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被困塞浦路斯

英國對維持英帝國防務體係的強烈追求致使它在埃及受辱，在一個戰爭威脅沒有完全消失的時代，英國覺得殖民政策應該服從於帝國防務的需要，這使它完全背離了時代的潮流。同樣的思想也出現在塞浦路斯、亞丁等地。

對軍方來說，放棄那些在戰略上具有重要意義的地區是不可想象的，塞浦路斯正是這樣的一個地區。[93]同時，塞浦路斯在英國對抗共產主義力量的布局中也具有重要意義，塞浦路斯是“當前全球意識形態爭鬥中一個脆弱的突出部分”。[94]殖民部的一些官員認為，為了更好地維持對塞浦路斯的統治，英國應該推動塞浦路斯的政治發展，“一個自治的塞浦路斯……會為維持英國在該地區的影響做出有益的貢獻”[95]。外交部的一些官員也主張對塞浦路斯采取及時的讓步。[96]但是貝文反對塞浦路斯的政治發展，認為最明智的辦法是不討論塞浦路斯問題。貝文的看法得到軍方的支持，“應該采取強硬的態度來維持英國對塞浦路斯的主權”[97]。

對塞浦路斯的民族主義者來說，這種態度是不可接受的。他們認為英國應該在塞浦路斯推動政治發展，在這一要求的背後，是東正教民族主義者渴望塞浦路斯與希臘合並的訴求。

英國拒絕接受民族主義者關於成立大希臘的想法。塞浦路斯總督溫斯特（Lord Winster）把“大希臘”這樣的政治理想稱為幼稚的“塞浦路斯麻疹病”，負責中東事務的殖民部官員費希爾（Mary Fisher）對此使用了幾乎能夠找到的所有侮辱性詞匯，艾德禮也認為塞浦路斯民族主義者的想法是“泡沫而不是潮流”。[98]英國的這種態度是英國戰略考慮後的結果。一方麵，希臘正處於不確定狀態，共產黨在希臘的勢力很大，一個與塞浦路斯合並的大希臘有倒向蘇聯的危險。另一方麵，如果塞浦路斯民族主義者的理想實現，它會在英國的其他殖民地及占領地區造成多米諾骨牌效應，馬爾維納斯（福克蘭）群島、中國香港、直布羅陀、伯利茲等地都會麵臨同樣的問題。

1947年，英國授予馬耳他內部自治的權利。塞浦路斯共產黨聲稱塞浦路斯也應該獲得同樣的地位。為了撫慰民族主義者中的溫和派，英國殖民部建議內閣為塞浦路斯製定更加自由的憲法，允許塞浦路斯人參與內部事務管理，同時給予總督以很大的權力，這樣既能夠滿足塞浦路斯人的自治要求，也能夠保證英國的防務利益。艾德禮卻否決了這一建議，認為這一建議在印度已經試行過，但是並沒有效果，“它包含雙頭政治的所有缺陷，這一缺陷使不負責任的批評大行其道”[99]。內閣最後提供了一套替代方案，主張給予當地政府以更大的權力，選舉產生的立法會議與谘詢性的執行委員會對總督負責。仔細分析就可以發現，這一方案之所以出現，是因為它可以“確保我們的戰略利益”。[100]

但是這一方案在塞浦路斯的反響並不好。除土耳其裔塞浦路斯人接受外，大希臘主義者與希臘共產黨都不接受。1948年8月，塞浦路斯爆發了大規模的罷工，英國政府決定擱置該方案。

英國隨後任命強硬派懷特（Sir Arthur Wright）為新的塞浦路斯總督。懷特於1923-1943年在塞浦路斯工作，對塞浦路斯的情況非常了解。他建議英國對塞浦路斯的抵製態度采取強硬政策，並要求倫敦授予自己處理塞浦路斯問題的巨大權力。殖民部官員認為懷特的政策不會有結果，但是外交部支持懷特，力主內閣授予懷特大權。英國內閣則認為首先應該讓軍方評估塞浦路斯的戰略價值。1950年6月，軍方提交了評估報告，認為塞浦路斯的戰略地位至關重要。軍方同時指出，由於冷戰的加劇，英國必須考慮盟友土耳其的態度，如果處理塞浦路斯問題失當，英國可能失去土耳其，甚至導致土耳其進入蘇聯的懷抱，這對西方盟國來說將是“災難性的”。[101]

軍方報告使那些對塞浦路斯采取強硬態度的觀點占據上風，懷特被授權對塞浦路斯采取強硬政策，殖民部所能做的不過是盡量不讓英國公眾與國際社會知道塞浦路斯的真實情況而已。

1951年保守黨上台後，英國仍然拒絕對塞浦路斯民族主義者的大希臘計劃做出讓步。1953年，在希臘休養的艾登斬釘截鐵地告訴希臘人，根本就沒有什麽塞浦路斯問題，他甚至諷刺說希臘應該收複紐約，因為紐約的希臘人比塞浦路斯的希臘人還要多。[102]1954年7月，殖民部官員霍普金森（Henry Hopkinson）在公開演講中表明了相同的立場，他指出：“由於一些特殊狀況，英聯邦中的某些地區永遠也不可能獲得完全自治的地位。”[103]

保守黨政府為什麽在塞浦路斯問題上表現得如此頑固？第一，塞浦路斯的戰略價值對英國來說是有增無減。英國與埃及關係的惡化使蘇伊士運河基地的變數很大，塞浦路斯很快被當作替代戰略據點，1955年，英國在蘇伊士運河區的統帥部遷到了塞浦路斯。第二，希臘共產黨勢力強大，塞浦路斯與希臘合並後有可能落入蘇聯的勢力範圍，“我們必須防止在一個更加重要的地區出現另一個英屬圭亞那”[104]。第三，土耳其因素在英國政府的考慮中占據重要地位。在塞浦路斯，土耳其族人占總人口的近20%。作為英國在中東的盟友，土耳其反對塞浦路斯與希臘合並，認為一個近在咫尺的大希臘政權是對土耳其的嚴重威脅。為了獲得盟友的合作與支持，英國必須照顧土耳其的意願。[105]第四，就艾登而言，他在蘇伊士運河問題上的政策已經引起保守黨右派的嚴重抗議，為了撫慰這些右派，艾登在塞浦路斯問題上的立場表現得非常強硬。

英國的態度首先激怒了希臘，現在希臘被迫把自己與塞浦路斯的獨立事業綁在了一起。在霍普金森講話後不久，希臘政府把塞浦路斯問題提交到了聯合國。英國的頑固態度也激怒了塞浦路斯的民族主義者，他們變得越來越桀驁不馴。1952年7月，塞浦路斯希臘東正教大主教馬卡裏奧斯（Archbishop Makarios）開始擔任革命委員會主席，他很快任命一名叫格裏瓦斯（George Grivas）的軍人擔任委員會的軍事負責人。格裏瓦斯認為要在塞浦路斯贏得勝利，唯一的辦法是進行軍事鬥爭，隻有這樣才能在希臘本土喚起民眾，吸引全世界的注意力，並最終使英國人從塞浦路斯撤退。在格裏瓦斯的領導下，塞浦路斯的反英鬥爭向武裝暴力方向發展。

麵對聯合國與塞浦路斯民族主義者的反對，丘吉爾主張實行“強硬但務實的政策”。[106]殖民大臣博伊德根據這一指導思想為塞浦路斯提出新的憲法構想：在新的立法會議中，以選舉的多數取代任命的多數。但是，博伊德不同意完全由選舉成員組成立法會議，艾登也拒絕討論塞浦路斯的主權問題。[107]塞浦路斯的自決權也被否決了，因為，“英國應該避免對希臘傾斜太多以致疏遠土耳其，這一點是至關重要的”[108]。在1956年的拉德克裏夫計劃中，英國仍然堅持控製塞浦路斯的外交、防務事宜。

英國的態度導致塞浦路斯發生大規模的暴力活動。1955年4月，在馬卡裏奧斯大主教的支持下，格裏瓦斯宣布了“第一份革命宣言”，[109]塞浦路斯的反英武裝鬥爭組織“埃奧卡”（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Cyprus Fighters，簡稱EOKA）全麵啟動。在武裝鬥爭的背後，是絕大部分希臘族塞浦路斯人的強大支持。

麵對塞浦路斯的暴力活動，英國派出帝國總參謀長哈丁（Sir John Harding）擔任塞浦路斯總督。哈丁上任後不久，就把鎮壓“埃奧卡”列為政府的中心任務。由於懷疑大主教與“埃奧卡”有關，馬卡裏奧斯被放逐到了遙遠的塞舌爾群島。但是，放逐馬卡裏奧斯反而使極端派格裏瓦斯可以更加放開手腳來對付英國人。“埃奧卡”把襲擊對象從士兵、警察和希臘族塞浦路斯“叛徒”擴大到了英國平民。到麥克米倫政府時期，“埃奧卡”的暴力活動使英國不堪其擾。1957年6月，處理殖民問題的核心機構內閣殖民政策委員會（Cabinet Colonial Policy Committee）[110]得出結論，英國應該從塞浦路斯目前的“可憎狀態與高昂代價”中解脫出來。[111]

實際上，英國的這一轉變有深刻的原因。第一，蘇伊士運河事件發生後，英國的防務計劃發生改變，麥克米倫政府決定放棄維持大規模的常規部隊而追求廉價的核武器，現役軍人從70萬左右縮減到了37.5萬人。[112]新的防務政策也使英國不必要完全保有對塞浦路斯的主權，英國隻要在塞浦路斯擁有兩個空軍基地就足夠了。第二，“埃奧卡”的暴力活動使塞浦路斯成為一個國際問題，英國既麵臨著塞浦路斯的暴力鬥爭，在國際上也因為實行過時的殖民統治而遭到譴責。第三，隨著1955年土耳其卷入塞浦路斯問題，塞浦路斯的局麵越來越具有不可控的爆炸性，塞浦路斯希臘族與土耳其族有爆發內戰的危險，而英國可能卷入其中。[113]

麥克米倫決定一勞永逸地解決塞浦路斯問題。他上台不久，就取消了對馬卡裏奧斯的放逐，同時任命自由派政治人物休.富特爵士（Sir Hugh Foot）取代哈丁的總督職位。富特很快提出建議，英國應該在塞浦路斯推行內部自治政策，在經過7年的過渡期後，英國應該給塞浦路斯以自決的權利。但是麥克米倫認為這一計劃影響了英國與土耳其的關係，而隨著英國的忠實盟友努裏（Nuri-al-Said）首相在伊拉克的垮台，土耳其在英國中東防務戰略上的地位更加重要。麥克米倫的方案是計劃邀請希臘、土耳其共同參與解決塞浦路斯問題。

1959年2月，在蘇黎世會議上，希臘放棄了與塞浦路斯合並的要求，土耳其則放棄了分裂塞浦路斯的計劃。馬卡裏奧斯大主教也逐漸認識到妥協的必要性，1958年9月，馬卡裏奧斯最終同意了英國對塞浦路斯的處理意見，也放棄了大希臘的理想。

1960年8月16日，塞浦路斯獨立，新國家實行某種形式的聯邦製，由希臘族人擔任總統，土耳其族人擔任副總統，在內閣中，土耳其族人也獲得了與其人口比重不成比例的特權，希臘族官員與土耳其族官員的比例為7∶3。塞浦路斯的獨立由英國、希臘、土耳其聯合進行擔保，而英國則繼續保留對塞浦路斯兩個軍事基地的所有權。

這一妥協方案為塞浦路斯的民族衝突埋下一個當量巨大的定時炸彈。獨立後不到三年，塞浦路斯就爆發了內戰。1974年，土耳其軍隊應塞浦路斯土耳其族人的要求入侵塞浦路斯，造成了塞浦路斯事實上的分裂。

塞浦路斯的苦果是英國人為的產物。英國為了自身戰略的需要，頑固反對塞浦路斯民族主義者的要求。在形勢的壓力下，英國仍然根據自己的戰略需要處理塞浦路斯問題，更多地照顧了土耳其的願望並把土耳其引入塞浦路斯事務，這是塞浦路斯分裂的重要原因。在很大程度上，英國必須為塞浦路斯的分裂負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