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朱見深——被忽視的仁君
成化三年（公元1467年），廣寧（今遼寧省北鎮市），總兵府。
一位異裝打扮的猛漢被總兵府的兵士牢牢按住，他不停地大聲呼喊，咒罵聲中不時夾雜著聽不懂的語言。離總兵府不遠的驛館，一百多位異裝兵士衝向大街，但還沒走多遠就被街巷中埋伏的明軍團團圍住，一場廝殺在市井之中頓時展開。刀光劍影之後，異裝士兵中有二十六人被當場斬殺。這些人是來自遼東的建州女真人，而被擒的猛漢是建州女真首領之一——愛新覺羅·董山（充善）。
董山被擒後不久，一支裝備精良的明軍就出現在了遼東的白山黑水之間。這支部隊以左都禦史李秉為提督、武靖伯趙輔為總兵官從撫順出關，在東北牡丹江、綏芬河的廣大區域之間對建州女真進行了一個月的“地毯式”圍剿，配合參戰的還有朝鮮軍近萬人。
此次軍事行動中，建州女真老營被明朝聯軍完全摧毀，明軍攻破女真佛阿拉、戴咬納、嘹哈、朗家等寨。朝鮮軍隊更絕，主將康純、大將魚有詔分別撲向建州衛所在地婆豬江兩岸與吾爾府等處，攻破李滿住（ 建州女真首領之一，清朝皇室先祖之一）父子據守的山寨後，大肆斬殺女真人，李滿住與其子李古納哈死於亂戰之中。意猶未盡的魚有詔令軍士在寨中大樹上刻寫“朝鮮主將康純、大將魚有詔等滅建州衛兀彌府諸寨，搗落屯落而還”，隨後押解俘獲的建州衛人畜而返。經過此戰，建州女真被明廷剿滅殆盡，山寨盡毀，牛羊全無。剩餘的部族成員遁匿於東北的白山黑水之間，而被俘獲的女真人則被謫戍福建等省份。
這就是“成化犁庭”事件，也稱“丁亥之役”。此次軍事行動之後，明軍主將趙輔在其《平夷賦》中描述道：“強壯就戮，老稚盡俘，若土崩而火滅，猶瓦解而冰消，空其藏而瀦其宅，杜其穴而空其巢，旬日之內，虜境以之蕭條。”此次戰役讓建州女真遭到了毀滅性的打擊，為東北地區爭取了半個世紀的穩定狀態。而這場軍事行動的最高指揮者就是明帝國的第八位君主——明憲宗朱見深。這位繼位沒幾年的皇帝，對建州女真在東北地區的劫掠行為忍無可忍，做出了“犁庭掃穴，絕其種類”的指示。然而，清朝入主中原後在組織撰修《明史》的時候將此事刻意地淡化了，所以這場戰役不為大多數人所知。
成化三年的犁庭軍事行動結束不久，董山就被明廷處決了，而董山還有一個身份——清太祖努爾哈赤的五世祖。《明史》是清廷組織編修的，對於這種祖先被滅的醜事，怎麽能大肆宣揚呢？於是憲宗成了清廷眼中的滅族仇人，清朝穀應泰（清代文苑第一人）在《明史紀事本末》中對明憲宗的評價極為負麵：“憲宗躬法桓靈，養奸甫節。卿貳大臣，直皆收問；局司近侍，直得更張。檻車逮治，南署空曹；緹騎行邊，北門不守。明世中人，多竊寵靈，亦未有顯挈利器，授人斷割如憲宗者昔。”穀應泰專挑憲宗被人詬病的地方，說憲宗照著曆史上著名的昏君漢桓帝、漢靈帝學樣子。封建帝王，即便是唐宗宋祖般的一代雄主，也有很多被後世詬病的缺點。我們現在品讀的曆史，很多的資料都經過了作者的主觀加工，評價一個帝王是否偉大，應該尊重客觀事實，看其在位期間社會及國家的發展程度。
憲宗在位二十三年，但是名氣卻不大，以至於大家熟知憲宗之父英宗，了解憲宗之子孝宗，唯獨遺忘了憲宗，但這個皇帝也絕對沒有穀應泰說的那麽昏庸。
天順元年（公元1457年），北京。
這一年，景泰三年被廢皇太子身份改封為沂王的朱見深，迎來了人生中的第二次轉機，在奪門之變中複位的英宗恢複了朱見深的皇太子身份。然而，就在恢複身份的這個節骨眼兒上，大家發現冊立詔書上寫的名字居然是“朱見濡”，有的人甚至猜這家夥是不是英宗的私生子，最後才搞明白是起草詔書時把皇太子的名字給寫錯了。
朱見深被複立為皇太子時已經十歲了，但到天順二年（公元1458年）才出閣讀書。他作為明朝的第八位君主，正好在明朝十六帝中間，而成化年也確實起到了承上啟下的作用。大明王朝經曆了土木堡之變、奪門之變之後，可以說是內憂外患——大藤峽起義、荊襄流民暴亂，就連天府之國四川也是動**不安；邊境土木堡的影響遲遲未消，蒙古不斷犯邊，女真也在東北蠢蠢欲動。十七歲的朱見深初登大寶，就遇到這一係列棘手的事，但是這位年輕的帝王卻交出了一份令人滿意的答卷，成化犁庭就是成功案例之一。
明朝的疆域，在中外史學界一直存在爭議。雖然在盛世的勢力範圍最大時東北抵日本海、外興安嶺，北達陰山，西至新疆哈密，西南達緬甸和暹羅北境，明廷還在青藏地區設有羈縻衛所，甚至一度擊敗安南，設交趾布政使司，但由於惡劣的自然條件和複雜的民族關係，中央政府在西藏、遼東等邊疆地區大多采用的是羈縻統治的方式，給予地區民族很大的自治權。
東北地區，雖然早在洪武時期就設置了兀良三衛，但蒙古舊部——韃靼、瓦剌在此地區擁有著實際操控權；而明朝建國之初在東北設立的奴兒幹都司，雖然範圍囊括了今日亞洲遠東地區的外興安嶺，直達鄂霍次克海，但是同樣也是以冊封女真部落首領世襲的間接統治為主。王朝強盛的時候以上地區還能臣服，土木堡之變之後這些部落就開始蠢蠢欲動，東北的女真人就是這樣。
東北廣袤的白山黑水之間，繁衍生息的女真人主要分為三大部：建州女真（主要分布在牡丹江、綏芬河及長白山地區）、海西女真（主要分布在鬆花江流域）和野人女真（散布於黑龍江沿岸與庫頁島等地）。
永樂二年，明廷設立建州衛管理女真，後來又在永樂十四年（公元1416年）設建州左衛，委任猛哥帖木兒專管建州左衛事宜。這裏的猛哥帖木兒就是清朝肇祖原皇帝愛新覺羅·孟特穆，猛哥帖木兒死後其弟凡察被明廷封為都督僉事。到了正統三年，建州衛遷到今天的赫圖阿拉為中心住牧，隨後建州左衛也遷移到不遠的居佛阿拉城（今遼寧新賓永陵鎮）。正統七年（公元1442年），明廷又設建州右衛，凡察掌右衛，委猛哥帖木兒之子董山掌左衛，以馬爾墩嶺為界，至此建州三衛形成，但是遼東地區卻沒有像明政府期望的那樣風平浪靜。因為建州女真接受漢化程度比較深，整體實力遠大於其他兩部，他們開始表達出對明廷朝貢體係的不滿，要求提高入貢的關東貨物和朝見使者的數量。同時建州女真頻繁侵擾邊境，掠奪邊民的糧食財物，就連明廷的“小兄弟”朝鮮都不放過。
成化二年（公元1466年），遼東總兵官鄭宏奏報董山帶領部眾從開原慶雲堡以西深入大肆搶掠，慶雲堡以東的見刺、榆堝等哨所也連升煙火告急。這一地區的矛盾本質在於女真族的逐漸崛起與明廷勢力的衝突，讓人不由得聯想起幾百年前女真人在完顏阿骨打的統領下席卷中國北方，打得遼和北宋無還手之力的景象。雖然這時候女真還沒有強大到那個地步，但是前車之鑒曆曆在目，於是便有了本章開頭一幕的“成化犁庭”。
實際上憲宗在位時期針對女真的成化犁庭軍事行動一共進行了兩次，第二次是成化十五年的建州之役。此次戰役由撫寧侯朱永為總兵官，太監汪直監軍，右副都禦史陳鉞參讚軍務。經曆過第一次犁庭事件的建州女真糾合海西、毛憐等部及蒙古兀良哈衛進犯開原、鐵嶺、廣寧，並因朝鮮曾出兵幫助明朝攻建州衛而越境進行擾掠。雖然前期明廷進行了一係列的招撫舉動，但是女真族還是咽不下這口氣。據《明憲宗實錄》記載：“成化十五年夏四月辛卯。治遼東守臣太監葉達、都督同知歐信、都指揮韓斌、崔勝、陳雄、葉廣、羅雄、文寧、常凱、白祥、李宗，定遼等衛指揮夏時、王鑒、張宏、田俊、劉旺、石俊、蕭凱、傅斌罪。各降級、罰俸有差，而右都禦史陳鉞、太監韋朗、都指揮周俊。……虜賊屢入遼陽、開原、靉陽堡等處擄掠殺傷官軍，達等不能禦，為監察禦史所劾。”就連前期負責招撫的官員馬文升也被朱見深撤職下獄，而後憲宗命朱永、太監汪直和陳鉞進軍遼東，征討建州女真。此次軍事行動的戰果用朱永的話講就是：“賊大敗，擒斬六百九十五級，俘獲四百八十六人，破四百五十餘寨，獲牛馬千餘，盔甲軍器無算。”戰後，撫寧侯朱永進爵為保國公。
此戰過後，建州女真“流離四散，其餘存者無幾”，東北迎來了安定局麵。成化犁庭對抗外族襲擾的鐵血軍事行動對維護國家安定具有重大意義。東北稍定，朱見深又將目光轉向了西北。
“西有奢延水，西北有黑水，經衛（指榆林衛，今陝西榆林）南，為三岔川流入焉。又北有大河（指黃河），自寧夏衛（今寧夏銀川）東北流經此，西經舊豐州西，折而東，經三受降城南，折而南，經舊東勝衛（今內蒙古呼和浩特托克托縣），又東入山西平虜衛（今山西朔州平魯區）界，地可二千裏。大河三麵環之，所謂河套也。”這是《明史》對河套地區的描述，也是曆史上第一次給這片東起賀蘭，西至呂梁，南連長城，北依陰山的廣袤又肥沃的土地一個統一的稱呼。黃河在此集聚回流成一個巨大的“幾”字，猶如一個巨大的套索，將這方圓兩千裏的肥美土地套住，故名“河套”，它還有個蒙古語名字——鄂爾多斯。
河套地區水草豐美，自古就是名馬的產地，戰國時期趙武靈王擊敗中山與林胡，設立雲中郡（今內蒙古），命代相趙固專管胡地，為趙國提供優良戰馬。河套馬高近兩米，耐力驚人，速度奇快。趙武靈王也憑借著這塊風水寶地建立了自己的騎兵隊伍，從此趙國傲視群雄。就在黃河畫出的“幾”字的另一端，甘肅、青海、四川三省交界處的青海省河南縣則是另一種名馬河曲馬的產地，明廷專門設立朵甘都指揮使司，加強對當地的管理。通過茶葉換馬匹的方法，明廷獲得了大量的河曲馬。洪武年間，一匹上等馬最多可以換茶葉120斤，“茶馬古道”也因此逐漸興盛。
河套地區擁有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外加秦渠、漢渠等人工灌溉係統的普及，整個地區非常適合農牧業發展，民間也有“黃河百害，唯富一套”的說法。其軍事上的戰略地位也十分重要，它像一個楔子插在大同、延綏與寧夏之間，清初地理學家顧祖禹在《讀史方輿紀要序》中說：“河套南望關中，控天下之頭項，得河套者行天下，失河套者失天下，河套安，天下安，河套亂，天下亂。”因此河套是曆來兵家必爭之地。
北方的蒙古一直是明朝的噩夢，其就像一塊牛皮癬一樣，死死地粘在大明的肌膚上，怎麽也擺脫不掉，讓曆代明君頭疼不已。成化年居住在遼河、西遼河、老哈河流域（今吉林、遼寧西部及內蒙古東部）的兀良哈三部已歸附明廷，但是居住在鄂嫩河、克魯倫河流域及貝加爾湖一帶的韃靼部與分布在科布多河、額爾齊斯河流域（今我國準噶爾盆地和蒙古國西部一帶）的瓦剌一直是北方邊患。兩部交替坐大，但是不論誰坐莊，都總是騷擾明廷。到了成化一朝，韃靼部成了北方的新霸主。
作為遊牧民族，本來居無定所。天順五年（公元1461年），長期騷擾北方邊界的韃靼孛來部被涼州都督毛忠大敗，蒙古人遣使臣求和，要求“由陝西蘭縣入關（今甘肅蘭州附近）”。之前的蒙古朝貢，都是由大同入關，大同是明朝的邊防重鎮，防守森嚴，入關後就隻能老老實實地按照明廷的規劃行貢。而蘭縣兵力薄弱，而且是通往河套地區的必經之路。每次入關韃靼都在此地捎帶著“打家劫舍”，同時河套地區水草豐美，韃靼阿羅出部、孛來部、毛裏孩部相繼進駐河套地區，並長期駐紮，明政府給這種現象起了一個名字叫“套虜”。
韃靼駐紮河套，明廷的北方防線完全暴露在了蒙古人麵前。蒙古人的到來，也令當地的“土達”們十分興奮。元朝對明朝的影響十分巨大，特別是軍事上，明軍中的精銳騎兵，很多都是降服明廷的蒙古人，像朱棣時期的朵顏三衛。彼時漢人稱蒙古人為“達子”，而那些歸附後在明廷定居但實行內部自治的蒙古人被稱為“土達”。明朝政府給土達的待遇十分優厚，他們不用服徭役，也無須繳納捐稅，還可以在領地內放牧射獵。但即使如此，蒙古還是經常反叛。
成化四年（公元1468年），九邊重鎮之一固原地區，平涼衛正千戶、當地蒙古首領滿四發動反叛，“殺一伯三都指揮，官軍死者數千人”。明廷調集數萬大軍，耗時近一年才將其平定。
客觀地講，土達叛亂有多方麵的原因。一方麵由於套虜對定居地的侵擾，嚴重影響了土達們的生活。比如公元1460年，孛來和毛裏孩率領蒙古騎兵侵入固原，土達牲畜被掠者十之八九，生計陷入困境。另一方麵，明朝駐軍與官員對土達的巧取豪奪更是讓他們的生活雪上加霜，於是他們產生了回歸蒙古的想法。不管怎麽說，套虜讓明廷北方邊境吃緊，倍感壓力，稍有不當很有可能上演“土木堡之變”的慘劇。
成化九年（公元1473年），套虜的好日子到頭了。
九月的一天，紅鹽池（今內蒙古伊金霍洛旗南境之紅堿淖）蒙古人的營地一片寧靜，有的人在喂馬，有的人在蒙古包內休息，有些精力旺盛的年輕人在大帳外邊組織摔跤。突然，從身後營帳外傳出震耳欲聾的呼嘯聲，不計其數的騎兵開始衝擊營地，蒙古人頓時陷入混亂，在騎兵的馬刀與箭矢下抱頭鼠竄，有的人還沒看清敵人的麵容就被斬於馬下。在一片絕望的呼號中，幸存的蒙古人紛紛逃跑，被他們視為財富的牛羊、馬匹、弓箭、皮襖充斥在山野湖邊，這支軍隊就是由首任三邊總製[1]的王越帶領的明軍騎兵。半個月後，王越領兵與各路明軍在韋州城會合，苦戰大敗南下劫掠的蒙古主力孛羅忽與滿都魯、癿加思蘭部，此次河套內外的戰爭最終以明朝的勝利畫上句號，史稱“紅鹽池之戰”。
從天順八年（公元1464年）起，延綏西路的左參將都指揮同知房能提出“搜套”（將套虜驅出河套）方案起，朱見深一直密切關注河套地區的局勢，敕令兵部詳細謀劃，中間曆經換將，終於在紅鹽池之戰將蒙古人驅逐出河套地區。據《明通鑒》記載：“自是稍徙北去，不敢久踞套中，亦不敢恃險深入。於是延綏得息肩者數年。”
三邊總製王越也是個有故事的人，他是景泰二年（公元1451年）的進士。據說廷試當天一陣大風將他的試卷卷走，當年秋天朝鮮進貢竟然帶來了王越的那張尚未寫完的試卷，說是朝鮮國王正在視朝的時候，此卷從天而降，於是讓使者帶到了北京。王越是成化時期西北著名的軍事統帥，曾三次出塞，收取河套地區，兩次遠襲韃靼，是成化年間對北方邊境守衛極為重要的將領。成化十六年（公元1480年），王越選京營及大同、宣府兩鎮精兵兩萬餘人，出孤店關（今山西大同東北），分數道進，頂風冒雪，潛行至威寧海子（今內蒙古察哈爾右翼前旗東北之黃旗海），大敗進犯的瓦剌亦思馬因部，繳獲牛羊牲畜六千餘頭，盔甲皮襖上萬件。這次勝利還有一個特殊的曆史意義。當年土木堡之變英宗朱祁鎮被蒙古俘虜期間，就被關押在威寧海子。得知王越在威寧海子大勝，憲宗異常欣喜，破格把王越加封為“威寧伯”，王越也因此成為明朝開國以來第二位因為戰功封爵的文臣。
在王越馳騁河套的數年裏，另外一個人也在用自己的方式鞏固著北方的邊防，這個人就是餘子俊。成化六年（公元1470年），餘子俊巡撫延綏，在他的一再堅持下，明廷開啟了從清水營（寧夏靈武市東北）到花馬池（陝西定邊縣附近）連綿一千七百多裏的“邊牆”工程。工程鑿崖築牆，設置濠溝，每隔二三裏還建有瞭望台、崖柵以便巡視警戒，有效地阻止了蒙古騎兵的快速進擊。餘子俊與王越二人相輔相成，構成了成化朝的西北邊防的銅牆鐵壁。
憲宗掌國有個特點，那就是除了經筵日講及常朝，很少和大臣見麵，更不喜歡當麵議政。凡有官吏軍民等上疏，一並發給有司衙門討論，拿出方案，然後再由內閣代擬對有關部門意見的處理供自己參考，最後讓司禮監代為批紅，因此往往造成了文移往複頻繁。但這樣做也有很大的好處，第一，效率很高，憲宗可以把更多的精力用在分析大臣們的方案上；第二，能夠讓各個部門各司其職地運作起來；第三，解放了自己，相比起朱元璋事無巨細的親力親為，憲宗有了更多的時間，這也是其在書畫上頗有建樹的重要原因。
作為帝國的皇帝，確實不需要每件事情都操心，而是要高屋建瓴地站在全局去考慮問題，至於細節和執行，內閣、六部的眾多官員完全可以勝任。而朱見深開創的“垂衣拱手”的執政模式，也成了之後明朝帝王的標準操作流程——皇帝作為帝國的最高統治者，除了必要的上下朝和參加重要的儀式之外，不必參與到細碎而又複雜的朝務處理之中，各部朝臣商議之後提出意見，大事廷議，小事內閣票擬，司禮監批紅後簽發六部。憲宗的這一做法將皇帝從繁雜的政務工作中解脫了出來，這也是嘉靖、萬曆等皇帝不上朝而國家機構運轉自如的重要原因。
此外，朱見深格局大，心地仁厚。他即位後先為於謙平反，承認其“安社稷之功”，之後又為景泰帝正名。據《明史》記載：“成化三年十二月，左庶子黎淳追論景泰廢立事，帝曰：‘景泰事已往，朕不介意，且非臣下所當言。’”一句“朕不介意”，為他收獲了人心和讚譽。能容人也使得憲宗會用人，放手讓臣下去做事情。憲宗在位期間，重用李賢、彭時、商輅等一批賢臣，朝局逐步趨於穩定。成化時代風氣清明，朝廷多名賢。
朱見深登基之後合理任用大臣，平定叛亂，合理應對自然災害，通過賑災、免征賦稅、減省刑罰等方式，妥善處理大災大害之後的饑荒和流民問題，社會經濟漸漸複蘇。《明史》評價憲宗“恢恢有人君之度”，“仁宣之治於斯複見”。大明王朝在明憲宗的治理之下逐漸“回血”。如果成化朝的曆史繼續走下去，明朝真可能實現仁宣之治的光景了。但是西廠的出現，讓憲宗背上了惡評。
成化十二年（公元1476年），大祀殿。
憲宗正在進行祭祀大典，突然烏雲遮日，狂風驟起，祭壇上的燈燭全被大風吹滅。四下寒氣逼人，竟然有幾位舉旗的力士和樂工當場被凍死。當年七月，京城又盛傳有黑色怪獸在城內作亂，另有妖道李子龍潛入內廷意欲行刺。這些事情發生之後不久，一日上朝時，文班大臣中竟然傳出兵器碰撞之聲，憲宗驚慌離座，事後追查卻沒有任何頭緒，於是眾人傳言是“鼓妖”作怪。種種異象攪得朱見深心神不寧，而錦衣衛和東廠竟然查不出一點頭緒。正在心煩之間，憲宗突然想起一個人，隨後這個人喬裝便衣和兩個隨從匆匆出宮。幾個月的時間內，憲宗派出的“便衣隊”帶回了大量的信息，令他十分欣喜，對自己選定的這個便衣隨從也是大加欣賞。成化十三年（公元1477年），在位於皇城之西的靈濟宮灰廠，成立了一個新的機構——西廠，這個機構的第一任掌事太監就是前邊說的那個便衣隨從，成化朝著名的大太監——汪直。
西廠的設置是由多種因素促成的。首先是在解決成化十二年一係列怪力亂神事件上，憲宗對錦衣衛和東廠的效率低下頗有微詞，才思量起用汪直；其次是希望可以更好地讓內廷派係平衡，所以讓汪直另起爐灶。
汪直上任後，經常根據主觀判斷肆意抓捕官員，嚴刑逼供，拚命構置大案，其辦案數量之多、速度之快、牽扯人員之眾都遠遠超過了東廠和錦衣衛，造成了社會動**與朝野的恐慌。據《明通鑒》記載：“（汪直）氣焰熏灼，凡西廠逮捕朝臣，初不俟奏請。”另一方麵，天順八年，朱見深沒收宦官曹吉祥在順義的田地，設為“皇莊”，開啟了土地兼並的先河，大權在握的宦官們紛紛占田霸地。其實對於這種行為的縱容，憲宗是有自己的小算盤的。因為宦官不能生育，死後財產一般都“充公”了，所以他們搜刮得再多，也隻不過是給皇帝攢錢，隻要不做得太過分，憲宗經常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西廠的囂張跋扈，不但激起了大臣們的反對，就連“同行”司禮監都看不下去了，後來在商輅等大臣和司禮監太監懷恩等人的共同努力下，西廠被廢。即使這樣，西廠還是給皇帝帶來不小的作用，在之後又被複立，直至在正德朝後永久被廢。
而作為曆史上著名的太監，汪直也有兩麵性。除了在西廠的所作所為，汪直在戰場上也是頗有建樹，針對建州女真的第二次成化犁庭行動，汪直便是主導者之一，另外他還參加過王越主導的威寧海子戰役。汪直在成化朝還被任命總督精銳的十二團營，開啟了明代禁軍專掌於內臣的先河。
汪直並不是一個睚眥必報的人。不論文官武將，真正剛直不阿、有才有德之人，他還是從心底敬佩並尊重的。首先他對王越敬佩至極，兩人合作守邊之時對王越言聽計從。另外對於剛正不阿的右僉都禦史秦紘的評價也很高。汪直有一次路過河南，所經之地的官員殷勤萬分，隻有秦紘不卑不亢。一次憲宗問起汪直地方之官誰為善，汪直竟推秦紘為第一。兵科給事中孫博曾經抨擊西廠，得罪了汪直。隨後孫博和汪直同征蒙古，汪直以為孫博一介書生不堪大用，坐等看他笑話。不料孫博每戰都挽弓拍馬往來軍中毫無懼色，還常常參與軍事規劃，汪直逐漸對孫博肅然起敬。
有人說明朝亡於廠衛，但不要忘記了，也有人說明亡於黨爭。宦官中固然有奸佞之輩，但是文官集團在明朝中後期以個人利益為上，朋黨之爭危害也不小。明武宗曾說過：“天下事豈專是內官壞了？文官十人中僅有三四好人耳，壞事者十常六七。”雖然武宗名聲也欠佳，但是這段話確實耐人尋味。
“人非聖賢，孰能無過？”憲宗的缺點也很明顯，如設西廠，寵愛萬貴妃，在後期迷戀僧道，設立傳奉官開啟賣官鬻爵，等等。垂衣拱手的行政模式讓在位二十三年的朱見深頗似黃老的無為而治，但從另一方麵來說也把大明王朝從前朝政局的血雨腥風中帶了出來，讓人們感到了一絲的仁義。幼年曾被廢太子之位的朱見深，在比自己大十七歲的萬貴妃處得到了愛，這樣的成長環境不但讓朱見深具有了戀母情結，失勢時嚐盡冷暖的親身體驗更讓他知道寬容、仁政的重要性。正是因為憲宗的寬厚和無為，為明代商品經濟和社會文化發展鬆了綁，也為兒子弘治中興打下了基礎。《明憲宗實錄》稱：“上以守成之君，值重熙之運，垂衣拱手，不動聲色，而天下大治。”
[1] 原先明廷陝西北部延綏、寧夏和甘肅三邊各鎮遇戰事相互無協防職責，隱患巨大，隨著蒙古的不斷進犯，為有效鞏固西北邊防，設立“總督陝西三邊軍務一員”，簡稱“三邊總督”，總攬其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