吉尼亞州墜機身亡才過了兩個多星期，離南傑瑟和科利失蹤則不到一星期。美國駐法國大使邁倫·赫裏克公開表態，美國飛行員前往法國不是個好主意。更何況，這時候人人都被惡劣的天氣給絆住了。一切都令人沮喪。

林德伯格的拘謹也讓他跟媒體的關係越來越緊張。記者堅持問他一些與飛行無關的私人問題——你有心上人了嗎？你喜歡跳舞嗎？林德伯格覺得這些問題尷尬又煩人。攝影師搞不懂為什麽不準他們拍些林德伯格閑暇時跟其他飛行員或機師騎馬轉悠的照片，畢竟，他們隻是想讓林德伯格看起來正常些嘛。有兩名攝影師一度衝進他在花園城大酒店的房間，指望能趕上他剃胡子、讀書看報，或是任何讓他顯出正常可愛孩子氣的事情。

5月14日，林德伯格的母親從底特律趕來祝他一路平安。兩人不情不願地合影留念，僵硬的身體直挺挺地並肩而站，像是才經人介紹認識似的。林德伯格夫人拒絕了所有要她親吻、擁抱兒子的請求，並解釋說自己是“含蓄的北歐人”。就她本人而言，這是句徹底的假話。她輕輕地拍了拍兒子的背說：“祝你好運，查爾斯。”而後又來了句不怎麽吉祥的馬後炮：“再見。”兩人的羞怯並未難倒《晚間圖文報》，它為讀者生造出了一張感人的合成照片，把林德伯格和他母親的腦袋剪下來，放在了姿態更親昵的模特身上——然而，再巧手的藝術總監對母子兩人眼中流露出的疏遠決絕的感覺也無能為力。

據報道，所有來自美國的競爭對手——林德伯格的“聖路易斯精神號”、伯德的“美洲號”、錢伯林和阿科斯塔的“哥倫比亞號”全已做好準備，整裝待發。因為人們普遍以為，隻等天氣放晴，他們就會一同出發，飛越大西洋會變成一場令人興奮的三人賽跑。事實上，林德伯格不知道，世界上的其他人也不知道，另外兩個陣營裏的事情進展很不順。伯德不知為什麽一直不願動身飛往巴黎，他不斷地檢驗、檢驗、再檢驗飛機的各個係統，機組人員覺得神神秘秘，暴脾氣的飛機設計師托尼·福克（Tony Fokker）氣得頭發都豎了起來。“在我看來，他把所有能拖延時間的借口都給找遍了。”4年後福克在自傳裏回憶：“我開始懷疑伯德不是真心想完成這場橫跨大西洋的飛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伯德把正式動身的時間設在了5月21日，這是一個星期六，動身前還有沉悶的講演，飛機也要身披彩帶。這也就是說，就算天氣轉好，周末之前他也不會走。

“哥倫比亞號”團隊鬧矛盾的事情更加令人不快，而且全都因為查爾斯·萊文那爭強好勝、難以相處的性格。萊文是個回收廢品的商人之子，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靠著買賣廢舊彈殼賺了些錢。因為彈殼中的黃銅可回收，對航空產生興趣，他很快就得了個廣為人知的綽號：“拾破爛飛人。”1927年，他號稱有了500萬美元家產，但很多人都見過他位於洛克威區（在長島地產界上不了什麽檔次）百麗港那極盡樸實的房子，並懷疑他是吹牛皮。

萊文禿頭，好鬥，矮壯，高約1.68米。他愛穿細條紋雙排扣西裝，戴寬邊帽，樣子就像是黑幫的歹徒。他思路敏捷而警惕，一雙眼睛總在不停地轉悠尋找機會。他的笑容總帶苦相。這時他剛剛慶祝了自己的30歲生日。

萊文有兩個最大的性格缺陷，一是病態得無法誠實待人，他有時說謊，似乎完全就因為他想說謊；二是難以分清什麽是合法行為，什麽是非法行為。他有一種讓人疏遠的致命傾向，經常欺騙自己的生意夥伴。所以，他一次次地被人告上法庭。正是這些法律問題，導致了他後來的一文不名。

與本次飛行直接相關的問題是，萊文受不了自己的帶隊機長錢伯林。這種情緒很奇怪，因為錢伯林是個和藹可親的體麵人，也是一流的飛行員。隻是他沒什麽朝氣，身上最活潑的東西就是穿衣品位了。錢伯林喜歡時髦的領結，闊腿燈籠褲，再配上一雙菱形密布的長襪。但在其他所有方麵，他都極度孤僻。錢伯林缺乏活力，一次次地激怒萊文，導致後者公開動起手腳把錢伯林從帶隊機長的位置上換了下來。“他想‘搞掉’我，因為我不是‘表演型’的人，大冒險之後上不了戲。”錢伯林在自傳裏說。

朱塞佩·貝蘭卡喜歡而且敬佩錢伯林，所以強烈反對替換機長。但萊文還是另選了勞埃德·貝爾托（Lloyd Bertaud），貝爾托身材魁梧，性格較外向。毫無疑問，貝爾托是個大膽無畏的優秀飛行員，他是加利福尼亞人，孩提時代就自己造了滑翔機，跳下高高的海崖試飛——次次都成功了，但沒有一次足夠謹慎。貝爾托也同樣是個熱衷宣傳的好手，他最精彩的一出絕技是在開飛機時舉行婚禮，牧師則蹲在他和體貼的新娘之間。他的這些冒險之舉自然讓萊文對他青睞有加。

所以，貝爾托加入了“哥倫比亞號”團隊。由於阿科斯塔也在團隊裏，萊文的飛行員多得連飛機裏都坐不下了。萊文把阿科斯塔和錢伯林叫到一起，告訴他們，自己還沒拿定主意由誰擔任貝爾托的副駕駛員一起飛往巴黎，所以決定在出發的那天上午投硬幣決定。阿科斯塔難以置信地盯著他好長一會兒，之後跨過機場，加入了伯德的團隊。貝爾托隨即宣布，他不願跟錢伯林搭檔，希望能自由選擇副駕駛。設計師貝蘭卡表示，沒有錢伯林就不允許飛機起飛。

1927年時朱塞佩·貝蘭卡41歲，比其他所有參與飛越大西洋競賽的人都年長。他個頭矮小，隻有1.54米，為人矜持但親切。他在西西裏島長大，是一家麵粉廠老板的兒子，後來到了米蘭工程技術研究所學習，對航空產生了興趣。1911年，貝蘭卡和整個大家族（父母加8個兄弟姐妹）移居布魯克林。他在新居的地下室造出了一架飛機，母親幫他縫製了亞麻罩布，父親幫忙搞木工。接著，他把飛機帶到一座機場自學飛行，一開始采用短距離的謹慎離地跳躍，接著逐漸增加起跳距離和持續時間，直至最終穩妥升空。貝蘭卡是一個才華橫溢的創意設計師。他的飛機是全世界範圍內首批使用風冷發動機、封閉式機艙的飛機。倒不是為了讓駕駛員更舒服，而是出於空氣動力學的考慮。並且還盡量從每一個可能的方麵讓飛機的外觀呈流線型。在貝蘭卡的飛機上，撐竿的作用不光是撐起機翼，還能增加升力，至少能減少阻力。

不幸的是，貝蘭卡是個倒黴的生意人，總為了資金缺乏掙紮。有一段時間，他為萊特公司做設計，但後來萊特決定放棄飛機製造專攻引擎，把貝蘭卡心愛的飛機賣給了查爾斯·萊文，這也是貝蘭卡最擔心的結局。因為貝蘭卡隻有這架飛機可供展示，無奈隻有跟著飛機走。他跟查爾斯·萊文短暫又不幸的交往就此開始了。

這一下，“哥倫比亞號”團隊裏的所有人開始了無盡的爭吵。萊文堅持認為飛機應攜帶電台，不是出於安全著想，而是為了讓飛行員向過往船隻發送報告，他好賣給報紙牟利。為了便利電報聯係，萊文希望“哥倫比亞號”順著主航道飛行，而不是按照常規的圓形航線飛。這不光增加了飛行距離，更加重了危險性。原本溫和的貝蘭卡激烈反對，他認為無線電會增加飛機的重量，造成火災隱患，極有可能幹擾飛機的羅盤，帶來無法挽回的損失。再說了，飛機上的人都忙著駕駛飛機，沒時間為報紙撰寫快樂的冒險故事。至少有4次，萊文吩咐地勤人員安裝無線電，貝蘭卡每次都把它拆了下來——這項作業每次要花萊文75美元，氣得他火冒三丈。

計劃中出發的日子就快到了，萊文拿出一份合同要貝爾托和錢伯林簽署，進一步惡化了事態。幾個星期以來，他一直許諾把這趟飛行帶來的所有收入分一半給兩人，並提供慷慨的人壽保險，如果兩人因為此次越洋飛行喪生，其妻子可獲得優厚的生活保障。但萊文此時拿出的文件卻對這兩件事隻字不提。相反，它宣稱萊文將獲得所有收入，飛行結束後一年之內兩位飛行員的生活由他全麵管理。廣告代言、電影改編、歌舞巡回，以及其他所有專業事務均由萊文獨自定奪。萊文每星期各付兩人150美元，並在他認為合適的時候加付不定額“獎金”。兩位飛行員詢問保險事宜，萊文則回答說等簽了合同他再考慮。他剛跟貝爾托和錢伯林說一切賺頭都歸自己，轉過臉又告訴記者：“獎金的每一分錢都屬於‘哥倫比亞號’的所有飛行員。”

貝爾托被萊文無休止的口是心非激得忍無可忍，找來一位名叫克拉倫斯·納特（Clarence Nutt）的律師拿到了法院的強製令，禁止萊文把飛機派往任何地方直至保險事務解決，雙方簽下公平的合同。法庭聽證會預定於5月20日召開，事後證明這個日子決定了相關各方的命運。此時，萊文再一次淋漓盡致地展現了自己翻臉不認人的一麵，他跑去對林德伯格說願意付25 000美元陪林德伯格飛往巴黎。林德伯格禮貌地告訴他，自己的飛機上沒有足夠空間搭載乘客。

突然之間，所有的好運氣都落在了林德伯格這一邊：至少，周末之前沒人搶跑了，隻要天氣允許他就能動身。他也逐漸開始贏得追隨者。和林德伯格共事一個星期後，萊特公司派來幫忙的機師之一愛德華·穆裏根（Edward Mulligan）衝上去抓住一個同事，又驚又喜地叫道：“我跟你說，老喬，這小子能行！他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