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殖民、殖民運動與帝國

人類曆史上的殖民活動，可溯及上古時期，是同劫掠、探險和霸權等拓殖行為聯係在一起的。從詞源上考察，英文動詞“殖民”（colonize）源於拉丁文colo，意為耕種、培育、居住；相應地，英文名詞colony來自拉丁文colonia，既指殖民地，也指移民區。[3]這樣來理解，所謂的殖民，通常是指強勢的民族或國家奴役、掠奪被征服地區劣勢民族或國家的侵略，是指殖民主義者和帝國主義者在殖民地行使統治權，推行母國（宗主國）的製度與文化的擴張行為。

殖民擴張，不是歐洲人的首創，也不是英國人的發明。早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古埃及人就想到蓬特國（索馬裏）去尋找貴重物品，如薰香、沒藥、象牙和寶石等。[4]這是已知世界上最早的遠征探險。腓尼基人（Phoenicians）是第一個以經商航海為主的海上民族，他們以勇敢航海家而聞名遐邇，從公元前兩千年代起，曾在東方的小亞細亞沿岸，在塞浦路斯島、愛琴海諸島以及黑海沿岸，建立過許多商業據點；到公元前一千年代前期，他們將殖民的觸角伸及西部地中海區域，並在西西裏、撒丁尼亞、巴利阿利群島，在北非、西班牙和直布羅陀海峽兩岸，創建了許多殖民城邦。在東部地中海區域，他們從事擄掠人口、販賣奴隸等海盜式的殖民活動，因而留下了“狡詐的”商人、騙子之類的罵名。不過，腓尼基人對人類的地理探險活動所做的貢獻，也不可漠視。據希羅多德記載，遠在公元前6世紀，他們就曾受雇於法老涅科斯（Necos）[5]，為埃及進行了第一次成功環繞大陸非洲沿岸航行的海上冒險活動[6]，相較於15世紀末葡萄牙人達·伽馬（Vasco da Gama）[7]開辟到達亞洲的新航路，早了大約兩千年。腓尼基人的殖民活動，不但直接促進了地中海區域的經濟發展，推動了各民族間的文化交往，也啟動了人類的全球化進程。

在腓尼基文明的影響下，古希臘人也以得天獨厚的自然環境為依托，積極開展航海、冒險與殖民活動，表現出了一個海洋民族具備的那種勇於開拓的大無畏精神。在古希臘史上，曾發生過兩次長時間、大規模的移民或殖民運動，這不僅促進了希臘城邦製度的形成，也為古典文明繁榮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公元前兩千年代末到公元前一千年代初，多利亞人由北而南的部落大遷移，是古希臘的第一次大殖民；第二次大殖民發生在古風時代（公元前8世紀—前6世紀），是屬於發展商業貿易和創建城邦的殖民活動。如果說城邦製度是希臘文明的根基，那麽海外殖民城邦則成為希臘城邦製度的濫觴。為了給多餘的人口尋找新的定居地，希臘人依照母邦樣式，周期性地建立海外殖民地，是為“強迫移民”，這和腓尼基人的殖民活動屬同一類型。[8]古希臘人並不十分關心地理的探險和發現，他們有目的、有計劃地向海外擴張，以拓殖新的城邦為主，並主要朝東方、南方、西方三麵進行拓殖，如此建立起來的殖民城邦，達數百個之多，遍布地中海的大部分地區和黑海沿岸。對於這種景象，古羅馬政治家西塞羅（Marcus Tullius Cicero）將其比喻為一條密縫於“蠻邦原野”這片大織錦上的花邊。[9]

作為西方古典文明的集大成者，羅馬人通過武力擴張來拓展自己的海外殖民帝國，把廣闊的地中海變成了這個龐大帝國的內湖，在那些被征服地區設立了幾十個海外行省，諸如西西裏、撒丁、科西嘉、伊利裏亞、馬其頓、亞細亞、敘利亞、阿非利加、西班牙、高盧、不列顛等，作為帝國的重要支柱；他們還建立起了通常由羅馬老兵戍守的要塞，以緩解長期困擾羅馬社會的人口問題和土地問題。[10]5世紀中葉，在日耳曼民族大遷徙浪潮的衝擊下，西羅馬帝國壽終正寢。

隨後，西歐社會受到日耳曼和羅馬雙重因素的共同作用，發生了劇烈的變化，主要表現為：政治重心由以意大利為核心的地中海區域轉移到以法蘭克為中心的歐洲內陸地區，經濟形態由羅馬古典奴隸製轉變為日耳曼封建農奴製，精神文化由世俗性和實用性結合的古典文化轉變為神秘色彩濃厚的基督教文化，文明發展模式由羅馬世界主義的單線一元化演變為日耳曼封建主義的複雜多元化。

中世紀的歐洲，進入了閉關內耗、墨守成規的千年。其間，僅僅由於羅馬教皇發動，各地的封建主、騎士、商人和農民參加的“十字軍東侵”（Crusades，1096—1270），西方人才打破那種與外部世界隔絕的局麵。在大航海時代來臨前，歐洲和東方的貿易主要是通過一些中介商進行的，包括阿拉伯人、意大利人，波斯人和印度人，由於他們壟斷地中海—印度洋商路，增加了東方商品進入歐洲市場的成本，減少了西歐商人的利潤。例如，黃金由阿拉伯商隊從非洲西部河床地帶經撒哈拉沙漠運來，香料（spices）由穆斯林商人和印度商人從印度和東南亞運來，西歐人不得不向中間商支付許多費用。十五、六世紀，當各地勁吹人文主義之風時，歐洲開始擺脫迷茫、紛亂與封閉的中世紀，大批的商人、貴族和冒險家衝破地中海活動的狹隘空間，急於奔向更廣闊的海洋，從而迎來了必將改變人類文明進程的地理大發現。

大航海時代，歐洲的第一批民族國家，位於西南歐伊比利亞半島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利用天時地利人和的優勢，擺脫農耕傳統的局限，率先衝向海外，去對那茫然無知的東方進行探險和擴張，其最初的動機主要在於，一方麵是為了設法打破東西方中間商的貿易壟斷權，尋找直達亞洲的新航路，以期獲取豐富的東方物產，特別是香料、絲綢等奢侈品，還有寶石、黃金和白銀一類的貴金屬，去圓那令人著迷的“黃金夢”；另一方麵是為了尋找傳說中的“七城島”，還有存在於非洲腹地、在約翰長老（John the Presbyter）統治下的基督教王國，雖然關於約翰長老的身份難以確證。15世紀，葡萄牙人首先到非洲探險，“非洲既是殖民探險的起點，又是殖民擴張的終點。”[11]1415年，他們占領了北非摩洛哥的休達（Ceuta），以此為跳板，再沿西非海岸向南航行，開啟了大航海時代地理考察、殖民探險的漫漫征程。

經過半個多世紀的拓殖，到15世紀70—80年代，葡萄牙人已為開辟通往東方的新航路作了必要準備。稍晚些時候，與葡萄牙人毗鄰而居的西班牙人，在趕走阿拉伯的殖民主義者完成“收複失地運動”（Reconquesta）[12]、建立起以專製主義為支柱的早期民族國家後，就像葡萄牙人一樣，積極參與新航路探險、地理發現和貿易競爭，開始構建自己的殖民帝國。

大航海時代的殖民運動，有著極為廣泛的內容，主要涉及地理探險和發現、建立商站（trading stations）、向海外移民、推銷貿易商品、海盜劫掠、奴隸貿易和掠奪資源，等等。伊比利亞人（Iberian）“到西非獲取黃金、奴隸和胡椒；到印度獲取胡椒、香料和絲綢，而且，對這種商業活動更具刺激力的是歐洲人的財力在1450—1600年間劇增，這些財力轉化為新的購買力和海外投資能力，以滿足富有者們日益增長的奢侈品需求”[13]。不過，當葡萄牙和西班牙日益朝著海洋帝國霸權的方向發展時，英國、法國和荷蘭等新興的民族國家也毫不遲疑，迅速跟進，走上了爭奪海外利益、進而創建帝國的殖民擴張之路。如此看來，殖民擴張和帝國發展之間存在著密切的關係，殖民是帝國的前提，帝國是殖民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