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 大蕭條的前夜 一場關於黃金的秘密會議

柯立芝總統在黑山扮牛仔取樂期間，在大陸的另一邊，遠超他關注的範圍，4名國際銀行家正無聲無息地為股市崩盤和隨後而來的大蕭條時代打基礎。雖然那不是他們的本意，也並不符合他們的期待，但卻正是他們所作所為帶來的結果。

這4個人分別是：紐約聯邦儲備銀行行長本傑明·斯特朗（Benjamin Strong）、英格蘭銀行行長蒙塔古·諾曼爵士（Sir Montagu Norman）、德意誌帝國銀行負責人亞爾馬·沙赫特（Hjalmar Schacht）、法蘭西銀行副行長查爾斯·裏斯特（Charles Rist）。這4個大人物的組合相當古怪，一個人怪裏怪氣，一個人生命垂危，一個人是未來的納粹分子，隻有一個人還算正常但在眼下無足輕重。

他們在金融家奧格登·米爾斯（Ogden Livingston Mills）位於長島的莊園聚會，米爾斯是個富有的共和黨人，當時在紐約州州長的競選中被阿爾·史密斯（Al Smith）擊敗。確切地說，是被痛打了一頓。聊以安慰的是，米爾斯成了華盛頓特區財政部的副部長。他最終會接替安德魯·梅隆（Andrew Mellon）當上財政部部長。諷刺的是，那時候他要應付的混亂局麵，正是眼下他出於好心（但受了誤導）撮合的這場聚會引發的。

米爾斯的豪宅呈四方形，看起來不像是舒適的居所，倒更像是中央銀行，這一點想必讓銀行家們感到很親切。它占據了“黃金海岸”[1]的黃金位置，四周都圍著大花園。幾乎全美最富裕的家族，包括範德比爾特、杜邦、阿斯特、惠特尼、摩根、赫斯特、弗裏克斯家族都在這裏有周末別墅。有些地方極盡堂皇。銀行家奧托·卡恩（Otto Kahn）的莊園有170間客房，還有一處能容納200人的餐廳。地麵設施包括一個18洞的高爾夫球場和私人動物園。因為覺得莊園所處的環境還不夠莊嚴，卡恩幹脆自己建起了一座小山。黃金海岸的其他業主為改善自己的景觀，曾買下整座村莊將之夷為平地。至少還有一個人曾在公路上設了門，以免普通人從海灘漫步誤入他的土地。

米爾斯的地產距羅斯福機場隻有16千米遠，基本上處在當時所有越洋飛行活動的起飛通道上。伯德和他的團隊在銀行家們到來前兩天剛剛起飛。伯德在濱海韋爾迫降和巴黎為他們的凱旋設招待會的消息，近日來占據了所有報紙的版麵，這讓銀行家們很欣慰，因為這有助於引開他人對自己的關注。他們渴望保密。

主持會議的是本傑明·斯特朗。1927年夏天時他55歲，高大而英俊，但按金融史學家約翰·布魯克斯（John Brooks）所說，斯特朗的生活“充滿了隱秘的創痛和疾病”。1927年夏天，他一副病容，疲憊不堪，氣息奄奄。此時，他正跟致命的疾病進行著一場漫長的戰鬥，而且即將失敗。他患上了肺結核。

斯特朗的個人生活和事業形成了淒美的對比。1872年，他出生於紐約一個家道逐漸敗落的上層家庭，因為付不起大學學費，隻好到曼哈頓的銀行業工作。得益於他的個人魅力，且生來就極具威嚴感，他在職場上穩步攀升。1898年，他和妻子及孩子搬到了新澤西州的恩格爾伍德，跟J. P. 摩根公司幾顆冉冉升起的新星，尤其是與亨利·戴維森（Henry Davison）、托馬斯·拉蒙特（Thomas Lamont）和德懷特·莫羅交上朋友之後，晉升速度明顯加快。在新人脈的幫助下，斯特朗成為銀行家信托公司的董事，接著又擔任了總裁，並在1913年紐約聯邦儲備銀行成立時擔任了它的負責人。

可惜，斯特朗的個人生活卻不曾實現與事業同等的一帆風順。他的妻子長年患有抑鬱症，於1905年自殺，給他留下了4個年幼的孩子，其中一名次年又死於猩紅熱。兩年後斯特朗再婚，但這次婚姻同樣不成功。1916年，他的第二任妻子離開了他，帶著他的另外兩個孩子搬到了加利福尼亞州。與此同時，他被確診患上了肺結核，需要花較長時間在科羅拉多州的清新空氣中療養。在那裏，他跟一個同樣患有肺結核的年輕姑娘確立了關係，可那姑娘最後卻以喝下鞋油的方式可怕地自殺了。對於他而言，生活不是一件快樂的事。1927年，他因病休息了6個月，到夏天時他才剛回來工作。

好在斯特朗還有最好的朋友英格蘭銀行的蒙塔古·諾曼作陪。斯特朗和諾曼非常親近且經常一起度假，大多在緬因州和法國南部地區。諾曼是個怪裏怪氣的朋友，但對一家中央銀行而言，就更是個怪裏怪氣的負責人。他性格脆弱而神經質，幫他作傳的人很多，其中有兩人寫道，他“是個奇怪而孤獨的人，有著強烈的神經質，根本沒法討好”。他蓄著一蓬《時代周刊》稱之為“十分好鬥的山羊胡”，喜歡戴寬邊帽子披鬥篷，看起來就像是個中歐間諜加二流魔術師。他有著強烈的反猶太思想，這略讓人感到意外，因為據說他家族的根能追溯至南歐西葡係的塞法迪猶太人。

諾曼的怪癖很多，其一是化裝旅行，盡管他並沒有可信的理由要這麽做。很多時候，他借用“克拉倫斯·斯金納（Carence Skinner）教授”的假名和身份，此事曾讓真正的克拉倫斯·斯金納教授驚慌失措。他頻頻陷入可怕的精神崩潰狀態，每當感到“邋遢”（他自己的說法），他會在**躺好幾天甚至好幾個星期。1911年到1913年，瑞士心理學家榮格為他做了有趣但錯誤的診斷，說他患梅毒已到最後階段，隻剩下幾個月的生命。打那以後他便一直沒有工作。其實，他的病更有可能是輕度雙向情感障礙（躁鬱症）。每當情緒高昂、熱情洋溢的時候，他便有著無窮的信心。“我無需理由，”他曾矯正朋友，“我隻靠直覺。”

諾曼一個人（但有7名仆人侍候）住在倫敦以西荷蘭公園的一棟大房子裏。有幾年胡佛是他的近鄰。他幾乎從不接受采訪或發表演講，也很少社交。他家有一間音樂室，有時他會舉行小型音樂會。他出身名門望族，他的哥哥是BBC公司的董事長。他的父親是當時英格蘭規模最大的銀行之一馬丁銀行的合夥人，他的祖父和外祖父都是英格蘭銀行的董事，其一後來還當過英格蘭銀行行長。

年輕的時候諾曼沒有表現出什麽特別的天賦，但他的能力足以應付家族傳承的銀行工作。因為旅行和神經崩潰，他告假了很長一段時間。身體維持健康狀態最久的一段時期，他在紐約一家商業銀行幹了4年。布爾戰爭期間，他應征入伍擔任英國陸軍上尉，甚至因表現英勇被授予了傑出服務勳章[2]，叫所有認識他的人都大吃一驚。但不出意料，沒多久他就因健康狀況不佳倒下了。1915年，他以44歲高齡加入英格蘭銀行，憑借智力出眾，以及對細節的掌控力脫穎而出，5年內就擔任了行長。

十拿九穩地說，英格蘭銀行還從未有過一個比他更不靠譜的領導。如果情緒低落，他會突然長時間缺席，有一回到南非休息了3個月，不做任何解釋，也從不道別，讓他的下屬假裝他還在崗那樣代為處理銀行事務。還有的時候，他會帶著母親到瑞士或法國觀看魅力四射的小個子法國人埃米爾·庫埃（Emile Cou·）坐診。庫埃原是法國南錫地區的藥劑師，因為發明了一套名為“自我暗示”的心理療法在20世紀20年代大受歡迎。庫埃在一本薄薄的暢銷書《通過刻意自我暗示主宰自己》裏解釋過自己的體係，它建立在一個很簡單的概念上，即反複念誦“我每一天都在方方麵麵變得越來越好”[3]。從各種積極的角度去認識自己。

庫埃的書僅有92頁，大部分內容摘自仰慕他的客戶的推薦信。庫埃的追隨者們人數高達數百萬，他們讚美這位偉人治好了你能想得出來的各種疑難雜症：腎炎、鼻竇炎、神經衰弱、腦腫瘤，甚至色情狂、畸形足。一位狂喜的客戶稱他克服了無法消化草莓的老毛病，另有一人歡悅地與盜竊癖一刀兩斷。到了20年代中期，庫埃的診所遍布歐洲和北美。

不幸的是，1926年夏天，這位小個子法國人因心髒病發作倒地而亡，這或許突出地說明了一點：不管再怎麽努力地應用積極思維，它的作用也僅此而已。這場積極心理學運動失去了勢頭，諾曼又恢複了慢性憂鬱狀態，但他似乎變得更自在了。如果不到庫埃那兒求診，諾曼也時不時地沉浸在靈性和神秘主義當中。他曾對同事說自己能穿牆。隻可惜，這一切隻讓他“金融神棍”的名號變得更響了而已。

金融小團體的第三位成員是亞爾馬·霍勒斯·格裏利·沙赫特（Hjalmar Horace Greeley Sohacht），德意誌帝國銀行的負責人。他之所以起了這麽個中間名，是因為他父親年輕時曾在美國住過幾年，仰慕新聞人霍勒斯·格裏利（Horace Greeley）。亞爾馬·沙赫特後來成為希特勒的盲目支持者（甚至也留了一抹希特勒招牌式的滑稽小胡子），並在納粹時期擔任德國經濟部長。用一位觀察家的話來說就是：“沙赫特博士為希特勒的暴徒們披上了合法的外衣。”

1927年，沙赫特成為了德國的民族英雄，人們稱讚他帶領德國度過了最大的經濟危機。4年前的1923年1月，法國被德國不履行戰爭賠款的行為激怒，占領了德國的工業核心地帶魯爾區。結果導致德國出現一浪接一浪的惡性通貨膨脹。馬克在戰前兌美元的匯率是4∶1，現在陡升到了600 000∶1。到了1927年夏天，達到了6300億馬克隻能兌換1美元，通貨膨脹猖獗，價格每天甚至每小時都在翻倍。人們需要用手推車或者嬰兒車才能攜帶足夠的紙幣去進行哪怕是最日常的交易。寄一封信就需要100億馬克。1914年時搭乘電車需1馬克，此刻則要150億馬克。養老金跌得一文不值。人們發現，勤勤懇懇存了一輩子的錢現在連一杯咖啡都買不到。最終，在瘋狂的高峰期，物價水平漲到了10年前的14 229億倍。

1923年11月的最後一周，德國用一種新的貨幣“地產抵押馬克”（Renten Mark）取代了一文不值的“帝國馬克”（Reichs Mark）。不可思議的是，此舉達到了預期效果，通貨膨脹慢慢降到了更便於管理、不那麽歇斯底裏的水平。出於一個意想不到的巧合，就在新貨幣生效的那一天，德意誌帝國銀行的負責人魯道夫·哈芬施泰因（Rudolf Hacenstein）猝死了。他的繼任者是亞爾馬·沙赫特。因為沙赫特的到來恰到時機，德國經濟恢複穩定的所有功勞都落在了他頭上，人們盛讚他是金融天才。

法國占領魯爾區這一行徑帶來的第二個混亂和痛苦結果是，導致了日後阿道夫·希特勒的崛起並掌權。一些曆史學家認為，如果不是沙赫特賦予了納粹合法性及對財政的控製權，納粹是不會崛起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沙赫特在紐倫堡受審。他辯解說自己一直反對迫害猶太人，也從未加入過納粹黨。他認為剝奪猶太人的權利就夠了，不用殺死他們，這種觀點按當時德國的標準，簡直可謂開明人物。他被無罪釋放，一直活到了1970年。他和諾曼也相處甚歡。為了參加長島的會談他們以假名在毛裏塔尼亞登船，共同前往紐約。

與會的第四名成員是查爾斯·裏斯特（Charles Rist），是在瑞士出生的經濟學家，巴黎索邦大學前教授，時任法蘭西銀行的副行長。因為行長埃米爾·莫羅（Emile Moreau）不會說英語，所以派裏斯特做代表。裏斯特是個禿頭，神情嚴肅，雖備受敬重但基本上是這次會議的局外人。他前一年才進入法蘭西銀行，其他3人並不太熟悉他。

每個人自然而然地都把各自的民族情緒、自身利益和偏見帶到了聚會當中。法國那一年過得很糟糕，民眾的生活很貧困，度日如年，南傑瑟和科利的失蹤也給他們帶來了苦澀的心理打擊。從官方角度看，法蘭西銀行對諾曼心存疑慮，認為他為了保護倫敦作為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轉眼間就會把歐洲其他地區給出賣掉。至於英國，它才剛剛從一場代價極大的大罷工中恢複過來，因為無法恢複自己從前的世界霸主地位而倍覺痛苦與迷惑。諾曼因法國悄悄發動跟英國的黃金儲備賽感到憤怒異常，有一段時間，他不滿得甚至拒絕用法語向任何法國人致辭。

德國則是單純地被耗得油盡燈枯了。它不光背負了沉重的戰爭賠款，還被剝奪了大部分的創匯能力。例如，協約國搶走了它大量的船舶貨運業務。有一個事實現在幾乎已遭遺忘：20世紀20年代的許多大型客輪其實都是取了新名字的德國船隻。丘納德航運公司的“貝倫加利亞號”是一艘非常壯觀的大船，公司將之作為旗艦，而它原本是德國的“皇帝號”郵輪；白星航運公司的“莊嚴號”，本是德國的“俾斯麥號”；美國的“利維坦號”，即伯德團隊即將搭乘著它回國的那艘郵輪，以前曾驕傲地用德文稱自己為“祖國號”。

美國處在一個很不尋常的位置，和歐洲諸位表兄弟們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它的一切都太順利了。經濟發展似乎勢不可當。通貨膨脹率連續4年為0。經濟增長率年均3.3%。在幾位行長相聚長島的前一天，財政部公布的最新數據顯示，美國的前一個財政年度預算盈餘6.3億美元，國債也減少了10億美元。經濟真的再好不過了。

在股市中，人們完全不怎麽費心就大賺其錢。斯科特·菲茨傑拉德在《我的迷失都市》裏用驚訝的語氣描述，他的理發師在一筆恰到時機的投資裏掙到50萬美元（相當於當時平均年薪的400倍）之後就退休了。對於許多人來說，跟市場過招簡直上癮。沃倫·哈丁還當著總統就在這麽做——照理他不該這麽做。他死時，還欠經紀人18萬美元的債務。對許多跟哈丁一樣的人而言，故事的巨大吸引力在於你根本不需要錢就能參與。你可以首付10美元，購買價值100美元的股票——你的經紀人自然可以幫你把餘額填平。反過來，經紀人又向銀行借錢。從銀行的角度看，這樣的安排再稱心如意不過了。銀行從美聯儲按4%或5%的利息借來錢，又用10%或12%的利息借給經紀人。用一位作家的話說，銀行“光憑所在的位置就收入頗豐”。

隻要股價不斷上漲，這套係統就運作得很好，在20世紀20年代的大部分時段，股票正是如此。然而，任何仔細觀察的人都能清楚看出，許多股票的價格跟公司的價值都沒有什麽對應關係。盡管以GDP衡量，全美生產量在這10年裏僅增長了60%，股價卻上漲了400%。由於大部分此類上漲跟潛在利潤或效率無關，股價一直高高在上其實靠的僅僅是新買家支付高價的意願。

大多數中小投資者並未意識到眼前的事情恐怕不利於自己。美國許多最受尊敬的商界領袖參與了無恥操縱股價的聯合集團，犧牲無辜的投資人隻為迅速賺取可觀的收益。約翰·布魯克斯（John Brooks）在描寫華爾街內幕的經典作品《戈爾康達往事》（Once in Golconda）中揭露，克萊斯勒汽車公司的沃爾特·克萊斯勒、約翰·D. 洛克菲勒的侄子珀西·洛克菲勒（Percy Rockefeller）、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主席約翰·拉斯科布、美國無線電公司老板大衛·薩爾諾夫（David Sarnoff）之妻等諸多大人物都參與了此種操縱。為他們效勞的經紀人按選定的時間間隔購買大量美國無線電公司的股票。這讓股價從90美元漲到了109美元。股價的上漲吸引了其他投資者。接著，經紀人將操縱集團持有的股票兌現，他們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就分享了500萬美元的利潤。等操縱集團的資金撤出，股票跌回87美元，其他不知情的投資者損失慘重。盡管這種行為毫無值得驕傲之處，但在當時並不犯法。拉斯科布的大部分財富都是靠著這種做法賺來的。肯尼迪總統的父親約瑟夫·肯尼迪也一樣。

1929年，拉斯科布接受了《婦女家庭雜誌》（Lady·s Home Journal）的采訪，文章名為“大家都應該致富”，他認為任何人都可以靠玩股票發財。事實上，那時候他因為預料到股市暴跌即將到來已兌現了大部分股票。20世紀20年代，許多人都沒意識到名人“當麵說一套背後做一套”的虛偽態度。

在20世紀20年代，借款不光為蓬勃發展的股票市場提供了資金，也成為生活中所有事情的支柱。多虧了一種輝煌的金融新發明，美國人突然能夠擁有自己從未期待過的各種東西——甚至是可以即刻擁有。這就是所謂的分期付款計劃，它不光改變了美國人的購物方式，還改變了他們的思維方式。概念本身很簡單。比方說一台收音機的成本是100美元。顧客用110美元的價格購買，首付10美元，其後在10個月裏每月支付10美元——於是隻額外花了10美元，就立刻享受到了收音機帶來的快樂。零售商以83美元的價格把這份合同賣給一家財務公司，再加上首付的10美元，零售商到手93美元。等10個月過去，財務公司再付給零售商10美元，作為收取月付款的費用。這樣一來，還款結束，零售商掙到了103美元，財務公司用83美元的投資賺到了7美元，回報率超過了20%，顧客立刻擁有了此前夢寐以求的寶物。正如路易斯·海曼（Louis Hyman）在有關美國消費信貸曆史的著作《負債國度》（Debtor Nation）裏指出，這套係統運行得十分順暢，人人都開心。顧客通過共和金融公司（Republic Finance Company）購買真空吸塵器，隻需在5個月裏每月支付1.05美元的利息，看上去似乎是筆微不足道的小錢，但卻帶給該公司及股東62%的投資回報率。一個全新的世界在這套幸福數學的基礎上構建起來。

“先買後付款”證明了一個不可抗拒的概念，人們很快就用它來購買各種東西了——服裝、家具、家用電器、浴缸、廚房櫥櫃，以及最重要的汽車。分期付款讓美國人的屋子裏充滿了種種閃閃發光的產品，讓道路上擠滿亮鋥鋥的汽車。自那以後，它就讓美國成了消費者的天堂，而且保持至今。

這一切讓美國來到了一個特殊的位置。在長島夏季密會召開之時，它在4個國家裏最具經濟活力，但也最欠缺經驗。美國的中央銀行美聯儲才剛成立13年，結構煩瑣得簡直沒有能力采取任何果斷的行動。有趣的是，美聯儲之所以具有步履蹣跚的怪異天性，竟然是拜林德伯格的父親所賜。林德伯格的父親曾擔任過美國眾議院銀行和工業委員會的議員，參與組建了美聯儲。與不少中西部農業省份出身的人一樣，林德伯格的父親對東部銀行家很反感——聽說自己的兒子要娶摩根公司合夥人的女兒時，他震驚不已。他希望新成立的聯邦儲備銀行大範圍分權，而不是全集中在東海岸的一棟建築裏。出於這個原因，他和國會的同事們決定，不像其他國家那樣設立單獨的中央銀行，而是建立一套包含了12家獨立地區銀行的網絡，由華盛頓的聯邦儲備委員會進行鬆散監督。

直到現在，這仍然是一個奇怪的組合。雖然12家地區銀行共同組成了中央銀行，代表政府展開行動，但與此同時它們又都是獨立的，以賺錢為目的的、由股東控製的私營銀行。從政府的角度看，它們的主要職能是通過調節貼現率來控製貨幣供應量。貼現率指的是中央銀行貸款給商業銀行的利率，是其他所有銀行校準利率的基礎。

12家分散的聯邦儲備銀行在原則上有著同等的重要性，但斯特朗領導的紐約儲備銀行在當時勢力最強。經濟學家艾倫·梅爾策（Allan H Meltzer）這樣評論斯特朗：“很多時候，他都把12家儲備銀行看成是11家。”在斯特朗的領導下，紐約儲備銀行發揮了自己的諸多優勢，特別是它比其他儲備銀行規模更大，又地處美國的金融中心。多虧了哈丁無能又疏忽的人事安排，華盛頓的聯邦儲備委員會裏大部分都是些財政上的無能之輩。重要的是，斯特朗為紐約聯邦儲備銀行贏得了獨家代理美國與其他國家打交道的權利。一句話：它成了事實上的中央銀行——而這多多少少正是眾議員老林德伯格想竭力避免的。

在那5天裏，這4位銀行家秘密相會。他們沒發表任何公開言論。事實上，他們甚至不肯公開自己正在會晤的事實，自然更不會透露他們的謀劃將會影響未來幾年世界經濟的發展方向。沒人知道他們的討論內容到底是什麽，因為沒有留下現場記錄。但根據他們眼前的問題，基本上可以將討論主題歸結到一點：黃金。

國際銀行係統仍然癡迷於所謂的金本位這一搖搖欲墜的古老機製。金本位是一個極簡單的概念。若采用金本位製度，市麵上任何流通的紙幣都需要以黃金儲備作為支持。美國采用金本位製時，10美元的紙鈔就可兌換價值10美元的黃金，反之亦然。換句話說，黃金讓原本毫無價值的紙片變成了錢。金本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它也有許多備受銀行家們推崇的吸引力。最明顯的一點是，貨幣流通量受限於已經發現的黃金量。因為采用金本位製，政府無法濫發紙幣，通貨膨脹就不會出現。它讓匯率管理跳出了那些極其狹隘且目光短淺的政治家的掌控。它推動了物價的穩定，從總體上讓國際貿易的沉重車輪保持轉動。最重要的是，金本位有著巨大的心理意義，它管用。眾所周知，它運作了很長一段時間了。

問題是，它現在運轉得不太順暢。全世界一半的黃金都在美國，大部分存儲在下曼哈頓紐約聯邦儲備銀行那90噸重的鋼門之後有5層樓深的地下室裏。這本來就不是什麽特別好的事。擁有所有的黃金似乎很了不起，但事實上，這意味著其他國家沒辦法購買你的產品，因為它們自己沒有黃金來償付了。為貿易和全球經濟的健康發展著想，黃金應該在各國間流通。可現在，它卻累積起來了——穩穩當當地、堅持不懈地累積在了一個本就比歐洲所有國家加起來都要富裕的國家裏。

讓國際貿易繼續滾動符合美國的利益。於是，斯特朗吩咐美聯儲將貼現率從4%下調到3.5%，鼓勵黃金持有者們把儲蓄搬到歐洲，換取更高的回報。這反過來能增加歐洲的黃金儲備，有助於穩定歐洲貨幣，並帶動整體貿易增長。斯特朗以為，美國的經濟能吸收小幅降息帶來的刺激，不會“嗨”得發狂。隻可惜，事實證明，他這個算盤打錯得太厲害了。

7月7日，4位銀行家結束了會晤，即刻出發前往華盛頓，通知聯邦儲備委員會的指定人員。斯特朗擅自指示美聯儲采取怎樣的行動，委實魯莽大膽，芝加哥、舊金山、明尼阿波利斯和費城的4家儲備銀行拒不從命。毫無疑問，一部分是因為生氣，另一部分則是因為它們堅信在市場價值本就這麽高的條件下繼續鼓勵借貸，太過瘋狂了。可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卻采取了前所未有的行動，強迫抗命不從的銀行跟進。

減息帶來了爆炸性後果，用作家和經濟學家利雅卡特·艾哈邁德[4]的話說是：“就如同點燃森林火災的火花。”它造成了1928年的市場大泡沫。接下來的一年，股市從本就非理性的高度又翻了一倍，受股市會永遠上漲的盲信推動，經紀人發放給投資者的貸款數量從10多億美元漲到了失去理性、顫顫悠悠的45億美元。

不過，就此刻而言，銀行係統之外的人，幾乎沒有看出任何值得憂心的跡象。政治家裏隻有胡佛立刻做出了反應——他大發雷霆。他說斯特朗“在精神上成了歐洲的附庸”，稍後又指控斯特朗“罪行之惡，甚於謀殺”，並寫信給聯邦儲備委員會，預測下調利率很可能引發經濟蕭條。此外，胡佛又敦促柯立芝采取行動，以求逆轉降息帶來的後果。柯立芝拒絕了，因為他相信市場自有辦法，他信賴的財政部長安德魯·梅隆還寬慰世界：“股市似乎正井然有序地運轉著，我沒有看出過度投機的證據。”再說，美聯儲是獨立的機構，總統也無權幹涉其判斷。所以，一如往常，他什麽也沒做，繼續回去快樂地釣鱒魚了。大蕭條將由別人來對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