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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孫臏和他的高祖孫武，在春秋戰國諸侯混戰的大舞台上，都曾做過劃時代的表演，並創造了出神入化、登峰造極的兵學文化，而這筆文化遺產作為人類的瑰寶，在社會各階層特別是軍事領域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人們習慣上把孫武、孫臏統稱為孫子。而這個提法，被後來的司馬遷於《史記·孫子吳起列傳》中記載了下來。

司馬遷的傳記，對兩位孫子的身世、戰功以及著作等方麵的記述，雖略顯簡單，但基本情況說得還算分明。即孫武是春秋末期仕於吳國的著名軍事戰略家，著有兵法十三篇。孫臏是孫武的後世子孫，二人有血緣關係。孫臏生活在戰國時代的齊威王時，同他的祖先孫武一樣著有兵法傳世。

繼司馬遷之後，東漢史學家班固在其《漢書·藝文誌》中，著錄了《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和《齊孫子》八十九篇。班固的史料來源不得而知，但記述明確。《吳孫子兵法》指的是孫武所著的《孫子兵法》。《齊孫子》則是孫臏所著的《孫臏兵法》。另外，在《吳越春秋》和曹操的《孫子序》中，也有一些關於這方麵的記載。

《史記》與《漢書》有關兩個孫子其人其書的記載一直為人們所尊信。然而，到了唐代，才子杜牧根據司馬遷與班固對《孫子兵法》篇數的不同記載，在其所著《樊川集·孫子序》中提出了一種說法，認為傳世的《孫子兵法》十三篇是曹操刪削的結果。他說：“武所著書，凡數十萬言，曹魏武帝削其繁剩，筆其精切，凡十三篇，成為一編。”

杜牧這一攪和，平靜的池塘頓生漣漪，好事者紛至遝來，開始懷疑孫武其人其書是否真實存在過。在各說之中，影響最大、最早者當數北宋仁宗時代注釋《孫子》的學者梅堯臣，梅氏認為《孫子兵法》這本書帶有濃厚的戰國色彩，不足為信。

南宋中期的史家葉適，進一步明確表示，孫子書不合儒家軍事理想，此書中的很多思想和名詞都非春秋時期所常見，而為戰國時期所獨有。他認為《孫子兵法》是後人偽造而冒孫武之名頂替的，曆史上根本就沒有孫武此人，也就是說孫武是那些偽造者憑空虛擬的一個神話人物。為證明此說正確，葉氏列舉了很多條證據加以支撐。言之鑿鑿，證之鏘鏘，此說影響巨大，近似鐵證。

明代學者章學誠、清代學者姚鼐受杜、葉等前輩儒生影響，認為《孫子兵法》“皆戰國事”，並宣稱：“吳容有孫武者，而十三篇非所自著。”主要理由有二：一是春秋時期用兵規模不大，即使是大國也不過數百乘，而《孫子兵法》中則有“興師十萬”的記述，顯然記述的是戰國時期的事情。二是《孫子兵法》中稱國君為“主”，這是戰國時期的稱謂習慣，而“主”在春秋時期是士大夫之稱。

曾在晚清戊戌變法中大出風頭的梁啟超，在有關先秦諸子的論述中，謂孫武的兵法十三篇，乃戰國人偽托，並有可能是孫臏所為。按梁氏的說法，兵書中所言，“皆非春秋時所能有……此書若指為孫武所作，則可決其偽；若指為孫臏所作，亦可謂之真”。梁氏沒有說這個論斷的根據是什麽，可能是出於他的主觀臆想，而不便或不能舉例加以論證。

孫武、孫臏各有兵書

除上述諸君發表的論斷和宣言，尚有多種紛紜繁雜，甚至是突兀離奇的不同論調。更有奇者，清人牟默人在《校正孫子》一文中，宣稱孫臏為伍子胥的後代。文中說道：“古有伍胥無孫子，世傳《孫子十三篇》，即伍子胥所著書也。而《史記》有孫臏生阿鄄間為孫子之孫者，實子胥之裔也。”

另一種說法更加大膽，稱孫武與孫臏為同一個人，著名的《孫子兵法》實際上是戰國時孫臏所著。如現代學者錢穆在《先秦諸子係年考辨》中說，孫臏名武，其人在吳、齊兩國都曾工作、學習、生活和戰鬥過。司馬遷作《史記》時“誤分以為二人也”。

另有日本學者齋藤拙堂作《孫子辨》一文，同樣因孫武之事不見於《左傳》，而懷疑《史記》中所載的孫武到底有沒有其人。經他如寫偵破小說一樣反複推理，得出孫武與孫臏原本是一個人，名武而綽號叫臏，相當於梁山好漢魯智深綽號叫花和尚，孫二娘綽號叫母夜叉一樣。其理由大意是：司馬遷記載，孫武見吳王，當在吳伐楚之前，此時孫武就已經將自己所創作的兵法十三篇獻給吳王看過。但這個時候偏安南方一隅的越國尚小，其兵力不可能比吳國多。而《孫子兵法·虛實篇》卻說：“以吾度之，越人之兵雖多，亦奚益於勝哉。”很明顯，此話是越國比吳國強大之後的語調，是戰國時期的孫子所言。另有證據，如《左傳》昭公三十三年，吳伐越，為吳越相爭之始。而《孫子兵法·九地篇》則說“吳人與越人相惡”，這是後來吳越相結怨之證據，因此也就說此著當是戰國之後所作。又《戰國策》一書稱孫臏為孫子，結合《史記》中的列傳，特別是自敘傳中所稱的“孫子臏腳，而論兵法”，可知現行流傳的《孫子兵法》一書，是孫臏所著無疑，而孫武和孫臏同為一人，武為其名，臏則為綽號。

就在諸多懷疑論者勢如蜩螗，將孫武、孫臏及其著作攪得一塌糊塗、亂上加亂之時，1972年銀雀山漢墓竹簡橫空出世。在讓世人親眼領略這批文化瑰寶的同時，也確認了所出的這批書籍至少在西漢初年已廣為流傳的事實。特別是《孫子兵法》與《孫臏兵法》同時出土，如同一道閃電劃過迷茫的夜空，使聚訟千年的學術懸案頓然冰釋。這批漢墓竹簡，如一麵迎風飄揚的旗幟，以鮮活亮麗和無可辯駁的存在吸引著人類驚喜的目光，並以自身具有的深刻內涵向世界昭示了如下曆史事實：

第一，漢簡的出土證實了《史記》有關孫子和《孫子兵法》記載的真實性。與《孫子兵法》十三篇同時出土的，還有一些與十三篇關係十分密切的、至為重要的《孫子兵法》佚文殘簡，其中《吳問》一篇記述的是孫子與吳王的問答，其主要內容是：吳王問孫子曰：“六將軍分守晉國之地，孰先亡，孰固成？”孫子曰：“範、中行氏先亡。”“孰為之次？”“智是為次。”“孰為之次？”“韓、魏為次。趙毋失其故法，晉國歸焉。”

簡文中所說的“六將軍”，即晉國六卿範氏、中行氏、智氏和韓、魏、趙三家。春秋時期，卿與將軍不分，平時為卿，戰時統率一軍，則以“將軍”相稱。

據《史記·晉世家》載，晉定公二十二年（公元前490年），趙、韓、魏和智氏聯合趕走範、中行氏。晉出公十七年（公元前457年），四家世卿瓜分了範、中行氏的土地。晉哀公四年（公元前453年），趙、韓、魏共滅智氏，盡並其地。

從以上的記載中可以看出，《孫子兵法·吳問》產生的時間應在範、中行、智氏滅亡之後，否則，作者絕不會那麽準確預料到三卿的滅亡次序。對於趙、韓、魏三家的發展，作者認為韓、魏繼亡於智氏之後，晉國全部歸屬趙氏。然而這次他的估計卻全然錯了，說明作者既沒有看到晉靜公二年（公元前376年）三家最後瓜分晉公室，也沒有看到晉烈公十七年（公元前403年）三家正式建立封建諸侯國的重大曆史事實。由此可知，《吳問》是在智氏亡到趙、韓、魏三家自立為侯的五十年內撰寫的。而孫武主要活動在吳王闔閭執政（公元前514年—公元前496年）時期，與《吳問》撰寫時間相去不遠。因而，這篇文字的作者不論是誰，把孫武的言行記錄下來，都有時間上的便利條件。因此，把《吳問》視為孫武言行的可靠材料是沒有問題的。

此外，竹簡本中另一篇《見吳王》則記述了孫子吳宮教戰等傳記材料，不但與《史記》《吳越春秋》等記載相吻合，而且有些情節較《史記》更為詳盡，據漢簡整理小組專家吳九龍等推斷，出土的篇章很可能就是當年太史公所依據的古本史料。由此可見，《史記》關於孫子的記載並非空穴來風，而是當時的流行之說，至少在當時人們並不懷疑孫子是春秋末期的吳國將領，同時也是《孫子兵法》一書的作者。

第二，漢簡本《孫子兵法》與《孫臏兵法》同時出土，以無可辯駁的鐵證破除了孫子、孫臏同為一人的謬說，粉碎了孫子就是伍子胥等妄言。

在出土的編號為第0233號竹簡中，有“吳王問孫子曰……”等字樣，在第0108號竹簡中，有“齊威王問孫子曰……”等文字。這些鮮活可見的文字，不但充分證明有兩個孫子，且同時昭示一個服務於吳國，一個服務於齊國。這兩個服務於不同國度的孫子，就是太史公在《史記》中所記載的孫武和孫臏。此二人處於不同的時代，各有兵法傳世。因而，那些鼓吹孫武、孫臏同為一人的謬論，也就不攻自破了。

第三，漢簡的出土證明，《孫子兵法》確係十三篇。明顯的證據是，在一同出土的《見吳王》篇中，其中兩次提到孫子書為“十三扁（篇）”。另外，在十三篇簡文出土的同時，還發現了一塊記錄有竹書篇題的木牘。盡管這塊木牘已破碎成六塊小片，但從其行款及殘存的內容看，簡本《孫子兵法》確為十三篇，且其篇名與傳世本基本相同，隻是在個別篇名與篇題上與傳本有些出入。

還有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證據是，就在銀雀山漢墓竹簡發現6年之後的1978年夏季，考古人員在青海省大通縣上孫家寨——五號漢墓的發掘中，出土了一批木簡。與木簡同時出土的還有三麵銅鏡和一些五銖錢，一枚私印，印文為“馬良”。經觀察分析，三麵銅鏡花紋皆為四乳四螭紋，銅錢與洛陽燒溝I、Ⅱ型相同，由此推斷該墓時代當為西漢晚期。結合隨葬品的組合和木簡情況推斷，考古人員認為墓主人馬良當為一個軍事將領，因史書無傳，其身世無從查考。但在出土的木簡中，其中有一部分是與《孫子兵法》有關的兵書。例如，有一支木簡（061號）上明確書有“孫子曰：夫十三篇……”文字這個記載比銀雀山竹簡還要明確，從而進一步說明《史記》所記述的孫武有兵法十三篇是完全有根據的。另外，在殘簡當中，還有一支（001號）上書“……□可與赴湯火白刃也”的文字，這與《史記》記述孫武見吳王闔閭時所說一段話的末句“雖赴水火猶可也”兩者相似。因這一句話不見於銀雀山竹簡，從而又可以作為銀雀山竹簡的補充。

與此同時，竹簡還提供了一些《孫子兵法》的重要佚文，例如：

“《軍鬥令》，孫子曰：能當三□”（047號）

“《合戰令》，孫子曰：戰貴齊成，以□□”（355號）

“《□令》，孫子曰：軍行患車錯之，相（？）□□”（157號、106號）

“子曰：軍患陣不堅，陣不堅則前破，而”（381號）

“□者製為《軍鬥》”（346號）

“□製為堅陣”（078號）

“行殺之，擅退者後行殺之”（063號）

據參加整理這批殘簡的考古人員說，類似以上的佚文在出土的竹簡中還有許多。此簡文是不是《漢書·藝文誌》所提到的《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尚無確切根據，但可以肯定的是，至少在漢代初年，《孫子兵法》十三篇已經作為一部單獨、完整的著作而流傳於世了。至於班固弄出了一個《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如果不是無中生有、憑空捏造、故弄玄虛，那最大的可能就是西漢末年劉向等人在整理過程中，把與孫子兵法相關的材料，如上孫家寨漢墓部分殘簡，以及在銀雀山漢墓中同《孫子兵法》十三篇一同出土的《黃帝伐赤帝》《地刑（形）二》等孫子後學的解釋發揮之作也收入其中，致使篇目大大地擴充了。而曹操在為《孫子兵法》作注時曾明確指出“孫子者，齊人也，名武，為吳王闔閭作《兵法》一十三篇”，可見當時的十三篇早已成為定本，而不是幾十篇捆綁在一塊兒的羊雜碎式的大雜燴。曹操之所以為《孫子兵法》作注，正如他在《孫子序》中所言，是不滿於一般注釋之作的“未之深究訓說，況文煩富，行於世者失其旨要”。後來的杜牧不解其意，妄下論斷，誤以為曹操刪削八十二篇而成十三篇，以至於謬種流傳，貽害了四方。

兩部兵書之謎

孫武的《孫子兵法》之所以引起了千餘年來聚訟紛紜的論爭，除了已表述的種種理由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那就是《孫臏兵法》自《漢書·藝文誌》以後不再見於著錄。即使《漢書·陳湯傳》曾引用了兵法“客倍而主人半，然後敵”之句，但後人都不知出自何典。隨著銀雀山漢墓竹簡《孫臏兵法》的出土，這個問題迎刃而解，千年懸案得以更加明晰地昭示天下。《漢書·陳湯傳》這句話原來是出於漢簡本《孫臏兵法》的《客主人分》篇。由此可以看出，在西漢時《孫臏兵法》還相當流行，但不久就散佚不傳，從而使紛爭聚起，綿延1000多年而未絕。

銀雀山漢墓出土的《孫臏兵法》漢簡，經整理小組努力，共整理出竹簡364枚，分上、下編，每編各15篇，計11 000餘字。盡管字數已較原簡失去大半，但據整理者吳九龍說這一成果已來之不易。失傳1700餘年的《孫臏兵法》終於陰差陽錯地重見天日，這就為研究孫臏及先秦曆史提供了極其珍貴的資料。

根據銀雀山漢簡整理小組的考釋成果，漢簡本《孫臏兵法》的篇目和主要內容列表如下：

關於漢簡本《孫臏兵法》的作者，據整理小組人員吳九龍等從已整理的篇目分析，認為大部分為孫臏所著。另有一部分篇目，記述孫臏的事跡，如《擒龐涓》《見威王》《威王問》《陳忌問壘》《強兵》等，其中有些語句對孫臏進行了明顯的褒崇，這些篇目應是孫臏的弟子或後人根據孫臏的事跡和理論編纂而成。

通過對漢簡本的考釋可以看出，孫臏在齊國時已有弟子，如《孫臏兵法》殘簡中有下麵一段話：“孫子出，而弟子問曰：‘威王問九，田忌問七，幾知兵矣，而未達於道也。……’”（第65簡）這當是孫臏有門弟子的明證。還有，在第8簡有“曰孫子之所為者盡矣”句，這樣高度讚揚孫臏的話，從語氣來看，不像出於孫臏同齡人的筆墨，更不像出自他的上級齊威王、宣王或田忌之口，而極可能是他的弟子所說。另外還有一些篇目應是孫臏語錄的匯編，如《篡卒》《月戰》《八陣》等，推測也應是其弟子整理而成。因而吳九龍認為，《孫臏兵法》的編定，和一些先秦其他古籍一樣，當出於其門弟子之手。當然，也不能排斥這樣一種推斷，即《孫臏兵法》的一部分或大部分是孫臏的原著，最後經過他的弟子增補編定。但無論如何，編定的年代，當在孫臏死去以後。盡管不能肯定孫臏的對話是原話，但其主旨卻反映了孫臏的思想，是後人研究孫臏軍事思想最為可靠的資料。關於《孫臏兵法》成書的時代，學術界雖存有爭議，但以銀雀山漢墓發掘者吳九龍為代表的相當一部分學者，根據對漢簡的考證，認為完成於戰國中期。

當然，從銀雀山漢墓出土的簡本《孫臏兵法》中不難看出，此書並不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憑空產生創造出來的孤立之作。它在很大程度上繼承了《孫子兵法》十三篇的軍事思想，是孫武戰略理論和戰略思想的進一步發展與完善。從如下的列表中可以看到其異同之處。

由上表可知，《孫臏兵法》在一定程度上繼承了《孫子兵法》的軍事思想，但由於孫臏處在戰國時期，軍隊構成和作戰方式已與孫武所處的春秋時期發生了較大的變化。因此，孫臏又在某些方麵對《孫子兵法》進行了發展。例如，《孫子兵法》對戰爭主張速決，反對持久，認為“兵貴勝，不貴久”“久則頓兵挫銳”“夫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甚至說“兵聞拙速，未睹巧之久也”。這就是說，雖然是計謀拙劣的速勝，也要比籌劃巧妙的持久戰好。與這種思想相一致的，《孫子兵法》還反對攻城戰，認為“攻城則力屈”，甚至把攻城戰當作一種萬不得已的“下策”。

孫武這種反對持久、攻城，主張速勝的思想，是同春秋末年社會經濟狀況相聯係的。春秋末年，生產力相當落後，各國的經濟力量都不可能支持曠日持久的攻堅戰、消耗戰。所以《孫子兵法》說：“凡興師十萬，出征千裏，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從而特別提倡和主張對戰爭要慎重處理，既要知道“用兵之利”，又能了解“用兵之害”，才是“智者之慮”。書中還說道：“國之貧於師遠輸，遠輸則百姓貧；近師者貴賣，貴賣則百姓財竭。”同時還指出“軍無輜重則亡，無糧食則亡，無委積則亡”，從而主張要“因糧於敵”。這些論述，都是春秋末年社會經濟狀況的具體反映。從另外一個方麵來看，當時的城邑，並不是很普遍、很具規模，在戰爭中，還不能成為雙方爭奪的重點。因而，攻堅和曠日持久的消耗戰並不是十分必要。而且，從戰爭的武器來看，當時主要是銅製的刀、劍、幹、戈、矛、戟、殳、鉞等武器，宜於近戰但不宜攻堅摧壘。雖有些弓弩箭矢，但是射程短，不具有攻克城寨的能力。供攻城用的所謂“戰車”也隻能是掩護士兵接近城牆，並不能作為衝破城寨的具有強大殺傷力的裝備。因而《孫子兵法》的軍事戰術思想，就不能不受到這些曆史條件的製約。

誕生於戰國中期的《孫臏兵法》與《孫子兵法》的戰術思想相比，就有了明顯的進步與發展。由於時代變遷，經濟發展，交通改進，孫臏在戰爭思想與戰略戰術方麵具有明顯的戰國時代特征。具體表現為：

一、先進兵器的較廣泛使用。《孫臏兵法》曾多次提到使用弩，如“勁弩趨發”“厄則多其弩”等。弩較弓強勁，可以遠距離殺傷敵人，在當時屬於一種先進兵器。與此同時，孫臏還在書中提到了“投機”，這種機器即拋石機，利用機械力量投石，擊殺遠處敵人。這樣先進的兵器用之於戰，可以較多地殺傷敵人，並減少白刃戰的傷亡。

二、兵種變化。到了孫臏時代，交戰國雙方都普遍使用了騎兵，《孫臏兵法》雲“險則多其騎”便是例證。騎兵的大量投入，使軍隊的機動性、靈活性、突發性有了較大的增加。

三、編製變化。騎兵、徒兵增加，戰車兵減少，孫臏的戰略思想也自然要發生變化並在其著作中有所體現。

四、各種外在條件的變化，自然引起了戰術、陣法變化與發展，出現了《孫臏兵法》中所說的“剽風之陣”“雁行之陣”“錐行之陣”等多種陣法。

五、隨著戰爭規模的擴大和城市特點的突出，孫臏開始主張攻城戰略，這恰是孫武所反對的“攻城為下”的戰略戰術。孫臏具體提出了什麽城可以攻打，什麽城不可以攻打，並且還講到要把野戰與攻城結合起來等戰略戰術。這些論述，雖然並不見得完全合理與全麵，但反映出了當時與城市的發展相適應的戰略思想與戰爭方法。這些思想方法的發展變化，正是《孫臏兵法》對《孫子兵法》有所發展和創新的強有力的佐證。

發現孫臏洞

銀雀山漢墓發掘者之一劉心健在《莒州誌·古跡》中，查到了一條“莒縣東南百裏甲子山前麓有孫臏洞”的記載。此後，他曾幾次按這個記載到甲子山一帶調查，結果真的找到了“孫臏洞”，並認為此處是孫臏晚年的隱居之所。

甲子山孫臏洞屬山東省莒南縣朱蘆鎮石汪村地界，確切位置在石汪村北三裏拉子山西“樓頂”山的後山坡，即甲子山主峰玉皇頂以東半山腰上。此處群峰起伏，層巒疊嶂，是個隱居的好地方。

據載，孫臏洞“洞旁有泉，下有飲牛汪。山水環繞，境極幽僻”。實地觀察便可發現，此洞洞口朝東南，洞深4米多，高3米多，寬10米許。洞內巨石參差，台坎天然。洞口有長形磚牆，牆內有孫臏師徒三人及其坐騎的泥塑像。孫臏像高4尺，兩個徒弟李睦和袁達侍立在側，3尺高的獨角牛作為坐騎居右，現依然可見。孫臏洞的東麵不遠處有一座高山，號稱蒙山，據當地傳說是鬼穀子當年設壇授徒的地方。蒙山中有鬼穀洞，傳說當年孫臏、龐涓就曾在此讀書受教，也就是說當年鬼穀子搞的那個訓練基地就在此處。甲子山上的孫臏洞，選在他曾讀書就學的地方不遠處，當是思鄉和落葉歸根的寄托。

孫臏洞前有平地一塊，由東、南、西三麵的殘存石垣圍成一個院落，院中央有一飲水池泉，水由洞內石壁縫中流出匯此。暗流至澗，匯成小溪，再下流三裏，抵村東北角斜坡，則嘩然成瀑。瀑下就是個石汪，傳說這就是孫臏當年耕作休息和飲牛的地方，山村即以此石汪而得名。在村的東北角流淌的一條河邊，仍可看到在一塊大青石板上有一串串茶碗大的小洞，據說這是孫臏的牛來飲水時踏踩而出的印痕。

據當地風俗習慣，地名以人名命之並立祠塑像紀念，一定與其人在此活動過有關。莒地既非孫臏的家鄉出生地，也不是其采邑封地，而竟然能以孫臏之名命洞，且祠以師徒塑像，一定是有些來頭。

按照劉心健考察研究所得出的結論，此洞很可能與孫臏當年離開齊國官場和戰場後，曾在此隱居過有關。此地遠離齊國都城臨淄，可避開政敵的注意，又不出齊境，還可慰其愛國之心，再加上“山水環繞，境極幽僻”，正是一難得的隱居“聖地”。洞內塑有其二徒，亦與史料記載相符。《孫臏兵法·威王問》篇即有“孫子出而弟子問”的話，但沒書其弟子姓名。根據孫臏洞現有的塑像印證，其弟子中較親近者，可能就是民間傳說中的李睦和袁達，後隨師父隱居於此。

圖5-9 甲子山孫臏洞中的塑像，孫臏（中），左右站立者是他的兩個徒弟

洞中孫臏的塑像有坐騎，更合情理。孫臏刑餘，不能行走，需要坐騎。官場失意隱居，乘不起車馬，牛既可代步，又可從事耕作，恰合隱士之需。

據當地人說，1955年以前，這裏有傳統的“牛旺香”山會。每年農曆正月十五，群眾會於此地燒香祈禱牛旺禾收，雖然這一做法帶上了迷信色彩，但從當地農業世代相傳並把孫臏和他的牛神化的情況來看，也似乎說明孫臏在此隱居很久，留下了巨大而深刻的影響。

《史記》載，孫臏的故裏在阿、鄄之間，也就是今菏澤地區鄄城縣境內。孫臏離開齊國官場之後，沒有再回到鄄城老家，很可能來到了甲子山一帶，就此隱居並從事著書立說。隻是著名的《孫臏兵法》是否就產生於甲子山這個洞內，尚難做出定論。

千年隱秘，期待有識之士前來解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