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鷹堡的傳說與“福丁布拉斯”效應
20世紀伊始,一名熱衷史料考證的學生決心對弗朗茨·斐迪南大公的家族譜係進行追根溯源,這位斐迪南大公正是奧匈帝國皇帝弗朗茨·約瑟夫一世的繼承人。經過初步整理,他得出了一份長達33頁表格的家譜,其中包含4000多位弗朗茨·斐迪南大公的先祖姓名,時間可追溯至16世紀。鑒於哈布斯堡皇族中普遍存在的近親通婚行為——表兄娶表妹,甚至外甥女嫁舅父等隔代婚配怪相屢見不鮮,這位學生最終隻確定了1500人的身份。因此也就不難理解,弗朗茨·斐迪南大公與16世紀在位的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斐迪南一世之間,足足隔了100多位先祖,卻與皇帝寂寂無聞的遠房表妹——無比虔誠的洛林的蕾娜特,僅僅間隔了25人。
作為弗朗茨·斐迪南大公的狂熱擁躉,這位勤奮的學生隨後旁征博引地對當時歐洲各國皇室中普遍存在的**風俗進行了一番繪聲繪色的描述,意在為發生在哈布斯堡皇族中的近親通婚醜行來辯白和粉飾。同時,他還為自己的研究未能深入中世紀時期而深感懊悔。倘若這位青年果真將研究工作進行到11世紀的歐洲,那麽迎接他的將會是弗朗茨·斐迪南大公的成百上千位先祖,每向前追溯一代,先祖的數量就會翻上一番。不出意外,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相關史料記載勢必越發模糊甚至語焉不詳,工作量也將大為減少。到了10世紀,哈布斯堡家族本應異常擁擠的家譜忽然變得空空****,成百上千位先祖消失得無影無蹤,隻在浩如煙海的史料中留下了為數不多的幾個麵目模糊的身影。
關於哈布斯堡家族早期曆史的書籍更像是一部彌漫著懸疑與驚悚的小說,傳說中,哈布斯堡家族的血脈可以從阿爾薩斯伯爵那神秘的埃提克(Etichonid)家族,一直追溯到法蘭克墨洛溫王朝的國王,傳說中他們的先祖是一頭生活在5世紀長著五隻角的公牛。史書中,最早關於哈布斯堡家族活動的記載出現於10世紀晚期的萊茵河上遊和阿爾薩斯地區,也就是今天的德法邊境以及瑞士北部的阿爾高州。這片領地位於當時的士瓦本公國境內,同時也是神聖羅馬帝國的領土,它被劃分為享有自治權的不同郡縣,分別賜予多位伯爵所有。哈布斯堡家族第一位有史可查的成員是一位名叫坎澤林(Kanzelin,也稱嵐澤林)的小伯爵,據後人記載,其領地位於阿爾滕堡的一座小型要塞周圍,鄰近瑞士阿爾高州小鎮布魯格。
990年左右,坎澤林去世,其子拉德波特(Radbot)和魯道夫分割並繼承了伯爵的領地。拉德波特的領地上有一座名叫穆裏的小村莊,位於阿爾滕堡以南25千米。婚後,拉德波特將穆裏作為新婚禮物送給了新娘伊塔(伊塔),後者於1027年在這裏修建了一座本篤會修道院。伊塔的善舉也為自己在修道院教堂的聖壇旁邊換得一處長眠之所。在經曆了1523年伯爾尼新教徒對修道院的洗劫後,她的墳墓奇跡般完好無損,並保存至今。之後的歲月裏,伊塔又迎來了哈布斯堡王朝末代皇帝卡爾一世和皇後濟塔的聖體,兩人的心髒被保存在聖壇隔壁小教堂的骨灰甕中。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作為戰敗國皇帝,卡爾一世被禁止返回奧地利,並在1922年死於葡萄牙馬德拉島,卡爾遺體的剩餘部分也保存在此地。皇後濟塔死後則被安葬於維也納嘉布遣會教堂的地下室中。
有了眾多信徒的慷慨捐贈,穆裏的修道院在創始人的悉心經營下日益繁盛。修道院的私產遍布附近40多個村落,除此之外,還供奉著上百位先賢義士的遺骨以及各種聖物殘片,諸如耶穌受難十字架、創作十誡時使用的桌子、羅馬總督彼拉多審判耶穌基督時身邊的柱子。拉德波特和伊塔的子孫後代更是把修道院當成了自家財產。經過家族成員的世代經營,香火日盛的修道院儼然成了哈布斯堡家族的“私家寺院”——一塊為超度先祖舉行各種彌撒聖祭的祖傳墓地,修道院院長也由哈布斯堡家族指派專人擔任。他們每以修道院的守護者(也被稱為“主事”或“讚助人”)自居,並以此為由向修道院索取酬金。
拉德波特之子,被後人稱為“虔誠者”的維爾納(Werner,1025—1096),忐忑不安地關注著在克呂尼和伊爾鬆兩地的大修道院中興起的改革風潮,新風俗號召修士們絕對服從教皇,長時間連續禱告並遠離世俗生活。據說穆裏的修士們自由散漫的做派令維爾納大失所望,為了整肅風氣,他將黑森林中恪守教規的修士引入穆裏的修道院。然而,維爾納的一片苦心卻隻換來了事與願違的結局。教會改革運動[1]表麵上是為了規範修士的道德品行,其深層目的卻是強化上層神職人員對教會權力的控製,進而清除世俗勢力對修道院事務的滲透與幹涉。顯然,這些訴求與維爾納的核心利益南轅北轍,他無奈地意識到這座傾注了整個家族幾代心血的修道院正在與自己漸行漸遠。
11世紀80年代中葉,維爾納以自己的舅舅(或者舅爺),60年前的斯特拉斯堡大主教維爾納的名義,偽造了一份假憲章。假憲章授予它所謂的作者——維爾納大主教以建造修道院並在家族中指派人員擔任院長職位的永久權利。這份假憲章先是被呈送阿爾高領主大會並被記錄在案,隨後又在羅馬獲得了樞機主教團的批準。為了增加故事的可信度,維爾納豢養的僧侶甚至捏造了一份訃告單,上麵煞有介事地列出了需要舉行彌撒聖祭的逝者姓名。訃告上,紅衣主教維爾納的大名赫然在列,而真正的修道院創始人伊塔的名字卻不知所終。就這樣,大主教堂而皇之地取代伊塔搖身一變成了修道院的創始人,似乎也就順理成章地獲得了假憲章中羅列的各種子虛烏有的特權。
1114年,假憲章的條款甚至獲得了神聖羅馬帝國皇帝亨利五世的批準。不僅如此,皇帝還增立了新條款,禁止修道院保護者憑借職權牟取私利,並且不得幹涉修道院的日常事務。自此以後,維爾納的後代逐漸被剝奪了對修道院的控製權。為了防止沮喪的保護者監守自盜,修士們對修道院名下的田產和珍貴聖物逐一登記造冊。他們甚至還拚湊出一份早期的穆裏地方誌,將哈布斯堡家族描述為一夥無惡不作的土匪強盜,為了救贖自己罪惡的靈魂才不得不捐贈土地建造了這座修道院。盡管修士們口中關於穆裏曆史的描述略有捕風捉影之嫌,然而他們的敘述卻在客觀上印證了早期哈布斯堡家族作為強盜集團的本來麵目,正如現代曆史學家所述,“他們橫行鄉裏,燒殺搶掠,無惡不作”。
封建領主大量興建修道院作為私人禱告場所,在一場接一場的彌撒聖祭中,期盼自己罪惡的靈魂得以早日穿越煉獄,升入天國。他們還修建城堡以確保自己在俗世的安全。在過去,軍事要塞大多使用土木結構,自11世紀開始,堡壘開始廣泛采用木石結構。城堡最初的用途是抵禦外敵,加強統治,威懾四周的領地與子民。同時,高聳的城堡也象征著封建領主們日益膨脹的割據力量。位於瑞士境內的阿爾高州是中世紀歐洲城堡最為集中的地區之一。據一位19世紀末的文物工作者統計,僅在1400平方千米(550平方英裏)的區域內就分布著大大小小70餘座石堡,它們的曆史可以追溯到14世紀之前。阿爾高地區水草豐美的牧場和穿越阿爾卑斯山脈的交通要道,自古以來都是鄰國們覬覦垂涎的目標,是城堡為這一切提供了安全的保障。
傳說中,拉德波特外出狩獵時遺失了心愛的雄鷹。在尋找獵鷹途中,他在阿勒河(Aare river)畔無意中發現了一片突起的岩層,這裏位於領地邊緣,看上去正是一處修建城堡的理想之地。於是拉德波特在此建起了一座城堡,取名為哈比希特堡(Habichtsburg),或稱鷹堡(在古高地德語中,鷹的發音是哈比希特或哈布)。從此,作為簡稱的哈布斯堡就成了城堡的名字,並在拉德波特的子孫中世代傳承下來。幾個世紀以來,關於拉德波特的獵鷹和哈布斯堡起源的傳說,依然在充滿浪漫主義幻想的民眾中經久不衰,廣為流傳。第一位著手編纂哈布斯堡家族曆史的英國曆史學家阿奇迪肯·威廉·考克斯在描述哈布斯堡給自己帶來的震撼時,就將自己比作了在古羅馬城市廣場遺跡進行考察時的愛德華·吉本。
盡管已經被改建成酒店,城垛上插滿遮陽傘,坐落在陡坡上的哈布斯堡依然不失其威嚴本色。然而,關於拉德波特獵鷹的故事難免有些牽強附會,因為直到11世紀80年代,哈比希特堡的名字才首次出現在曆史記載中。事實上,哈布斯堡的由來很可能與鷹毫無關係,而是得名於一處淺灘(德語發音哈芬,Hafen),因為這座城堡恰好位於阿勒河的一處河口附近。而且,“哈布斯堡”及其早期的多種別稱,譬如,哈凡奇斯堡、哈芬奇斯堡、哈威斯堡(Havechisburg、Havichsberg、Havesborc)等,僅僅是家族青睞的地名之一。伴隨整個家族勢力的大舉擴張,哈布斯堡也逐漸湮沒在了浩若繁星的家族產業的名錄中。直到18世紀,哈布斯堡的名字才重又得以煥發生機,當時的歐洲社會認祖歸宗之風盛行,1803年席勒的流行曆史民謠《哈布斯堡伯爵》問世後,哈布斯堡更成了街談巷議的時髦話題。彼時,唯一還對哈布斯堡的名頭念念不忘的,隻有來自英格蘭沃裏克郡的登比伯爵一家。作為徹頭徹尾的暴發戶,他們隻能寄希望於通過捏造顯赫的家世和浮誇的外國頭銜來為自己卑微的家族姓氏塗脂抹粉。
曆史上的哈布斯堡,其最初用途是一座可以居住的軍事要塞,而不是後人口中猥瑣不堪的“土匪窩”。哈布斯堡的原始主體建築是一座長18米、寬13米的矩形石堡,石牆底部厚度達2米(6英尺)。隨後在此之上增建了一座四層起居所,東北部緊連一座方塔。12世紀末,在石堡和方塔四周又豎起了一條側牆,圍出了一個庭院。同時,石堡主體西側動工修建了第二座方塔,與之後陸續完工的大廳和寢宮一道組成了一座全新的院落。今天對遊客開放參觀的部分便是這處年代較近的建築群,而城堡的其他部分早已在歲月的侵蝕下化為一堆堆瓦礫。
整個13世紀後半葉,相較於荒蕪廢棄的鷹堡,哈布斯堡家族顯然更加青睞位於鷹堡以南10公裏的倫茨堡。此外,維爾納的重孫,“富有者”阿爾布雷希特(死於1199年),曾先後在布魯格和阿爾高的巴登小城修建了保存至今的黑塔城堡,以及淪為廢墟的山頂城堡。相較於地處偏遠的鷹堡,布魯格和巴登的城堡靠近市集,便於進行采買事宜,因而更適合作為寢宮居住。古老的哈布斯堡則被分封賞賜給王朝的眾多諸侯,隨即被拆分成兩個獨立的城堡,並最終於1415年被伯爾尼市政廳接管。
中世紀的歐洲大地上,阿勒河、利馬特河與羅伊斯河的水麵上波光粼粼,航運繁忙,哈布斯堡家族的中心領地正位於三河交匯地區,這片土地同時也控製著瑞士內陸山區通往低地平原的交通要道。13世紀初,阿爾卑斯山脈的聖哥達隘口開通後,絡繹不絕的意大利北境商賈穿過盧塞恩和阿爾高,到達尚帕涅和佛蘭德斯兩地的農貿集市,帶來了羊毛、布匹、金屬製品以及各種魚類,哈布斯堡家族分布在沿途的幾十個收費站口乘機大發橫財。阿爾高地區肥沃的台地上孕育出發達的農業,當地佃農除向哈布斯堡家族支付貨幣地租和實物地租之外,還要為飼料、磨坊和牧草的使用權支付費用。根據14世紀早期哈布斯堡附近一座村莊的記載,“兩位溫迪施的佃農,每人每年交租黑麥二配克,共計一蒲式耳;兩頭豬,其中一頭價值八先令,另一頭七先令;兩隻羊羔,每隻價值18便士;四隻母雞和40個雞蛋。”(一先令等於12便士,一蒲式耳等於65品脫或者35公升)
傳說在個別阿爾高地區的哈布斯堡領地中,農民甚至要向自己的領主支付三先令以贖回妻子的“**權”。民族主義曆史學家對於塑造喪心病狂的惡棍暴君樂此不疲,而在瑞士曆史中,反麵典型通常都由哈布斯堡家族扮演。這也就是瑞士曆史學家筆下三先令的由來,他們認為這項哈布斯堡領主強加的稅賦帶有強烈的性羞辱和人身歧視,令人無法忍受。而事實上,關於所謂“**權”的曆史記載純屬後人想當然的臆測和杜撰。三先令作為尋常的婚禮稅項,其實質無異於標誌狂歡結束的封齋節獻禮,普遍存在於當時瑞士各處領地中。現實中,哈布斯堡家族征收的農業稅賦大多因缺乏貫徹執行最終不了了之了。溫迪施的佃農們大部分時間裏都享受著輕鬆愉快的田園生活。
13世紀之前,哈布斯堡家族的大部分收入都來自其境內無處不在的通行稅口,其中尤以位於巴登和布魯格地區的橋梁稅口為甚。另一部分收入則來自家族掌握的行政司法特權。在14世紀初關於哈布斯堡家族私產與收入的記載中,此種權力通常被概括為“罰沒、奴役以及審判竊賊與伸張正義”。按照慣例,罰金和沒收財物歸領主所有,因而成為一項重要財政來源。倚仗雄厚的財力,哈布斯堡家族大肆籠絡封建大地主階層為自己賣命。作為回報,他們被賜予或允許以封臣的身份代表哈布斯堡大領主修建並經營城堡。到了14世紀,哈布斯堡家族控製下的城堡多達30座,分布在從康斯坦茨湖到萊茵河西岸以及阿爾薩斯之間的廣闊地區,每座城堡周圍又散落著大小村莊、采邑和農莊。因此,哈布斯堡家族絕非某些曆史學家臆測中的那樣,是一幫捉襟見肘的中世紀“窮酸伯爵”。
在故事的開始,哈布斯堡僅僅是瑞士阿爾高州眾多封建領主家族中的普通一員。曆史學家傾向於將他們的崛起歸功於權謀政治。12世紀伊始,他們支持皇帝洛泰爾三世[2](1125—1137)對抗霍亨斯陶芬家族,作為回報獲得了洛泰爾賞賜的大片上阿爾薩斯田產以及尊貴的伯爵領主頭銜。到了12世紀中葉,朝秦暮楚的哈布斯堡家族轉而投入霍亨斯陶芬家族的懷抱。1167年,效忠於霍亨斯陶芬皇帝“紅胡子”腓特烈一世的維爾納二世,也就是老維爾納伯爵的孫子,戰死於羅馬城郊。其子“富有者”阿爾布雷希特和孫子“老人”魯道夫(也稱“好人”魯道夫,死於1232年)分別效忠於斯陶芬家族的後裔,士瓦本的菲利普和斯陶芬的腓特烈。魯道夫還為腓特烈的軍事行動提供了資助,最終協助他於1211年登上神聖羅馬帝國的皇位,即曆史上的腓特烈二世皇帝。作為回報,魯道夫被恩準與斯陶芬家族通婚並獲得了神聖羅馬帝國西南部的大片領土,腓特烈二世還成了魯道夫孫子的教父。
哈布斯堡家族的崛起似乎完美印證了所謂的“福丁布拉斯”效應。
莎士比亞戲劇《哈姆雷特》的最後一幕中,當所有對手盡數倒地身亡之時,挪威王子福丁布拉斯姍姍來遲,他將已成囊中之物的空王冠稱為“回憶的饋贈”。正如莎翁筆下的福丁布拉斯一樣,在所有對手灰飛煙滅之後,哈布斯堡家族粉墨登場。整個12、13世紀,他們都忙著與今天瑞士境內和德國西南部的封建領主家族迎來嫁去,一旦皇室親家斷子絕嗣,哈布斯堡家族便名正言順地出麵接收這些“回憶的饋贈”,如法炮製之下,哈布斯堡家族相繼全部或部分接收了倫茨堡、柏夫蘭杜夫,以及洪堡家族的大片領地。盡管起初哈布斯堡家族僅繼承了倫茨堡遺產的一小部分,然而這塊於12世紀70年代獲得的土地卻為他們帶來了一個伯爵的頭銜,這也是哈布斯堡家族唯一保留至今的尊貴頭銜。
當策林根家族和基堡家族分別於1218年和1264年絕嗣後,哈布斯堡人終於在神聖羅馬帝國西南部迎來了規模空前的領地擴張。作為斯陶芬家族的宿敵,策林根家族廣袤的領地從黑森林一直延伸到薩伏依。最後的公爵貝托爾德五世死後無嗣,策林根家族的領地隨即遭到瓜分。基堡家族憑借與貝托爾德姊妹的姻親關係,獲得大部分策林根領地的繼承權。然而造化弄人,基堡家族也於1264年陷入絕嗣困境。由於母親來自基堡家族,“老人”魯道夫的孫子,哈布斯堡伯爵魯道夫(1218—1291)就名正言順地繼承了基堡家族位於蘇黎世和康斯坦茨湖之間的大片領地,其中就包括策林根家族的領地,以及哈布斯堡家族在一個世紀前的遺產繼承戰中失之交臂的倫茨堡領地。
現實中的哈布斯堡,對家族領地的占有遠不如紙麵上那樣成果斐然。其廣闊領土上四散分布著各種城鎮、自由村莊、教會地產甚至還夾雜著其他領主的領地。有的土地作為抵押物被典當,有些則被委托給差役和公仆打理以換取地租收入。租金等應收賬款常被打包出售或由包稅人代理以加快現金回流。麵對各自為政的封建領主、盤根錯節而又瞬息萬變的領地事務,實施統一而有效的管轄對於哈布斯堡家族來說無異於癡人說夢。即便如此,哈布斯堡家族依然是13世紀中葉士瓦本公國境內權勢滔天的名門望族。他們的領地西起斯特拉斯堡,東至康斯坦茨湖畔,北接阿勒河,向南直達阿爾卑斯山腳植被茂密的穀地,從今天的法國東部地區一直延伸到奧地利的西部邊界,並包含了瑞士北部的廣大區域。正是在這片廣袤無垠的大地上,“老人”魯道夫的孫子魯道夫伯爵,親手揭開了哈布斯堡家族崛起的宏偉篇章——成為神聖羅馬帝國的主人。
哈布斯堡家族幸運地控製了意大利北部和法國之間的交通要道,以及沿途作為重要財政來源的眾多通行稅口。他們所奉行的外交戰略似乎總能帶來出乎意料的驚喜。隱藏在哈布斯堡家族早期擴張背後的,是他們世世代代血脈相承的隱忍與堅毅。正如那位研究弗朗茨·斐迪南大公的勤奮學生所說,笑到最後的一方總是哈布斯堡人。枝繁葉茂的哈布斯堡家族隨時準備派出自己血統純正的皇子皇侄們奔赴異國他鄉繼承王位,接收領土。眾多健康長壽的皇位繼承人也確保了哈布斯堡人可以通過家族聯姻迅速積累土地和財富。在接下來的幾個世紀裏,哈布斯堡家族隻需靜靜等待福丁布拉斯時刻的到來,從容收割來自“回憶的饋贈”。“死人哪有資格談論勝利?”奧地利詩人萊納·馬利亞·裏爾克(1875—1926)的靈魂之問如今聽來依然振聾發聵。的確,對早期的哈布斯堡家族來說,活著就是勝利。
[1] 克呂尼運動,是10—11世紀天主教內部進行的一係列改革,致力於恢複傳統的修道生活,後演化為主教敘任權之爭。——編者注
[2] 或稱洛泰爾二世,部分史學家因將洛林的洛泰爾視作洛泰爾二世,而將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洛泰爾稱為洛泰爾三世。——編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