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分 1927年8月
我從不知曉，從未聽聞，也從沒讀過，像這般慘無人道的法庭在曆史上還有第二個嗎？
——尼古拉·薩科
20 被特殊對待的意大利人 激進分子爆炸案
1920年4月，在一個陽光明媚的日子裏，下午4點剛過，在馬薩諸塞州的南布倫特裏，斯萊特和莫裏爾鞋業公司的兩名職員順著塵土乜揚的上坡路行走，從公司設在鐵路大道的辦事處前往180米外珍珠街上的一棟獨立廠房。弗雷德裏克·帕門特( Frederick Parmenter)是工資結算員，亞曆山德羅·貝拉德裏( Alessandro Berardelli)是他的護衛。他們扛著兩口金屬箱子，內裝有15 776.51美元，是500名員工一個星期的薪水。這條路經過了另一家名叫“賴斯和哈欽斯”的鞋廠，它占據了路旁一棟5層樓的建築，在路麵投下黑暗陰沉的影子。
帕門特、貝拉德裏兩人經過賴斯和哈欽斯鞋廠時，有兩個在附近閑逛的人逼上前來索要錢箱。貝拉德裏還來不及反應，劫匪就朝他連開三槍，貝拉德裏跪倒在地用手在地上勉強撐著身子，腦袋耷拉著。他咳出鮮血，掙紮著喘息。槍手隨後轉向一臉駭然的帕他是虔誠的教徒，很受同事喜歡，同樣留下了妻子和一對孩子。關於兩名受害人，這就是我們所知的一切了。兩人都沒有照片留世。
案犯逃離現場所用的汽車是一輛失竊的別克車。兩天以後，有人發現它被棄置在一個叫曼利伍茲的地方。警方當時正在尋找一起搶劫案的疑犯，那起搶劫案發生於上一個聖誕節前夕，位置在附近的布裏奇沃特。布裏奇沃特的警察局局長邁克爾·斯圖爾特（Michael E. Stewart）出於一些與證據無關的理由認為兩起案件的作案者都是意大利裔無政府主義者。他發現，有個名叫費魯西奧·誇奇（Ferruccio Coacci）的激進分子的住處離棄置汽車的地方不遠，就認定此人是主要犯罪嫌疑人。《紐約客》事隔一段時間後曾戲謔地寫道，斯圖爾特認為“完成了一樁搶劫和凶殺的罪行，凶手總會自然而然地把汽車棄置在自家前院”。
雖然斯圖爾特的確是布裏奇沃特的警察局局長，但他所謂的頭銜不過是對現實情況的大幅度誇張，斯圖爾特的所有警力就是一名兼職助手。斯圖爾特本人沒有接受過謀殺案調查訓練，也沒有任何刑事犯罪的處理經驗。這就難怪他熱情洋溢地進行調查了。這是他一輩子隻有一次的機會。
誇奇很快就洗清了嫌疑：他早就回意大利了。此刻住在房子裏的人叫馬裏奧·布達（Mario Buda），斯圖爾特不屈不撓，又把懷疑轉到了布達身上。斯圖爾特得知布達在西布裏奇沃特的榆樹廣場車庫裏有一輛車要修，就嚴命修車廠老板一等布達來電就通知自己。
3個星期後的一天晚上，電話來了。車庫老板告訴斯圖爾特，布達和另外三名男子來拿車，但因為車還沒修好就直接離開了——布達和另外一人騎著一輛帶車鬥的摩托，其他兩人是步行來的。老板以為步行的兩人要搭乘有軌電車前往布羅克頓，於是斯圖爾特通知了當地警方。有軌電車到達布羅克頓之後，一名警察上車檢查，調查了幾名乘客，拘留了兩個看起來忐忑不安的意大利人：巴托·萬澤蒂（Bart Vanzetti）和尼古拉·薩科（Nicola Sacco）。警察發現他們攜帶了裝有子彈的手槍和大量彈藥，有些子彈不屬於他們所攜槍支。他們還持有一些無政府主義文獻。
對斯圖爾特局長來說，這些就足夠了。雖說這兩人此前從未有過被捕的記錄，斯圖爾特也沒有證據證明兩人曾在凶案發生時到過南布倫特裏，他還是提出了控告。
對在美國的激進人士和外籍人士而言，目前不是什麽好光景，如果兼具雙重身份就更加危險。美國正處在“紅色恐慌”的魔爪之下。1917年和1918年，國會先後頒布了兩套限製性強得嚇人的法律：《1917年反間諜法》（Epsionge Act）和《1918年反煽動法》（Sedition Act）。凡是有人表現出任何對美國政府及其象征符號的不敬，一旦落實就會遭受重罰。這些符號包括但不限於國旗、軍裝、曆史文獻，或者一切寄托了美利堅合眾國榮耀與尊嚴的東西。而且，政府機構也以帶著懲罰性的目的來嚴厲執行這兩套法律。“公民因為在自家餐桌上批評紅十字會就被扔進了監獄。”有評論員指出。一名佛蒙特州的牧師因為派發了五六張倡導和平的傳單，被判服刑15年。在印第安納州，陪審團隻花了兩分鍾就無罪釋放了一個朝說蹩腳英語的移民開槍的人。
瘋狂的是，表達對國家有欠忠誠的言論比真正做了不忠的行為更加危險。拒服兵役可能被判入獄一年，但慫恿他人拒服兵役可能被判入獄20年。《反間諜法》生效的最初15個月就有上千公民因觸犯相關條款入獄。很難知道什麽事情會給自己招惹麻煩。製片人羅伯特·戈爾茨坦（Robert Goldstein）因為在一部講述美國獨立戰爭的電影裏，從負麵角度表現了英國就被關進了監獄。法官認為，在平日裏這樣的描述會是“允許甚至值得稱道的”，但“眼下國家正處在危急之時”，戈爾茨坦“無權顛覆國家的意誌和命運”。因為侮辱了一支150年前的外國軍隊，戈爾茨坦被判處12年徒刑。
雖然《反間諜法》和《反煽動法》僅是戰時舉措，但和平降臨之後情況反而惡化起來。200萬名士兵回國後需要工作來糊口，戰時經濟又萎靡不振，讓美國陷入了嚴重的衰退之勢中。20多個有黑人聚集的城市爆發了騷亂。芝加哥的黑人數量在10年裏翻了一番，一名黑人青年躺在密歇根湖的一條竹筏上睡著了，筏子漂到了白人的海灘上，一群白人對其投擲石頭，並殺害了他。此事引發了長達兩周激烈的暴動，結果38人遇害，整個街區都遭到了破壞。
與此同時，產業動**也攪得大部分州不得安寧。碼頭工人、製衣工人、雪茄工人、建築工人、鋼鐵工人、電話接線員、高架鐵路和地鐵的工人、煤礦工人，甚至百老匯演員都舉行罷工走上了街頭。1919年，有一陣子舉行罷工的人有200萬之多。
人們指責是外國煽動者和世界產業工人聯盟（簡稱IWW）引發了騷亂。在波士頓和克利夫蘭，警方協助市民毆打勞動節的遊行群眾，之後，波士頓的警察自己又舉行了罷工（也就是讓卡爾文·柯立芝在全國出名的那一次）。在華盛頓州，暴徒將世界產業工人聯盟的雇員韋斯利·艾佛斯特（Weslry Everst）拖到街上毆打，還切掉了他的**。艾佛斯特懇求暴徒讓自己死個痛快，折磨他的人便將之帶到城裏的一座橋上，用繩子把他掛起來，朝他開槍。這起死亡案被認定是自殺，沒有人遭到指控。
在動**期的最高峰，據推測是某個心懷不滿的外國人開始寄送炸彈。亞特蘭大的參議員、參議院移民委員會負責人托馬斯·哈德威克（Thomas R. Hardwick）家裏的女傭簽收了一個棕色的小包裹，並帶著它進了廚房，炸彈發生爆炸炸飛了她的雙手。第二天，紐約的一名郵政員讀到了有關爆炸的消息，意識到此前因郵資不足而留在分揀室的16個包裹完全符合描述。他匆匆趕回工作的地方，發現這些包裹都是要寄送給知名公眾人物的：約翰·洛克菲勒，J. P. 摩根、司法部長米切爾·帕爾默（A. Mitchell Palmer）、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凱納索·蘭迪斯（Kenesaw Mountain Landis）及若幹州長和國會議員。所有包裹的寄件地址都是曼哈頓第三十二大街及百老匯大街上的金貝爾兄弟百貨（Gimbel Brothers）。人們隨後又發現，還有其他幾個包裹已經投遞了。其中有個包裹的境遇更奇怪：先是因為郵資不足被送回了金貝兒兄弟公司，一名店員打開包裹看到了怪異的內件：酸液、定時器、炸藥。他把所有東西重新打包，添加必要的郵資把它又寄了出去。此次總共發現36枚炸彈。除了不幸的女傭，沒有其他人受傷，但也無人被捕。
不過事情遠未結束。剛過了一個月，在華盛頓特區一個靜悄悄的富人社區，晚風拂麵，米切爾·帕爾默和妻子正準備上床休息時突然聽到樓下傳來撲通一聲響。“好像是有什麽東西被扔到了前門。”事後帕爾默回憶說。片刻後，巨大的爆炸聲撕裂了夜空，把帕爾默房子的正麵炸飛了，每一間房都敞開門暴露在外，就像是玩具屋。在**的鄰居們也被氣浪掀翻了。整個街區的窗戶全都震碎了。
帕爾默夫婦磕磕絆絆地從煙塵裏走出來，兩人竟然都奇跡般地沒受傷，下樓後，眼前的場麵令人毛骨悚然。爆炸碎片到處都是，有的掛在樹上，有的散落在街道上、周邊的草坪裏和屋頂上。不少碎片仍冒著煙。讓人啼笑皆非的是，碎片裏還夾雜著宣傳無政府主義的小冊子。
第一批趕到現場的人裏包括時任海軍部副部長的富蘭克林·羅斯福，他幾乎就住在正對麵。那天晚上，他剛外出回家把車停好。投擲炸彈的人大概是躲在陰影裏，等他走了才繼續把炸彈安放好。要是羅斯福晚一分鍾回來恐怕就已經死了，美國的曆史進程也會截然不同。羅斯福看到帕爾默夫婦身上蒙著一層石膏粉塵，震驚又茫然地走來走去。帕爾默心煩意亂地說著話，操著從小習慣的貴格教派語言，用“汝”（thee）和“爾”（thou）指代鄰居們。
很明顯，投彈人已經被自己的裝備給炸成了碎片。羅斯福的表親、同在現場的愛麗絲·朗沃思（Alice Longworth）說：“很難不踩到血肉模糊的碎塊。”投彈人的一條腿落在了街對麵的台階上，還有一條腿飛到了15米之外。軀幹的一大段還裹著破爛的衣衫，掛在鄰近街一戶人家的屋簷上晃來晃去。另一截難以判斷是哪個部位的肢體一路飛進了一扇窗戶，落在挪威特命全權公使赫爾瑪·拜盧（Helmer Bysn）的床腳下。投彈人大部分頭皮在兩個街區之外的S大街上都能找到。從距離和高度上看，為了達到這個地方，投彈人的腦袋必然要順著一條高30.48米長76.2米的軌道飛出去。這可真是個大號炸彈。
因為屍體碎片太多，警察們最初以為有兩名投彈人，或者一名投彈人及一個身份不明的無辜路人。顯然，爆炸發生得太早了。警方推定投彈人正要將炸彈放在帕爾默家的台階上，卻不小心觸發了它。
這天晚上還沒過完，各地新聞專線就又傳來報告：還有7個地區發生具有類似破壞程度的爆炸——波士頓、紐約、費城、匹茲堡、克利夫蘭、新澤西州的帕特森，以及馬薩諸塞州牛頓市。隻有紐約的一名守夜人喪命，但知悉恐怖分子能協調發起如此大規模的暴力事件，讓許多美國人明顯緊張起來。其他地方的炸彈有幾枚顯得十分神秘，有可能是因為安放位置出了錯。在費城，一枚炸彈把某珠寶商的房子炸飛了，可此人跟政府全無關係，也跟政治沒有牽連。另一枚炸彈炸毀了一座天主教堂。為什麽投彈人會以天主教堂為目標呢？沒人解釋得了。
基本上，多虧了華盛頓的投彈人打了一條很有特色的圓點領帶，偵探們才得以確認他的身份：卡羅·維爾迪諾切（Carlo Valdinoce）。這對無政府主義運動來說可是很大的損失。雖然年僅24歲，但維爾迪諾切已經成為了地下傳奇人物。聯邦探員最近剛在西弗吉尼亞州的一座房子裏發現了他的蹤跡，但他當著眾人的麵順利脫身，為自己平添了機警與無敵的名聲。自1917年進行了一次臭名昭著的投彈活動之後，維爾迪諾切就一直在逃。該枚炸彈同樣沒按計劃爆炸。確切地說，炸彈壓根兒就沒爆炸。可警方的行為蠢得超乎想象，他們把炸彈帶回警察局，放在主審訊室的一張桌子上以便仔細檢查。在撥撥弄弄的過程中炸彈爆了，10名警察以及一名來報搶劫案的婦女當場身亡。投彈人根本沒被抓到，案件始終未結。有關激進分子的案件最終能結案的不多。
爆炸案給米切爾·帕爾默的思想造成了奇妙的影響。他本是賓夕法尼亞州的民主黨人，就任司法部部長才剛3個月就成了兩枚炸彈的靶子——前一枚炸彈就是缺乏郵資沒能投遞出來的那枚；現在這一枚實實在在地在他家爆炸了。這促使他強烈地傾向於認同司法部一位年輕顧問的意見：這位顧問構建了一套陰謀論，認為美國的移民顛覆者意圖發動政變。這位年輕顧問名叫埃德加·胡佛（J. Edgar Hoover），他讓帕爾默認為共謀者的人數龐大，而且正打算發動一場大罷工。才剛從法學院畢業的埃德加·胡佛負責當時無關緊要的敵國公民登記科，俗稱“激進分子部”。他整理出了一份包含了20萬人與其組織名稱的索引文件，整整齊齊地做好了交叉引用。他又找了40名翻譯埋首鑽研激進文獻，不知疲倦的胡佛為他們清點了600多本出來。
1920年，帕爾默滿懷希望地想成為民主黨的總統候選人。他想通過果斷解決激進分子問題來展現自己的強硬氣勢。他做了一係列具有末世預言風格的演講，警告人們說，革命的火焰正席卷全美，“舔著教堂的祭壇，躍上學校的鍾樓，爬進美國家庭的神聖角落，力爭用**的律法取代婚姻的誓言，把社會的基石燒個精光”。帕爾默稱大約有500萬名革命分子正計劃顛覆美國。憑借突出的下巴和嚴厲的說辭，帕爾默成了崇拜者心目中的“貴格會鬥士”。他發起了一場運動，很快就演變成了所謂的“紅色恐慌”。
在埃德加·胡佛的熱情鼓勵下，帕爾默準備對激進分子的聚會場所展開一連串的突擊行動。第一輪突擊行動於1919年11月7日（俄國革命兩周年）進行，12個聯邦探員和警察衝進事前看準的俱樂部和咖啡館，打砸家具及逮捕所有在場人員。在紐約，警方突襲了俄國工人聯盟，毆打每一名抗議者，甚至拷問他們都做了些什麽。而這個聯盟無非是普通的社交俱樂部，會員可以去下棋、上英語課，跟激進活動毫無聯係。在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警方逮捕了大批犯罪嫌疑人，接著又逮捕了前來打聽嫌疑人情況的人。在底特律，警方拘留了800人，包括一支完整的管弦樂隊，一家餐廳的所有就餐者，把他們關在一條沒有窗戶的走廊裏整整一星期，不提供足夠的飲水，沒有廁所，也沒有可供躺下的空間。而最終，所有人都被無罪釋放。
帕爾默看到突擊行動帶來了宣傳效果，又在公眾心中注入了恐懼情緒，大感興奮，於是下令來年進行規模更大的第二輪突擊。第二次至少在全美23個州78個城市逮捕了6000~10 000人（各方公布的數據差異較大）。警方同樣對私人財產進行了許多毫無必要的破壞，甚至沒有逮捕令就抓人，還毆打無辜者。事實證明，“紅色恐慌”其實完全沒那麽可怕。總體而言，當局隻查獲了3把手槍，並且沒找到炸藥，也沒有發現任何意圖顛覆國家的證據。因為沒能抓到投彈人，當局沒能挖出真正的主謀，帕爾默的政治前途就這樣斷送了。在1920年的民主黨全美代表大會上，代表們選擇了俄亥俄州州長詹姆斯·考克斯（James M. Cox）來跟他的同州老鄉哈丁唱對台戲。雖然帕爾默的突擊行動沒有達到任何目的，但卻極有力地影響了全美上下的情緒。這就是布裏奇沃特的警察局局長斯圖爾特明明沒找到任何證據便可以認定凶手是外國無政府主義者，也是薩科和萬澤蒂從來沒能真正得到洗清自己罪名機會的原因。
1905—1914年，1000萬人（大部分來自南歐和東歐）湧入了最初僅有8300萬人的美國。眾多的移民徹底改變了美國城市的麵貌。到1910年，移民及其後裔構成了紐約、芝加哥、底特律、克利夫蘭和波士頓總人口的近3/4。
僅是1908年就有13萬意大利人來到美國，薩科和萬澤蒂便在其中。薩科年僅16歲，來自意大利東南部的托雷馬焦雷。萬澤蒂來自離法國不遠、更繁榮的北部皮埃蒙特山區，他比薩科大3歲。兩人都不曾重回祖國。盡管都定居在新英格蘭地區，但他們直到1917年才結識。
薩科是個小個子，身體靈巧，長得俊俏，用當時的話形容就是“輪廓鮮明，猶如羅馬硬幣”。說起來，薩科真有點像年輕時的阿爾·帕西諾（Al Pacino），他是個長相好看的小個子，說話輕聲細語的，不喝酒也不賭博。薩科在一家鞋廠找到了工作，很快就成薪水優厚的熟練工匠。到美國4年後，薩科結了婚，建立起家庭。被捕時他才30歲，是個勤勞努力的家庭支柱。他看起來並不像是無政府主義的支持者。
萬澤蒂屬於另一種情況。雖然在意大利接受過糕點師培訓（這是個受人尊敬的職業），但來到美國後他成了拿最低薪水的普通工人。他就好像是為了證明資本主義的罪惡，故意要過貧困生活似的。他經常失業，總是缺錢，甚至偶爾吃不飽肚子。不過，到了1919年春天，他的經濟狀況還有他的創業精神突然好起來了：他買了一輛販魚車，配備了刀具、秤和鬧鍾吸引顧客，成了馬薩諸塞州普利茅斯鎮的流動魚販。被捕時萬澤蒂33歲，生意進展正順利。
萬澤蒂天生智力超群。他讀過許多書，生活安靜而清醒。萬澤蒂從未交往過女朋友。他神態憂鬱，笑起來帶著傷感的溫柔。他的眼睛裏“有一種柔情，簡直叫人為之心碎”。他的一個朋友回憶說。1917年過後，萬澤蒂最明顯的特點就是留起了一蓬大長胡子。雖然他態度和藹，脾氣也好，卻被當作美國的死敵。“萬澤蒂就是無政府主義的化身。”他的同事說。
萬澤蒂和薩科並非特別親密的朋友。他們的住處相隔4.8千米，薩科在靠近布裏奇沃特的斯托頓，而萬澤蒂住在普利茅斯。兩人因南布倫特裏搶劫謀殺案被絞死時，相識還不到3年。
被捕並接受調查時，這兩人表現得不好。他們無法解釋到汽車修理店去為什麽需要全副武裝。他們自稱不認識布達或者其他人，也不認識擁有摩托車的人。這些都是謊話，很容易被揭穿。他們否認自己是無政府主義者，但對為什麽要到西布裏奇沃特來的解釋又前後不一，更缺乏說服力。人們一直懷疑，他們到那兒去是為了運送非法物資，可能是炸藥，也可能是無政府主義文獻，因為不想惹禍上身才說了謊。
布達和第4名男子[後確認為裏卡多·奧茨雅尼（Riccardo Orciani）]經過逮捕審訊後，獲得了釋放：奧茨雅尼是因為能證明自己在兩件搶劫案發生時都在上班，布達則是因為個子非常矮而粗壯，跟任何目擊證人的描述都不吻合。因此，薩科和萬澤蒂被默認為主要嫌疑犯，甚至是唯一可信的嫌疑犯，哪怕兩人都不曾有過犯罪記錄，也不曾跟任何犯罪團夥有聯係。警方能提出的反證隻有：被捕當時，兩人攜帶武器，並說了謊話。
幾乎所有的證據都不指向他們。他們是極為溫和的人，性格裏沒有絲毫暴力傾向。沒人見過他們說話動怒或抬高嗓音。沒有任何證據——比如被盜車輛上的指紋——表明他們在案發現場。
有3名目擊證人看過照片後認定槍手之一是安東尼·帕米薩諾（Anthony Palmisano），結果帕米薩諾早在案發前的1月份就進了水牛城監獄。至少有兩名目擊者說，為首的槍手留著一抹鉛筆粗細的小胡子，而薩科沒留胡子，萬澤蒂的胡子又是出了名的茂盛粗亂，垂下來時蓋住了整個下巴，隻露出了嘴。薩科和萬澤蒂被帶著從目擊證人麵前走過，警方並未按程序要求的那樣將他們混入人群，而是單獨讓證人看，並明確告知目擊者這兩人就是主要的嫌疑犯。即便如此，主要證人中的一位婦女在隨後的審訊中站在薩科和萬澤蒂麵前也未能指認出兩人。
一開始，沒有人把他們二人被捕看成一件大事。一位從紐約被派到馬薩諸塞州做采訪的記者向編輯報告說：“沒什麽可報道的——隻逮到了兩個可憐的南歐人。”在波士頓，1920年春天的頭條報道是紅襪隊會怎樣打完第一個沒有貝比·魯斯的賽季。
讓萬澤蒂震驚的是，他不光被指控參與布倫特裏一案，還被控參與了1919年聖誕前夕發生在布裏奇沃特的L. Q. 白鞋工廠的搶劫案。薩科沒有遭到起訴，因為他拿出了一張時間卡，證明事發當天自己在值班。萬澤蒂並非沒有不在場證明，有3名證人都做證說，事發當天曾跟他在普利茅斯的販魚車前說過話，做過買賣。對許多意大利人而言，鰻魚是一種傳統聖誕美食，所以聖誕節的前一天，很多人都記得從萬澤蒂那兒買過鰻魚。而不利於萬澤蒂的證據卻顯得說服力不強。記者問一個年僅14歲的日擊證人，他是怎麽知道劫匪之一是外國人的，小證人回答：“我可以從他逃跑的樣子看出來。”
但陪審團顯然相信“所有南歐佬都是一夥的”（萬澤蒂事後苦澀地說），無視所有有利於萬澤蒂的證詞，將他定了罪。若能有個新教牧師或是小學校長為萬澤蒂做證，或許他就能脫罪了，隻可惜，聖誕前夕沒有這樣的人來買過鰻魚。
據說審理萬澤蒂一案的法官韋伯斯特·塞耶（Webster Thayer）講過這樣一句話：“這個人盡管實際上可能並未犯下被指控的罪行，但無論如何他在道德上都是有罪的，因為他的無政府主義意識形態就是原罪。”這句話多次被人引用，但審判記錄裏其實並沒有類似說法，也沒有證據表明塞耶真的這麽說了。不過，法官明顯對無政府主義者沒好感。法官判處萬澤蒂入獄12 -15年，這對一個沒有犯罪記錄的人來說過分嚴厲了。很多觀察家認為，初審太過滑稽，可惜二審又讓情況變得夏糟。
對20世紀初的意大利移民來說，美國常常讓他們震驚。曆史學家倫納德·迪納斯坦( Leonard Dinnerstein)和大衛·賴默(David M．Reimer)評論說，大多數移民“對美國人待自己的冷漠態度感到措手不及”。很多時候，他們發現自己會因國籍問題在就業和教育機會上受到排擠。政府還出台了不讓他們搬到特定街區的限製性契約。住在美國最南部諸州的意大利人有時隻能去黑人學校，而在最初，他們被允許使用白人的飲水機和廁所都很成問題。
其他移民群體，包括希臘人、土耳其人、波蘭人、斯拉夫人，或各國的猶太人都碰到過類似的偏見。對亞洲人和美國黑人來說，偏見和限製性舉措更殘忍、更離譜，但意大利人差不多被劃成了特殊的一類：比其他種族更難纏、更喜怒無常、更愛惹麻煩。每當出現什麽問題，意大利人似乎總是置身旋渦中央。美國社會對意大利人的普遍看法是，他們不是法西斯就是無政府主義者，如果真的兩者都不是，那一定是黑幫分子[1]。
就連《紐約時報》也在一篇社論中稱：“要想教化這些意大利人，讓他們守規矩，除了動用法律之手，恐怕毫無希望。”威斯康星大學的社會學家E. A. 羅斯（E. A. Ross）堅信，意大利本土的犯罪率下降完全是因為“壞人都來這兒了”。所以，露絲·斯奈德和賈德·格雷才虛構出是兩個意大利無政府主義者殺害了斯奈德先生這套說辭，指望利用社會的這一成見進行誤導。
對工人階層的意大利人而言，他們很難融入社會。數百萬意大利移民基本上跟美國其他族裔是完全隔絕的，薩科和萬澤蒂來到美國已經12年了仍然說不好英語，就很有說服力地證明了上述觀點。審訊記錄表明，對於法庭提出的問題和別人說的話他們經常無法完全理解。哪怕他們理解了問題的實質，也難於自我表達。有人說，與其說他們講的是帶意大利口音的英語，倒不如說他們是用英語單詞拚意大利話。以下節選了薩科站在證人席上，試圖解釋自己為什麽既可以持無政府主義立場，又仍然熱愛美國：
來到這個國家後，我看到的跟我之前想象的非常不同。其中最大的不同是，我在意大利工作不如在這個國家那麽辛苦。我在意大利可以過得自由自在，在同等條件下工作沒那麽辛苦，每天隻工作七八個小時，但吃得更好。我說的是真心話。當然，這裏也有好食物，因為這個國家更大，但這隻是對有錢可花的人來說的，對勞工階層就不一樣了。在意大利，工人有更多的機會可以吃蔬菜，也更新鮮，但我選擇來了美國。
在許多美國人看來，薩科一幾蹩腳的英語足以證明意大利人懶散落後、不可救藥。許多美國人也真心感到困惑，真心覺得受了冒犯：美國朝貧窮衰弱的歐洲打開大門，給他們提供更好的生活機會，可這種慷慨大度換回的卻是外國人罷工、埋炸彈、煽動暴亂。薩科和萬澤蒂成了忘恩負義的鮮明象征。當時美國人的普遍觀點是：哪怕他們在布倫特裏一案上無辜，仍然應當受到懲罰。本案陪審團裏的一名工頭據說在審訊之初說過這樣的話：“該死的，他們就該被絞死。”
財薩科和萬澤蒂的起訴書在馬薩諸塞州公開之後，一輛馬車停在了位於曼哈頓百老匯和華爾街路口的J. P. 摩根公司總部門口。推測起來，駕車人拴好馬後迅速離去。片刻之後，車廂突然爆炸掀翻了整個街區，幾條街之外一棟32層建築的窗戶都被震碎了。這是一枚烈性炸彈：彈體內塞滿了彈片，目的就是要炸傷人。而且，它是在街上擠滿午休的工人時被引爆的。30人當場死亡，數百人受傷。爆炸產生的熱力極大，大量受害者都有嚴重燒傷。J. P. 摩根公司的一名文員在辦公桌上被一截飛來的玻璃切斷了腦袋，可理論上是炸彈的主要目標的公司的高層卻無人受傷。J. P. 摩根本人當時在國外。摩根公司的其他合作夥伴正在會議室開會，包括林德伯格的嶽父德懷特·莫羅。這個房間沒有麵朝著炸彈爆炸一側的窗戶，所以人們安然無恙。到這天結束時，爆炸導致38人死亡143人受重傷。室外最幸運的人裏有未來總統的父親約瑟夫·P. 肯尼迪，他離炸彈的位置很近，幾乎被氣浪掀翻在地，好在他沒受重傷。
摩根公司第二天就照常營業了，並以此感到自豪。他們懸賞10萬美元來征求嫌犯線索，但前來請賞的人都說不清投彈人的樣子，也提供不出有用的線索。警探和聯邦調查員訪問了芝加哥城東的每一名鐵匠，走訪了四千多個馬廄，希望能找到投彈者所用的馬、馬車或馬蹄鐵。彈片是用窗簾吊錘製造的，警方聯係了美國所有的窗簾吊錘經銷商和製造商，希望找到金屬塊的來源。偵探們整整查了3年，沒有找到任何蛛絲馬跡。沒有任何人遭到指控。
1991年，曆史學家保羅·阿維裏奇（Paul Avrich）在《薩科和萬澤蒂：無政府主義背景》（Sacco and Vanzetti: The Anarchist Background）中宣布，他有充分但不夠詳盡的證據認為，投彈人就是馬裏奧·布達，也即逮捕當晚與薩科和萬澤蒂在一起的那個人。不過，紐約的警察並不知道布達，也不曾懷疑他，更沒有調查他。不管布達是否參與了投彈，在爆炸發生之後，他匆匆忙忙回到了意大利那不勒斯。
人們後來還發現，尼古拉·薩科曾經是卡羅·維爾迪諾切的密友，而當維爾迪諾切死於帕爾默爆炸案之後他的妹妹住進了薩科家。現在看來，薩科和萬澤蒂似乎並不像曆史所妝飾得那麽無辜。
1921年5月31日，薩科和萬澤蒂的南布倫特裏謀殺和搶劫案開庭審理，仍由韋伯斯特·塞耶擔任主審法官。塞耶約60歲，身形憔悴，有氣無力的。他長著鷹鉤鼻，嘴唇很薄，留著白胡子，身高隻有1.57米。但年輕時塞耶是明星運動員，差一點兒就成了職業棒球運動員。他一輩子都有點好鬥，可能因為他生在一個講究向統的州，父親還是個屠夫。
庭審持續了差不多7個星期，問詢了160名證人，打出了2000頁的證詞。按照馬薩諸塞州檢方提起的控訴，薩科和另一名身份不明的男子對受害者進行攔截，並開槍射擊。警方並未努力追蹤另一名槍手或劫案的其他參與者。把事情一股腦兒栽到薩科和萬澤蒂身上，檢方似乎就心滿意足了。哪怕用最糟糕的情形推測，就算萬澤蒂參與了劫案，他也僅僅是逃跑車輛裏昀乘客。並且隻有一名目擊證人認為車裏有他。有44人發誓說案發當天在其他地方看見過萬澤蒂，大部分人都說他在普利茅斯賣魚，或者斷言他不在疑犯當中。普羅維登斯有個叫“莫雷利”的犯罪團夥，他們素來愛搶劫製鞋廠，但警方並未調查他們。警方從來沒在薩科或萬澤蒂處找到本案中被搶劫的錢，也未發現兩人與此有任何關聯。檢方沒有為錢的下落提供任何理論支持，也不曾嚐試尋找或確認另外三名參與搶劫的男子。
很多不利於被告的證詞相當可疑。一家工廠的工人劉易斯·佩爾塞（Lewis Pelzer）做證說，他看見了薩科槍擊貝拉德裏。但他最初告訴警方的是，聽到槍響他就鑽到了一張桌子下麵，什麽也沒看見。而他的3名同事也做證說，佩爾塞壓根兒沒朝窗外看。
關鍵證人瑪麗·斯普萊恩（Mary Splaine）說，她看向窗外時嫌犯的車輛正揚長而去。她的觀察時間不超過3秒鍾，而且隔著18.3~24.4米的距離。但在審判中，她說出了薩科外貌上的16處細節，包括他眉毛的陰影，他頭發長及脖子的部位。她甚至肯定地說出了薩科的身高，哪怕她隻見過薩科坐在車裏。而13個月前，薩科近距離與她相對時，她未能辨識出薩科。薩科曾短暫任職於賴斯及哈欽斯鞋廠，好幾名員工都還記得他，但除了瑪麗·斯普萊恩之外沒人說尼古拉·薩科在案發現場。
隻有一名證人認為萬澤蒂在案發時就在現場——是坐在逃跑車輛裏的乘客。沒有任何人證實他開了槍，或者直接參與了搶劫行動。
在向陪審團做結案陳詞時，法官韋伯斯特·塞耶特別強調了法律界所謂的“負罪感”：薩科和萬澤蒂在問訊時有躲躲閃閃的可疑行為。塞耶提出，無辜的人沒必要編造答案。所以，他們一定是有罪的。陪審團認同此看法。1921年7月14日，經過5個小時的審議，陪審團宣布薩科和萬澤蒂有罪。處決方式是電刑。
不能說檢方匆匆忙忙就處決了他們兩人，畢竟上訴過程持續了6年，薩科和萬澤蒂的辯護律師團隊提交了7次複審動議，理由是塞耶存在偏見，審判不公，並向馬薩諸塞州高等法院又提出了兩次上訴。但是所有上訴均遭否決。在1925年，亞速爾居民塞萊斯蒂諾·馬德羅斯因另一起罪行被關在死囚牢房時做了懺悔。“我自認參與了南方布倫特裏鞋廠一案，薩科和萬澤蒂不是真凶。”他寫道。經審訊，馬德羅斯含糊地證實了布倫特裏搶劫案的一些關鍵細節，比如案發時間，但塞耶以口供不可信（其實是可信的）為由將其駁回。塞耶還公布了一份25 000字的詳細聲明，解釋為什麽他駁回了所有再審動議。
對此舉憤怒不滿的第一批跡象並非來自美國，而是在法國。1921年10月20日，一枚被偽裝成禮物的炸彈送到了邁倫·赫裏克大使手裏。由於驚人的好運，有個人竟然辨認出了包裹裏裝的東西（這樣的人在巴黎極少），並采取了恰當的處置方式。赫裏克的英國助手勞倫斯·布蘭查德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曾研究過炸彈，意識到包裹裏嗖嗖的響聲出自米爾斯手榴彈。在手榴彈爆炸前，他飛快地把包裹扔進大使的浴室。炸彈炸毀了浴室，一塊彈片還鑽進了布蘭查德的腿裏，但他基本上沒怎麽受傷。如果是赫裏克本人打開包裹，那麽1927年在巴黎迎接林德伯格的就是另一位駐法大使了。
幾天後，在一場有關薩科—萬澤蒂案的集會上，另一枚可能是意外爆炸的炸彈炸死了20人。接下來的兩個星期，裏斯本、裏約熱內盧、蘇黎世和馬賽的美國大使館或領事館輪番有炸彈爆炸事件發生。
在美國，作家等文化界人士首先發起了抗議，其中有小說家厄普頓·辛克萊（Upton Sinclair）和約翰·多斯·帕索斯（John Dos Passo)，短篇小說作家凱瑟琳·安·波特(Katherine Anne Porter)，詩人埃德娜·聖文森特·米萊(Edna St Vincent Millay)，評論家劉易斯·芒福德( Lewis Mumford)，記者海伍德·布魯恩( Heywood Brown)，以及“阿爾岡琴圓桌會議”(Algonquin Round Table)的若幹參與者，包括多蘿西·帕克和羅伯特·本奇利( Robert Benchley)。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曾以“遊**和閑逛”罪（這似乎是波士頓的一項奇怪罪名）遭到逮捕和指控。本奇利還發誓說曾聽到塞耶在馬薩諸塞州伍斯特市的高爾夫俱樂部裏誇口：“要好好教訓教訓那些混蛋。”這進一步激怒了自由派人士。
國外傳來了更多呼籲重審的請願書。有一份請願書征集了50萬人的簽名，另一份也有超過15萬人簽名。世界各地都有街道和咖啡館改成了這兩個意大利人的名字。阿根廷出現了一種名叫“薩科&萬澤蒂”的香煙，另外還出現了一首聞名熱門探戈舞曲。
文化界人士和外國人的參與使某些領域的人們極為憤怒。以愛爾蘭裔為主的工人在波士頓舉行了反示威活動，要求迅速將兩名意大利人處死。作家弗朗西斯·拉塞爾( Francis Russell)茌這時還是波士頓的一個小男孩，他回憶說當時的公眾輿論大多是反對薩科和萬澤蒂的。中產階層的一些人尤其認定他們有罪。愛達荷州參議員、外交委員會主席威廉·博拉( William Borah)說：“對外國抗議者的些許再視就是我們國家的恥辱，也是無恥的、懦弱的妥協。”他還稱外國抗議者“魯莽且固執”。
未來的最高法院大法官、時任哈佛大學教授的費利克斯·法蘭克福特( Felix Frankfurter)審查了此案，他相信薩科和力．澤蒂的罪名屬於捏造，這讓事情出現了真正的轉機。法蘭克福特在1927年3月號的《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上詳盡闡明了自己的反對意見。“盡管我深懷遺憾，卻毫不畏懼別人的反駁。在當代社會，案件記錄所揭示的情況和輿論所傳達的內容存在差異，而我敢斷言，塞耶法官的觀點與此不符。”他寫道，“要準確形容他25 000字的文章，我隻能說，這裏麵充滿了種種錯誤的引用、誤導性陳述、蓄意打壓、斷章取義……論證錯誤比比皆是，有違司法精神的論斷充斥全文。”
法蘭克福特係統性地且極具說服力地駁斥了薩科和萬澤蒂一案的庭審結論，但波士頓的掌權人物卻不大歡迎他的研究成果。許多哈佛校友要求開除他，同事和老朋友也冷落他。法蘭克福特發現，每當自己走進房間或餐廳總有人起身離席。據說，他的文章讓哈佛少了100萬美元的校友贈款。
對本案給予最多關注的人要數馬薩諸塞州州長埃爾文·富勒（Alvan T. Fuller）。富勒似乎是個特別正派的人。他早年是自行車銷售員，後來從巴黎帶回了兩輛汽車，也是最初一批出口到北美的汽車。最終，在帕卡德成為全美最優秀汽車品牌時，富勒成了新英格蘭地區唯一的帕卡德分銷商。這樣的合作關係讓他成為了千萬富翁。他住在波士頓的豪宅裏，收集19世紀的英國畫作，尤其是托馬斯·庚斯博羅和喬治·羅姆尼的畫作。他當了14年的民選官員，但從不領薪水。
1927年5月10日，也就是南傑瑟和科利失蹤的時候，一枚炸彈被匿名寄給了富勒，好在被及時截獲拆掉了引線。同月，富勒任命3位傑出人物哈佛校長阿伯特·洛厄爾（Abbott Lawrence Lowell）、麻省理工學院校長塞繆爾·斯特拉頓（Samuel Stratton）、退休法官羅伯特·格蘭特（Robert Grant），來鄭重考慮薩科和萬澤蒂是否獲得了公正的審判，是否應被執行死刑。他們都不年輕了，洛厄爾71歲，斯特拉頓66歲，格蘭特是75歲。
與此同時，富勒也對案件進行了私人研究。他閱讀了庭審記錄的每一個字，讓人把所有的物證，包括手槍、子彈和衣物送到自己家裏研究。他還親自給活著的11名陪審員（有一人去世了），以及兩次審訊出席過的所有證人打去電話詢問。他曾多次專心致誌地花十幾個小時專心研究薩科—萬澤蒂案。
富勒曾兩次訪問薩科、萬澤蒂和倒黴的塞萊斯蒂諾·馬德羅斯，他也去探望了他們三人的親人。富勒發現自己特別喜歡萬澤蒂。萬澤蒂在監獄裏通過函授課程學習英語，表達能力極大改善。在監獄裏的最後歲月，他寫了許多清晰動人的信件與文章，見者莫不為其流露出的多愁善感和才情所動。萬澤蒂的律師弗雷德·穆爾（Fred Moore）說，他從來沒有見過這樣“傑出溫婉”的人。州長富勒跟萬澤蒂初次見麵時就情不自禁地說：“這是個多麽有魅力的人哪！”
1927年7月，林德伯格訪問波士頓的當天，富勒先到查爾斯頓監獄會見被定了罪的薩科、萬澤蒂和馬德羅斯。他跟薩科、馬德羅斯各談了15分鍾，但跟萬澤蒂談了整整1小時。人人都清楚地意識到富勒並不希望處決這兩人，尤其是萬澤蒂。
就在林德伯格出訪期間，洛厄爾委員會公布了調查結果。它的結論是，薩科毫無疑問是有罪的，萬澤蒂可能有罪，但改判死緩沒有根據。自由派人士燃起了萬丈怒火。海伍德·布魯恩稱之為“合法的謀殺”。他諷刺地寫道：“不是所有犯人都能榮幸地被哈佛大學校長按下電鈕處死的。”
這個消息並未像人們預料中那樣引起轟動，因為在遙遠的南達科他州，柯立芝總統發布了一份連他自己都很意外的公告，讓全美上下目瞪口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