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懿早年的“多崗位”鍛煉及成效

人的能力完全是從先天遺傳而來的嗎？不一定。人的能力完全是由後天學習而來的嗎？也不一定。人的能力是在立足於自身稟賦之上再紮紮實實地鍛煉出來的。

晉宣帝司馬懿出將入相、文武雙全，運計若張良，治國同蕭何，用兵似韓信，禦下如曹操，是一位超群出眾的全才型梟雄。但觀覽史書，我們可以發現他終究不是“生而知之、不學而成”的神人。他的這些能力，完全是從苦心孤詣的鍛煉學習中獲得的。

少年時代的司馬懿，確實有著過人的天賦。河北儒林清流之首崔琰評價他：“聰亮明允，剛斷英特。”他的同郡名士楊俊，素有知人之明，讚譽他為“非常之器”。《資治通鑒》裏稱他：

少聰達，多大略。

可見，司馬懿自幼便是早慧型奇才，在好學善思方麵實為稟賦不俗。

俗諺說：“玉不琢，不成器。”在司馬氏嚴謹務實的家風熏陶之下，司馬懿各方麵的潛能得到了最大限度的開掘和發揮。即使是在烽火連天的戰亂年代，司馬懿的大哥司馬朗亦是充當了嚴父明師的角色，“教訓諸弟，不為衰世解業”。《晉書·司馬孚傳》裏也寫道：

與兄弟處危亡之中，簞食瓢飲，而披閱不倦。

司馬懿在這樣的家庭環境下，自然是努力上進，造詣不凡。

很快，他的聰慧之譽遠播四方。河內郡官署立刻送來辟書，將司馬懿召為本郡的上計掾。這是司馬懿從政入仕的第一個崗位。東漢時期，郡國上計掾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職務，許多能臣幹吏都是在這個職務上鍛煉出來的。“上計”職事自戰國時期已有淵源：各國地方長官，每年年初要把自己轄區的戶口、墾田、賦稅等各項預算數目寫在木券上，上報國君，並把木券割分為二，國君執右券，臣下執左券。到了年終，官吏必須到國君那裏去報核。國君根據右券親自考核，或由丞相協助考核，根據考核結果，對相關官員予以“升、降、賞、罰”。

到了漢代，“上計”職事更加具體化了，是由地方長官定期向上級呈送上計文書，稟報本地治理情況。縣令或縣長於年終之際召上計吏將本縣戶口、墾田、錢糧、收入、獄訟狀況等項目編製為計簿（亦名“集簿”），呈送郡國。根據屬縣的計簿，郡國內設的上計掾再統計起來，編製出全郡的計簿，由郡守或國相審定後上報朝廷。朝廷據此而核定各地郡守、國相之政績，予以“升、降、賞、罰”。

司馬懿出任本郡上計掾，證明他確是精於計算的幹練之才。同時，司馬懿也在上計掾這個崗位上鍛煉出了自己“數字化管理”的卓越能力。東晉史學家幹寶稱他“行數術以禦物”，誠為不虛。數十年後，他以六旬之齡、太尉之尊遠征遼東公孫氏時，魏明帝問他：

往還幾時可定戰局？

司馬懿胸有成竹地回答：

往百日，還百日，攻百日，以六十日為休息，一年足矣。

果然，後麵的戰事進程一如他之所料，分毫未差。而如此精確的謀算背後，卻是他在上計掾之職上年複一年的鍛煉和鞏固而成的。

而且，上計掾一職，令司馬懿對軍國經濟之道深有心得。《晉書》裏寫道，後來他建議曹操“廣開軍屯，且耕且守”，令魏朝“務農積穀、國用豐贍”。晚年他坐鎮關中時，“穿成國渠，築臨晉陂，溉田數千頃，國以充實”。其源流均來自於此。

在此，我們可以看出，作為高門儒士出身的司馬懿，對這樣的卑職瑣務毫不嫌輕，這是難能可貴的。在東漢一朝，西涼名將皇甫規也曾任過本郡上計掾，堪與司馬懿交輝於一時。

這時，遠在許都的曹操聽聞了司馬懿於河內郡上計掾任上的優異表現，深感人才難得，便來書征辟他到自己的司空府效力。司馬懿卻稱疾而拒之。

又過了幾年，曹操升任丞相，再一次召他擔任府中的文學掾職務。司馬懿難以推辭，隻得就職。他這個嶄新的崗位—“文學掾”裏的“文學”，不單單是後世所理解的“文學藝術”，而是漢代察舉科目“賢良文學”裏的“文學”，實際上包括了以“經學”為本的內容。漢代官方將“經學”造詣視為選舉人才之範本，而非後世的書畫辭賦之技。司馬懿身為丞相府文學掾，具體的職事應該是負責各州郡明經通學之士的選拔、考核及服務。

那麽，以司馬懿之學識，他配不配得上這個新崗位呢？《晉書》裏寫他：

博學洽聞，伏膺儒教。

《太平禦覽》也引用虞預所著的《晉書》評論他：

上（指司馬懿）雖服膺文藝，以儒素立德，而雅有雄霸之量。

這說明他在經學上的造詣確實相當高。他後來在勸諫曹操遠征西蜀時，講了一句“聖人不能違時，亦不失時矣”的箴言，它就是自《易經》中引用而來的。而司馬懿晚年所作的《述懷詩》：

天地開辟，日月重光。遭遇際會，畢力遐方。將掃群穢，還過故鄉。肅清萬裏，總齊八荒。告成歸老，待罪舞陽。

全詩鏗鏘激越，文采斐然，可謂“華而且實”。所以，深通國典、暢曉詩文的司馬懿出任文學掾，自然是才符其職的。在這個崗位上，他和四方匯聚而來的文人雅士們廣為交遊，取長補短，打成一片。所以，曹丕、陳群等士人精英才會與他深交為友，並以文化為紐帶結成了利益共同體。而且，東海郡儒林高第王朗、王肅父子才會對他高看一眼，和他司馬氏結為“門當戶對”的姻親。

由於他在丞相府文學掾上做得有聲有色，很快又被許都朝廷調升為漢獻帝身邊的黃門侍郎兼議郎。這個新崗位有助於他深度參與當朝軍國大事的謀劃、研討與決策。在此過程中，他進一步提高了人生站位，拓寬了政治眼界。如果說先前的上計掾職務會讓他變得精明幹練，那麽黃門侍郎兼議郎這個職務就能使他變得高明深邃。在這個崗位上，他平時接觸到的都是朝中三公九卿之流的高官大臣，對他拓展自己的人際關係亦是大有裨益。

文學掾、議郎（黃門侍郎）這兩個崗位都是“坐而論道”的務虛之職，可以讓司馬懿的宏觀思維水平得到大大提高。但如果司馬懿一直在這樣類似的崗位上長久地待下去，他的發展空間便會嚴重受限，至多也不過是成為光祿勳、太中大夫等一類的清望之官。

不久，司馬懿的職位生涯又發生了轉折—他重返丞相府，擔任了東曹屬之職。東曹署是丞相府內主管人事選任的機構，其主官為東曹掾，其副官為東曹屬。司馬懿身為東曹屬，職權“由虛入實”，輔佐東曹掾崔琰、毛琰等人“執掌銓衡、總齊清議”，令四方人才各得其所。而崔琰、毛琰都是知人甚明的奇士，做到了“文武群才，多所明拔，朝廷歸高，天下稱平”。司馬懿在他倆身邊潛心學習，也練出了一對知人善任的“火眼金睛”。他後來能識鄧艾於寒微、舉王昶於庸常、待州泰以虛席，便是得益於此。

相比之下，蜀相諸葛亮就沒有經過“東曹屬”這一職的曆練，在選才用人上始終不甚高明：一則任馬謖而溺其短，二則用楊儀而敗於躁，三則馭魏延而不得法。他在這一方麵，終究是遠遠不及司馬懿的。

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左右，司馬懿從丞相府東曹屬之職轉任主簿，並隨同曹操西討張魯。主簿相當於丞相府的秘書長，專管文書往來、印鑒出納之事。丞相府本就是全天下機務信息交集之樞紐，而司馬懿在主簿崗位上也得到了內外各類信息之辨識、權衡、歸納、推演等技巧磨煉。他做到了能夠“見常人之所未見、謀常人之所未謀、斷常人之所未斷”。在平定漢中的戰役過程中，他第一次在軍事要務上提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見。

劉備以詐力虜劉璋，蜀人未附而遠爭江陵，此機不可失也。今若曜威漢中，益州震動，進兵臨之，勢必瓦解。因此之勢，易為功力。聖人不能違時，亦不失時矣。

當時，與他持有相同意見的，唯有淮南第一智士劉曄。可惜，曹操未能采納，失去了一次統一天下的大好機會。但司馬懿也憑著這一“非常之計”，深得曹操之青睞與倚重。他覺得司馬懿足智多謀、才堪大用，再一次提拔他為丞相府的軍司馬。

丞相府軍司馬，是丞相曹操在軍務上職級最高的輔弼之官，掌管軍謀、軍紀、軍備等庶務。同時，它也是司馬懿的職業生涯由文入武的關鍵一步。先前的司馬懿隻是一直在文官圈裏兜兜轉轉，較少接觸到戎事軍務。倘若他始終不曾涉足軍界，那麽最多也就和陳群、王朗等人一樣做到“文臣之極、司徒之尊”而已。但正是司馬懿出任軍職，使其“出將入相，允文允武”的政治定位得以有力凸顯。司馬懿超越了賈詡、陳群、荀彧而成為一代人傑的地方，正在於此。

司馬懿在軍司馬崗位上妙招迭出，建樹非凡。同時，他表現得兢兢業業，“勤於吏職，夜以忘寢，至於芻牧之間，悉皆臨履”。但更令曹操對他刮目相看的，是他的“每與大謀，輒有奇策”。

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之冬，關羽北上討曹，圍曹仁於樊城，又水淹七軍、活捉於禁，威震華夏。曹操欲遷都於河北而避其鋒芒。司馬懿進言建議曰：

（於）禁等為水所沒，非戰守之所失，於國家大計未有所損，而便遷都，既示敵以弱，又淮沔之人大不安矣。孫權、劉備，外親內疏，羽之得意，權所不願也。可喻權所，令掎其後，則樊圍自解。

曹操采而納之，依計而行。孫權果然配合曹方以“白衣渡江”之策狙襲公安，並擒殺關羽。司馬懿這一“聯孫製關”之計，終是大獲成功。

至此，司馬懿的“多崗位”鍛煉終於結出累累碩果，一位“全才型”梟雄就此基本成熟。對比之下，三國時期的其他幾位人傑在職業訓練上都不如司馬懿全麵而紮實：諸葛亮早年隻擔任過劉備的“軍師中郎將”和“軍師將軍”兩個職務，陸遜早年也隻擔任過孫權的“討虜將軍府”東西曹令史、海昌縣屯田都尉、孫權“帳下右部督”等三四個職務。很顯然，諸葛亮的崗位鍛煉多集中在軍界，負責軍事參謀和後勤供應，但在用人行政、治國安民方麵有所欠缺。而陸遜的職位基本上是“文武兼備”，既當過討虜將軍府東西曹的官員，在識人選賢的本領上有所磨煉，又當過獨當一麵的軍尉、獨立指揮過小規模的軍事戰爭。所以，他的崗位鍛煉比諸葛亮更為完善，但是比司馬懿還是稍有不及。

最後，我們可以這麽說，司馬懿在易漢入魏之後所擔任的尚書仆射、禦史中丞、驃騎將軍、太尉、太傅等一係列高官要職，並取得了震古爍今的文治武功，其實不過是他早年多個崗位的“升級版”履新罷了。