廢除屯田製，解放屯田客

曹操在漢末擊破“黃巾軍”後，把流民安置起來，大力推行民屯製、軍屯製，以此富國強民，頗有成效。他的這兩大舉措被曹丕、曹叡等一直貫徹了下來，成為魏國的國策。

關於曹魏民屯製的淵源由來，《晉書·食貨誌》裏寫得非常清楚。

漢自董卓之亂，百姓流離，穀石至五十餘萬，人多相食。魏武既破黃巾，欲經略四方，而苦軍食不足，羽林監潁川棗祗建置屯田議。魏武乃令曰：“夫定國之術在於強兵足食，秦人以急農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世之良式也。”於是以任峻為典農中郎將，募百姓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郡國列置田官，數年之中，所在積粟，倉廩皆滿。

關於曹魏軍屯製的淵源由來，《晉書·宣帝紀》中記載分明。

（司馬懿）遷為軍司馬，言於魏武（指曹操）曰：“昔箕子陳謀，以食為首。今天下不耕者蓋二十餘萬，非經國遠籌也。雖戎甲未卷，自宜且耕且守。”魏武納之，於是務農積穀，國用豐贍。

實質上，民屯、軍屯都是曹魏政權對所屯之民、所屯之軍的一種超負荷之剝削。他們在政治身份上比編戶自耕農更為低賤，在賦稅負擔上比編戶自耕農更為沉重；他們隻是客居在官田上的佃戶，所以又被稱為“屯田客”。民屯的具體情況是：每五十人為一屯，屯置司馬之官以監管之，其上則置典農都尉、典農校尉、典農中郎將等專職將官，實行軍事化管理製度；其租田收成與官府按比例分成，借用官牛耕地者年終收成為“官取六分而民留四分”，使用私牛耕地者年終收成為官民對分。屯田客是強製性被束縛在所屯之田上的，不能隨便遷移。軍屯的具體情況則是：以州郡所屬的士兵屯田耕作，每六十人為一營，戰時則上陣，閑時則勞作，所獲收成全部交給軍庫。

在曹魏的早期和中期，民屯製、軍屯製仍具有一定的生命力，對國家政權的鞏固也貢獻頗大。魏國東征西戰而無乏糧之憂，皆賴於此。到了曹魏後期，朝廷法紀荒弛、貪腐漸熾，民屯製和軍屯製都已發生了“異化”：屯田客和屯田兵身上的負擔愈來愈重，屯田客收成分配比例竟達“官八民二”，而屯田兵所上繳的收成則大多被將官們中飽私囊。不少地方的屯田客、屯田兵甚至忍無可忍，揭竿而起以為反抗。

同時，隨著司馬氏集團對外擴張的進度越來越順利，以司馬昭為首的明智之士覺得無須再依靠過度壓榨屯田客們及屯田兵們來達到富國強軍的目的。他們對民屯製、軍屯製均做出了適當的修正。例如司馬氏的親信裴潛在典農中郎將任上“奏通貢舉，比之郡國，由是農官進仕路泰”。司馬師、司馬昭也盡量采取措施減輕屯田客、屯田兵的負擔以示寬宏之政。

對司馬氏的這些作為，東吳名相張悌曾經作了精辟的評價：

曹操雖功蓋中夏，威震四海，崇詐杖術，征伐無已，民畏其威，而不懷其德也。（曹）丕、（曹）叡承之，係以慘虐，內興宮室，外懼雄豪，東西馳驅，無歲獲安，彼之失民，為日久矣。司馬懿父子，自握其柄，累有大功，除其煩苛而布其平惠，為之謀主而救其疾，民心歸之，亦已久矣。（摘自《襄陽耆舊記·張悌傳》）

到了吞並了蜀漢後的曹魏鹹熙元年（公元264年）之冬，司馬氏集團終於祭出“大招”：由司馬昭親自主持，“罷屯田客以均政役，諸典農皆為太守，都尉皆為令長”（摘自《三國誌·魏書·三少帝紀》）。數十萬家屯田客從此解放為編戶自耕農，分官田而為私田，削重賦而為常稅，耕種積極性重新高漲起來，這才形成了晉朝初期“天下無事，賦稅平均，人鹹安其業而樂其事”的盛世局麵。

至於軍屯製，待到晉武帝司馬炎一統六合之後，也被徹底廢除。《晉書·山濤傳》寫道：“吳平之後，帝（指司馬炎）詔天下罷軍役，示海內大安，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那些屯田兵自然也全部轉為編戶自耕農，得到了較好的安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