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隴雙高”時期的巔峰階段
東漢王朝臨近末世之時，確實是多災多難：好不容易剛剛平定了西涼羌亂，聲勢浩大的“黃巾之亂”又爆發了。隨著這場席卷半個中原的大動亂，西涼武人集團在第二代核心人物皇甫嵩、董卓的帶領下，登上了比從前更為廣闊的時代大舞台，將其巨大的影響力從邊疆之域投放到了王朝腹地。
皇甫嵩是皇甫規的侄兒，是皇甫一係西涼勢力的天然接班人。董卓則是張奐一手栽培出來的，是張奐一係西涼勢力的實際繼承者。《三國誌·魏書·董卓傳》記載：“並州刺史段熲薦（董）卓公府，司徒袁隗辟為掾。”說明董卓與段熲一脈亦是淵源頗深。
他倆能謀善戰，都是西涼武人集團新一代的掌舵者。皇甫嵩的名字“嵩”裏具有“高”之寓意，而董卓的名字“卓”字也具有“高”之寓意。皇甫嵩的家鄉涼州安定郡和董卓的家鄉涼州隴西郡之間隻隔著一個天水郡的距離。所以，筆者稱他倆為“關隴雙高”。但他倆在政治取向上卻是完全不同的，也代表著西涼武人集團裏的兩股分流，各自有其命運和軌跡。
“黃巾之亂”驟起，《後漢書·皇甫嵩列傳》裏記載：
（靈帝）召群臣會議。（皇甫）嵩以為宜解黨禁，益出中藏錢、西園廄馬，以班軍士。（靈）帝從之。
一向剛愎自用的漢靈帝竟能聽取皇甫嵩的建議，恐怕是出於借重皇甫嵩身後的西涼武人集團之勢力以平賊定亂而不得不賞他“金麵”的。這一事件，代表了西涼武人集團已有改寫朝廷“話語權”的重大實力。
在後麵平定“黃巾之亂”中，皇甫嵩和董卓各顯身手，各立其功，各揚其名。他倆麾下的西涼武士精於騎射、長於戈矛，驍猛出眾，哪裏是少經沙場的黃巾軍等所能硬抗的？漢廷主要就是憑借西涼武人集團和中原應募義軍這兩股力量而最終**平黃巾亂軍的。在此之中，皇甫嵩以其兵謀之長，甚至獲得了比董卓更大的戰功。是他用計攻破了“黃巾軍”首領張梁、張寶，“首獲十餘萬人，築京觀於城南”。他的功勳名望，達到了當世諸將之巔峰。
可以說，在具體的軍事才能上，“關隴雙高”之中的皇甫嵩確是遠遠超過了董卓。然而，在政治野心、招攬人心等其他方麵，董卓就遠遠勝過了皇甫嵩。從後麵二人各自的人生曆程可以看出，皇甫嵩始終隻是良將之材，而董卓則是真正的雄霸之器。
黃巾之亂掃平之後，皇甫嵩、董卓和他倆身後的西涼武人集團從此為天下士民所矚目，堪稱一股幾乎可以左右朝局的強大勢力。
第一個預判出西涼武人集團之重大價值的，是西涼首席謀士閻忠。雖然他僅居縣令之卑職，但目光之遠大、謀略之宏偉，在當時全天下的名士能臣之中也是鮮有人及的。他徑自找到皇甫嵩，毛遂自薦，遊說他“建非常之功，移神器於己家”。《後漢書·皇甫嵩列傳》對這一幕做了精彩描述。
（皇甫）嵩既破黃巾，威震天下，而朝政日亂，海內虛困。故信都令漢陽閻忠幹說嵩曰：“難得而易失者，時也；時至不旋踵者，幾也。故聖人順時以動，智者因幾以發。今將軍遭難得之運，蹈易駭之機，而踐運不撫，臨機不發，將何以保大名乎？”
嵩曰：“何謂也？”
忠曰：“天道無親，百姓與能。今將軍受鉞於暮春，收功於末冬。兵動若神，謀不再計，摧強易於折枯，消堅甚於湯雪，旬月之間，神兵電埽，封屍刻石，南向以報，威德震本朝，風聲馳海外，雖湯武之舉，未有高將軍者也。今身建不賞之功，體兼高人之德，而北麵庸主，何以求安乎？”
嵩曰：“夙夜在公，心不忘忠，何故不安？”
忠曰：“不然。昔韓信不忍一餐之遇，而棄三分之業，利劍已揣其喉，方發悔毒之歎者，機失而謀乖也。今主上勢弱於劉、項，將軍權重於淮陰，指麾足以振風雲，叱吒可以興雷電。崇恩以綏先附，振武以臨後服，征冀方之士，動七州之眾，羽檄先馳於前，大軍響振於後，蹈流漳河，飲馬孟津，誅閹官之罪，除群凶之積，雖僮兒可使奮拳以致力，女子可使褰裳以用命，況厲熊羆之卒，因迅風之勢哉！功業已就，天下已順，然後請呼上帝，示以天命，混齊六合，南麵稱製，移寶器於將興，推亡漢於已墜，實神機之至會，風發之良時也。夫既朽不雕，衰世難佐。若欲輔難佐之朝，雕朽敗之木，是猶逆阪走丸，迎風縱棹，豈雲易哉？且今豎宦群居，同惡如市，上命不行，權歸近習，昏主之下，難以久居，不賞之功，讒人側目，如不早圖，後悔無及。”
嵩懼曰：“非常之謀，不施於有常之勢。創圖大功，豈庸才所致。黃巾細孽，敵非秦、項，新結易散，難以濟業。且人未忘主，天不祐逆。若虛造不冀之功，不速朝夕之禍，孰與委忠本朝，守其臣節。雖雲多讒，不過放廢，猶有令名，死且不朽。反常之論，所不敢聞。”忠知計不用，因亡去。
皇甫嵩深受其叔父皇甫規的影響，個性行事偏重於清流名士之風，而少有剛猛雄勁之氣，不貪權勢，“不居不伐”，所以他不可能聽從閻忠之謀而坐擁西涼武人集團犯上作亂。禮法和名教，成為他內心深處的“雷池”。
閻忠的進言，其實也不是孤立的。他代表了西涼武人集團裏正在膨脹的一股恃強而驕、敢為大事的激進派勢力。但這股勢力要想“行非常之事，建非常之功”，還需要另覓他人為“操盤手”。
當時，洞察出西涼武人集團所潛藏之巨大實力的，並非閻忠一人。
漢靈帝中平二年（公元185年），羌人北宮伯玉、邊章、韓遂等在三輔一帶興兵作亂。朝廷以司空張溫為車騎將軍，假節，率破虜將軍董卓、**寇將軍周慎，共諸郡兵馬十餘萬前去征討。
張溫臨行之前，其友人張玄前來遊說，也勸張溫挾董卓及西涼武人集團而“行非常之事”。《後漢書·張玄列傳》裏這樣寫道：
（張）玄自田廬被褐帶索，要說（張）溫曰：“天下寇賊雲起，豈不以黃門常侍無道故乎？聞中貴人、公卿以下當出祖道於平樂觀，明公總天下威重，握六師之要，若於中坐酒酣，鳴金鼓，整行陣，召軍正執有罪者誅之，引兵還屯都亭，以次剪除中官，解天下之倒懸，報海內之怨毒，然後顯用隱逸忠正之士，則邊章之徒宛轉股掌之上矣。”
溫聞大震，不能對，良久謂玄曰：“處虛，非不悅子之言，顧吾不能行，如何！”
玄乃歎曰：“事行則為福，不行則為賊。今與公長辭矣。”即仰藥欲飲之。
溫前執其手曰：“子忠於我，我不能用，是吾罪也，子何為當然！且出口入耳之言，誰今知之！”玄遂去，隱居魯陽山中。
張溫的拒絕是有道理的，他出身於關東南陽人氏，僅以一紙詔書而任董卓及西涼軍團之主帥，怎麽可能將他們收為己用？西涼武人集團已有“私家軍”的征兆，任何外來將帥都未必駕馭得了。
不過，連身在蜀郡的名士張玄都看出了西涼武人集團“奇貨可居”，那些朝廷的中樞之臣顯然也會逐漸反應過來，對這樣一股強大勢力不得不妥為製衡。
漢靈帝在末年時，就對西涼武人集團深以為慮。如果西涼武人集團掌握在皇甫嵩這樣的忠臣良將手裏還好說，萬一他們被別有用心之人操縱了呢？
他的憂慮不是憑空而來的。西涼武人集團現階段確實落到了“別有用心之人”的手裏，而這個“別有用心之人”正是董卓。
董卓在協助張溫平定邊章、韓遂之亂時，於用兵方略上自作主張、我行我素，對主將張溫頗有不恭。而張溫是代表洛陽朝廷來統領西涼武人集團的。董卓不把他放在眼裏，就等於是把朝廷也不放在眼裏了。所以，漢靈帝和東漢朝廷不得不對董卓暗生疑忌。
當然，我們從後邊的史實來看，董卓其實是和時任大將軍的國舅何進、太傅袁隗叔侄等在同一陣營的。何進、袁紹還召他帶兵進京就鏟除宦官一事向何太後施壓。那麽，與他敵對的，自然是以張讓、段圭為首的宦官集團勢力。於是，宦官們想通過漢靈帝之手把董卓和他的西涼武人集團抽離出來，亦是符合曆史之邏輯的。故而，在那樣的時勢下，隻有宦官集團是支持漢靈帝對付董卓的主要力量。但也正是宦官集團，他們缺乏足夠的軍事實力，又怎能硬鬥得過董卓和西涼武人集團？
果然，朝廷頒下一道聖旨，要調董卓入京擔任少府卿。少府卿專管錢糧財物，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官職，對普通官僚的吸引力亦是非常之大。然而，董卓卻硬是一口拒絕了。他上書答複時明麵上的理由是“所將湟中義從及秦胡兵皆詣臣曰：‘牢直不畢，稟賜斷絕，妻子饑凍。’牽挽臣車，使不得行。羌胡敝腸狗態，臣不能禁，輒將順安慰”（摘自《後漢書·董卓列傳》）。但這些言語背後深層次的寓意是：西涼武人集團離不開他，如果他被強行調走，西涼武人集團便會生事作亂，其後果朝廷務必三思。當然，他這個理由也是有前例可據的。當年段熲就是有幾次突然遭到臨陣調換，而致部下的“湟中義從”叛而生亂。
他這暗含威脅的答複，顯然激怒了漢靈帝和朝廷中的反董人士。漢靈帝再次親筆寫下璽書，強征董卓調防並州的同時，使出了一招“撒手鐧”：由同為涼州籍的皇甫嵩來接收董卓旗下的西涼武人集團！你不是擔心你調離後西涼武夫們會生事作亂嗎？好，朕“以涼製涼”，用皇甫嵩這樣不亞於你的“西州豪傑”，應該能夠鎮得住那些西涼武夫了吧？
縱觀漢末曆史，可以說隻有漢靈帝這一次的璽書算是真正抓住了製服西涼武人集團的關鍵。隻有皇甫嵩的威望才能與董卓旗鼓相當，所以隻有他才是製衡董卓的最佳人選。換了誰去，幾乎都很難。如果這道璽書能夠徹底貫徹下去，西涼武人集團就根本不會得到威脅皇權、擾亂中原的機會。
可惜，那個時候的漢靈帝已是風燭殘年，朝中也正麵臨著外戚、世族和宦官三方勢力的決戰時刻，“山雨欲來風滿樓”，朝廷對地方實力派的約束力大不如前。而沒有武力作為後盾的詔書，幾乎就等同於一張廢紙。加之董卓從自己布設在洛陽的“內線”（他的胞弟董旻此時在禁軍中擔任奉車都尉之職）那裏肯定也清楚地知道了京中形勢，所以他再一次抗旨不從，拒絕將自己部下的西涼人馬轉交給皇甫嵩，反而強調自己到哪裏也離不開西涼人馬，要帶著他們一起到並州上任。
董卓這一次和朝廷“攤牌”式的舉動，本已大大違犯了律法，身為此次事件的第三位當事方皇甫嵩竟未主動響應璽書而不追逼董卓，這是很令人費解的。筆者認為，皇甫嵩應該沒能等來漢靈帝的下一道詔命，可能那個時候漢靈帝已經死了。而新執政的大將軍何進、太傅袁隗叔侄又與董卓關係不錯，不會追究董卓的責任，所以皇甫嵩又一次失去了全麵掌控西涼武人集團的機會。他的錯失良機，其實便等同於東漢王朝的錯失良機。
此時此刻的董卓，亦未必有閻忠所遊說的那樣“行非常之事，立非常之功”之野心，但他和一切唯皇命是從的皇甫嵩不同，他一直堅持要將西涼武人集團這樣的“國之利器”牢牢掌握在自己手裏，退則可自保雍涼，進則可逐鹿中原。他也預料到：在朝廷中樞外戚、世族和宦官三股勢力的激烈交戰之中，他和他背後的西涼武人集團可謂舉足輕重，左投則左勝，右投則右勝。甚至，他還更想進一步：坐收漁翁之利，獨攬天下大權。於是，他在赴任並州牧時，帶了五千親兵同行，走走停停，“忽駐河東，以觀其變”。
他的這些想法和做法，確實是“忠而近乎愚”的皇甫嵩從來也不敢有的。董卓始終不甘成為別人的附庸，他要憑借西涼武人集團的勢力開創一番大事業。
後來東漢政局的發展完全如他所料，何進把張讓、段圭等宦官逼得太緊，宦官們不甘束手就擒，反將何進誘殺。袁紹、袁術等人以替何進複仇為名，“勒兵捕宦者，無少長皆殺之”；張讓、段圭等挾少帝劉辯、陳留王劉協逃出宮外，被盧植、閔貢追殺而亡。就在這時，董卓率三千兵馬伺機而動，乘夜在半途截住少帝、陳留王，趁外戚、世族與宦官鬥得兩敗俱傷之際，他一舉奪取了何進兄弟所領的部曲，又收買呂布殺掉了執金吾丁原而吞並其部眾，手法幹淨利落，反客為主，成了洛陽城中兵權最大的強者。
袁隗、袁紹、袁術、楊彪、王允等名士大夫雖然心有不甘，但董卓身後的西涼勁旅陸續開進京城，他們被壓製得死死的，一時也發作不得。
董卓在西涼武人集團的強力支持下，大刀闊斧地施行新政：一是廢帝立新；二是肅清外戚、宦官兩大派係的殘餘勢力；三是徹底廢除黨錮之令，對“幽滯之士”多所顯拔，潁川鴻儒荀爽便是被他征召入朝而位列三公的；四是以禮法為本，以嚴刑重典治國理政。同時，董卓亦借此由太尉、相國而至太師，權傾朝野，不可一世。而當年與他同出涼州的皇甫嵩從此亦是屈居於下，對他折腰稱服。
他的位高權重、他的威震四方，象征西涼武人集團終於從地方性割據勢力躍升為全天下權力最大的當政集團。
然而，西涼武人集團固然兵強馬壯，但在文治內政上卻並不擅長。饒是董卓大權在握，也不得不與名門世族集團共治天下，將政事權力、人事權力與他們共享。
名門世族集團借機在關東綢繆布局，讓袁紹出任渤海太守、韓馥出任冀州刺史、劉岱出任兗州刺史、孔伷出任豫州刺史等，各興義兵，組成討董聯軍，反戈一擊。
董卓隻得見招拆招，先殺了汝南袁氏一族的首領人物、袁紹的叔父袁隗以震懾天下，然後調遣徐榮、李傕、呂布等部下大將東進而敵之。《資治通鑒》裏記載名士鄭泰評論董卓、西涼武人集團：“關西頃遭羌寇，婦女皆能挾弓而鬥；天下所畏者，無若並、涼之人與羌胡義從，而明公（指董卓）擁之以為爪牙，譬猶驅虎兕以赴犬羊、鼓烈風以掃枯葉，誰敢禦之？”果然，關東聯軍與西涼武人集團交戰之下，敗多勝少，連袁紹都起了作壁上觀之念。若非孫堅、曹操之拚死力戰，關東聯軍說不定早被西涼武人集團打散了。
後來，董卓見戰局陷入膠著，自以為關中、隴西、涼州等地才是自己的發跡之處，是西涼武人集團的根本之地，便力排眾議，遷都長安，以待後圖。
到了長安之後，他以女婿牛輔屯安邑，以東中郎將董越屯澠池，以中郎將段煨屯華陰，李傕、郭汜、張濟等將領布防各縣要塞，封住了關東聯軍的西進之路。董卓終於感到自己安全了。
其實，這個時候的董卓還是一直想與名門世族集團好好合作，共治天下的。他對王允、蔡邕、楊彪、荀爽、鄭泰等名士極盡籠絡優容之能事。為了防止名門世族集團滋生嫌隙，董卓甚至隻是把西涼武人集團內的中層人員全部安插到將校之職上，一個也沒有出任公卿之位。即使是被西涼著名謀士閻忠盛讚為“（張）良、（陳）平之奇”的賈詡，亦僅被董卓封為討虜校尉，留在牛輔身邊輔佐他。
筆者在此設想：倘若董卓能夠不拘一格將賈詡提升為自己的長史在身邊出謀劃策，他後來還會陷入王允、呂布聯手布下的“內應連環計”而遇刺身亡嗎？可惜，曆史沒有假設。董卓和他的西涼武人集團雖然稱霸一時，卻不能成為未來曆史大舞台上的主角。那個主角，是屬於目前方興未艾、蓬勃而起的名門世族集團的。
一般而言，攀到巔峰之後，麵臨的便是急轉直下的懸崖峭壁。董卓在長安城尚立足未穩，剛剛勸降了馬騰和韓遂，正準備著謀劃突擊關東聯軍，就死在了呂布猝然刺來的那一記長戟之下！
西涼武人集團驟然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大危機：主帥暴斃，群龍無首，近三十萬西涼兒郎頓感昏天黑地，他們究竟是戰是降、何去何從，一切都很茫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